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播西方政治文化学说，营造新政声势

清末新政时期西方政治文化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新政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留日学生通过创办报刊、翻译外文著作、撰写文章，传播西方政治文化，为清末新政大造舆论并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

（一）从西书中译为主到日文中译为主

古今中外，凡欲干大事者，无不先造舆论以形成声势。如汉末农民运动领袖张角在起义之前，就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考察近代西学东渐史和中国现代化史可知，在近代中国，西学取代孔孟之学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导思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具体内容上则又有所变化。在甲午战争前，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以西书中译为主，此后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以日文中译为主的新局面。

首先，这取决于近代国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与对国情的反省。由于中国僵化的封建体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几经曲折，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本来，晚清道光咸丰之际，中国仅有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注意到西学的优越性，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清政府于1866年派斌椿等官员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1870年，清廷又派出志刚等正式出使欧美，著有《初使泰西记》；光绪年间，清政府开始设立驻外公使，很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得以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因此，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日益深入。在此情况下，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应运而生，西方的一些科技、学术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宗教、科学、政治方面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植物学》《博物新编》《代微积拾级》《代数学》等。又如1887年成立的广学会，是由传教士、外商组成的西学出版机构，也出版、翻译了大量的科技、史地、法律等学科的书籍，成为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重要的思想来源。其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曾国藩、李鸿章和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愈益重视西方的经验。一些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也在清政府推行下成立，如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在1868—1907年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各种西学著作，译书达160种，其中以科技书籍最多，旁及政治、经济和史地，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接触和接受西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囿于封建体制和士大夫的视野，当时国人对西学的认识还仅仅局限于器物科技的层面而排斥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但毕竟注意到了西学的一个方面。清末，随着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特别是中国惨败于甲午战争，对国人心理上的震撼极大。一直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国人，上自皇帝太后，下到最一般的贩夫走卒，无不感到痛苦屈辱。清廷和中国知识界通过痛苦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借鉴日本汲取西学的经验、通过日本来学习西学的理念。就连几十年后中年的毛泽东也肯定了这一点：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86]

在当时，中国把学习西方的经验转向日本是比较科学和现实的。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人就对西方及西方文化比较陌生，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差距也非数十年之遥，要马上学习西方，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具体运作上，都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本来就与中国“同文同种”——这种说法严格地讲并不怎么科学，但自隋唐以来，日本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则是毫无疑义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是有目共睹的，况且一衣带水，来往方便，容易沟通。通过明治维新得以脱亚入欧的日本，其改革的经验确实值得中国深思借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朝野的共识。

其次，也与清末新政时期留日人数有关。本来，作为传播新潮、启迪民智的新式传播媒介、传播途径和传播工具，在清末新政之前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已经出现，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就有多家报馆和书社。其中影响力较大、最早的报纸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1864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1872年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了《申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其后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出版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年出版了《强学报》，同年梁启超在上海又创办了《时务报》。这些报纸成为当时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然而，“戊戌政变”以后，专制的清政府查封了很多报馆，通缉相关人员，中国内地的一些报刊不得不转移到租界或海外，而日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西学的场所。到清末新政时期，它则兼有空间、时间、人员、资源和机构等优势，特别是两万名左右的留日学生不同程度的参与，使得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特别是日本化的西方理论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成为开启民智、推动新政的强大的理论武器。而这则是人数有限的欧美留学生所不能比拟的。根据卡梅伦的观点，直至辛亥革命前，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仍很有限，留学欧洲的计400人，留学美国的计800人。[87] 因此，作为传播主体，欧美留学生在数量上根本无法匹敌留日学生，况且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对国内外交动向、政治局势的了解迟滞，在遥远的欧美传播西学远远不及留日学生那样快捷，在地理上不占优势。而留日学生则因直接感受到日本的侵华言行，了解国内的反清革命形势，其革命积极性较欧美留学生激烈激进，因此，热心于通过创办报刊等媒体和翻译外文著作来造舆论。

（二）留日学生创办的媒体

留日学生创办的媒体[88]，始于1900年11月创办的半月刊《开智录》和12月创办的《译书汇编》。此后，随着留日大潮的涌起，留日学生纷纷结社，创办、出版期刊，如1902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杨守仁主编，杨度、陈天华、黄兴等编译，1903年11月停刊；1903年1月创办的《湖北学生界》，蓝天蔚、刘成禺等译述；1903年2月创办的《浙江潮》，孙翼中、蒋智由、蒋方震等编撰，1904年停刊；1903年4月创办的《江苏》，秦毓鎏、张肇桐、汪荣宝主编，丁文江、陈去病、黄宗仰等编撰，共出12期。此外，还有教科书译辑社、东新译社、会文学社和《河南》《四川》《云南》《夏声》《晋乘》等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期刊的具体数量，说法不一，据学者最新统计，有97种[89]或者更多。如此之多的期刊，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其传播功能该是何等的强大，传播内容又是多么丰富，对清末政坛和文化界的影响该是多么强烈！其中较有影响的期刊是《开智录》和《译书汇编》。

《开智录》是1900年11月由留日学生郑贯一于日本横滨创办，冯自由、冯斯栾撰述。其宗旨为“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下之脑筋，采中、东、西之善法”。然而该刊在1911年3月20日出到第六期即停刊，其原因除了经济压力外，还因该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革命倾向，发表了《民约论》《民权真义》《自由略论》《法国革命史》《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等，涉及法律、政治、历史以及激烈的时论等文章，引起了读者较大的争议，产生了吹皱一潭死水、兴起波涛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清政府的打压。

作为留日学生创办的新媒体《开智录》，在如何开智、通过什么方式开智等方面用心良苦。如该刊第一期特刊登了蔡锷以笔名署名的《开智会序》加以说明，要提高国民素质，一为“图国民之自立”“尤以开智为议”，“中国之亡，非随今日政府以亡，乃国民之智未拓”；二为要“使邦国之独立，人群之富强，舍教育将安取”，“夫教育者，用以开发人智也”；三是开智的重要内容为当今“种种学问”“物质进步之次，当有精神进步”，要“使邦国之独立，人群之富强，舍教育将安取”；开智的重要内容是“学问”，“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求有用，精益求精。中国何以弱，失学也”，而中国不仅缺少“桥梁舟车”之学、“铁道”“电线”之学等，更缺少“民智”，因此，必须引进新的西方政治文化学说。

《译书汇编》月刊，1900年12月由留日学生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在东京创办，1903年4月更名为《政法学报》，发行者为译书汇编社。其社员多为励志会会员。励志会为留日学生最早的社团，1900年成立于东京，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90] 为宗旨，其纲领是“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辧之基础”[91]。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社告”，其主要成员共14人，除王植善为《译书汇编》代派处的上海育材学堂负责人外，其余13人均为留日学生：戢翼翚，社长，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主编杨廷栋以及陆世芬、雷奋、周祖培、金邦平、富士英为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章宗祥、钱承志、吴振麟为帝国大学法科学生；杨荫杭，早稻田大学法科学生；汪荣宝，庆应义塾学生；曹汝霖，中央大学学生。其中戢翼翚、杨荫杭、金邦平、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杨廷栋、雷奋等都是清末民初名噪一时的人物，如戢翼翚（1878—1908），湖北房县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经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拔，派往日本留学，为中国官派首批留日学生之一。到日本后，入亦乐书院学习，光绪二十五年（1899）毕业，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参加兴中会，主持创办了《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刊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毕业回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清廷组织的游学生考试，成绩突出，被授予政治经济科进士，任外务部主事，负责对日交涉。后因被指控“交通革命党，危害朝廷”而遭革职，押解回籍，于1908年在武昌逝世。杨荫杭后来作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可能已不大为人所知，但其女儿杨绛、女婿钱钟书却名闻天下；妹妹杨荫榆在其影响下出国留学，后成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则因为鲁迅的批判而成为1949年后大陆中文系师生无所不知的“恶婆婆”。杨廷栋、雷奋则是《清帝逊位诏书》三人起草小组的成员——另一位是实业家张謇。由此，不难想见《译书汇编》的编辑力量和编辑水平。

（三）传播的主要内容

留日学生创办的数以百计的期刊，译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

1.译介政治法律学说，为清末新政提供思想武器

起初，以译介欧美及日本政治学说为主，首开这种风气的是《译书汇编》，其刊载文章的特点是连载日文中译作品，然后以单行本方式出版发行。发行范围遍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日本、新加坡等地，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92]。

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93]

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所译载的文章除了日本政治学说外，还兼及法律、外交、经济、哲学、历史等学科，如《译书汇编》创刊号所刊登的译作目录有：德国伯伦知理著《国法泛论》、日本鸟谷部铣太郎著《政治学提纲》、法国孟德斯鸠著《万法精理》、日本有贺长雄著《近世政治史》、法国卢梭著《民约论》以及日本的名著《各国国民公私权考》《万国公法比较》等。其中《政治学》乃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讲授“政治学”课程时，节译美国政治学之父伯盖司（J.W.Burgess，1844—1931）之《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的讲义，编译者连续刊载四期。原著1890年出版，日译本1902年出版——《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作为中文行之于世还早于日文。由此可见《译书汇编》的编译者对当时世界政治学界的热心程度，同时也说明他们与日本的政治学老师有着友好的关系。否则，老师尚未公开出版的讲义是不会让外国学生翻译的。

在此，需要对其翻译的《民约论》和《法国革命史》略作评述。

《民约论》（The Social Contrant）又译《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代表作。该书认为，国家是人民平等协商的结果，人民有权掌握国家政权。法律是大众共同意志的表现，人民的主权不能出卖分割；该书还提出了国家必须把立法权、行政权分开的著名学说，指出人民的意志是主权者，政府是共同意志的执行者，为了防止人民的意志被行政权所篡夺，必须定期召集人民大会进行监督。该书猛烈地抨击了君主制，庄严地提出了一个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原则：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人民的自由为强力所剥夺，人民便有起来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因此，该书1762年一问世，即遭法国政府禁止，认为该书扰乱社会秩序，下令逮捕作者，卢梭为此被迫逃往瑞士。但其民主理论很快风靡世界，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不朽学说。

《民约论》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论》，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连载于1900年12月6日至1901年12月15日的《译书汇编》第一、二、四、九期上。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又以《路索民约论》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留日学生翻译传播这样一部著作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要用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其矛头直指清王朝。

《法国革命史》近年来有3个中译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当时留日学生翻译的应该是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利·米涅（1796—1884）182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94] 米涅在该书中强调了法国革命的必然性，其最著名的论断为：

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革的时机已成熟时，就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挡了，一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

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这两部书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影响，在当代其影响的余波仍在涌动。[95]

由上可见，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热衷于介绍宪政理论的出发点，乃是为中国的现实服务，认为中国“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并探求“学理”。“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其各种之经营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而所谓学理者，盖几经彼国之巨儒硕学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谛也。”[96]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喜空谈而不务实，但关乎国家命运的变革又绝非空谈议论所能奏效。《译书汇编》重“学理”、求“真谛”之卓识，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对当代也是不无启迪的。

2.发表个人政论，体现参与意识

当时的留日学生，大都是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也常常借助于所办期刊，发表个人的政论，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如《论研究政法为今日之急务》的作者攻法子，就毫不掩饰地宣称研究政法的目的就是“为创立宪法之准备”，认为“宪法之发生乃各国历史上治者与被治者相视之结果，宪法立而国未有不治者。此无他，以法治国之主义以法为神圣无上，而宪法为诸法之冠，宪法立则诸法之完备可期日而待也。是故世界各国往往以宪法之有无为国家文野之别”。持此看法的应该不是个别人，类似题目的文章还有耐轩的《立宪论》、亚粹的《论法治国》，以及《论国家》《论公徳》《创造文明之国民论》等。

《立宪论》发表于1903年《译书汇编》更名后的《政法学报》，此文对中国应立宪与否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作者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成败。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的结局，进一步点燃了留日学生“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文章指出，日胜俄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留日学生们已预感到大清王朝将倾的大厦已无可挽回，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唯一的选择是走世界发达国家的宪政之路，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和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因此，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已经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舆论界的强音。

与此相联系，《译书汇编》等留学生刊物，强调民权，张扬民权的“力行”与“实践”，实际上也就是要“有秩序有组织之机关”地推行，从而表明了他们对清末改革的基本看法，即不是用革命的办法改朝换代，而是在清政府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变革。但是，他们也并不讳言时弊，有的文章就直接鲜明地指斥清廷的体制，如《论中国行政机关之缺点及其救济策》等，不仅深刻地抨击清政府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而且指出了“救济”的方略，即改革的办法，如精简机构、惩治贪官污吏、根除卖官鬻爵等。这些建议，可谓切中时弊，不但有益于当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

3.鼓吹救亡，宣传革命

与《译书汇编》的宪政倾向不同，另外一些刊物则表现了明显的革命锋芒，最早具有这种倾向的政论刊物应该是《国民报》，1901年5月在东京创办，其主要成员与《译书汇编》的主要成员重叠，如戢翼翚、杨廷栋，主编是激进的秦力山[97]，编撰则新增了冯自由、王宠惠等。第三期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灭亡论》，文章指出，在清政府已经腐朽透顶的情况下，主张忠君、勤王极端错误，这种行为就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因此，作者号召国人“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国民报》第四期还发表了章太炎的名文《正仇满论》，这是“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批驳的第一篇文章，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98]，或者说是革命派最早一篇批驳保皇派观点的文章。在此之前，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积弱溯源论》，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正是针对梁文所作。

今日观之，梁启超的文章颇具学理，他对中国几千年政治腐败的根源作了深入探讨，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光绪皇帝的希望和忠诚，显示了一个超脱民族局限的学者的真诚和傻气。但是，他忽略了当时中国民众强烈的不无偏颇的排满思潮，因此，遭到了《正仇满论》的猛烈抨击。虽然章太炎所关注的中心只是他对满洲及其清朝统治者的厌恶和排斥，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坚定、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把革命等同于排满，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最急需的并非“革命”而是“光复”，在今天看来，此论有很大的偏颇。但是在当时，章太炎的名字及其《正仇满论》却颇能获得多数人的喝彩，因此，在留日学生中和国内产生了不同凡响的震动。客观地讲，像《国民报》这样的期刊不在少数，如《四川》载文揭露清政府出卖路矿主权的行为，号召同胞投入救亡运动；《湖北学生界》载文分析中国被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呼吁国人奋起救亡等，不一而足。

（四）传播的影响

由于留日人数及所办期刊种类很多，内容激进，传播渠道广泛，因此，这些刊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从译著的学科看传播者之目的

由于众多的留日学生从事译介工作，当时通过日文翻译的中文新书新作大量问世，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最大的一次日文作品西传运动，对清末新政和以后的辛亥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有学者在1904年写道：

日本之译本，遂充斥于市，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99]

近人谭汝谦博士主编、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监修、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集1978年之前中国所译日文著作综合性目录之大成，内容之丰富翔实为其他书目所不及。据该书统计，中译日文书籍1860—1867年仅4种，1868—1895年仅8种，而1896—1911年达到958种，年均63.86种。1902—1904年中国所译的外文著作，译自英文者共89种，占全国译书总量的16%；译自德文的24种，占4%；译自法文的17种，占3%；而译自日文的竟多达321种，占60%。当然，这些也并非都是留日学生所译，也有少量的为国内培养的日语人才翻译，但极其有限。

上述译书共8 类，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译书共778 种，占译书总数的81.2%；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共172种，仅占译书总数的18%。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哲学宗教类占4%，社会科学类占38%，中国史地类占6.6%，世界史地类占18%，语文类占13%，美术类占0.3%，自然科学类占8.7%，应用科学类占9.3%（见表1—4）。

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已经成为当时留日学生译述的重点和重心。他们一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翻译界和留学生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传统，而不约而同地翻译日文版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传播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学说。其意图显而易见，就是通过这种抱有强烈政治目的和社会责任感的译书活动，以唤醒几千年来在封建文化传统下愚昧沉睡的国民和昏聩的清廷官僚，达到改革清朝弊政、富国强兵、振兴中华之目的。

2.从译者的价值取向看译书之社会影响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翻译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化选择活动，译何种书、何时译，既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反映了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其中最能反映留日学生价值取向和贡献的著作，当推规模宏伟、影响深远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由留日学生刘崇杰、陈威、何燏时、梁志宸、陈与年、高种、汪兆铭、刘崇佑、陆孟熊、张竞仁、林蔚章等，用两年的功夫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旧译本的基础上校译而成[100]，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81册，约400万字，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及各种专门法，收录3000个法规。该书有12 人作序，他们是清朝皇室镇国公载泽以及戴鸿慈、吕海寰、沈家本、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盛宣怀、张元济等重臣名流，还有日本伯爵大隈重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博士织田万，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从当时中日两国对该书如此的重视程度，不难看出该书的现实意义，正如张元济序中所说：此书“成于诏行立宪之日，足以备邦人研究宪政之助”[101]。明乎此，将该书置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解读，就能获得极其广阔的阐释空间。它出版于清末预备立宪之际，可以说为清末法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范本，成为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关键时期一套系统的政治学、法学参考书。也正由于该书切合时需，成为各界难求的畅销书，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一些“不肖奸商”也趁机盗版翻印，以至于两江总督端方曾咨呈外务部“禁止翻印”[102]。

当时的译者编者难以想到的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商务印书馆又委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研究中心，邀请专家学者点校整理，重新付梓，另附点校本《法规解字》一册。这又是为何呢？

法律专家云：一百年前清末的中国人，为新政计、为立宪计，他们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中已获得的理念是，放下千年帝国架子，效法世界法律强国，以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一百年后华夏子孙，为改革计、为法治计，当调整目光，重新研习《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思考关于立宪之“序言”，研究新政中种种改革之举措，向先行者学习，用最发达、完善的法律理念与制度规范不断充实、提高自身。[103] 不难想见，《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对近代中国的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撇开清末留日学生立宪与革命的分野，按他们译书的内容可以归纳其文化取向，主要表现为：译书的重点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重视的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转向了欧美、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且以政法、教育类书籍为主。这不仅反映了留日学生通过中译日文传播西学，“寻医求药”以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更为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唤醒了大清帝国一批沉睡的臣民，激励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晚清新政与辛亥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