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良知”本体的公共性

在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研究之中，关于“良知”在一切个体那里存在的绝对性与普遍性，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有疑问，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但关于“良知”是否具有公共性，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我的良知”与天下人人的“良知”是否同一，则或许仍然存在着重大误解。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学说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开始普遍流行，直到晚明时代，尤其在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一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一路，都曾出现了所谓玄虚蹈空、束书不观而事无根之游谈的弊病，其情况正如刘宗周当年曾指出的那样：“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所谓“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即是把掺杂了“情识”的私意私见混同于“良知”。“情识”虽也人人皆有，却是人人不同；把“情识”混同于“良知”，就自然会得出“良知”人人不同的结论。这一观点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它几乎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借着“致良知”的名义，却行“致私意”之实，从而任情适意，佚荡礼法，狂放不羁，落入所谓“狂禅”一路，反而成为公共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若以此来倡导“致良知”，则显然在实践上就走向了“致良知”的反面。就历史经验来说，晚明时期学术界所掀起的批判王学思潮，其主要目的即在试图纠正部分王门后学在实践上的此种弊端，就理论之严密及影响之卓著而言，刘宗周所提出的以“意根”为“独体”而倡导的“慎独”之说，最为富有理论创新与思想洞见。

这一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良知”本体的公共性。仅就阳明学说本身而言，所谓“良知”，原本就是天道在人的内在，故“良知即是道”（《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二》）。“良知”之所以可能是人的本原性实在，正在于“良知”自身的存在是根源于天道的，是人对于作为宇宙本原之唯一大道的直下承继。正因此故，人的存在性才与天下一切万物取得本原上的终极同一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才是真正可能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的公共性正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理论上的本原性根据，坚持“良知”的公共性，“致良知”才不会流于私心私意之任情适意的放荡，才可能实实在在地成为天下之公道公理的实践途径。我们今天谈论阳明心学的实践意义，尤其需要彰显“良知”本体的公共性内涵，把“致良知”的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