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礼的缘起

好，上课！（全体学生起立，师生互相鞠躬行礼。）请坐！今天大家都向老师行礼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得文雅了？（学生笑）

今天我们讲礼的缘起，礼是怎么来的。礼有很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礼法和礼义。礼法是礼的表现形式，是外在的；礼义是礼的灵魂，是内在的。那么，形形色色的礼法及其深刻的内涵又是怎么来的？这些涉及礼学史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堂课要来回答的。在进入主题之前，为了帮助大家对中华礼仪的特质有所了解，我先引用两句古语略加解释，以便提纲挈领。第一句话是“圣人因俗以制礼”，主要回答“礼”的形式及其来源问题；第二句话是“礼循理而作”，主要是讲制订“礼”的依据问题。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

一、礼与俗

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如果不去深思，也就过去了，不会想到里面可能会蕴涵着什么深义。有时稍一思索，就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问题就出现了。这就叫“留心处处皆学问”。比如，常常有人将端午、清明这些民间节日以及傩戏一类的民间活动称为“礼俗”，认为是礼仪性质的民俗。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在中国古代，“礼”就是“礼”，“俗”就是“俗”，两者不相杂越，所以才会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话。一般而言，礼是在知识阶层以及上层社会流行的，对人有很强的约束性，如果违背便会受到谴责，甚至会诉诸法律，遭到惩罚。而俗则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在民间广泛存在着，但没有强制性，你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比如端午节吃粽子，就是一种风俗，而不是规定，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春节放鞭炮也是一样，放与不放，两可。可见，礼和俗是有区别的。

在新石器时代，只有风俗，礼还没有出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俗，习也。”有积习、习惯的意思。古代“习”字写作“習”，是上面一个“羽”字，下面一个“白”字。那么，“習”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说：“習，鸟数飞也。”一只小鸟学飞翔，是不停地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这叫“数飞”。这是“習”的本义，也是它从“羽”字得义的原因。可见，学习的本义就是指反复练习。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解释，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解《周礼·地官·大司徒》时说：“俗，谓土地所生习也。”风俗与你所处的土地有关。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生存环境，不仅意味着气候、地理、物产、交通条件的不同，也意味着风俗习惯的不同。爱斯基摩人与非洲人的生活习惯一定不同。考古资料显示，山东和西北发掘出来的墓葬的形式差别也非常大。太平洋小岛上的某些民族的女人以脖子长为美，所以在发育阶段就用圈子撑在下巴与双肩之间，以后逐年加入新的圈子，希望以此来拉长脖子。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在考古学上很有名，那里的墓葬中挖掘出来的古尸，无一例外，侧门齿都被人工拔除，枕骨都经过人工变形，这表明当时这一地区有“拔牙”、“修枕骨”的风俗。此外，大汶口墓葬中的女性尸体，口中都含有两个石球或陶球，死者两侧的臼齿严重磨损，腐蚀到齿冠、齿根，甚至使齿槽骨萎缩，这表明当地女性有终生口含石球的风俗。在周口店北京人的遗址中，有些人的个体只有头颅，而且头骨都被钝器砸过，人类学家认为，当时盛行“敲骨吸髓”的风俗。上述种种风俗，为什么会流行一时，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理解。

关于上古时代的风俗，《礼记》里有不少记载，大屏幕上是最有名的一段：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这段话我们略作解释。“中国”指中原。“戎、夷”泛指中原四周的民族，《史记》有“四夷志”，专门介绍中原四周的民族。中原加上四夷，就是“五方”。五方之民，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东夷披头散发，由于多湖海，常入水捕鱼，为了避免水中的蛟龙伤人，他们多喜欢纹身假扮鱼类。他们“不火食”，就是不吃熟食，直到今天这种遗风犹在，有一年上海人吃毛蚶，弄得甲肝流行，许多去上海出差的人都被隔离。（笑声）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题”就是额头，“雕题”就是在额头上刺青。“交趾”是什么意思呢？“趾”，本义是指脚趾头，据说直到汉代，南方之蛮睡眠时仍然习惯躬身，以至头能够和脚趾头相交。这个民族在哪里，如今已经没法查证，我们只能沿用传统的说法。此外，南方人也“不火食”。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披头散发，似乎是四夷的共同嗜好，古代日尔曼人、盎格鲁人莫不如此，至少我们在好莱坞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如此。而一旦进入文明社会，对头发的梳理又最是精心。路易十四时代，宫廷侍从的发型千变万化，堪与唐代贵妇比美，由此可以看出头发在区别文明与野蛮时的重要作用。什么是“不粒食”呢？“粒”是指大米、小米等谷类作物，但是因为西方气候过于寒冷，不产五谷，故以肉类为主食。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西北是苦寒之地，生活习性大多相似，肉食为主，以鸟兽之皮为衣。北方气温更低，所以穴居以避风寒。

五方之民，各安其居，口味、服饰、器具、器材等，各不相同；语言和嗜好也有很大分歧，要了解彼此的思想和愿望，必须通过翻译。翻译这个词，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周秦之际各地的风俗习惯。毋庸讳言，周边民族中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习俗。但是，风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彼此交往的深入，一些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蛮风野俗被逐渐淘汰。比如说，大汶口文化的女性在嘴里含石球有什么意义？不仅不方便，而且把牙齿都搞坏了。你看中原地方的女孩子，“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牙齿像葫芦的籽那样洁白而整齐，额头广而方正，眉毛细而弯长，笑起来更是动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多令人羡慕！大汶口的居民后来抛弃了口含石球的传统。再比如吃人和敲骨吸髓，也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习俗。商代盛行“人祭”和“人殉”，就是这种习俗的流亚。“人祭”就是用活人祭祀，“人殉”就是用活人殉葬。我们在《左传》上可以看到，直到春秋时期还有杀人祭祀的记载，但总体上这种习俗是慢慢地被人类抛弃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习俗都是如此，有一些风俗虽然不断遭到怀疑和批判，却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始终没有消亡。比如占卜算卦，至迟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存在，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命运无常的担忧，希望能够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祸福凶吉，这当然是很正常的现象。为此，他们用烧红的树枝去灼一块猪或者羊的骨头，根据骨头受热后裂开的纹理来作判断。到了商代这种习俗更是盛行，大家知道，殷墟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的记录。汉代以后，占卜的形式更为多样，内容也更为细致丰富。这种习俗至今绵延不绝，不要说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乐此不疲。你们信不信这些东西？（笑声）看来与这种习俗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各位同学，你们要有理性，要有文化自觉。

古代中国的风俗开始产生重大变化，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发生的殷周革命。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王朝。不久武王去世，即位的成王年幼，不能亲政，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是一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杰出政治家。说实在的，商周国力悬殊，所以在《尚书》里面，周人自称是“小邦周”，而称殷商为“大邦殷”。但是，大邦殷在小邦周发起的进攻面前居然一朝覆亡！强弱转换如此迅速，兴衰盛亡的奥妙究竟何在？周公分析了历代商王在位时的表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商朝是“亡于失德”，丧失了民心支持，亡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牧野之战中，周公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所以他提出，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德政”，要相信道德的力量，用道德来执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主张。那么怎样推行德政呢？首先，要有一套好的制度，它必须要人性化，能够保护贫苦小民；其次，还要有一套良好的行为规范，体现人性的善良与文雅。为此，周公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也就是被孔子赞颂不已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殷人迷信鬼神，事事占卜。而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周公去世之后大约五百年，另一位同样伟大的圣人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乐思想。孔子不满意当时礼崩乐坏、昏君当道的混乱局面，但他明知不可而为之，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希望有所作为，恢复人心与社会的和谐秩序。孔子对周公最钦佩，以至他会因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怀疑自己的生命即将衰微。他比较了三代制度的优劣之后，由衷地赞叹周代文物制度的丰赡精密，作出了“吾从周”的选择。

在孔子之后，经过子思、荀子等学者的努力，礼学形成了一个博大的体系。礼不仅仅指国家典制，还包括个人的身心修为；礼不仅仅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君子的要求，是全社会成员取齐的标准。人的秉性、天资各异，但借助礼的修行，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在座的清华同学，不管专业如何，如果毕业时的精神风貌与进校时并无不同，那就是大学教育的失败。所谓精神风貌，用传统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君子风范”。1914年，梁任公（启超）先生应清华学生会之邀作演讲，题目就是《君子》。梁先生说，清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将来能出膺大任的“君子”。那么，怎样才是君子呢？梁先生用《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来概括。这八个字后来成了清华的校训，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清华人成长，希望大家牢记在心。

无论周公的制礼作乐，还是孔子的遵循周道，都需要处理旧俗与新制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不乏大破大立的事例，以为一张白纸真能画出最美的图画。我们回顾一下北京的旧城改造就会发现，我们拆了旧城建新城的做法有多愚蠢。等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真文物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只好再建假古董。我们的古人似乎要聪明得多，周公用的办法是“因俗制礼”，不一刀割弃既有的风俗，尊重人们多年形成的习惯。这样做，社会不会发生激烈动荡，易于平稳过渡，但又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着力于内涵的革新。在保留传统习俗外在形式的同时，注入全新的灵魂，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悄然之中实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以后的课上，我会详细地介绍这方面的例证，例如冠礼、婚礼，等等，都是“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范例，这正是古人的高明之处。儒家的某些理念在今天仍能为国人认可，而且即便被人为中断数十年之久也能恢复，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二、性与情

大凡一位政治家，在提出某个理念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心理认同程度。他的理念越是合理，与大众自身的情况结合得越是紧密，就越能被大众接受，并且可以收到最大的成效。

礼的制定，是紧紧围绕一个合理的内核——德——进行的。所谓德，就是符合万物之理的理念和准则，所以理是礼的基础。《礼记》说的“礼也者，理也”，正是循此而发。那么，对于人而言，什么是最大的“理”呢？儒家认为是“性”与“情”，即人性与人情。前几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一座楚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多为亡佚已久的儒家文献，作者大多属于孔门的子思学派，其中关于人的性情的论述尤其精彩，对于我们理解儒家礼学思想大有裨益。我们先来简要地介绍一番。

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尊德义》，主旨是讨论治国之道。作者说，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掌握了“水之道”；周人的祖先后稷地种得很好，是因为他懂得“地之道”；秦人的先祖造父善于驾马，是因为他深通“马之道”。作者所说的“道”，相当于今人所说的“客观规律”，具有普世性。可见，一物有一物之道，要治理好人民，就必须顺从“人之道”。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呢？是尽人皆有的“性”。这个“性”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的天性，而不是指当今社会上泛滥的那个“性”，请大家不要“谈性色变”。（笑声）

郭店楚简《尊德义》提出了“凡人皆有性”的命题。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性”，所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教而有、不学而能，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能，好比一口铸造成的钟，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能发出声音的能力。

作者还进而指出了一个现象，就是人性与外界事物的关系问题，认为人性潜藏于人的体内，只有在外物的刺激之下，才会表现出来。这好比钟，如果不敲击它的话，声音就不会出来。为了区别，作者把潜藏于人体之内的喜怒哀乐称为“性”，而把在外物刺激下显露出来的喜怒哀乐称为“情”。性与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治理国家要顺从“人之道”，就是要尊重人的喜怒哀乐之性。《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饥饿、战争之类，你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因为人性是相通的。同样，你喜欢的东西，就不要自己一人独占，要想着与大家分享，《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是这个道理。商纣王就不是这样，宝玉要归自己，穷困却要推给民众；自己总想要长生，却要让无辜的民众去为他殉葬。这就悖逆了天道和人性，所以商会灭亡。基于这种认识，政府的政策要人性化，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感受，所以《尊德义》说“道始于情”。两千多年前的儒家，能提出这么进步的理念，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提出这种理念的学派，它会是专门想“吃人”的反动学派吗？（笑声）

儒家关于人性的论述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人性的问题要远远比上面所说的复杂得多。人性固然尽人皆有，但各人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人生性暴躁，有的人天生胆儿小；有的人多愁善感，有的人冷漠无情；等等。如果按照道德的要求对人的性情定一个标准，那么，人们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人性尽管有合理的一面，但具体到每个人，问题却很多。道家主张放任人性，不加任何约束。对此，儒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要知道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性中有许多动物性的东西，对人性不加合理约束，看起来是尊重人性，实际上是把人性降低到动物性的水平。这样，人性和兽性还有多少区别？儒家和道家的本质区别之一，是对人性要不要约束。儒家主张把带有动物性的人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引发社会问题。我认为儒家的立场是正确的，最好的例证就是马家爵事件。大家知道，马家爵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因为与同学发生矛盾，用榔头砸死了好几个同学。这件事震惊了全国，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原因何在？责任由谁来负？有的责怪学校，有的责怪辅导员，有的责怪那些平时鄙视马家爵的同学，尽管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就事论事，没有说到根本上。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出在教育上。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缺乏这样一种教育：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感，如何远离动物性，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这是学生人格教育的基本内容，人性只有得到理性的引导才是健康的。我看到媒体上一则报道，说恶性案件中有2/3属于“激情犯罪”，往往为了一件小事、一句刺激性的话，就上手、动刀子了。马家爵事件处理了几个人，现在已经烟消云散，没有人再提起了，其中的教训并没有被有效吸取，令人忧虑。

古代儒家关于客观世界与人性关系的认识，道理看上去很简单、朴素，但如果反复琢磨，就会发现它并不简单。实际上，中国人的思想大抵都是如此，重在实践，简单明了。

如何认识和把握人性，《中庸》的论述最为深刻，《中庸》开篇就有一段最为经典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天命之谓性”，这句话与郭店竹简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在说人性的本源，认为人性天赋。人性中一切符合真、善、美要求的品行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须怀疑。相反，戕害人性就是逆天行事，要受到谴责。“率性之谓道”，这里的“率”与《诗经》“率由旧章”中的“率”含义相同，都是遵循、沿着的意思。“率性之谓道”，是说沿着人性去治理人民，尊重人性，就是治民之道。但是，遵循人性并不是要放纵不管，任其自然，而是要引导民众有所修为，管理好自己的性情，所以《中庸》的第三句话就是：“修道之谓教。”这句话很关键，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之所在。人非圣贤，自己的性情不能自发地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境界，因此，需要修正、调适自己的性情，这就需要教育，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思想内涵。儒家最重视教育，历代大儒几乎都是教育家，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应该把人性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呢？《中庸》用非常简洁、精到的语言作了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提出了“中”与“和”的概念。“中”，是中正不偏，是上天把喜怒哀乐之性赋予人类时的样态。小孩初生、性情未开的时候，或者大人入睡之时，人的喜怒哀乐之性就是处于“中”的状态，所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人性之所以合理，之所以值得尊重，就是因为它具有“中”的本质。人性之所以可以引导，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但是，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在各种刺激作用于你的感官之后，你开始调动潜藏于体内的“性”，让它外发，以此来表达你的情感。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你的情感往往有偏差，或过之，或不及，都不理想。那么，什么是理想的状态呢？儒家认为是“和”，“和”就是无过、无不及。为什么一定要走向“和”的状态呢？因为“和”与“中”是一致的，回归“和”，就是回归天性的原貌。所以《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让人性走向“和”，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

那么，怎样引导人性走向和呢？这就需要通过接受教育，自觉地修身养性。“修道之谓教”的“修”，就是合于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礼。天天习礼，按照礼的规范去做，真积力久，潜移默化，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性就能“发而皆中节”，事事能够恰到好处，那么，这人性就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庸》的地位很高。朱熹说，尧、舜、禹以天下相传之时，叮咛告诫的“至理”，就是“中道”，它也是孔门传授的心法，子思担心它失传，所以把它写了下来。《中庸》的核心，就是告诉人们怎样成为理性的人，这一思想经过宋明理学家的阐发，对中国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修身养性成为人们的日常功课。最近，我收到一位美籍华人的来信，他告诉我，他的祖父是读书人，生前曾经做过一副对联，希望我用毛笔写出来，他要挂在中堂上。这副对联是：“处世但修心地，读书须达性天。”上下联里嵌了心性、天地四个字，表达了修心性以达于天地之道的愿望，意思很好。对联的作者并不是鸿儒耆宿，却深得儒学之要旨，说明儒学对于知识界的浸润是何等深沉。

“文革”期间，儒学受到了粗暴的践踏，“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蓄意曲解儒家的理念。他们为了提倡所谓的“斗争哲学”，大肆批判中庸之道，说中庸之道就是做“老好人”、“骑墙派”。当时，全国人民跟着批，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是好好念过《中庸》的，谁都不知道《中庸》的真谛。“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人们的无知而向儒家头上泼脏水。“文革”过去快40年了，可是，当年的脏水并没有被洗刷干净。我曾经多次听到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不思进取，就是受了“中庸之道”的影响！这是歪批《中庸》，是不学之过。希望诸位以后不要跟着起哄。

除了性、情之外，儒家人性论还有一对重要的概念：心、志。古人所说的“心”，并不是西医解剖学所说的“心”，而是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的“心”，是用于思考和判断的器官。儒家之所以要在性、情之外再提出心、志的概念，是为了回答主观与客观关系中的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

人性在外物的刺激之下，会转化为情。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很复杂。比如两个人同时见到一包毒品，其中一人果断拒绝，而另一人却急于尝一尝。为什么在受到同一个外物的作用时，两人的反应会不同呢？儒家认为，这中间还有一个中枢机构——心——在起作用。心负责接收眼、耳、鼻、舌、身等感官传来的信息，作出解读和判断，并迅速作出反应：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做出高兴还是愤怒的表情？儒家把人的这种机能称为“心”，而把经过心的判断后作出的决断称为“志”，“志”就是“心之所之”，就是心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今天常讲的“志向”，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有些人，心的判断比较稳定和正确；有些人则相反。这既与人的天性有关，更与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有关。教育者的真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无数的经验，或者是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历来重视青少年教育，是非常正确的。鲁迅说过：不能把毒药和糖果同时放在孩子的面前。因为孩子年幼无知，分不清好坏。因此，把正确的知识及早传授给孩子，可以帮助他树立是非标准，在外物的引诱面前，志虑坚定，少走弯路。

为了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除了要接受教育之外，还要慎重地选择生活环境，尽可能接受好的影响，减少不良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儒家很早就提了出来，并且有不少的措施。比如说胎教理论，《大戴礼记》专门论述了对太子的胎教。太子是未来的君王，他的心性是否健康，影响到天下百姓的安危幸福，关系重大。所以，当太子在母腹之时，其母要做到眼不看丑陋之物，耳不闻丑恶之声，心不起邪恶之念，以保证他在纯正的母体中孕育。太子出生之后，要安排人品端正、学识渊博的大臣担任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让他受到尽可能好的影响，奠定他良好品行的基础。帝王如此，百姓亦然。这种注重环境影响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对于缺乏判断是非能力的儿童尤其重要。大家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人性的不可忽视，但又反对率性放纵，提出用礼来引导性、情、心、志的理念。礼本于情，是为了更健康地表达人性，所以《礼记》说“礼缘人情而作”。下面我来说一个《礼记》里的故事，或许大家就可以明白礼与人情的关系了。子游和有子都是孔门著名的弟子，有一天他俩在街上闲站，看到一个与父母走散了的孩子，跺着脚哭，非常伤心。有子说，孩子一时失去了父母，就这么痛哭；如果父母去世了，那内心的悲伤要比这厉害得多。可是儒家丧礼中却有“辟踊”的规定。“辟踊”是什么？就是捶胸顿足，子女失去父母，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捶胸顿足地痛哭。孝子只有在小殓、大殓以及入棺等重要仪节才可以“辟踊”，而且次数也有规定，至多“三踊”。有子说，人的真情应该尽情宣泄，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他早就想把丧礼的这条规定取消了。子游听了有子的话，不以为然地说：“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不然”。尽情宣泄情感而不懂得约束，是戎狄的做法；懂得礼义的中原民族不是这样的。父母逝世，固然是悲痛万分的事，但人死不能复生，应该面对现实，节哀顺变才是，千万不能哀毁无容，甚至出现“以死伤生”的局面，那边刚死一个，这边因为悲伤过度，又死一个。死者已矣，生者为大，文明民族懂得用理性控制悲痛。

儒家提倡“丧之中庸”，一方面要表达哀恸之情，父母初死的三天之内不吃不喝，晚上睡在挨着墙临时搭建的丧庐里，“寝苫枕块”——地上铺着苫草，用土块做枕头。但是，长期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所以第三天也必须进食，辟踊满了三次，旁边的人就会提醒他节哀，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人性而作出的规定，是非常人性化的。这里要说到丧服。大家知道，古代的丧家是要披麻戴孝的。家里出了丧事，哪有心思穿好衣服，所以就用粗麻布做衣服。衣服的边只是用刀斩断，不再缝边，这是为了表达孝子心如刀割的心情。同时，穿这身衣服也是提醒孝子：自己正在热孝之中！某些对父母感情不深、即使丧亲内心也不悲痛的人，每天面对这身丧服，也会回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从而提升他们的哀情。所以，对悲伤过度的人要加以限制，对无所谓的人则要提升他的悲情，使两者的情感都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境地，这就是“丧之中庸”。

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礼的形式，是从古代的某些风俗演变而来的；而礼的内涵，则是人文时代的产物，是为了理性地引导人的情感，使之走向“和”的境界。

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

三、答疑

学生：彭老师您好！请问您刚才讲到的师、傅、保，各是辅佐君主的什么呢？

“师”和“傅”，都是太子的老师，其职责侧重在知识、学业方面的教育。“保”的本义是“抱”，有保护之意，侧重生活方面照顾太子。三者的责任是一致的。《大戴礼记》中有一篇文章叫《保傅》，对他们的职责有专门的讲述。你如果有兴趣，就到图书馆找出来看看，下堂课把你查到的结果告诉我，好吗？

学生：彭老师您好！刚才说到“天命之谓性”，这个“天”是指什么？它是不是儒家最根本的一个概念？

中国古人讲的“天”很难翻译，要看语境而定。天，有时候是宇宙的本源，化生万物，是自然的天；有时候又是“道”的源头；还有的时候，它是真理、正义的化身，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有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之说。这方面，当代学者有很深入的探讨，你可以参考一下既有的研究成果。

学生：老师您好！您讲到，道家更偏重个人的发展、自然的状态，可是缺乏社会责任感。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道家的思想在古代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而且地位也是相当高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体系，每一句话都很值得玩味，尤其是在宇宙论、本体论方面，可以说最有建树，对人的内心的挖掘也非常深入。古代的读书人，大多有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但是社会很复杂，君子、小人都有，这就注定了人生和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这样就出现了“达”和“穷”两种境遇。用《岳阳楼记》里的话来说，达，就是“居庙堂之高”，在朝廷工作；穷，就是“处江湖之远”，沦为在野之人。君子在两种境遇之下都有良好的心态，能够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的时候，心境比较好，只要注意低调谨慎就可以了；可是一旦受到奸臣小人打击，理想受挫，事业无望，甚至被发配到海岛荒野，心境就不太好调适了，弄不好就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这时候，道家学说就有用了，只要读一读《逍遥游》、《齐物论》、《道德经》，心胸便开阔了，一些事情也就想开了，从而静心读书，充实自己，等待机会。所以，古代中国的学者大都是儒道互补：朝廷用我，我属于儒，用入世的态度改造社会；一旦被贬斥，我就偏爱道，用出世的心态生活；一旦有机会，我还是进取的儒者。儒家和道家可以给我们不同的营养，这些营养都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当然，《老子》和《庄子》都是超群绝伦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给我们无穷的享受，千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可以与它们比肩的作品。这些，都是它们受人喜爱的原因。

好，已经到下课的时间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课后再作进一步交流。下课！（老师鞠躬。学生起立，鞠躬还礼，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