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任职清廷中央部门，参与新政

从留美幼童开始到新政启动之前，中国的留学运动已有近30年，但是此前，虽然留学生已经进入中国社会，但作为国家官派的留学欧美生，无论是留美幼童群体还是福州船政学堂赴欧群体，所学内容基本上是中等教育或者工程技术或者军事专业，回国后也基本从事相关的器物技术层面的工作；堪为北洋海军干城的留学生则在甲午海战中伤亡殆尽，只有严复和少数自费的欧美留学生如伍廷芳等从事理论、教育或法律工作。因此，参加清末新政的欧美留学生较少。相比之下，甲午战后，由于当时清政府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普遍的认同感，鼓吹赴日留学，赴日者众而专业又以教育、法政和军事为主，而且，留日学生的基数也大于留学欧美的学生，留日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也远远高于欧美留学生，所以，留日学生（包括归国和仍在日本的）参与清末新政或通过其他工作对新政产生影响的人数大大多于欧美留学生，其作用也明显大于欧美留学生。也就是说，新政之前的留学生由于规模不大、认识不足，又受官派规定的专业限制，进入政府部门的极少，早期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仅有少数人充当翻译、幕僚或文秘。但是，“中国在1898—1910年的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104]，新政启动后，归国留学生开始变得珍贵起来，通过考试，他们开始进入清政府的一些部门，参与乃至推动新政的进行。

1903年10月6日，张之洞奉命拟订的《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所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

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类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在文部大臣所指准之私立学堂毕业者，视其所学程度，一律酌给举人出身或拔贡出身。……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

此规定后经清政府批转全国，成为制定考核回国留学生的蓝本和任用、奖励回国留学生的正式依据。1904年12月学务大臣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据此，1905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回国游学毕业生考试。从此，回国留学生的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被分别授予不同出身，作为优先分配工作的条件和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到1911年清廷共举行留学生考试7次，1388人合格，分别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从1907年起，学部还会同钦派大臣对进士馆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并按等第授予官职，到1911年，有930人被授任，加上1905年被授职的14人，共944人，[105] 大部分被分派到清廷中央各部，成为清末新政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下面以外务部、商部和宪政编查馆为例，看新政期间留学生进入清政府体制内的情况。

外务部 由于该部业务涉外的性质，留学生以其特有的优势，任职外务部的机会较大。1901—1911年，虽仅有1人成为外务部主官，但成为外务部侍郎（副长官，正二品）、部丞（正三品）和参议（正四品）高官的却有10位（见表1—5）。

这表明归国留学生在外务部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他们在民国后的发展，也可印证其在新政时期的能力和影响。民国建立后，唐绍仪曾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伍廷芳曾代国务总理；周自齐曾任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并代行大总统职务；梁敦彦先后任欧美同学会首任会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梁如浩则先后担任陆征祥内阁及赵秉钧内阁的外交总长。就留学背景看，留学欧美者占9/10，其中留美幼童出身的有5人：唐绍仪、朱宝奎、梁敦彦、梁如浩和刘玉麟。欧美生主管中国外交的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陆和当今的台湾地区。

此外，在新政期间，有9位归国留学生22人次担任了出使各国的使节，占新政期间清政府出使使节73人次的1/3[106]，负责或协助处理了当时对外的一些重要事务，他们是：伍廷芳（留英）、梁诚（留美）、施肇基（留美）、罗丰禄（留英）、刘玉麟（留美）、刘式训（留法）、吴德章（留法）、杨晟（留日、德）、荫昌（留奥、德）。其中除杨晟一度留学日本外，其余全部留学欧美。另外，唐绍仪和梁敦彦因为没就任还未计算在内。

清末是中国步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开始，留学生以其涉猎中外的文化背景和视野，开始代表中国走上了现代国际交往的舞台，而外务部海归官员和出使外国使节的欧美化出身，则表明了当时中国外交的倾向性。

商部 中国的传统是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新政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了商部，但商业人才甚缺。为此，商部明确规定，部员只从在外习农工商务之留学生中选用。1906年3月，商部又奏请：“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学生卒业、出洋留学生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107] 这一方面反映了清政府试图学习西方发展工商实业的意图，另一方面，也为商部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提供了行政资源保证，为归国留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因此，1903年商部设立的当年，留英出身的伍廷芳即任左侍郎。1903—1906年，商部共有44 名官员，其中12 人是归国留学生，占总数的27%（见表1—6）。

其中张锳绪、胡宗瀛为清朝首批经过留学生考试而“给予进士出身”者，王守善为“给予举人”[108] 出身的留学生官员。

宪政编查馆 1905年11月，为配合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侯旨裁定”[109]，可见其性质和地位。据赵炳麟言，“立法起草皆委诸馆员金邦平、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110]等留日生。他们的大致情况为：金邦平留学早稻田大学，专业为法学，1905年回国，参加清政府第一届留学生考试，成绩突出，光绪帝下旨给予进士出身，赏翰林院检讨；曹汝霖，1900年赴日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回国，参加留学生考试，取得第二名，被赐予法科进士，任商部主事，后调外务部庶务司。1907年被光绪、慈禧召见，询问日本立宪情况，委以外务部参议候补，1908升为右参议，1911年春任外务部副大臣；章宗祥，早年中秀才，1899年留学日本，获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03年回国，在京师大学堂任教，赐进士出身。历任法律馆纂修、工商部候补主事、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需要强调的是汪荣宝，因他此时还没有进考察政治馆，1901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攻历史和政法，肄业回国后留兵部。1906年任京师译学馆教习，旋改任巡警部主事、民政部参事。1908年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但其后汪荣宝对宪政改革出力尤多，“一时所谓新政条教，出荣宝手者十九。故前清虽云仿立宪，而章程条教，往往有可采者，荣宝之为也”[111]。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1911年4月，奉派为协纂宪法大臣。

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据《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该馆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奉旨交议的有关宪政折件，承拟军机大臣交付调查各件；翻译各国宪法，编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单行法及行政法规等，而且直属军机处，除总理、提调、总核由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亲王、大臣及三品以上的高官担任外，其下总务处、编制局、统计局和情报局三局一处的官员共48人，其中留学生29人，占总数的58.3%。可见该馆地位的重要和留学生官员的比例之大。该馆最重要的编制局有21人，其中留学生16人，占总数的76%。[112]

其后，随着宪政改革的进行，留学生又有增加。其中经张之洞保荐，杨度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在颐和园充当清皇室君主立宪的讲师，对外作君主立宪的宣传，成为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红人。1908年8月，清廷下达《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旨后，宪政编查馆人员再度增加。如1909年1月，为考核“九年限内议院未开以前京外各衙门各项应行筹备事宜”，清廷特在宪政编查馆内设考核专科，章宗祥（留日）、杨度（留日）、钱承志（留日）、吴廷燮、沈林一、赵炳麟为会办，汪荣宝（留日）、恩华（留日）、黄瑞麒为帮办，卢静远（留日）、林炳章为正科员，胡礽泰（留日）、顾鳌、傅岳棻、张志潜、王履康、夏启瑜为副科员。共18人，其中留日学生7人，占近40%。

同年5月21日，宪政编查馆再次奏调7人，其中6人为留学生。他们是：候补四品京堂陆宗舆，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肄业；礼部候补主事张则川，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法部候补主事蒲殿俊，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拣选知县许同莘，日本法政大学毕业；顾德邻，进士，德国法政大学毕业；马德润，举人，1903年被派往德国，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另一位是传统出身的委署内阁侍读殷济。[113]

1910年，宪政改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宪政编查馆又连续奏调进人，特别是到11月30日，辛亥革命的炮声已经把中国震得山摇地动，宪政编查馆再次补充科员三人，其中两人为归国留学生，一个是留学日本的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另一个是留学日、美、德的翰林院编修施愚。

由此可见，留学生是宪政编查馆中下级官员的主体。虽然他们没有宪政改革的决定权，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熟悉外语和宪政知识的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该馆的工作就难以开展，清廷的筹备立宪也就无法进行。

上文对新政时期外务部、商部和宪政编查馆人员构成的分析[114]，意在说明归国留学生已经成为新政时期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新政是对旧有体制一场全面的革新，要推动清末社会的变革，在清末这样一个积弊成灾的时期，很难想象在腐朽的清廷内部，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封建体制的桎梏中，能诞生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因此，必须从封建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外的人群中选拔；而曾经历域外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留学生们，在当时则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新生力量。他们进入清末官场，参与新政，既是新政所需，也是他们自己所想。尽管当时他们还很弱小，不可能扭转乾坤，也尽管新政后来被辛亥革命所替代，但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其所能，推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