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域和南海两地，曾是中国对外交往和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直到当代“一带一路”建设，国人和学者们都予以高度的关注。然而，历史内涵之丰富常常超出人们之想象，在西域、南海所蕴蓄的中外交往史迹浩如烟海，学界所留下的研究成果亦汗牛充栋。而且即便如此，这些区域似乎永远云封雾罩，充满神秘，我们对其了解和认识亦无法穷尽，而只是不断增进。

20年前，笔者负笈西安。作为汉唐十三代王朝的旧都，数千年来这里曾是中原前往西域的主要始发地，还生活着从世界各地聚集而来的众多域外使者、商人、僧侣和艺人等。从此，笔者开始踮足翘望那看似遥远的沙漠、草原地带，想象天山南北极其活跃的边地族群和交往史事。稍后，笔者转而南下，羁旅穗城。这里则是中国出南洋的主要港口城市，两千年里无数国人由此踏上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缘于专业学习的需要，笔者随之把较多的关注投向那广阔海洋。这些经历对笔者学术研究上的影响颇为深远。从限于中古和北方的隋唐史学习到更多着力近世和南海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史学领域的转换一度给笔者带来极大困难和窘迫，许多年只是埋头于文献资料而很怕发表言论。然而，笔者也由此感悟到可能与他人不同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在此乐于与大家共享。

笔者认为，探究西域和南海各自存在的史事和现象固然重要，然则将其整合起来，放在整个中国对外交往的宏观视野中来探讨其联系更是不可或缺。西域和南海本来就是息息相通的。汉武帝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亦命令黄门带船队远航印度半岛，这两大壮举共同构成了汉帝国发展对外关系的计划框架。7—8世纪海路超越陆路的现象，既与西域道路阻塞和南海交通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主流从陆路转向海洋的历史体现。即使具体到某些人和事物，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域和南海一体存在的相互关系。如法显及众多中外行者，往往是遵陆路而去，又从海路而返，陆海之间可以穿插转换。再如丝绸文化，最初从中原四披，在南海与西域同时蔓延，后来在广阔异域发展，又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回流到中原，使中外文化逐渐形成一股千年不息的洪流。此外，中外文化事物的双向传播亦多相关，不但一来一往各有内容和特点，而且往往交织在一起，甚至在文化现象和内涵上融为一体，难以分辨，东来的葡萄与西传的桃子同时存在于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和历史遗迹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

基于此，我们看待西域和南海，就不能孤立开来，而应当将其视为中国对外交通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具体到其中一个更小的空间或事物，我们也应当把它放在中外交往的宏观视野下来考量。如岭南地区，由于其北接中原，南临大海，其在中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独特。一方面，中华文化先是蔓延至此，继而向海外传播；另一方面，异质文化最初在此登陆，然后向内地深入。可以这样认为，岭南之地是中外交往的前沿，更是双方文化互动的中间地带；无论异质文化由此地揽入，还是中华文化向此地流布，都是中外交往的重要环节。再如，从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地区经赣江、梅关进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道，本属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但是历史上中国大量优质丝绸等物产正是由此通道流向海外，学界丝绸之路研究绝少提及此事，然而它何尝不是中外丝绸之路特别是南方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本书所辑录的论文，是笔者十几年来学研西域和南海史地的主要成果。不过由于出版篇幅的限制，只能选取部分短文勾勒框架。同时，为了尽可能反映笔者所涉猎的大致领域和专题，个别论文虽是应时之作或仓促草成亦拾入备数。如果说其价值，除了以上笔者所论立足整体和联系起来考察西域、南海史地的视角和方法外，笔者介绍了一些学界较少关注的重要事物，如突厥丧葬风俗的流转和汉化、九姓胡远迁东北亚和胡汉文化在中国的分布、“东南丝绸之路”的构成和发展、南洋唐番通婚及与中国内地间的文化交流，还有近代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中国海洋意识的发展和海疆管理问题、外来势力从岭南渗入和撤出的历史环节等。

最后，笔者自知个性愚钝而又从业不专，讨论西域、南海问题想必疏离和讹误丛生，浅薄之论也在所难免。故而趁此结集付梓之机，诚挚祈盼学界同人尤其是西域、南海史地专家慷慨赐教，以促使笔者学研之业不断进步。

刘永连

丁酉夏末于暨大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