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诠释学概念原初设定的三种观点

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和学科观点为基础，针对诠释学的原初设定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提供了三种不同维度的方案：（1）基于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神形象的原初设定；（2）诠释学概念提出之文献溯源；（3）对于诠释（原初）概念的语义场分析。

一 诠释学与赫耳墨斯的神话设定

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当属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些现代诠释学家，他们从词类派生和词形相似度的角度出发，认为诠释学的英文hermeneutics与希腊文动词hermeneuein[1]和名词 hermeneia 之间存在着内涵的同指关系，而这些词汇的共同词源应该追溯到hermeios，即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神[2]，这种追溯方式使神话形象的身份特征与诠释学的内涵和任务融合在一起，在诠释所包含的自明性概念（理解与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传递的指向性和文本的中介内涵等维度，为诠释问题探讨的多元化维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与空间，同时也为诠释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演进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原初动力和理论活力。作为神的信使，赫耳墨斯的任务就是把神的旨意用人们能够了解的语言传递到人间。“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传达神告诉他的消息。”[3]所以赫耳墨斯的神话角色使其担任了一个诠释者的角色，而作为诠释者的赫耳墨斯在诠释任务的完成中实现一种双重的功能，即理解神意和翻译神意（成为人的语言）。在这种双重功能的实现中，赫耳墨斯把人类无法直接理解的神意翻译成人的语言，并将神意传播到人间。在这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诠释活动在理解原意（神意）与有效表达（人言）的实践中，使诠释与理解的超越性成为可能，在诠释者的参与下，人对于超验神意的理解成为可能。而诠释者凭借其自身的角色设定，具有了如同先知般对于神意的理解能力和通过诠释实现的教化功能——这一点从古希腊哲学家们将诠释、传令官的知识以及占卜的艺术相提并论的观点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4]这种神话角色赋予诠释者超越性功能的同时，呼唤着一种对于诠释尺度的进一步规范的可能，从而为诠释发生的有效性和真理性提供进一步的支撑，也为诠释学理论发展脉络中历史与逻辑的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空间。

二 诠释学概念的文献溯源与普遍性诉求

有些学者对于这种以派生关系为基础的词源学考证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因为与诠释学名称由来相关的诸词（hermeneuein，hermeneia， hermeios）之间派生关系的起点难于确认，进而也就无法确切证明它们之间的派生关系。卡尔·卡伦伊（Karl Kerenyi）在为《希腊基本概念》撰写的诠释学词条中曾明确表达过诠释学的概念词与赫耳墨斯之间并不存在语言学或者语义学的关系。[5]耶格（Hasso Jaeger）也认为这种把诠释学概念溯源与赫耳墨斯联系起来的观点，缺乏理论依据。[6]所以并不赞同这种带有“事后重建”式的词源认定，从而在17世纪诠释学方法论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寻找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诠释学理论铸型的起点，并将诠释学名称的起点聚焦到德国路德派神学家丹豪尔1654年的著作《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Hermeneutica sacra，sive methodus exponendarum sacrarum litterarum）[7]，这部作品也被许多学者视为诠释学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学术著作中。这种考证方式一方面关注现代诠释学概念与神学《圣经》诠释的诞生关系；另一方面展现了现代诠释学概念在自身普遍性的诉求中如何冲破神学束缚，成为一门具有普遍学科适用性的独立学科。诠释学从古典宗教来源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内涵，“理解和诠释那种对于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8]。同时，诠释学也在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的观照下，在自身普遍性的诉求中获得了一种方法论意识，这种方法论意识使诠释学不再是一门诠释的技艺学，而成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人们在对于作者心灵中产生的创作意义的追溯中，探索着语言系统的共性规则。在言语“心理意义”的形而上追溯与“语法意义”形而下的观照中，为“普遍性诠释学”的实现做好了理论准备，诠释学在两种意义的追溯中努力实现着自身方法论建构的可能性。这种溯源方式在不否定诠释学理论内涵逻辑演进的历史进路的前提下，聚焦于16—17 世纪诠释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关注在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之思的观照下，诠释学如何在神学领域的框架内逐渐获得了方法论内涵，并努力冲破神学限制成为普遍学科适用性的科学方法论，从而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性诠释学”的合理性和逻辑进路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证。

三 诠释学原初概念的语义场分析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种方法之外，诠释学所包含的内涵概念（理解与解释）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概念溯源的方式得到确认，即对于诠释（原初）概念的语义场分析。德国宗教理论家艾伯林（Gerhard Ebeling）对诠释学的古希腊词根hermeneuein进行了词义考证，并指出了其古希腊语对应的三种意义内涵[9]：（1）表达（aussagen，ausdruecken）；（2）解释（auslegen，erklaeren）；（3）翻译（uebersetzen，dolmetschen）。借助现代语言学语义场理论对词源学进行考证，可以回到诠释学的原初意义，同时借助义素分析理论，最大限度地挖掘诠释学语义内涵中所具有的意义的多样性和应用指向性，在利用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诠释学原初内涵的考证与建构，与近代诠释学方法论意识觉醒之后所借鉴的科学方法有着强烈的观照与呼应。这种基于语义学的诠释学的词源学考证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的诸学科之间基于理解问题之思考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文科学研究的关键词是 ‘理解’”[10]，诠释学作为理解与诠释相关的学问，必然与人文学科的诸学科理解问题的展开与思考发生关联；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科学的诸学科发展，其通过理解的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可以返回到有关“理解”问题的反思之中，成为诠释学构建自身理论样态的促进要素。通过“诠释学”一词的古希腊语溯源词汇的语义分析，使诠释学原初意义中所包含的诸要素的内涵向度得到揭示。首先，“表达的诠释”彰显的是通过思想的主观表达所实现的诠释，代表着一种自内而外的向度；“解释的诠释”代表的是一种基于理解为前提而实现的诠释，代表着思想对于外在的把握，展现了一种自外而内的向度；“翻译的诠释”彰显了一种打破语言对于理解阻碍而实现的诠释，这种诠释由于超越了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而将诠释的超越性展现出来，从而使外在的未知性具有了被内在思想把握和诠释的可能性，从而将诠释基于超越性实现的连接内在思想与外在存在的可能性彰显出来。这三种义素代表的诠释归根结底都是人的诠释，从而在揭示诠释内涵意义要素的同时，将诠释学对于人的观照进一步彰显出来，人基于“理解、表达以及翻译”实现的诠释都是人的理解实现的不同彰显，体现的是人基于自身不同限度在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内涵，从而使诠释学的理论构建与人的整体性展现的连接有了可能性。狄尔泰将读者对于作者“精神客观化物”的理解视为“人的自我理解”之诠释学方法论思考。海德格尔基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揭示了“人的有限性”与“理解无限可能性”之内在关联。这些不同样态的诠释学理论在这种诠释学内涵性向度的揭示中找到了理论发展的逻辑关联，在这种关联的彰显与理论发展的分析中，诠释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可以得到进一步展现。

诠释学概念溯源的三种进路从不同视角关注现代诠释学理论诞生的原初样态，并在诠释学概念内涵的彰显过程中体现出极大的内在关联性。赫耳墨斯作为神的信使，其任务就是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这种任务所体现的正是“诠释”古希腊词根中的“解释”与“翻译”的内涵。赫耳墨斯的工作就是将神的旨意通过解释传递给人类，而在这种传递首先需要将神的语言翻译成人的语言。同时，这种解释与转换都是以语言为中介实现的，因为解释与翻译都需要语言作为中介进行“表达”，从而使解释、翻译与表达在诠释学的视域内具有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此外，人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其中蕴含着一种创造性的可能，这就为诠释主体通过表达实现理解的创造性提供了概念原初设定的依据。也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本身所蕴含的超越性，诠释学的普遍性诉求才具有合法性，诠释学之学科构建才成为可能。而在这种内涵要素关系的彰显与人的观照中，诠释学发展逻辑的基本脉络得到了原初样态的展现。古希腊人在古典神话精神意义形而上的追溯与传承中，完成了诠释方法的原初构建；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激发了诠释方法所包含的主体性与方法论内涵，从而开启了诠释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之路，也为诠释学打下了近代知识论形而上学的烙印。由海德格尔发起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在弥合近代知识论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同时，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理解无限可能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开启了当代诠释学的形而上学奠基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