二 研究现状综述

考察时间观念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关系，需要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的综合视域中展开。近年来，从“时间意识”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成果频繁出现，以下将对其进行分类综述。

首先，从“时间意识”的现代嬗变这一角度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的发生。耿传明的《时间意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一文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的辨析。耿传明从“时间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认为近代中国时间意识的古今之变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文化心理根源”，经过“自然时间的历史化”，现代性历史观中“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在一起的宏大历史意识，成为现代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的来源”[11]。这篇文章侧重于“时间意识”与“现代性”之间深层关联的理论阐发，对时间意识、现代性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基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效的理论洞察。李怡的专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从现代留日知识分子在日本的“时间体验”这一角度展开论述，认为“日本体验”使他们获得了崭新的“时间体验”，在“世界”的空间性敞开中，空间差距转化为时间落差，《少年中国说》体现了“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了传统‘如环无端’、‘五德始终’的循环论的时间观，在指向未来、关注未来的新的时间意识中思考我们的现实和过去”[12]，李怡基于“日本体验”的实证式研究有较强的历史现场感，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真实历史语境进行了澄清。姜涛的专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早期的“新诗集”为入口，从社会学的角度专门谈论新诗的发生问题，他借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视角，认为发生期新诗阅读中的“时间想象”有效地巩固了新诗阅读群，并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新诗的发生[13]。可惜姜涛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附带性的，没有展开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详细论证。

其次，时间意识与中国新诗的总体性观照。具体到新诗研究中，从时间意识、时间主题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研究，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唐晓渡在《时间神话的终结》一文中提出“时间神话”这一概念，指出影响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的“时间神话”：“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这种神话归根结底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如同所有的神话一样，它也有一个发生学的过程。溯其逻辑展开的轨迹可以发现它的胚胎，这就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新诗也一样）运动所体现的新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体现的是一种“前方”维度，作者对其进行了更细微的阐释：“新文化的时间观源于现代西方（即经过科学/理性改造过的基督教时间观）。它标定并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换句话说，它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线性运动。这种时间同时也意味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在现实中是落后的东方古代文明和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14]唐晓渡对这一症候的剖析非常细致、深入。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时间神话”在中国新诗的各个发展阶段和诸多诗人那里，是否具有整一性？在这篇文章“真理在握”的话语姿态背后，是否也因为过于清晰、果断的判断而忽略了中国新诗某些细微的复杂性？对这一问题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对中国新诗历史进程进行重新反思的起点。在《朦胧诗与现代性》一文中，孙基林从“时间意识”与现代性的关系入手，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现代性形态，首先是以未来为标的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线性时间叙事”。[15]在这一理论参照下，他指出朦胧诗“承续或开启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某种经典和范式效应”。[16]从“时间意识”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形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历史意识和睿智的思辨能力，这一结论对于从深层上认识中国新诗特别是“朦胧诗”“第三代诗”在新诗历史中的思想与艺术转型作用，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陈爱中在《现代时间与新诗》一文中对现代时间给中国新诗带来的影响给予了充分体认，他指出，“现代时间观念及其价值观催生了新诗，但同时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困境”。总的来说，他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时间观念主要体现为一种以未来为价值指向的现代价值观念，正是这种逐新的未来指向给新诗的初创者们注入了变革的动力，但同时也为新诗的未来埋下了祸根，“实际上，当人们将行为的最高价值赋予未来，只有在新与旧、过去与未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才能找到意义所在的时候，线性时间观下的进步观念也就成为了人们做出判断的最佳视点，凡是新的、未来的就是有意义的”。[17]文章的前半部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但文章后半部分的结论又有失偏颇，不免简单化。中国新诗总体上是在线性时间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这其中还有繁杂的各种时间观念在指引新诗的发展，在新诗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可能并存着多种时间价值观念，这显然需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辨析、取证。陈爱中是在对当下新诗的忧虑中回溯至中国新诗的发生与现代时间的关系探寻的，他的文章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基于此，他这篇文章的结论，恰恰构成本书反思的起点。

再次，从“时间意识”的视角对中国新诗历史中某一阶段、某一特定群体的考察。吴晓东指出“现代派”诗歌中存在“两种时间”，即“现代时间”和“乡土时间”，通过对卞之琳、徐迟等诗歌中的“夜明表”“海关钟”等时间意象的辨析，指出“现代派”诗人笔下的时间主题是“透视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和乡土之间彼此参照和互相依存关系的最具有典型性的主题形式”[18]。孙基林通过对“朦胧诗”文本的解读，认为“朦胧诗”“体现了现代性线性发展的未来意识”。而“第三代诗”彰显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由现在时间的绵延而形成的过程意识，是第三代诗学所表现的一种新的思想要素，它把某一生命状态、行动或事物在此时此刻的存在均看做变化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并注重当下每一时刻的感觉、体验和行为踪迹”[19]。这一深刻判断标示了“第三代诗”在中国新诗“时间意识”流变中的转折意义，从“时间意识”的角度阐发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的思想转向。两位学者对“现代派”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的时间意识与时间主题所做的精彩阐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对个别诗人诗歌中时间抒写、时间意识的描述与阐发，主要涉及对林徽因、废名、昌耀、韩东、海子等诗歌中时间意识与时间主题的阐发。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李蓉《林徽因诗歌哲学意蕴解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程波《试论昌耀诗歌中的“时间意识”：从昌耀散文诗〈时间客店〉谈起》（《诗探索》2000年第3—4辑）、赵彬《易逝性·无常性·无情性：论废名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华夏文化论坛·第六辑》2011年第1期）、西渡《灵魂的构造——骆一禾、海子诗歌时间主题与死亡主题比较研究》（《江汉学术》2013年第5期）。这些论文大部分属于个案研究，针对诗人诗作中的时间主题、时间意识进行研究。凸显的问题是，在从“时间”视角对特定诗人、诗作进行阐发的时候，没能充分认识“语境”与“文本”的深层纠葛，缺乏“历史”的眼光与“综合”的视野。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时间意识”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关联已经展开了多个层面的探寻，相关的某些问题得到了较为清楚的论述。但既有研究也存在普遍的缺陷：第一，研究的局部性。不管是对新诗发生的阐述，还是就“第三代诗”的时间过程意义的阐明，抑或对特定诗歌群体、诗人的时间抒写的论述，都是从某一个局部对新诗与时间意识之关系的研究，或者是零星的论述，或者是带有偏见的批判，而鲜有对之系统的、客观的研究，缺乏整体的观照意识。第二，某些整体性的论述往往过于简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评价过于偏激，缺乏更加深入细微的研究。第三，尽管既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讨论，但他们并没有对“时间”、“时间观念”以及古今时间观念转变做“考古”式的探求与梳理，相应的，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缺乏“自明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鲜有学者从“历史转型”的视野对从古典诗歌到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进行细微阐发，鲜有对诗歌中“时间意象”的继承与转化做历史性梳理，鲜有从时间抒写的角度对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以及整体的美学变迁进行系统考察。对这些问题的体认，构成了本书进行反思的有效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