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劳伦斯研究综述
正是为了永远做一个活人，我才成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认为比圣人、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更优越。这些人能主宰活人的不同部分，可他们永远也无法获得人的整体。[1]
一 概说
在天才辈出的20世纪英国文坛上，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12部长篇小说，70余篇中短篇小说，8部戏剧，近1000首诗歌，4部游记，5600多封书信，数量惊人的散文、随笔和9部翻译小说，以及几部风格独特的文学和心理学研究论著，劳伦斯自幼习画，有出色的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还举办了画展，出版了绘画集，是难得的文艺通才。他在作品中揭示了人性中的本能力量，力求探索人的灵魂深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现代英国作家中，劳伦斯是个异数。这位出生于英格兰心脏地带——诺丁汉郡的矿工的儿子，几乎一辈子处在旅行、逃离或自我放逐中。劳伦斯一生命运多舛，一方面他的作品多次以淫秽罪遭官方查禁，包括高尔斯华绥、罗素、T.S.艾略特在内的众多作家学者都对劳伦斯有过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将他奉为“大艺术家”、“最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创造性天才”、“英国文学中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天才，居于英国文学中心，在世界文学中也有他稳定的位置”、“他仍然是我们这个文明阶段的大家”等，也大有人在。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更是将他的小说奉为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劳伦斯文学史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的今天，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还是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那些大多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的“性爱心理小说”在当时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应，至今其作品中所涉及的诸多思想问题，性爱观尤其是其作品中大胆的性描写问题，仍然令读者感到困惑，争议仍然在持续。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劳伦斯研究现状
国外对劳伦斯的评论与研究早在劳伦斯作品发表时就开始了。1909年11月，《英国评论》发表了劳伦斯的几首诗作，1911年长篇小说处女作《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的发表，吸引了英国评论界的目光。受到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英国评论》的主编福特的赞誉。迄今百余年，国外劳伦斯研究，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20—30年代；中期阶段：20世纪50—80年代；近期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1.早期阶段（20世纪20—30年代）：诋毁多于赞誉
1909年，劳伦斯在著名刊物《英国评论》上发表几首诗歌。1911年《白孔雀》发表。《每日邮报》评论道：“D.H.劳伦斯先生——顺便说一句，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新名字——写了一部具有伟大力量、伟大美感的小说。但这种力量自始至终把大家抓得太紧，是一种令人感伤的美。总的看来，是一本悲郁的书。”[2]当时英国权威刊物《英国评论》这样评论：“在D.H.劳伦斯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位新作家，一位肯定会得到人们重视的作家……这部小说或许不是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劳伦斯在人物会话方面安排得有些冗长；他的生活范围似乎有些局限；尽管书中有一些喧闹的沃洲，但枯燥乏味，而且似乎带有偏狭的单调气息。但书中不时地闪现出真正天才的光芒。”[3]与此同时，“《雅典娜》和《星期六评论》用傲慢的态度提及了它；‘自由的’《每日新闻》对它进行了抨击”[4]。由此看来，劳伦斯一步入文坛便遭遇了赞誉与诋毁之声。
对其赞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福特（Ford Madox Ford）、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等人。福特，原名福特·玛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英国评论》的主编，是第一个发表劳伦斯作品的编辑。1909年11月，《英国评论》发表了劳伦斯的几首诗作。福特还为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白孔雀》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并将劳伦斯带进了伦敦文学圈，而且向全伦敦宣布自己发现了一位重量级的天才，对劳伦斯的《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两部作品赞赏有加，认为它们出自26岁青年之手，实属难能可贵。劳伦斯的文学才华得到了福特的赏识。作为资深的评论家和编辑，福特并不是一味称许劳伦斯的文学才华，也看到初涉文坛者存在的不足。他在阅读劳伦斯第二部长篇小说《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之后说：“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的一部蹩脚的作品，该作品结构松散、主题跳跃——艺术上是很不成功的，它也是一部色情的作品——我个人对此倒不在乎，色情的作品必须在艺术上得到成功才行，但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5]在此，福特从作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和伦理道德批评的角度考量了《逾矩的罪人》，并建议劳伦斯不要出版这部小说。
爱·摩·福斯特，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他与劳伦斯有一定的交往，劳伦斯去世后，福斯特发表过著名的悼文。他在《先知者——小说家》（1927）中称赞：“就我所知，在当今作家中，劳伦斯是唯一具有先知先觉的见识的，而其他人若不是耽于离奇的幻想，便是热衷于滔滔的说教；在当代小说家中，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的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要评论他就会显得多此一举；然而他的小说中也寓有说教的成分，这就免不了受人评议……而劳伦斯的伟大则以美学为其源泉。其声音乃是巴尔德尔的声音，其手则是以扫的手。这位先知先觉者从内心发射着大自然的光辉，每一种颜色都熠熠生辉，每一个形状都各具特点，这一效果用其他的方法是无法获得的……我们中许多人还在池边翘首等待着的时候，还站在起步的地方，这位先知先觉者就已经表现出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再创作的力量与灵感的召唤。”[6]文章虽然未能具体展开论述劳伦斯的文学风格，但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劳伦斯的创作特色。
1916年7月，英国《心理分析》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了英国学者阿·布·库特纳的署名文章。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探讨了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详细地解读了保罗与母亲，保罗与米丽安、克莱拉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儿子与情人》既是一部非常杰出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完整地体现弗洛伊德主义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最后得到的结论：“如果说他不自觉地证明了可能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心理学学说（这正是我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那么他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艺术创作秘密的极富启发性的真知灼见。”[7]1933年，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在西方学界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又译《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查特里夫人的情人》等）的一片讨伐声中，欣然为法国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序，肯定了作品“这种技巧使他以热烈的激情，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色彩把生活中的黑暗面揭示出来”[8]。
然而，在精英文化左右当时英国主流之时，以上这些赞誉之声被淹没在滔滔的诋毁的洪流之中。不仅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托马斯·史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1888—1965）不见容于劳伦斯，而且连劳伦斯的密友新西兰女作家凯瑟林·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对他也颇有微词。
高尔斯华绥，英国最负盛名的传统作家。劳伦斯的《虹》（The Rainbow，1915）刚刚面世不久，高尔斯华绥在1915年致信劳伦斯作品的出版商J.B.平克：“坦率地说，我认为这部小说令人在审美情趣上感到可憎。它的非常强烈的未来派文风，使我眼花缭乱，莫名其妙。书中过多的重复也使我腻得要命……这是一部怪诞不经的作品，它是一首对当前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的对艺术浅薄的狂热赞歌。它毫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脆如玻璃，纵有一点光彩。”[9]信中的言辞虽然温和，但态度倾向非常鲜明，绝不允许出现相异于传统文学风格的作品，在高尔斯华绥看来，劳伦斯的《虹》破坏了英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规范，显示了未来主义的品质，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显然，高尔斯华绥是站在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严加指责了劳伦斯。
T.S.艾略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员骁将，新批评理论先驱者。艾略特1927年5月1日在《新法兰西评论》发表文章，写道：“除了作者令人信服的真诚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称道的。劳伦斯先生是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天真无邪的抱着救世福音的着了魔的人……说真的，从我所指出的观点来看，劳伦斯先生的系列小说，从最早的（我认为是最好的）《儿子与情人》一书开始，标志着一种人类堕落的逐步深化过程。这种堕落被劳伦斯先生异常敏感的禀赋所掩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10]傲慢无礼，缺乏教养，为人势利，漠视社会道德，嘲弄政治、神学和艺术，明目张胆地纵情于病态的性欲和个人主义之中。他认为劳伦斯的作品企图以原始生活来解释文明社会的探索，以倒退来解释进步的探索，以“隐秘深处”来解释表面现象的探索。在艾略特看来，劳伦斯误入了迷津，其思想纯属虚幻，其精神很不健康，认为劳伦斯如此做法很容易将意志薄弱的读者引入歧途。因此，艾略特最后得出结论，劳伦斯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那些漂泊无主的彷徨者的向导而已。难能可贵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还写道：“在健在的作家中，劳伦斯先生具有的描写才能首屈一指，他能为你描绘的不仅是声响、颜色和形态，光彩和阴影、气味，而且还有所有令人激动心弦的微妙感觉；甚至还有那种超然物外的不连贯的情感，他对这些情感本身，而且及至它们成为重要的感情，往往都有着最令人惊异的洞察力。”[11]艾略特客观指出劳伦斯的创作才能及作品的一些特征。作为“新批评”理论先驱者，艾略特本应侧重文本研究和讨论作品的美学价值，但是，在对待劳伦斯及其作品的问题上，他并没有践行他的“新批评”理论，反而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角度批判劳伦斯。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现代英国文学中杰出的意识流短篇小说家，曾与劳伦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二人在交往过程中，劳伦斯常以精神领袖自居，曼斯菲尔德把劳伦斯当作自己可以倾诉衷肠的挚友和文学创作的楷模。她与丈夫默里（Murry，1889—1957）也曾非常同情劳伦斯夫妇的命运。然而，1920年，劳伦斯在出版长篇小说《误入歧途的女人》（The Lost Girl）之时，曼斯菲尔德却改变对劳伦斯的看法，认为：“劳伦斯否认他的人性，否认想象的力量，否认生活——我是说他否认人的生活。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不具有人性。他们无休无止地游荡。他们没有感觉，他们很少讲话，他们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记得清的。他们沉湎于肉感，至于其他方面，则表现得迟钝，像蒙了一层面纱，看不见，识不清，没有头脑。这是智力低下论……我暗自感到劳伦斯似乎被妖魔缠身、万劫不复了。”[12]与上述主流批评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1907—1937）在《D.H.劳伦斯：资产阶级艺术家研究》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分析研究了劳伦斯的美学思想和文学风格。文章指出，艺术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艺术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类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不管他怎样清高傲然，但是他都是市场商品的生产者，“艺术作品视为实体（hypostatised）”，“他与其艺术作品的关系视为生产者与市场的关系”[13]，艺术不再是人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艺术异化为商品的奴隶。真诚的艺术家厌恶、痛恨这种异化现象，“试图完全忘掉市场，专注于自己与艺术的关系”[14]，坚持艺术的私人化、个性化和自我表现。在考德威尔看来，劳伦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现象，充分意识到了纯粹的艺术家不可能存在，并以一种“墨西哥的、意图利亚的和西西里岛的生存形式”对资本主义现存的文明进行批判，他的“福音是纯粹社会学的”[15]，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弊病的分析完全是艺术化、情绪化的分析，“再三以心智语言或形象语言有意识地编造自己的信条”[16]。因此，考德威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伦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法西斯的，是一种倒退的方式，是一种“绥靖主义、清教主义以及种种通过个人行动而获得拯救努力”，他的福音“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自我毁灭因素的组成部分”[17]。这篇文章既肯定了劳伦斯的文学风格，也指出了劳伦斯文学存在的不足。[18]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20—30年代国外评论界集中在社会道德和艺术形式上展开对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批评。道德败坏和艺术失败成为当时劳伦斯研究的主流声音。随着1930年3月2日劳伦斯的谢世，此后十年劳伦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
2.中期阶段（20世纪50—80年代）：最激进的革新者
从20世纪50年代起，劳伦斯研究发展经历了三次推进。国外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三次促进其纵深化发展的事件。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利维斯率先开始运用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评论界重新认识和评价劳伦斯及其作品，此后，穆尔、古德哈特等人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对其小说的形式技巧和故事结构的分析。
第二次是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1960年伦敦长达6日的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它对改变英国人的鉴赏力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冲击了英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同时这次审判对劳伦斯作品的推广起到了宣传作用，一时间英国及世界各地掀起了阅读和研究劳伦斯作品的热潮。
第三次是《劳伦斯评论》（The D.H.Lawrence Review）的出现。1968年，文学杂志《劳伦斯评论》在美国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由詹姆斯·C.考温（James C.Cowan，1927—2005）创办，发表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批评、个人传记和文献目录，该杂志的出现为劳伦斯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批评与对话中不断拓宽劳伦斯研究的领域，不断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本杂志促进了劳伦斯研究的急速发展，最终使劳伦斯研究扩展成为一门“产业”（industry）。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语境的改变，国外对劳伦斯研究的批评重心出现了多次的转移，劳伦斯研究渐渐步入了客观公正的学术道路。先由社会道德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拉锯战，再到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与强势绽放，然后是多种批评视角轮番上阵，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社会道德批评开端于20世纪20、30年代，这主要是艾略特和福特的代表观点。这种批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对于劳伦斯研究来说具有重要转折性的意义。英国的F.R.利维斯和美国的哈里·T.穆尔（Harry T.Moor，1901—1981）是这个时期劳伦斯研究的领军人物。
利维斯是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小说家D.H.劳伦斯》（1955）对劳伦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与T.S.艾略特、默里论战的成果。不仅为重新认识和评价劳伦斯拉开了序幕，而且为劳伦斯研究新说奠定了基础。利维斯最重要的两个贡献在于：一是从英国文化史和英国文明的传统角度重新定位劳伦斯的价值。认为劳伦斯是一位与艾略特齐名的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英语作家之一。二是利维斯采用“新批评”的方式，剖析了劳伦斯的两部代表作《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他认为《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小说的顶峰的观点被此后很多批评者所认同，利维斯也指出了小说家劳伦斯的不足。
哈里·穆尔，当代美国评论家，世界劳伦斯研究的先驱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穆尔就说劳伦斯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当代最丰富的阅读经验”。劳伦斯是一位未被传诵的大作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劳伦斯的成就》、《聪颖的心灵》、《劳伦斯集锦》、《爱的祭司》等专著。这些作品不仅为劳伦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传记性资料，而且使世人看到了一位深刻复杂、动态变化的全面的劳伦斯。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强调对劳伦斯的小说进行整体的研究。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的著作《D.H.劳伦斯爱的伦理准则》打破了把劳伦斯区分为“审美的和预言的两半，其中一半写出了他的小说中好的部分，另一半则写出了坏的”[19]传统观点，提出要整体判断和评价劳伦斯的主要作品，发现其中具有整一性的哲学伦理思想。同时，斯皮尔卡强调原始宗教的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对于劳伦斯的创作的影响。把整体研究进行得更为细致的有埃利斯欧·维瓦斯（Eliseo Vivas，1901—1993）和基思·萨嘉（Keith Sagar）。维瓦斯的《D.H.劳伦斯：艺术的失败和胜利》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劳伦斯自身的小说创作理念为依据，指出在《阿伦的杖杆》、《袋鼠》和《羽蛇》中充斥着反复的说教，缺乏对作者经验的审美化表现，而《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则展现了过度的激情，这些都破坏了艺术所要求的冷静的克制。该书还区分了“符号的象征”（semiotic sign）和“本质的象征”（constitutive symbol），指出更丰富和神秘的“本质的象征”可以使劳伦斯有能力洞察以前的小说家未知的人类心灵的领域，从而体现作者艺术的创造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基思·萨嘉（Keith Sagar）教授是劳伦斯研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他长期悉心研究劳伦斯，是世界公认的劳伦斯研究权威。萨嘉的劳伦斯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专著《劳伦斯的艺术》（The Art of D.H.Lawrence）（1966）接受并发展了利维斯的观点，在文本细读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劳伦斯作品的结构与有关章节、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作品内在的连贯性或不连贯性，并进一步考察劳伦斯作品的历史内涵、哲学意蕴和美学风格。用研究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正统的批评论著，它主要限于文本的分析及语言、形式和主题的研究。随后，他出版和发表了《D.H.劳伦斯的生平》、《D.H.劳伦斯：从生活到艺术》、《开放的自我与开放的诗歌》、《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劳伦斯》等著作和文章。其中《D.H.劳伦斯的生平》是萨嘉在过去对劳伦斯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照片、书信以及当时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一部综合性记录性传记，出版于1980年。著作共19章，从劳伦斯家庭背景、劳伦斯的出生时开始写起，叙述传主一生颠沛劳累的人生旅程，形象而生动地说明劳伦斯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构思的文化渊源，引证一些原始资料，阐释劳伦斯在其重要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流露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以及相符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对母亲的固恋（mother fixation），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令读者产生阅读障碍的缘由。整个作品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助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多视角、多层面地了解劳伦斯。
同时还有一批专注于劳伦斯作品艺术手法的评论者，比如格雷厄姆·霍夫（Graham Hough）的《黑暗的太阳》（1956）以一种公正平和的态度全面考察了劳伦斯作品中的象征主义手法，由于对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幻想的和日常的元素的强烈展现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主张要用艺术性和前瞻性的眼光来理解劳伦斯。朱利安·莫伊纳汉（Julian Moynahan）在《D.H.劳伦斯的小说和故事：生命的真谛》（1963）中展现了劳伦斯的小说在艺术结构、叙事方法、主题内涵等方面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特别是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使用的提喻法（synecdochic method）、预言式的文字和对生命活力的探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另外，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和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分别站在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角度推进了劳伦斯研究的发展。尤金·古德哈特在《D.H.劳伦斯的乌托邦构想》（1963）一书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了利维斯的观点，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和时间的交叉点来评价劳伦斯，认为劳伦斯能够在面对文化的深重危机时引导和推动传统走向新的空间。科林·克拉克的专著《消融之河：D.H.劳伦斯与英国浪漫主义》（1969）是对这一时期劳伦斯研究的总结。从《虹》、《恋爱中的女人》、《羽蛇》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四部长篇小说入手，探查了在语言形式、艺术结构和文化态度上劳伦斯与浪漫主义传统的联系，被穆尔评价为“阐述劳伦斯的里程碑作品”[20]。
1953年，穆尔和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合编了论文集《劳伦斯的成就》，1959年又主编了论文集《劳伦斯集锦》。两本论文集收录了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T.S.艾略特、F.R.利维斯、马克·肖勒（Mark Schorer）等人的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42页的引言部分，编者追溯了1959年之前的劳伦斯的批评声誉，对后续的劳伦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利维斯的追随者戴维德·霍尔布鲁克（David Holbrook）以三部不容忽视的《英语的成熟》（1961）、《神秘之地》（1964）、《探索的世界》（1967），把劳伦斯推向了现代机械文明所带来的性文化和功利主义文化的反抗者和救赎者的高度，成为人类价值的标杆。此后的十年时间当中，劳伦斯及其作品一直被置于以经典化和妖魔化为两个极端的评价框架内。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m Murry，1889—1957）在《妇人之子》（1931）中对劳伦斯小说中高度敏感的男子气概的指责，可以看做是女性主义视角下劳伦斯研究的开端。此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劳伦斯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展开。
一是沿着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道路，继续挖掘劳伦斯作品中潜藏的男性主义思想。如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的第一卷第九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认为它们反映了劳伦斯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阳具崇拜意识。此后，这一观点在凯特·米勒（Kate Millett）1970年的《性政治》中得到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扩展与创新。米勒从对性的虔诚、恋母情结、过渡阶段的性态度、男同性恋情绪和宗教性仪式五个方面分析了劳伦斯作品中性描写和性问题的政治内涵，认为劳伦斯的政治批评包含在其性道德的文本表述中。
二是更为关注劳伦斯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比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性的俘虏》（1971）中就针对女性主义对劳伦斯的攻击，强调作为男人站出来反对日益高涨的女性存在主义理论思潮的必要性。认为在两性之间有着深刻和重要的差异，一个人不能维护和直面两性差异是因为其本身性别的影响。彼得·巴勒特（Peter Ballert）则在《D.H.劳伦斯和阳物崇拜想象：性身份和女性主义误读》（1989）中试图论证男性阳物是如何在小说中作为隐喻、参与者和形而上学的中心来暗示劳伦斯有关爱和性的再生的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希拉里·辛普森（Hilary Simpson）的《劳伦斯与女性主义》（1982）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实际情况以及劳伦斯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信念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其作品中性别倾向的表现形态，讨论了劳伦斯对同时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态度和对女性解放的贡献。舍伊拉·马克莱欧德（Sheila Macleod）的《劳伦斯的男人和女人》（1985）中强调了劳伦斯对于性别的敏锐，并作出了劳伦斯不但注意到西方社会男女的社会角色因文明的衰落而发生的置换，而且注意到为了追求高层次理性的自我而漠视和压抑了低层次感觉的自我的结论。安娜伊丝·宁（Anais Nin）的《D. H. 劳伦斯：非职业的研究》（1985）中则评价劳伦斯在作品中经常写作为一个女人会写的，拥有对女性感觉的完全体会。
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劳伦斯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艺术形式和研究视角的融合。比如琳达·露丝·威廉姆斯（Linda Ruth Williams）的《思想中的性》（1993）运用结合了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凝视（gaze）理论审视劳伦斯作品中的性。玛丽娜·托戈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的论文《叙述“性”：〈虹〉》（Narrating Sexuality：The Rainbow）详细考察了《虹》中的性描写，归纳出了劳伦斯性描写的可用模式，认为要结合劳伦斯的焦虑来理解其关于婚姻和性的主题。[21]
同时，苏联劳伦斯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哈尔斯卡娅的专著《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1920—1930》，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全面分析了劳伦斯的思想与小说内容和形式。米哈尔斯卡娅认为劳伦斯的《白孔雀》师承了哈代“威塞克斯小说”风格，是一部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小说，他的《儿子与情人》使人物的生活条件与人物性格相脱离，从《虹》开始，劳伦斯沉醉于人的无限孤独之中，《恋爱中的女人》更全面更明确地发展了劳伦斯改良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纲领。《出走的男人》（Aaron's Rod）失去了生活的可靠程度和情节环境的再现的具体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标志着劳伦斯孤独路线的完结。米哈尔斯卡娅指出，劳伦斯创作背离了现实主义原则，他“用弗洛伊德观点阐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糊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歪曲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意义”[22]，其创作上的进步终以无可挽回的危机而告结束。季·基·让季耶娃在她的专著《20世纪的英国长篇小说》中列专章讨论劳伦斯的长篇小说。研究者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纵横剖析了《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三部长篇小说，认为劳伦斯是一位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小说家，他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发展和超越了传统文学的叙事手法，是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同时，让季耶娃指出了劳伦斯作品存在的矛盾，批判了劳伦斯的哲学思想和拯救人类的方略。[23]
3.近期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英语文学的经典
1990年，英国和北美劳伦斯研究会为纪念劳伦斯逝世60周年，在法国南部的文化古城蒙彼利埃组织了一次世界性的学术会议。来自英、美、法、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韩国、以色列、印度、科威特、中国等二十多个国家140多名学者荟萃一堂，围绕“劳伦斯全集编辑问题”、“劳伦斯传记创作”、“早期劳伦斯”、“劳伦斯与妇女”、“劳伦斯与哈代”、“劳伦斯与中国”、“劳伦斯的叙述艺术”、“劳伦斯与自然”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演讲。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世界劳伦斯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这次会议之后，1992年，英国诺丁汉大学成立了劳伦斯研究所，诺丁汉社会各界人士成立了劳伦斯学会；1993年，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法国和韩国也成立了劳伦斯学会。劳伦斯学会迄今已经在不同地方举办了12届劳伦斯国际研讨会，依次如下：波士顿（1985）；上海（1988）；蒙彼利埃（1990）；巴黎（1992）；渥太华（1993）；诺丁汉（1996）；陶斯（1998）；那不勒斯（2001）；京都（2003）；圣达菲（2005）；伊斯特伍德（2007）；悉尼（2011）。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说明世界劳伦斯研究步入集团化、规模化、正规化、纵深化的轨道。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在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展的“大阅读”（Big Read）活动中，被读者视为经典。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结构主义的文化、语言、符号、话语、叙事等相关理论的支撑下，包括女性主义、心理批评、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其研究重心也转向种族、性别、叙事、生态、空间等方面。
里克·里朗斯（Rick Rylance）的论文《思想、历史、时代和信仰：劳伦斯的早期小说》（Ideas，Histories，Generations and Beliefs：The Early Novels to Sons and Lover）从劳伦斯的早期长篇小说《白孔雀》、《逾矩的罪人》和《儿子与情人》入手，阐释了劳伦斯作品中人物性格产生的原因以及劳伦斯作品的真正意图，指出他的早期作品拒绝维多利亚时期的写作模式，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叙事形态。[24]
特蕾西·林恩·桑斯特（Tracy Lynn Sangster）的博士论文《邀请共舞：罗宾逊·杰弗斯和D. H. 劳伦斯的作品的深层生态学的影响研究》（2001），运用深层生态学的“倾听”（listening）理论对劳伦斯及其作品中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强调人类要倾听自然的声音，并从倾听中架起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查尔斯·迈克尔·布兰克的《D.H.劳伦斯语言的神圣体验——读者的变形》（2005）认为劳伦斯小说的叙述文本的结构和特征说明劳伦斯在试图扮演圣职者（hierophant）的角色。同时，这个阶段劳伦斯研究还呈现出文化研究的特征；比如巴里·J.谢尔（Barry J. Scherr）的《今日的D.H.劳伦斯：文学、文化和政治》（2004）中对劳伦斯的边缘研究；卡尔·克莱尼卡的《劳伦斯与儿童》（1991）中对劳伦斯作品中儿童问题的关注；尼尔·罗伯特（Neil Robert）的《D.H.劳伦斯？旅行和文化差异》（2004）中的后殖民主义视角等。
此外，还有一些在劳伦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
（1）精神分析研究视角。精神分析的视角多集中于运用恋母情结来分析劳伦斯和其母亲的关系及其在劳伦斯小说中的反映，此类分析大多集中于《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最早见于1915年阿·布·库特纳（Alfred Booth Kuttner）的一篇关于《儿子与情人》的评论。他认为《儿子与情人》“这本惊人的小说意外地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杰出的心理——性理论”[25]，后来者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在论据的提供和视角的切入点上却各不相同。
狄安娜·特里林（Dianan Trilling）的《劳伦斯》（1977）认为劳伦斯早年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劳伦斯的父母成了其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原型，正是在《儿子与情人》中展现的家庭关系使劳伦斯把两性斗争视为现代文明斗争的根源。艾伦·W.弗里德曼（Alan W. Friedman）在《D. H. 劳伦斯：快感和死亡》（D.H. Lawrence：Pleasure and Death）中指出D.H.劳伦斯是弗洛伊德理论快乐原则和死亡本能的实际的范本化身。[26]G.厄尔·英格索尔（G.Earl Ingersoll）在《劳伦斯：欲望和叙事》（2001）中对劳伦斯的小说进行了后现代精神分析的解读，超越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对文学的阐释方式，展现了欲望作为叙事如何带给文本能量。
（2）比较研究视角。对于劳伦斯小说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研究和接受两个方面。影响研究方面，艾伦·祖奥（Alan R. Zoll）在《活力论与爱的玄学：劳伦斯与叔本华》（Vitalism and the Metaphysics of Love：D. H. Lawrence and Schopenhauer）一文中分析了叔本华的思想与劳伦斯作品的关联。科林· 弥尔顿（Colin Milton）的《劳伦斯与尼采：影响研究》（1987）研究了尼采对劳伦斯的影响；安妮·弗尼豪尔（Anne Fernihough）的《D. H.劳伦斯：审美与意识形态》（1993）聚焦于1910—1930年盛行于德国的“民意”（volkisch）意识形态对劳伦斯创作的影响；安德鲁·哈里森（Andrew Harrison）的《D.H.劳伦斯和意大利未来主义》（2003）关注了意大利未来主义对劳伦斯的影响。
（3）宗教研究视角。宗教对劳伦斯的影响也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命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原始宗教对劳伦斯的影响的阐述，如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在他的著作《D.H.劳伦斯爱的伦理》（1955）强调原始宗教的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对于劳伦斯的创作的影响。二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对劳伦斯的影响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如怀特（T. R.Wright）的著作《劳伦斯和圣经》（2000）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对《圣经》中的故事结构的运用，认为劳伦斯的作品明显借鉴了圣经故事的结构，比如《儿子与情人》就借用《圣经》中创世记的故事结构讲述了一个关于宗教解放的故事，表达出的是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声音，是对受到清教道德观压抑的人性的释放。接受研究方面，饭田武郎（Takeo Iida）编辑的论文集《D.H.劳伦斯接受研究》（1999）和迪特· 梅尔（Dieter Mehl）与克里斯塔·詹森（Christa Jansohn）编辑的论文集《欧洲D.H.劳伦斯接受研究》（2007）则分别集中讨论了劳伦斯作品在世界和欧洲的接受情况。谢拉·拉希里·乔杜里在其著作《另类的目光》（2008）中以一个印度研究者的视野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审视了劳伦斯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位置身就成了劳伦斯接受研究的范本。
（4）地点及空间研究视角。地点研究方面，F.R.利维斯认为《虹》中以地点来给相当部分章节的命名，这一现象本身就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乡村的过程。布丽奇特·皮尤（Bridget Pugh）在《劳伦斯小说和游记中的地方》（Locqtions in Lawrence's Fictions and Travel Writings）一文中强调了劳伦斯的地方经验，认为劳伦斯的出生地伊斯特伍德是英国社会的缩影。
空间研究方面，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城市与乡村》（1973）中虽然没有直接地提出劳伦斯小说中的空间问题，但从文化的角度关注到了劳伦斯笔下矿乡的空间意义，指出劳伦斯“生活在一个边界上，这边界不只是处于农场和矿山之间……他处于一个文化的边界上”。罗伯特·基利（Robert Kiely）认为《虹》的“主要的结构、主题及修辞都具备空间性”。杰拉德·多尔蒂（Gerald Doherty）的《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中的空间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pace in D.H. Lawrence's Sons and Lovers）探讨了《儿子与情人》中人物与空间的关系。
（5）传记研究视角。第一类是商业传记。商业传记的对象是广大非学术人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布伦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的《D.H.劳伦斯：有妇之夫》（邹海仑、李传家、蔡曙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马多克斯以一个新闻记者特有的生动丰富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生活中劳伦斯的多面性，而其不足之处也在于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文本中加入了作者自由的艺术发挥，通常会包含一些难以考证的细节描述，比如在描写劳伦斯与弗丽达的性关系上就明显掺杂有作者想象的痕迹。第二类是回忆录。该类型纯粹以劳伦斯的生活经历为中心，作品的创作仅仅作为时间的坐标出现，对作家的作品绝少进行评论。如默里撰写的《妇女之子》（Son of Woman，London：Cape，1931）；凯瑟琳·卡斯维尔（Catherine Carswell，1879—1946）的回忆录《野蛮人的朝圣》（1981）；弗丽达·劳伦斯（Frieda Lawrence，1879—1956）的回忆录和署名E.T.的吉西·钱伯斯（Jessie Chambers，1887—1944）的回忆录《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与两个女人》（叶兴国、张健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等。第三类是评传。该类型从劳伦斯的成长轨迹和生活经历出发分析劳伦斯的创作动机、思想和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代表如哈里·T.穆尔（Harry T. Moore）的《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爱德华·尼尔森（Edward Nehls）出版的三卷本著作《 D.H.劳伦斯一部复合传记》（1957—1959）；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劳伦斯》（Lawrence，1973）；基思·萨嘉（Keith Sagar）的《劳伦斯传》（1980）；20世纪9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的劳伦斯传记研究资料：约翰·沃森（John Worthen）主笔第一卷《D. H. 劳伦斯：早年生活1885—1912》（1991）；马克·金基德-威克斯（Mark Kinkead-Weekes）撰写第二卷《D.H.劳伦斯：流放的胜利1912—1922》（1996）；大卫·艾里斯（David Ellis）负责第三卷《D. H.劳伦斯：死亡游戏1922—1930》（1998）；约翰·沃森的《局外人》（2005）等。尤其是沃森这位世界上第一位劳伦斯学教授，为回应近年来劳伦斯的声誉受到一些传记和批评著作的诋毁，他在多年劳伦斯学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推出《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这一部劳伦斯生平传记，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依据重现了这位英国文坛“局外人”的一生，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D.H.劳伦斯。[27]
（二）国内劳伦斯研究现状
劳伦斯是中国新文学初创时期第一批被介绍给国人的外国作家之一。从1922年劳伦斯的名字及其作品出现在《学衡》第2期起，中国对劳伦斯的传播和研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路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也会辐射到劳伦斯的研究。纵观近百年的曲折道路，笔者将其分成早期、中期、近期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1922—1937）：译介引路，渐入佳境
1922年《学衡》第2期发表了胡先骕先生的《评〈尝试集〉（续）》一文，这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名字及作品最早在汉语学术界的出现。是胡先骕第一次让中国读者知道了劳伦斯的名字及其诗歌所表现的主要情感。现代诗人徐志摩将劳伦斯的散文《说“是一个男子”》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25年6月5日的《晨报·文学旬刊》上。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推出了杜衡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二青鸟》，小说集收寻了劳伦斯的《二青鸟》、《爱岛的人》、《病了煤矿夫》3个短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劳伦斯作品的单行本。同年，《小说世界》第18卷第4期发表了由苏兆龙翻译的《西洋名诗译意》，其中有劳伦斯的诗歌《风琴》，这是劳伦斯诗歌最早的中文译作。
1927年，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大纲》第46章中简单地介绍了劳伦斯。这是我国最早评述劳伦斯小说的文字之一，也是中国高等学校第一次讲授劳伦斯创作的见证。1928年斐耶在《英国新近的小说家》中，不仅指出《虹》、《恋爱中的女人》描写生动，文字典丽，而且概括了劳伦斯整个小说创作的特色和文学地位。同年11月，诗人邵洵美在自己主编的《狮吼》半月刊第9期上，报道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的消息，并以“一本赤裸裸的小说”为题，介绍和评价了这一部作品。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是最早译介劳伦斯的主要阵地，赵景深功不可没。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9期“现代文坛杂话”专栏，发表了赵景深写的 “罗兰斯的两性描写”，这篇短文精练而周到地介绍了劳伦斯本人及其重要作品，指出了劳伦斯创作的主要特色。1929年，《小说月报》第20卷第2期上，赵景深撰写短讯“罗兰斯翻译维尔嘉”，简单介绍了劳伦斯翻译意大利小说家维尔嘉（Gionanni Verga）九部长篇小说的情况；第20卷第6期“现代文坛杂讯”栏目中，赵景深介绍了劳伦斯生活的近况；第20卷第8期上，赵景深发表专论《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将英国小说家分成“两性小说家”、“社会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乡村小说家”和“大战小说家”六大类型，劳伦斯首当其冲，位于第一类第一名。在短短一年里，《小说月报》五次介绍了劳伦斯，足见中国文学界和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了。
1930年3月2日，劳伦斯病逝于法国旺斯。1930年3月2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率先发布消息《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劳伦斯逝世David Herbert，Lawrence（1885—1930）》，译登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瑞恰慈翻译自己发表在1930年3月14日北平《英文导报》上的D.H.Lawrence：A Moden Rouseau 一文，列出劳伦斯著作一览表，以示悼念。接着，倜然于6月20日在《申报》上撰文赞誉劳伦斯“是现代文坛上的一位要人，英国寥寥无几的几个近代重要作家之一”[28]。7月，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现代文学》创刊号发表杨昌溪先生的《罗兰斯逝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劳伦斯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有广泛的社会性，比乔伊斯、艾略特等更能把握住现实生活，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作者还对他的哲学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的热诚的哲学非惟在传统气味十足的英国不能了解，而且世界上也还对此隔膜着在”。“我们要从他自己的工作上来批判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思想家是件不易的事。虽然从他的工作上表征说他不是一个值得赞评的模范者，但他自己是很坚实一致的，比较他同时代的作家更坚实而有始终如一的态度”，作者并指出劳伦斯除了翻译俄国小说外，“在沟通英意两国文学上，他有不小功绩”[29]。对劳伦斯的逝世，各大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发文，可见中国学界的反应和重视的强烈程度。他们推动了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整个30年代，关于劳伦斯的著述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关于劳伦斯研究方面的文章有十余篇，这些文章或总体介绍作家的思想、创作情况，或阐释劳伦斯作品中反机械主义倾向，或结合人物的生存环境具体分析人物心理变化原因。其中郁达夫、邵洵美、南星、林语堂、金东雷的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劳伦斯研究的最高成就。
小说家兼评论家郁达夫的《读劳伦斯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是当时劳伦斯研究中第一篇个案性研究的论文，他对劳伦斯最后一部小说的版本起伏显没过程进行了描述，对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技巧做了中肯而精彩的评价。文章指出小说“是一代杰作”，其特点“是在写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对这特权阶级发生厌恶之情”[30]，认为劳伦斯以极端写实而著名，作品显示出“积极的虚无主义思想，和对金钱的批判”[31]。在艺术技巧方面，郁达夫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成功地描写了社会环境与自然背景，动作对话与心理描写融为一体，有些场面和字句是“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32]，文章最后说，劳伦斯与福斯特、赫胥黎、乔伊斯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33]。显然，郁达夫对劳伦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邵洵美在阅读郁达夫的文字之后，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我的所为很严谨的结构和你的意思稍有不同。因为在劳伦斯的每一篇小说里，他的目的本不在叙述一段故事，他是要用他的精密而生动的描写去发扬他的哲学”，他的哲学，假使简单地说，那么，便是“性的复活”，正由于发扬了这种哲学，“笔法是更狭紧了”，“结构便严整了”。[34]在邵先生看来，劳伦斯不是一位写实主义者，而是一位性爱哲学家了。
诗人南星的《读劳伦斯的诗》是30年代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研究、介绍劳伦斯诗歌的文章。文章不仅认为“在今代英国诗人中，只有劳伦斯（D.H.Lawrence）为最有热情最信任灵感的歌吟者”[35]，而且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劳伦斯诗歌的思想内容，提出劳伦斯的诗歌体现了作家的人生态度，认为劳伦斯是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36]，文章还指出在劳伦斯所有诗歌创作中，“《鸟·兽与花木》可以说是表现他的思想最完全的诗集”[37]。南星的文章还分析了劳伦斯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劳伦斯既写有韵诗，也写无韵诗，他的诗之写法的特色在于先给读者一个微薄的印象，然后一层层地加重，直到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子为止，同时还指出了劳伦斯的无韵长诗和后期诗歌所存在的不足。[38]南星的文章已经意识到了劳伦斯诗歌的独立品性，为中国读者了解劳伦斯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本。
林语堂先生的《谈劳伦斯》可谓独树一帜。文章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诠释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思想意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械文明，骂拜金主义、骂理智的”[39]。并肯定《金瓶梅》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有大胆的性描写，但二者的技法存在差异：《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以淫为淫，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不以淫为淫，他的性描写注重灵的结合，侧重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发展以及人物形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象征关系，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40]
金东雷先生在整体上观照了劳伦斯。在《英国文学史纲》一书中列专节全面阐释了劳伦斯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作者认为劳伦斯是英国文学界的反叛者。作为高校教材，该书对劳伦斯的阐释较之20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中的译介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虽已展开，但处于起步期，国内从20世纪20年代一开始传播劳伦斯及其作品就显示出了不凡的成绩。就翻译出版而言，劳伦斯作品翻译都是直接译自英文，其体裁也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还出现了单行本。这是其他西方作家及其作品到中国传播之初不曾出现的现象。就评价而言，论者不仅结合劳伦斯生活的时代准确地归纳了其作品的主题，而且中肯地评价了作品的审美特色。它们是中国开始研究评价劳伦斯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到了30年代，对劳伦斯的传播和研究总体上说体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这段时间对劳伦斯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性描写问题展开的讨论。论者大都为劳伦斯的性描写进行辩护，而事实上国内极少见到有公开反对的文字。论者往往将《金瓶梅》与其进行比较，肯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有严肃的目的性，是灵与肉的统一，且描写手法高妙。劳伦斯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十分有限。
从翻译队伍来看，既有名震一时的大作家，又有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从传播途径来说，《小说月报》、《新月》、《现代文学》、《文艺月刊》、《人世间》、《天地人》、《西洋文学》等杂志成为传播劳伦斯文学的主要阵地，上海书局、上海北新书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单位成为传播劳伦斯文学的主要载体。从研究来看，中国学者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凡的业绩，对劳伦斯的作品作出中肯的评价。[41]
2.中期（1937—1979）：淡出视野，学界冷清
从1937年7月起，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爆发，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狂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劳伦斯的传播和研究基本上是空白。
在冷清中也有几点难得的星光。1942年，上海中流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追念》。1945年正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华》收录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在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发表后，被认为“完全是模仿劳伦斯的”。在80年代，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曾就此向沈从文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这可视为中国作家受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影响的例证。1963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收录了“劳伦斯”条目。《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以手抄本形式在坊间流传。
3.近期阶段（1980年至今）：重返学界，硕果累累
赵少伟先生在《世界文学》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劳伦斯研究复兴的第一个强力信号，尤其是以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为劳伦斯得到重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宣传。198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侯维瑞先生在《现代英国小说史》的专著中，第一次将劳伦斯列专章，分析了劳伦斯的创作风格，认为他的作品扎根于英国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指出劳伦斯的现代主义特征，主要并不表现在对小说形式的革新方面，其作品的布局“仍然保持着传统小说的许多特点”。[42]
王家湘、黑马（毕冰宾）、主万、王佐良、索天章、刘宪之等学者和翻译家为劳伦斯重返中国译坛和研究领域也做了开拓性和指导性工作。自此以后的30多年，中国劳伦斯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自1980年第1期，《译林》发表周易翻译的劳伦斯短篇小说《木马冠军》开始，劳伦斯的作品和相关的国外传记资料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得到翻译和出版。翻译较为系统全面。除戏剧和长篇自传性小说《努恩先生》外，他的10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书信、文艺随笔等都被翻译给中国读者，而且还出现了一书多译现象。基思·萨嘉的《劳伦斯生平》、奥尔丁顿的《D.H.劳伦斯传一个天才的画像，但是……》、克默德的《劳伦斯》、吉西·钱伯斯及弗丽达·劳伦斯的回忆录《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与两个女人》、穆尔的《爱的祭司》、马尔克斯的《劳伦斯：有妇之夫》等传记和回忆录都有中译本。这一切为劳伦斯的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给广大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解劳伦斯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80年代中后期的劳伦斯研究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其一是中国首届“D.H.劳伦斯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10月21日至24日，由华东师大、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北方文艺出版社和《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在上海二教院召开。国内外劳伦斯研究者近百人参会，提交论文40多篇，会议论文由刘宪之选编、翻译其中的27篇，结集为《劳伦斯研究》，1991年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劳伦斯研究论文集。这些论文从多角度全面肯定了劳伦斯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资的借鉴。会后成立了中国劳伦斯研究会和劳伦斯研究中心。
其二是1989年，上海《环球文学》杂志第2期开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十人谈”专栏，《环球文学》在1989年第1—4期用专栏的形式讨论杜绝色情文学泛滥的立法问题，“《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十人谈”是其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参加座谈的有学者、编辑、教师、官员、普通读者等，他们围绕这一话题从各个角度发表了意见。此外，还有三篇相关文章发表在这期间的《环球文学》上。论者一致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色情相区别，大都认为劳伦斯的性描写具有严肃的目的性，内涵丰富，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合乎伦理道德。考虑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刚被官方查禁不久，《环球文学》为其张目，显示出的学术勇气和胆识令人敬佩。但也有论者批评劳伦斯过于拔高性爱在精神提升方面的作用，过多渲染性爱细节，扭曲了性爱与生命、性爱与人际关系的真实意义。[43]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邀请我国劳伦斯研究专家，杭州大学蒋炳贤教授主持编译了《劳伦斯评论集》。从资料上看，评论集第一次全面地收集了国外有关劳伦斯的评论资料，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并集中地介绍了国外劳伦斯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为中国读者全面正确认识自强不息的劳伦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综合起来考察，中国劳伦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既有老一辈研究专家，也有一批出身硕士、博士，理论功底强，外语基础好的中青年学者。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交相辉映，为世界“劳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以来，在中国各类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劳伦斯的论文已多达数千篇，其研究课题逐渐广泛，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研究的方法逐渐多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十分可观。尤其是近十年，劳伦斯及作品又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近些年，甚至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劳伦斯的博士论文。据学者王松林、王晓兰做过的学术统计，劳伦斯位居“十一五”期间英国小说家研究热度排行榜的第二席，位居“十一五”期间最受研究生青睐的20名英国作家及相应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一览表的首席。[44]这也与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所言是相呼应的。刘洪涛教授在文中写道：“据笔者掌握的统计资料，1991—2010年这2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期刊发表的劳伦斯论文达1100多篇，国图馆藏硕士学位论文187篇、博士学位论文5篇，出版的学术专著20余部。”[45]以下从四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第一，主题思想研究。这是中国劳伦斯研究者持久的兴趣所在，成果数量占有较大的比重。众学者对劳伦斯作品主题思想内容的分析，综合起来有四个层面：
一是工业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例如，刘洪涛在其专著《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指出，劳伦斯出生的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地处矿区，但与乡野自然毗邻，青少年时期的劳伦斯频繁在这两种生活环境之间生活与活动，这种直接的经验感受，以及英国乡村田园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劳伦斯最早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灵感和力量源泉。他表现大自然的诗意之美，追求回归自然；又表现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对人内在生命力的摧残，更进一步，劳伦斯还超越了具体的煤矿生产领域，从整体上把现代文明塑造成一种异己力量，广泛展示了其存在的方方面面。
二是两性关系主题。这是劳伦斯小说研究的另一个焦点主题。研究者注意到，劳伦斯既表现畸形的两性关系，也探索理想的两性关系。这方面有罗婷的《论戴·赫·劳伦斯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蒋家国的《精神型女人的雏形：试论〈白孔雀〉中的莱蒂形象》（《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等论文，论述了畸形两性关系的根源在于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莱蒂、米丽安、莫瑞尔太太等精神型女人对男性主人公的控制。刘洪涛在《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中指出，劳伦斯笔下畸形的两性关系主要形式为社会化婚姻、无性之爱、精神占有，都是工业文明所结的恶果，而理想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男性君临和女性屈服，以及去社会化和爱欲体验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还是劳伦斯小说中的性爱描写问题。张建佳、蒋家国的论文《论劳伦斯小说的性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认为劳伦斯的性伦理是“反对理性、道德对人性的干预，主张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灵’与‘肉’的和谐结合”。其他大量研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论文指出，劳伦斯尤其推崇健康、奔放的性爱，认为它在激发人的美好天性、活力、朝气，调节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死亡与再生主题。吕伟民的论文《死亡与再生：谈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伍厚恺所著的人物传记《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洪涛的专著《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等，研究了劳伦斯热衷于表现死亡与再生主题的原因和具体形式。劳伦斯对死亡与再生主题的表现，还在《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被形式化，成为一种叙事结构，并与《圣经》文化原型相关联。
四是对劳伦斯非理性心理活动功能的研究。刘洪涛的论文《作为现代心理小说家的劳伦斯》（《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及其专著《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认为，劳伦斯本质上是一位现代心理小说家，他受非理性主义影响和现代主义思潮的策动，着力表现人的“另一个自我”，也就是被本能、欲望、潜意识所驱动的非理性自我。
在劳伦斯小说主题思想研究方面，还有一些重要观点的好文章，如漆以凯的《论戴·赫·劳伦斯的二元论》（《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认为，劳伦斯关于宇宙万物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贯穿在其全部的创作之中，有着丰富的形式，是理解劳伦斯丰富复杂思想的一把钥匙。庄陶的《在性爱神话后面——劳伦斯的阶级认同危机》（《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以《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为例，指出劳伦斯作为工人阶级出生的作家，对自己所属阶级存在深刻的认同危机。程心的《论劳伦斯的反进化论的自然观》（《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认为劳伦斯的自然观是反进化论的，他“汲取了泛神论自然崇拜的精髓，希望通过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异化的人类社会重新找到生命的活力”。还有多篇论文探讨了劳伦斯的乌托邦想象，如王薇的《心中的天堂 失落的圣地——劳伦斯的“拉纳尼姆”情结评析》（《国外文学》1997年第4期）和丁礼明的《“拉纳尼姆”王国的生态学思考——解读劳伦斯小说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主题》（《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劳伦斯的“拉纳尼姆”情结及其具体表现，指出其表达的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的主题。刘洪涛的《D.H.劳伦斯的美国想象》（《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用“美国想象”统摄劳伦斯与美国文化、文学的关系，指出“美国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促成了劳伦斯思想探索走出纯粹的精神领域，与特定的地域文化广泛融合在一起，“美国想象”构成了他的乌托邦的核心。
第二，艺术形式与技巧研究。研究者们对劳伦斯究竟到底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还是现代主义作家存在分歧。较多人认为应该把劳伦斯定位为“处于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点上的重要作家”，如罗婷在《论劳伦斯笔下的人性异化》（《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和郭英剑在《传统·劳伦斯·现代主义》（《新乡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中认为劳伦斯“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走入现代又保持鲜明个性的创作风格”。也有对劳伦斯小说由此形成的杂糅风格进行了探讨，如熊沐清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及糅合——劳伦斯叙事的二重性特征》（《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指出劳伦斯“大量使用自由间接话语，主张作者不应在作品中出现，其部分作品在结构层面呈现出开放性和不连贯性，在意蕴和评判层面呈现出对立、不确定和复调叙述的特征”，“同时又以稳定的传统的全知视角保持作者的在场与可靠性”，杂糅了传统与现代的叙事风格。
比较而言，研究者更重视劳伦斯小说中现代主义属性，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蒋承勇的《论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主义倾向》（《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论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深度对话》（《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论劳伦斯〈虹〉的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等论文，从小说的暗示性和非连贯性、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深度对话模式等角度，阐述了劳伦斯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是劳伦斯小说的象征手法。代表性论文有叶兴国的《劳伦斯与〈圣经〉》（《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王丽亚的《D.H.劳伦斯小说中的意象》（《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评〈虹〉〈恋爱中的妇女〉的象征手法》（《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汝成的《心灵运动的轨迹——D.H.劳伦斯小说的象征艺术研究之一》（《青岛大学师范学报》1996年第3期）、《社会批判的利器——D.H.劳伦斯小说的象征艺术研究之二》（《青岛大学师范学报》1996年第4期），李汝成与路玉坤的《物我交流的载体——D.H.劳伦斯小说的象征艺术研究之三》（《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刘维荣的《浅析劳伦斯小说中的若干意象》（《上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黄宝菊的《论劳伦斯小说中马和月亮的象征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胡亚敏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仪式：读劳伦斯的〈太阳〉》（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戴天善的《生命哲学的隐喻——简论D.H.劳伦斯小说中的自然意象》（《语文学刊》2001年第5期），彭鲁迁的《自然意象在〈虹〉的象征作用》（《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谢佳宾的《论劳伦斯小说的象征和比喻手法》（《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项凤靖的《解读D.H.劳伦斯小说的“火车意象”》（《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周子迦的《试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森林意象》（《文学教育》2014年第1期），赵丽莉的《〈白孔雀〉中的植物意象的生态思想解读》（《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等，对劳伦斯小说象征意象的种类、来源、内涵、呈现方式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多种批评方法的应用。劳伦斯作为一个思想不断发展、复杂多变、异常丰富的作家，他为新时期各种批评方法提供了试验场，反过来，这些批评方法又拓展了对劳伦斯研究的领域，促进了劳伦斯研究的深入发展。下面主要介绍几种批评方法在劳伦斯作品中的批评情况。
（1）精神分析批评是最早应用于劳伦斯研究的一种批评方法。劳伦斯的作品以两性关系作为表现的中心，又极力强调“血的意识”、本能意识的作用等，他也写过两本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可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从精神分析的条件。学者们提及最多的是《儿子与情人》中的恋母情结，短篇小说《美妇人》中的畸形母爱，都指出其对男性成长所引起的桎梏作用。如李志斌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张涛的《试论〈儿子与情人〉的恋子情结与恋母情结》（《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蒋家国的《从俄狄浦斯情结中解脱出来——评劳伦斯的〈美妇人〉》（《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等。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劳伦斯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更广泛的联结，如劳伦斯把性爱看成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将健康性爱与文明相对立，把性压抑看成文明的产物等，认为这些观念构成了劳伦斯思想的基本脉络。代表论文有漆以凯的《劳伦斯与弗洛伊德》（《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刘洪涛的《劳伦斯与非理性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黄子平的《D.H.劳伦斯与弗洛伊德主义》（《暨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
（2）性别视角。研究者们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注意到劳伦斯与英国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分析其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劳伦斯对待新女性既崇拜又憎恶的矛盾态度，分析其男权思想产生的根源。如罗婷的《论劳伦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刘须明的《是恶魔还是天使？从劳伦斯研究中的女权主义论争谈起》（《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林树明的《女权主义对劳伦斯的批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高万隆的《劳伦斯的回应：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论劳伦斯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梁伟、李晴辉的《论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意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赵红英的《论劳伦斯的女性观》（《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朱红卫的《劳伦斯的男性身体崇拜》（《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6期），张中载的《独特的劳伦斯，独特的〈虹〉》（《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陈璟霞的《劳伦斯的女性意识和双性主题》（《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卢敏的《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恋爱中的女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
（3）生态批评视角。生态批评是近些年来劳伦斯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批评方法，这主要与劳伦斯的终生追求和作品所描写内容有关。劳伦斯终其一生向往和追寻大自然，作品中的乡土气息和对自然山水的诗性描写，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对立，倡导人类要回归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是平等的等思想，这些都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其内涵和意义，也在生态批评中得到更充分和深刻的阐发。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丁礼明的《拉那尼姆王国的生态学思考：解读劳伦斯小说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主题》（《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碧云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生态批评》（《名作欣赏》2010年第24期）、庄文泉的《从〈白孔雀〉对自然的描写看劳伦斯的生态思想》（《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席战强的《“诗意的栖居”：生态整体主义视域下的〈白孔雀〉探析》（《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劳伦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国内首部从生态学批评的角度研究劳伦斯生态思想的专著，该书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较全面地分析了劳伦斯的生态思想。
（4）比较文学的视角。比较文学方法在劳伦斯研究中也有广泛的应用。这方面出现了较丰富的成果。在与劳伦斯同一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研究者论述了劳伦斯与《圣经》、布莱克、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哈代、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乔伊斯、托尔斯泰、海明威、杜拉斯等作家之间的各种关系。李增的《劳伦斯和哈代笔下人物的血缘关系》讨论了劳伦斯小说人物与哈代小说人物的契合关系，认为这种契合关系既有完全重叠式契合，也有部分重叠式契合，文章最后指出：“劳伦斯在创作中确实借鉴了哈代创作方法，但同时融汇了其他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建立自己的个性。”[46]罗婷的《生命本体的讴歌者——劳伦斯与尼采》从离经叛道、生命意志、超人思想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尼采对劳伦斯的影响，指出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尼采和劳伦斯却各具特色”，认为尼采是“旧道德的破坏者和新道德的创立者”，劳伦斯“强调感觉世界的肉体与直觉，寻求一种观念上的平衡，一种血液与心灵的平衡。他倡导的‘超人’思想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驳，却无意识地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信奉极权领袖”。[47]高鸿的《试论劳伦斯小说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关系》（《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从影响研究的角度阐释了柏格森对劳伦斯的影响。庄文泉的《论劳伦斯与郁达夫性爱叙事的文本差异》（《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比较了劳伦斯与郁达夫两人性爱作品在性爱描写叙事的不同，从而展示出快乐而唯美与痛苦而扭曲的文本差异。高万隆的《婚恋·女权·小说：哈代与劳伦斯小说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哈代和劳伦斯小说的婚恋主题，说明了两者在婚姻问题方面的联系，也显示了1870年至1930年迅速发展的社会习俗是如何反映在两者的小说当中的。研究者在关注劳伦斯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方面是比较研究的热点，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比较劳伦斯与中国作家、作品的关系，如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的情人》与《金瓶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废都》、《情爱画廊》、《死水微澜》等做比较，将劳伦斯与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张贤亮、贾平凹、莫言等作家比较，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信德先生的《郁达夫与劳伦斯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一方面全面细致地对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生存境遇、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进行了比较，另一方面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艺术特征、性描写等也进行了比较。另一部是青年学者田鹰女士的《比较视野中的张贤亮和劳伦斯性爱主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该专著比较了两位作家性描写的异同，为中国作家探索人性提供指导借鉴。第二种类型是中译本的研究。研究者对劳伦斯小说中的方言和性描写处理方式，并对错译、漏译现象纠偏指瑕。第三种类型是研究劳伦斯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其中郝素玲、郭英剑的《劳伦斯研究在中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董俊峰、赵春华的《国内劳伦斯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廖杰锋的《20世纪80年代前D.H.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杨斌、吴格非的《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述评》（《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0期），杨斌的《劳伦斯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综述》（《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论文最有代表性。
（5）伦理批评视角。运用伦理批评视角这个新方法来研究劳伦斯作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杜隽的《论D.H.劳伦斯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的冲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作者以劳伦斯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切入点，从劳伦斯的道德观入手深入探讨形成这一主题的原因以及他赋予这一主题中的深层内涵。张建佳、蒋家国的《论劳伦斯小说的性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认为透过劳伦斯作品看到当时英国社会性伦理的嬗变和劳伦斯自己的性伦理观，指出劳伦斯否定资产阶级道德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否定了其他所有道德的存在意义，这也证明了劳伦斯性伦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庄文泉的《性爱叙事的伦理诉求差异——劳伦斯与郁达夫性爱主题小说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从性爱描写出发点及其意义指向不同、性爱描写的基调迥然不同两个方面比较了两者性爱主题小说的差异。
其他应用于劳伦斯研究的批评方法还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48]
以上主要所谈及的是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个别专著，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伦斯研究，不仅学术论文欣欣向荣，学术专著也如火如荼。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国内已经有20多部学术专著出版。有冯季庆的《劳伦斯评传》（1995年）、罗婷的《劳伦斯研究——劳伦斯的生平、著作和思想》（1996年）、漆以凯的《劳伦斯的艺术世界》（1997年）、毛信德的《郁达夫与劳伦斯比较研究》（1998年）、王立新的《潘神之舞：劳伦斯和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98年）、伍厚恺的《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2000年）、毛信德的《劳伦斯》（2001年）、曾大伟的《劳伦斯小说研究》（2003年）、邢建昌的《劳伦斯传》（2003年）、黑马的《心灵故乡——游走在劳伦斯生命的风景线上》（2002年）、蒋家国的《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2003年）、寥杰锋的《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劳伦斯》（2006年）、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2007年）、刘洪涛的《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2007年）、田鹰的《比较视野中的张贤亮和劳伦斯性爱主题研究》（2009年）、高万隆的《婚恋·女权·小说：哈代与劳伦斯小说的研究》（2009年）、汪志勤的《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2010年）、闫建华的《绿到深处的黑色：劳伦斯诗歌中生态视野》（2013年）、黑马的《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2013年）和《我们一起读过的劳伦斯》（2015年）等。
下面就几部学术专著作做简要的介绍。
冯季庆女士的《劳伦斯评传》是国内研究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劳伦斯的生平传记。这部传记以劳伦斯坎坷的人生旅程为经，以他的文学创作为纬，采取评与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开讨论劳伦斯思考生存、死亡以及两性关系的原因，详细分析《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走的男人》等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并指出：“世间或许不容易出现像劳伦斯这样敢于透彻地探索、赞叹男女性爱的作家，他的细腻微妙的笔触，直接伸到人类生命中最为隐秘的角落——两性交融中的欲仙欲死的生动过程，描述完美的性结合对于成就人物完整生命和性格的本质作用。并且，劳伦斯笔下男女之间最辉煌的闪动，永远被置于美妙温情的大自然之中，作家倾注心力的人物必定是大自然最诚挚最富创造力的儿女……劳伦斯不仅以一种天才的识见，在生命的精髓里找到了永恒的价值，而且更是以预言家的身份，在性描写中隐含了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以某种哲学理论（诸如关于存在的理论）为背景来结构主干，那些理论与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和谐统一为一体。伴随性爱体验的，是大量关于历史、政治宗教和经济等问题的严肃思索。”[49]著作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劳伦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罗婷女士的《劳伦斯研究——劳伦斯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是国内研究者首部系统阐释劳伦斯创作的学术专著。这部专著从大量的具体作品及相关资料出发，对劳伦斯的创作道路、文艺思想、伦理观念、艺术手法、作品主题以及劳伦斯与弗洛伊德、劳伦斯与尼采、劳伦斯与基督教神话、劳伦斯与女权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翔实、科学的解读、归纳与总结，并且认为劳伦斯的创作“有很强的自传性，他的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他心灵的剖白”[50]，劳伦斯是一位漂泊一生的先知，他在“不断向世界发布预言时，自己也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在他对人类文明、对工业社会的执着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偏执的一面，他用诗的语言表达出的人生理想，就象他心中架起的那道弯弯的彩虹，绚丽灿烂，却虚无缥缈”[51]。同时，这部专著的研究方法多样，平行研究、影响研究融于一体，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相互映照，从而开辟了劳伦斯研究的新领域。
毛信德先生的《郁达夫与劳伦斯的比较研究》系统地比较了劳伦斯与他的中国知音郁达夫。这部专著是我国第一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劳伦斯的著作。该作采用平行研究的方式，从“风格与人格”、“小说中的自我表现主题”、“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小说中的性描写”、“小说中的审美意识”、“小说中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和语言技巧”、“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八个方面，比较了劳伦斯与郁达夫的异同，使中国接受者能在比较中完整地认识劳伦斯。2001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传记《劳伦斯》。该书从环境、家庭、时代、情爱、母爱、漂泊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全方位地讨论了劳伦斯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重点论述了《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狐》、《袋鼠》、《羽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思想意义、象征手法，认为“劳伦斯的出现应该说是极大改变了英国小说在20世纪前30年间的创作局面，不仅是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引发了艺术的深层次的探索，更主要的是激发起英国作家们对于表现人类真实情感的责任感，使文学真正成为体现美感、精神、爱情、理想的载体”[52]，整部论著资料详细，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式评价了劳伦斯。
漆以凯先生于1981年开始接触劳伦斯，1987年翻译了劳伦斯的代表作《虹》，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年之后，写出了一部学术专著《劳伦斯的艺术世界》，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漆以凯先生长期潜心研究的成果和结晶。专著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着重讨论了劳伦斯的除《逾矩的罪人》之外的其他九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下篇总体考察了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劳伦斯的二元论，劳伦斯的小说艺术以及劳伦斯与弗洛伊德、哈代的关系，认为：“劳伦斯在创作上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点上，他的创作既有对英国文学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的继承，又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现代主义属性。他对性与无意识的大胆探索与深刻揭示，令世人惊骇，也令世人叹服”，“劳伦斯的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是独特的心理描写艺术、象征艺术”，指出劳伦斯的小说美学是平衡美学，其平衡“不是稳定的、不变的平衡，而是颤动的平衡，是相互吸引、相互排斥中人性的两极不断活动变化的平衡”。[53]论著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诸多空白点。
伍厚恺先生倾注自己的心血完成的《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是国内劳伦斯研究中最为全面的专著。该作共有五章，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劳伦斯的人生道路，而且对劳伦斯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绘画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进行了诠释，同时，研究者还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劳伦斯与尼采、弗洛伊德的关系，辨析了劳伦斯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异同，指出劳伦斯的最独特之处和最吸引人之处“便是为20世纪人类所普遍缺乏的那种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气质。他始终执着地热爱、崇拜和歌颂生命，直到他自己短促的生命结束”[54]。
黑马先生是中国劳伦斯传播和研究的中坚，他不仅大量地翻译了劳伦斯的散文、文艺随笔、小说，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伦斯方面的研究论文，而且写出了一部专著《心灵的故乡：游走在劳伦斯生命的风景线上》，该书于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作以著作者漫游劳伦斯成长的生活地为线索，散点透视劳伦斯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描述劳伦斯26岁前痛苦的生命历程和备受挫折的爱情历程，历时与现时相交织、想象与写实相融合、图片与文字相映衬，深刻挖掘了劳伦斯精神。论者指出，“身处尼采、叔本华、达尔文、詹姆斯和马克思学说风云际会的年代，劳伦斯凭着自己血液感知的引领，没有盲从任何一种主义和哲学，而是汲取了各派学说的精华，与自己的体察相融会，得出了自己对世界和人的特殊认知方式，从而将生命看作艺术，艺术地把握人生”[55]。它虽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是，为中国读者进一步认识、了解劳伦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黑马先生近年力作不断，《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这部有关劳伦斯的叙论，共50篇，涉及劳伦斯的创作、传记和研究三个领域。《我们一起读过的劳伦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版）这本随笔集囊括了作者多年来热爱、追寻劳伦斯，深度解读、品赏劳伦斯作品的丰富心得。不失为打开劳伦斯纯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
2003年5月，蒋家国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出版了学术著作《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全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劳伦斯的十部长篇小说，全面详细地分析每部小说所显现的内容和取得的艺术成就，观点新颖、见解精辟、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006年6月，廖杰锋先生出版了学术专著《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劳伦斯》。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该著以“审美现代性”这一视角“更深入地解释劳伦斯重新为读者所接受的奥秘，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劳伦斯以鲜活的生命感知力审美地理解和把握世界，追问生存的意义，在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活动面前展开个人身体与灵魂、自由与存在、畏与烦、在世与死亡等诸多问题，以血性之声唱出一曲歌颂生命的底蕴和伟大的颂歌。他的作品超越了时空，至今在某些方面对我们还不无启示意义”。“审美现代性的研究视角会使我们发现作家在创作成名作《儿子与情人》之后的深刻转变，追求创新，反对传统不仅是他的生存之思，也是他赋形生存之思的基本方式，我们很难将他作归属于何种思潮流派。劳伦斯就是劳伦斯，他是英国文学天空一道独特的彩虹！”[56]正如张弘教授在该专著的序言所言：“这部专著，又尝试把劳伦斯的文学成就，纳入审美现代性的视域中来加以考察，显然在开拓着新的途径。”[57]
刘洪涛先生2007年出版的《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作者在广泛搜集材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把劳伦斯放在现代主义语境和英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指出劳伦斯是工业文明坚定的批判者，他认为工业文明的根本缺陷是使人社会化和机械化，压抑了人的直觉、本能和欲望，使人的生命能量枯竭。从这一立场出发，劳伦斯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两性关系，表现新女性形象，挖掘人的非理性心理世界，驰骋异域原始文明想象，描绘了西方现代文明崩溃的整体图景，并且为探索人类走出荒原的道路殚精竭虑。该书除了揭示劳伦斯小说中丰富的现代思想及其意义外，还对其中的男权主义、心理神秘主义、极端原始主义和过度的性描写等倾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回顾1922年以来的近百年历史，真正的国内劳伦斯传播与研究只有三十几年，但速度之迅猛，阵容之庞大，可喜可叹。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学术背景好，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的学术研究新生力量，在劳伦斯研究领域敢于做开路先锋，其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劳伦斯研究都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大致都经历了起步阶段的引介评论期，中间一段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兴盛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劳伦斯生平材料的新发现，国内外新的具有原创性质的批评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出现，人们必将把劳伦斯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