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初的西亚探寻者们

必须承认，对丝绸之路音乐、西亚音乐、东西音乐交流等论题的研究，是西方人先开始的。从一些名词的称谓上我们便可以直观地看出其中强烈的“西方视角”。

如前所述，贯通西亚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这个词，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它的产生与西方学术领域从16世纪至18世纪开始酝酿，并在19世纪前后正式确立的“东方学”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最初起始于早期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及其所撰述的“探险录”“东游笔记”等，而后在经历了大量对东方故址遗迹的搜寻和对古代文物的掠取及对古文字破译后的20世纪初期，丝路所途经的地区又几乎成为了西方考古学家们围垦的“黄金国”和“乐园”。一时间，埃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小亚细亚、中国等地大量的考古资料被英、法、德、俄、日、丹麦、挪威等国的东方学研究者掠获，[5]他们依据相关的一手考古资料，在文学、地理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诸学科方面展开了富有突破性的研究。例如汉密尔顿·吉布的阿拉伯文学研究、温德尼茨的印度文史研究、沙畹的汉学著述、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等成果都是东方学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在诸多领域成果不断问世的基础上，西方逐渐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亚述学、埃及学、伊朗学等专门的东方学学科，并最终使之成为显学。

然而，对于大量东方文物被西方人掠取这一事实，理智地讲，我们更应该双面看待。从负面来看，这的确滞后了东方学者对自我文化的研究，同时原本就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东方文明，被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进行研究后，相关史料越发具有碎片性和零散性的特征；而从正面来看，西方人对这些历史文物的保存与研究，也无不为今天的东方学者，包括中国人自己对相关文化展开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一点从近年来东方学研究正逐步向着东西方学者合作，以及重心逐渐东移等转型中可以窥见一二。经过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的音乐学家诸如萨克斯（Sachs）、加尔品（Galpin）、法玛（Farmer）、岸边成雄、林谦三等的多年分析和研究，西亚-北非的几个重要区域的先伊斯兰时代音乐文化面貌已经粗略显露，对史学界和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促进，比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所出现的“音乐文化圈”等相关理论学说，即与这些研究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由于上文所述的大学术背景，西方音乐学者也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较早地展开了西亚音乐本体研究、西亚音乐传播研究，以及西亚音乐与东西方音乐交流的研究。这些研究出于一个原由：阿拉伯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强大影响。比如说，西亚音乐对欧洲音乐体系中乐器种类和形制的影响、对Do Re Me唱名法起源的影响、对记谱法和多声部音乐思维的影响，以及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音乐发展的促进，等等。

本着“求本探源”的态度，加之西亚音乐研究的原始资料大多被西方人所掌握等便利，西方学者首先展开了关于西亚音乐的概论性研究。早期较为著名的论文有维约特的《埃及见闻录》[6]（1809年）、基塞维特的《阿拉伯音乐》[7]（1842年）等。此后的二十年间，少有突出的研究成果问世，直到1879年萨尔瓦多-达尼艾尔所著的《阿拉伯音乐》[8]一书出版，才打破了这种沉滞。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音乐研究专家，英国人法玛则从翻译此书开始，逐步走上体系化、深入化的研究。在1920年到194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写有《十三世纪以前的阿拉伯音乐史》（1927年）[9]、《麦加的乐器》（1929年）[10]、《阿拉伯琉特琴和雷贝琴的起源》（1930年）[11]等80余篇研究论文和著作，同时也着手进行了一些语言学和原始资料考证的扎实工作。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十年间，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伊斯兰音乐的重视程度更是有所提高，相关研究论文也开始逐步摆脱综述和介绍的层次，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法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出版了《东方乐器的研究》（1939年）[12]、《阿拉伯音乐的起源》（1940年）[13]等著作及一系列文章，日后的《伊斯兰音乐的科学》（1997年）[14]一书的前两册主要收录了他1925年至1966年的大部分研究论文，其对阿拉伯-伊斯兰音乐的历史、理论、乐器、音乐体裁等方面的调查颇具系统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西亚音乐及伊斯兰音乐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著作还包括一些受到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影响的区域性研究，例如任教于耶路萨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斯兰音乐研究教授施洛阿所著的《伊斯兰世界的音乐》[15]、伊朗音乐研究专家佐尼斯的《波斯古典音乐》、阿富汗音乐学者贝利的《阿富汗音乐》[16]，以及加尔品针对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西亚音乐古文明时代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音乐》[17]等。毫无疑问，西方学者对西亚音乐的历史面貌与音乐活态研究完全是走在东方人前面的，综合史料、资料、语言、实地考察的可能性等客观因素来看，在这一点上“落后于人”的我们不得不步西方学者的“后尘”。

早期，西方学者也曾在西亚音乐和乐器东流这一主题上作过一些探索和努力，但这样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西亚音乐东流的结果一方，即印度、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地目前的音乐形态来入手的，并且需要运用和依靠大量中国及东亚音乐的史料记载来分析。由于中国文献的记载往往有着官方性的特点，对音乐内容的记述也浅尝辄止，加之附会、讹传因素的影响，使得学者们在利用中国文献进行研究之时，必然带有批判的眼光。早期西方一些非东方学者或者汉学家的研究往往流于浅显，如阿米奥所著的《中国古今音乐见闻录》（1780年）[18]，库朗的《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研究》[19]（1912年）中叙述乐器的部分，都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史籍的直译阶段，而没有做出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另外，在乐器研究方面，登尼斯的《中国乐器解略》（1873年）[20]、亚尔斯托的《中国音乐》（1884年）[21]等著作，也大都停留在乐器介绍的启蒙程度，少有对乐器流传、变迁的见解，甚至在史料的把握和引用上也有断章取义之嫌，令读者难以满足。相比之下，西方赫赫有名的汉学家或东方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就会深入很多，比如伯希和（P.Pelliot）及其箜篌研究、劳费尔（B.Laufer）及其乐器名称语源的研究，以及沙畹及其中国音乐和希腊音乐关系的研究[22]等。

反观西方学者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主要是出于自我文化溯源的研究动机，然而西亚音乐，特别是乐器方面对于东方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同样非常显著、意义深远。岸边成雄先生甚至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伊斯兰音乐对东方音乐的影响大于与对西方音乐的影响。”[23]由于中文文献的特殊性，以及东方人对自我文化的天然敏感程度，可以说，在西亚音乐沿丝绸之路对东方音乐的传播、影响等论题“主战场”上，势必还是应当发挥东方学者自身的优势。

在东方学资料逐渐回归并被东方人所掌握等前提下，东方学者本身也注意到西亚音乐及其流动的文化研究是自我文化溯源所绕不开的问题。而在这方面的先行者，毫无疑问是日本人。早期，精通阿拉伯语的饭田忠纯先生（1937年辞世）是最早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专家之一，著有《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论文）[24]、《从回教徒地理家依本·菲尔达兹比的笔记中所见到的东方乐器》（论文）[25]等。此外，岸边成雄先生从研究中国音乐入手来研究东方音乐，他一生不断求索的事情即“把整个东方音乐进行比较，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叙述一个统一的东方音乐史”[26]。他在其后期的研究中也充分注意到，研究中国音乐和东方音乐不能不关注西亚音乐，并着手开始此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著有《音乐的西流——从萨拉森到欧洲》（1952年），该书的中译本即《伊斯兰音乐》（1983年），书中对伊斯兰音乐的起源、变迁、乐器、音乐理论等各个方面，以及伊斯兰音乐对亚洲音乐的影响等都做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另外，在岸边先生的《东亚音乐史考》[27]一书中还收录了“印度音乐的东流”“最古老的印度音乐书”“西域音乐的轨迹探索”“西南亚西亚的音乐”“回教音乐的东流”等文章，都是早期东方学者研究西亚音乐东传没有半字虚言的经典文献。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岸边先生对西亚音乐研究的展开主要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入进行追溯，由日本到中国，再到中亚、印度、西亚等地的反向求索。此外也非常重要的是，林谦三先生在《东亚乐器考》[28]一书中，对铜钹、答腊鼓、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筚篥、唢呐等乐器也从语源、形制、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起源问题的判断。上述日本学者在早年资料匮乏、出行不便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不畏艰难、反复钻研，为西亚-伊斯兰音乐文化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等论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其研究的带动和促进下，后世日本学界出现了小泉文夫、藤井知昭、柘植元一等关注或专攻伊斯兰音乐的学者，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被翻译成中文的代表性论述已经有小泉文夫的《阿拉伯音乐》[29]，柘植元一的《西亚的音乐文化》[30]、《萨珊王朝波斯乐器和它的东渐》[31]等。

除日本学者的研究外，笔者所能够找到的其他研究资料多数是阿拉伯本土学者著述的一些译文，其中埃及学者萨米·哈菲兹所著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音乐史》[32]一书，是中文资料中为数不多的探讨阿拉伯音乐的著作。另外哈·吐马的《阿拉伯音乐研究的现状和问题》[33]一文也以阿拉伯本土学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上述学者的研究激发了近代我国学者的探索和提问，同样也是本书写作的重要依托，具体将会在后文提及。

注　释

[1].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2].参见[苏]陆柏·列斯尼钦科著，贺兴平译：《伟大的丝绸之路》，《西北史地》1987年2期，第110—111页。

[3].缪哲：《从敦煌到犁靬》，《新美术》2015年第7期。

[4].[日]岸边成雄著，王耀华译：《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

[5].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来丝绸之路各地勘察的有“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络夫、奥登堡、巴尔托利德，英国的斯坦因、扬哈斯班德，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勒柯克、克伦韦德尔，美国的拉蒂莫，日本的西德二郎、日野强、大谷光瑞、本多惠隆、井上丹弘、渡边哲信、掘贤雄、林出贤次郎等”。引自周菁葆：《振兴丝绸之路音乐》，《人民音乐》1987年第1期。

[6].J.A.Villoteau Description of Egypt, French government, 1809.

[7].G.Kiesewetter, Die Musik der Araber, nach Originalquellen dargestellt, 1842, p.91.

[8].Francesco Salvador-Daniel, The Music of the Arab, Pairs, 1879.

[9].H.G.Farmer, 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XIIIth Century, London, 1927.

[10].H.G.Farmer, Meccan Musical Instrumen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9, p.489-505.

[11].H.G.Farmer, The Origin of the Arabian Lute and Rebe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 p.767-83.

[12].H.G.Farmer, Studies in Oriental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Civic Press. 1939.

[13].H.G.Farmer, The Sources of Arabian Music: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Arabic Manuscripts Which Deal With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Issued privately by the author. 1940.

[14].H.G.Farmer, The Science of Music in Islam, Edited by Eckhard.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Arabic-Islamic Science at 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1997.

[15].Shiloah, The music of Islam, Hebrew University, 1995.

[16].John Baily, Music of Afghanistan: Professional Musicians in the City of Heart,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Francis W.Galpin, The Music of the Sumerians and Their Immediate Successors the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 2008.

[18].A.Amiot, Me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1780.

[19].M.Courant,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1912.

[20].N.B.Dennys, Short Notes on Chinese Instraments of Music, 1873.

[21].J.A. von Aalst, Chinese Music, 1884.

[22].Ed.Chavannes: Des rapports de la musique grecque avec la musique chinoise，为法译《史记》的附录。

[23].[日]岸边成雄著，郎樱译：《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24].[日]饭田忠纯：《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东洋音乐研究》1936年第一集。

[25].[日]饭田忠纯：《从回教徒地理家依本·菲尔达兹比的笔记中所见到的东方乐器》，《音乐评论》，1936年。

[26].同①，第3页。

[27].[日]岸边成雄：《东亚音乐史考》，龙吟社，1944年。

[28].[日]林谦三著，钱稻孙译：《东亚乐器考》，音乐出版社，1962年。

[29].[日]小泉文夫、杨和平、秦玉泉：《阿拉伯音乐》，《中国音乐》1991年第2期。

[30].[日]柘植元一、周耘：《西亚的音乐文化》，《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1].[日]柘植元一、阿不都赛米·阿不都热合曼：《萨珊王朝波斯乐器和它的东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2].[埃及]萨米·哈菲兹著、王瑞琴译：《阿拉伯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

[33].哈·吐马著，杨红译：《阿拉伯音乐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中国音乐》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