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西交通海路超越陆路问题新议

在沟通中西的多条丝绸之路中，海路的作用和地位超越陆路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发生，学者们多认为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1] 或认为是在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2] 其实，早在唐代初期就有了这一动向，到武则天统治时期海路则明显超越了陆路。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 海路交通不断发展

唐代记述中西海路交通的史料相当丰富，其中对武则天时期记载最详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者义净自咸亨二年（671）到证圣元年（695）游历海外，不但到过南洋许多地方，而且长期寓居室利佛逝（主要位于苏门答腊岛，义净西游后期势力达到爪哇岛、马来半岛及加里曼丹岛西部，为南洋大国），结识了许多往来僧、商。因此，他对武则天时期中、印之间的海上交通了解得非常翔实，反映应较准确。从该书中可见当时中印航海路线已有多条，较重要者有：

（一）义净入天竺道

从广州登船，过南中国海，行近20日到室利佛逝；转经位于马六甲峡口的末罗瑜，入印度洋，至马来半岛西海岸的羯荼国；然后“从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印度洋岛国，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度半岛之间）”,“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孟加拉湾港口，位于恒河河口西岸），即东印度之南界也”[3]。这条海路是西行僧、商惯走路线，并为义净所亲身经历，地点、方向及日程都倍加详细。

（二）明远入天竺道

从交趾（汉朝郡名，唐属交州，在今越南河内一带）下海，“到诃陵国（又称社婆或阇婆，在加里曼丹岛西部海岸）”；之后经室利佛逝向西航行，直到狮子洲（又称狮子国或执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再转北“向南印度”，即入天竺界。[4]这条航线也是非常重要的海道，东晋法显从印度返程时就走了近似的路线。在明远前后西游的大乘灯禅师、智行法师、慧琰和尚及明远弟子窥冲，走的都是此道。

（三）义朗入天竺道

从乌雷（唐岭南道陆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濒海有乌雷洲）升帆，经扶南（今中南半岛之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包括洞里萨湖周围、湄公河下游三角洲一带）到郎迦（即郎迦戌，或译狼牙修、楞加修，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然后再次“附舶向师（狮）子洲”[5]。

（四）智弘、无行入天竺道

自合浦（汉朝郡名，唐置廉州，境内有合浦江，在今广西合浦县东北）出海，向南经交趾、匕景，至室利佛逝，再“经十五日到那伽钵亶那国（南天竺港口，在今印度纳伽帕蒂以南）”；从那伽钵亶那国，南行“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向北航行28天，到诃利鸡罗国（孟加拉湾港口，位于恒河东岸，与耽摩立底国隔河相望）。[6]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就出海地点而言，广州之外还有交趾、合浦、乌雷、占婆等地；若看中转港口，或经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或经加里曼丹岛上的诃陵国，或经马来半岛上的郎迦戌，不一而足；入印度洋后，可由羯荼到南印度的那伽钵亶那国，或者直达狮子国，也可经裸人国直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路线也有多条。这样，在中、印之间形成一个畅通便利的海路网络。进一步比较航海日程，汉代西航印度半岛需十个月，而唐代则一个半月就到达了。由此足可见唐代中西海路交通的发达程度。

结合其他史籍，我们还可看出武则天时期中西海上交通超越前代的另一个侧面，即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乃至红海和非洲东南海岸之间这条万里干线有了实质性发展。对这条海路作出明确记述的史籍，最早是德宗时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新唐书·地理志》加以引录，称为“广州入海夷道”。这条航线在过狮子国后，向西北经没来国（或译故临或俱兰，在今印度奎隆）、拔（）国（今印度河口以西、卡拉奇以东地区），转向西行入波斯湾，直达波斯湾头的提罗卢和国（今伊拉克南部阿巴丹港附近）。它是当时西亚航运业最为发达的港口，已经建有引航灯塔之类的航海设施。[7]再由提罗卢和国溯幼发拉底河北行，可通后来黑衣大食的王都缚达城（或译报达，在今巴格达）。如果出波斯湾继续向西南行，则经拔离诃磨难国（在巴林岛上）、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哈德角），可到红海海口的设国（今也门席赫尔，也有人认为在吉布提港），最远可达非洲东南海岸的三兰国（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8]

尽管贾耽记述较迟，但史料证明早在武则天时期乃至以前这条航线就已繁荣起来。早在二三世纪，罗马人就实现了从地中海到南中国海的远航。东汉延熹九年（166），安敦使者自日南叩塞而入；孙吴黄龙五年（226），商人秦论进一步泛海至建业；西晋泰康二年（281），又有罗马商人经广州进献火浣布。到南梁时，东罗马商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9]。波斯兴起之后，取代罗马掌握了中西海路霸权。在当时最为重要的中转站锡兰岛，“波斯人充斥于每一个港口”[10]。6世纪后期陆路被西突厥阻塞，为此波斯更加重视海路的作用。波斯商人“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11],……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12]。在中国方面，造船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贞观年间（627—649），仅洪州一次就能造出“浮海大航五百艘”[13]。同时，由于中国船只船体巨大、坚固，可以在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之间畅行无阻，在波斯和阿拉伯货物集散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14]。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在武则天擅权（以麟德元年高宗废武失败为标志）后西行求法的约50位僧人中，有39位是沿海路往返的。进一步说，“僧人们求法和布教的路线，其实就是商业贸易的路线”[15]，因为他们主要搭乘民间商船旅行（偶尔也求来往经商的室利佛逝王舶带上一程）。

考察唐前期对外交通状况可知，尽管经过太宗和高宗初期的拓边和经略，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状态，但是其持续时间极短。高宗后期，周边形势风云突变，后突厥暴起复国、吐蕃蚕食西域，绿洲诸族附而旋叛，陆路诸道很快陷入壅塞状态。相反，海路交通则一直平稳发展，地位稳步上升。除了以上反映海路交通发展和繁荣的诸多史实外，还有不少史料值得我们注意。据载，早在贞观中玄奘准备回国的时候，鸠摩罗王一度建议他走海路，并说“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16]。言外之意，若走陆路，因要经过许多敌国境界，面临不少艰难险阻，使者就难以护送。到义净时代，打算从陆路返程的僧人基本都失败了。玄照法师西行最早，当时已经是“泥波罗道以吐蕃拥塞不通”；无行、智弘、道琳三位法师先后尝试从北天竺过中亚诸国这条玄奘走过的主路，结果，无行殒殂于中途，智弘遇贼失踪，法琳闻难而退。其他滞留失所、遭抢丧命的还不知有多少人。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所谓陆路的繁荣鼎盛已虚妄不实。相比较之下，海路比绿洲、草原和西南丝路都更为通畅和安全，在中西交往中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

二 人员往来多遵海路

海路交通的发展首先使中外人员在南洋一带的往返明显频繁起来，到武则天时期他们已多走海路。笔者主要从对中外关系影响较大的几个群体作以统计和分析。

（一）使节

下面我们以《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门为基本史料，通过考察从高祖至武则天时期西域和南海国家（或民族政权）从陆路或海路朝贡的次数[17]来分析中西海、陆往来的发展变化。

以上统计反映出两种趋势：一是海路国家和朝贡的绝对量次增长。在高祖朝，仅有林邑等3个国家共5次的朝贡；到玄宗朝，则发展到25个国家达69次的规模。由此可看出前来沟通的南洋国家不但在地域范围上不断扩大，而且它们与中国关系之密切程度也得到加强。二是就中国对外交往全局而言，海路方面比重增加。高祖朝仅占18%，则天朝则达65%。尽管玄宗朝似有反复，但我们都清楚，玄宗朝陆路勤于朝贡者多是唐羁縻州府制度下的半独立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渊源很深，而且当时急于求取唐廷保护，在玄宗初边疆形势一时见好的情形下它们再度蜂拥朝贡是可以理解的。这属于一种偶然，并没有改变海路取代陆路主要地位的大趋势。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玄宗时期吐蕃势盛已久并向祁连山以北等地扩张，回鹘、突骑施等亦崛起且影响中国西北地区，陆路交通断续不定，不少原来通过陆路与中国来往的国家，如波斯、大食诸国从此改行海路，甚至一些内陆国家后来也有绕道海路的记录。[18]这一史实更加充分地说明了海路在中西交往发展过程中愈加关键的地位和作用。

（二）商贾

在往来人员中，商贾恐怕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影响的群体了。他们应该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主要开创者和经营者，因为商业贸易是沟通两地最强的原动力。在两国交往之初，出使任务往往由商人兼任（也有个别商人为了营利有意冒充使者身份）。即使史书上不乏类似张骞通西域的使节“凿空”之说，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知多少商人往来其间，并为两地的所谓“凿空”提供足够的信息了。此外，大量的蕃汉僧侣乃至使节往往是附乘商舶往来各地的。法显、义净的见闻都证实了这一点。

武则天时期，大量蕃商从海路来华，并在汉地已经颇具影响。“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9]光宅元年（684），由于广州都督路元叡（睿）勒索蕃商，“昆仑舶酋不胜忿，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而去，无敢近者”[20]。可见当时昆仑商人在广州已有相当势力，否则他们不足以对抗官府，更不会在血洗岭南最高地方军政衙门时没人敢靠近半步。在华的波斯商人更是举足轻重。1949年以来，我国境内出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绝大部分为其末期卑路斯在位时所铸。检核其年月，从龙朔元年（661）到景龙二年（708），正好主要在武则天当政时期。[21]当时波斯商贾泛海来华后，就近在广州、扬州等中国南部港口城市居住下来。其势力迅速膨胀，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安史之乱冲击中原之际，曾勾结大食等国蕃客趁火打劫，围攻广州城池。广州刺史韦利见抵挡不住，逾城逃难，这伙强盗则“略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22]。上元元年（760），唐将田神功因对波斯商人的财富垂涎不过而大掠扬州，当时“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23]。

与此同时，泛海西行的中国人也是不少的。杜环流落大食期间，曾耳闻目睹了居住当地的不少中国工匠；[24]阿拉伯史料更明确记述中国商船常在波斯湾港口装载货物，并在中西海路上享有很高声誉。这些工匠和商人肯定是陆续西行的，武周时期距此不远，恐怕已有相当规模。

（三）僧侣

武则天当政时期，不少梵僧如那提、金刚智和不空等从海路来到中国，以至于梵僧、梵语为唐人所习见。在唐人的小说、笔记中多有相关的故事。其中一则叙述一位妇女在阴间不胜其苦，央求女婢学念佛经超度其魂。女婢昏绝三日，苏醒后回忆说：“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令去。既活，并不遗忘。”后来“有梵僧所之，云素玉所传如同西国语，与中国异也”[2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提到，太平公主的驸马武攸暨有玉印一方，上刻“三藐母驮”四字。据考这四字为梵语音译，意为“侯爵”。可见当时即使下层仆隶、使女，也能识梵僧、用梵语；不具语言专业学问的普通人，可能也懂梵语，并以书写梵文为时髦。

与此同时，中国僧人将西游求法的运动推向高潮。义净所记述的39位僧人，南渡沧溟，远足西域，是当时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些舍身求法的人们，只要一脚跨出国门，就很少可能再回故国。据统计，包括走陆路者在内总共61位西游僧人中，返回国内的寥寥无几。即使像义净那样重踏故土的人，也在国外寓居了20多年。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应视为南洋历史上最早的华侨。

佛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的僧侣来华。鉴真在广州看到除了有大云寺、开元寺两座佛教寺庙外，“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26]，其规模不下佛教。早自高宗时起，全国各州就有景教寺庙的设置；祆教及摩尼等教当时也有流行。在陆路日益壅塞，海路愈加发达的条件下，这为数众多的蕃僧恐怕多数是从海上过来的。

此外，从海路各国流入中国的贡口和奴隶明显增多。贡口是不同国家之间表示友好的馈赠方式，往往随着交往的频繁而增加。唐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南蛮、北狄重译而至，大量贡口被使者们带到汉地。至于奴隶，多由商人在海外买来，或被盗寇抢掠而来。自大足元年（701）起，朝廷连续发布了几道禁止掠卖奴隶的诏书。可见武则天时期外蕃奴隶流入已经颇盛，以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迫使统治者不得不着手解决。在外蕃贡口和奴隶中，一般是音乐艺人、歌舞女伎，还有容色仪态秀丽奇艳的少女、相貌形体怪异稀见的人种。其中卷发穿耳的昆仑奴、高鼻深目的僧祗和小巧玲珑的侏儒等是海路贡口的典型群体。如昆仑奴，张籍《昆仑儿》描绘道：“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州。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由此可以明确看出，他们来自海洋岛国，一般戴耳环、卷头发、黑皮肤，喜欢裸身，明显具有马来亚人种特征。还有史料说，他们善识水性，多被用来潜进深海采摘珍珠；同时他们习性忠诚，“唐时贵家大族多畜之”[27]。僧祗（或译为层期）黑奴多来自非洲东部海岸的摩邻、殊奈等国，不但史书中常常提到，而且考古多有发现。在广州附近的发掘中，就发现了大量黑奴雕像陶俑。其中唐宋时期出土的黑奴形象，有“深目高鼻”者。在广州市内儿童公园出土的一枚唐代象牙质地的胡人头像印章，其执纽是一女性黑人形象，更明显具有非洲黑人特征。[28]

三 海路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海路交通和人员往来的变化，推动了丝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武则天时期，在中西海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相当可观的。今择其重点而言之。

（一）商业贸易

中西海路上商业贸易的繁荣由来已久。广州、扬州、安南等地向来是停泊南洋商舶的重要港口，“交广扬益”四大工商业城市享誉海外。尤其是广州，在唐代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港内常有昆仑舶、狮子舶、波斯舶等大量停泊，以至于“瑰宝山积”[29]，货额极大。另外，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广州东20公里处溺谷湾建立了南海神庙。[30]到唐代，神庙附近人烟渐稠，形成广州外港，并发展成为扶胥大镇。南海神是出海商人最惯祭祀以保航行平安的神灵，加上庙旁繁荣城镇的形成，可以证明中国海外行商这一队伍日益壮大。

在武则天当政之前和初期，朝廷对广州的外贸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显庆六年（661）高宗在《定夷舶市物例敕》中指令道：“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市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31]可见基本的市舶条例已经确定。[32]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委任王方庆都督广州，大刀阔斧革除了积弊。当初，“南海（此指广州）有蕃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官）南海者靡不拥载而归”[33]。路元叡就是由于勒索群胡而被昆仑商人杀死的。王方庆到任后，“乃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对商人“秋毫不犯”，使岭南“境内清肃”[34]。

不少史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武则天时期商业贸易的盛况。《广异记》是一部较多叙述则天朝故事的笔记小说，《太平广记》多有抄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卷402“青泥珠”“径寸珠”“宝珠”和卷441“阆州莫徭”等几则。这些篇章形象描述了当时波斯等国商胡很高的经商水平。他们几乎走遍海内各地，而且睿眼识货，精于商机，往往骤致巨富。因此，“富波斯，裸林邑”成为唐朝社会妇孺皆知的流行俗语。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以及《太平广记》都记述了武则天建造明堂和天枢的事情。其中“大周万国述德天枢”高达90尺（《通鉴》说高有105尺，直径12尺），天枢脚下浇铸铁山，树立铜麒麟，无比壮观，而其铜、铁材料就是“并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35]。正是有了武则天时期良好的治理和发展基础，几十年后鉴真和尚在广州才能见到外国商舶“不知其数”,“香药宝货积载如山”的盛况，[36]广州才能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37]的突出地位，玄宗也才合乎情理地晋封南海神灵为招财富国的“广利王”。

（二）宗教文化

武则天时期的唐是中国佛教长足发展的时代。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禅宗基本成熟，并传布于天南海北；其他如律宗之类也有不小的发展。这些与求法热潮中许多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不无关系。

据史料记述，律宗代表义净行满回国，带来“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结果大得女皇帝青睐，到达神都洛阳时，武则天“亲迎于东门外”[38]。之后，义净在皇帝支持下设立道场，组织了包括于阗人实叉难陀、南天竺人菩提流姿和汉僧复礼、法藏在内的中外僧侣共同译经，“前后所翻经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39]，这些佛教经典以律为主，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对中国佛教界整饬戒律、发展佛学起了重大作用。还有些僧人在自身难以回国的情况下，也委托别人把翻译好的经书送到国内。例如高僧会宁，他在诃陵翻译了《阿笈摩》等经，“遂令小僧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奏上阙庭，冀使未闻流布东夏”[40]。

当时也有西土高僧携经来华传布，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巨大。长安（701—704）末年，有天竺僧人般剌密谛三藏持《楞严经》梵本“浮南海而至”，掌知南铨的房融将他安置在广州光孝寺，并与其合作译经，完成后进献朝廷。奏闻皇帝之前房融遭贬，结果经书被压在内道场。后来著名禅宗北宗领袖神会偶然发现，加以传布，“由是《楞严经》大显于世。融所笔授者，为佛学之宗”[41]。

武则天时期，西土宗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至深，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文化，都有明显痕迹。例如，武则天所建万国天枢，据某些学者考证，是受古印度阿育王石柱等纪念性建筑文化因素的影响。[42]而龙门石窟中的阿育王造像，则与武则天推行转轮王政教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43]

在僧侣往来和宗教传播过程的同时，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也传到国外。在义净《求法高僧传》所讲到的学问僧中，大多数不但精通佛教经典，而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海外学习佛教经典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弘扬出去。据载，在印度大觉寺留下唐代汉文碑刻甚多，与义净同时代的道希法师就曾“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44]。同时不少汉文经典流传海外。如在印度那烂陀寺，保留着道希法师“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45]，后来大乘灯禅师亲见其“汉本犹存”；义净在寻检该寺佛经时，还发现了慧业法师译写的汉文本《梁论》等经。在室利佛逝国，有智岸法师“所将汉本《瑜加》及余经论”[46]，大津法师从汉地所“赍经像”也留于此地。

（三）天文历法和音乐艺术

唐代历法多采自印度。在其司天台里，有不少印度僧侣任职，如迦叶孝威、俱摩罗、瞿坛谦、瞿坛宴、瞿坛罗、瞿坛悉达等。他们精通天文历法，把印度迦叶、摩罗、瞿坛三派历法都传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瞿坛派，由瞿坛罗在武则天时期创制了“光宅历”[47]。

音乐艺术方面，更是博采了外来文化。不但在民间流行着五花八门的“胡乐”，而且朝廷大典中所用的仪仗乐舞也有许多外蕃文化的踪影。例如，《五方狮子舞》出自天竺、狮子国，杜佑认为是高宗时传入中国，加工改编为《太平乐》,[48]武则天时期已流行使用。至于融为一体的散乐和幻戏，从前代早有传入，尽管唐高宗等统治者一再宣布禁断，民间仍然非常流行。

（四）异域方物

有唐一代，流入中国的方物相当丰富。美国学者谢弗将其分成十六大类：家畜、野兽、飞禽、羽革、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珠宝、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和书籍等。[49]查阅武则天时期进贡事例，可以得知异域方物中尤以林邑象类最为突出。仅就《册府元龟》所提供资料统计，自垂拱二年至长安二年（686—702）林邑先后七次朝贡，其中大象最多，包括表演歌舞的驯象、冲锋军阵的战象，可能还有野生象。贡入朝廷后，主要用于娱乐活动及大典仪式，优美的象舞时有演出。神龙元年（705）八月丁丑日，武则天还在病中，中宗就曾“幸洛城南门，观斗象”[50]。这种斗象活动是模仿战斗场面编排的节目，肯定在武则天时期业已流行。同时，真腊、占婆、波斯等国也进贡了不少大象。马匹是朝贡方物中又一重要类别。名马引进有利于改良我国马种，向为中原王朝所注重。唐代马贡极盛，则天朝以大食等国为最著。此外还有其他方物从海路充斥进来，如水精、火珠、象牙、羽裙火浣等奇珍宝货，胡椒、沉香、檀木家具、金银器皿等奢侈用品，导致唐廷官宦豪奢奇侈，像宗楚客建造宅院“皆是文陌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张易之母亲“铺象牙床，织犀牛角簟”，都是寻常的例子。[51]

总结以上史实和论证，我们足以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早在武则天时期而非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发达的海路交通就开始超越陆路而成为中西交往的主要渠道，日益活跃的海洋文化开始在中国迅猛涌现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武则天时期开始，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联系得到空前加强，海洋国家成为中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但政治交往密切起来，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大量新鲜事物也开始以超乎前代的规模流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这一巨大变化，构成了武则天时期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原名为《唐代中西交通海路超越陆路问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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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章巽《我国航海史的光辉经历》（《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7页）、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章第1节）等著述。

[2]参见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绪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2—154页。

[4]（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8页。

[5]（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74页。

[6]（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4—182页。

[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下描述道：“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3页）

[8]《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下》，第1153—1154页。

[9]（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8页。

[10]参见（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所引普洛柯比攸土（Procupius）《波斯战纪》首卷文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5—106页）。

[11]学术界多认为这里西海即红海或地中海，南海即阿拉伯海。

[12]（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第101页。

[13]《新唐书》卷100《闫立德传》，第3941页。

[14][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闻见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15]（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言，第12页。

[16]（唐）慧立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3页。

[17]这里限制在陆路和海路沿线区域，“陆路”条指通过陆上丝路往来者，“海路”条指通过海上丝路往来者。

[18]玄奘《大唐西域记》记有中天竺国鸠摩罗王有玄奘若从海路回国则愿发使护送之请；张《龙筋凤髓判·波斯昆仑等到拟给食料判》中有“扶南杂种、安西诸国，跨险凭危，梯山航海”之语；柳宗元《柳河东集》卷2《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也提到西域大夏、康居等国来广州贸易。

[19]（五代）刘煦：《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97页。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七月戊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0页。

[21]夏鼐：《中国最近所发现的萨珊王朝银币》,《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22]《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13页。

[23]《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第3533页。

[24]（唐）杜环原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5页。

[2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15《崔义起妻》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99页。

[26][日]真人元开原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3—74页。

[2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4页。

[28]广州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29]《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第3070页。

[30]参见（唐）魏征《隋书》卷7《永仪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0页。

[31]（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32]刘迎胜在《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版）提出在高宗显庆六年或稍前市舶使开始设立，但更多学者认为市舶使是在玄宗开元初设立的，目前两种意见都缺乏充分证据。

[33]《旧唐书》卷177《卢钧传》，第4591页。

[34]《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第2897页。

[35]《太平广记》卷236《则天后》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15页。

[36][日]真人元开原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

[3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第433页。

[38]（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9，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39]（唐）智升：《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3，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0]（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77页。

[41]（明）黄佐：《广东通志》卷52。

[42]张乃翥：《武周万国天枢与西域文明》,《洛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43]张成渝等：《略论龙门石窟中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44]（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36页。

[45]（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23页。

[46]（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96页。

[47]参见《旧唐书》卷32《历志一》，第1153页。

[48]参见（唐）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146《乐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0页。

[49]参见[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各章节。

[50]《新唐书》卷4《中宗本纪》，第107页。

[51]参见（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36《宗楚客》条，第18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