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时尚的冷板凳
近年来，艺术考古似乎成了一个时尚，各种有关的书籍、会议、讲座、论坛比比皆是，与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以及各地涌现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热都有关联。所以，不论是社会热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还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艺术考古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辐射多个文化领域的学术话题。
当我们抽身旁观，反思这个处于旋涡中心的高冷学科，会发现事实上这股热潮来得并不是毫无根据，不是一堆好事者盲目推动的结果，它的形成其实有一个过程。认真思考起来，至少有三点可以帮助去理解何以这个文化现象持续发酵。
一是艺术考古可以使我们与过去的联系更紧密。艺术考古是了解人类悠久文明发展史的利器，可以把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鲜活细节呈现给人们，让人们重温历史的波澜壮阔。今天我们讨论民族、社会、文化等，都是基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不能对自我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那么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摆正位置，自然也就无从讨论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协商共同发展的大计。
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有一部分尚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周遭，例如，人们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实物和场所，都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艺术考古的追捧无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让艺术考古“发烧”并持续升温呢？实际上这涉及我们怎么去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从概念上讲，无论是“非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重心都落在“文化”上。可是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把落脚点放在物质上，此时的“物质”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要任务就是做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有形的遗产。再加上此前就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机制，必然会为艺术考古热的盛行添薪加火。
二是艺术考古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资源。如何创造今日的辉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总结昨天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要把文化传统之火炬传递下去，为此要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把其中被证实为成功的经验提取出来，将之发扬光大。具体来说，既要利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人们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要通过向传统学习，把文化创意产业与古代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培育出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的当代中国文化。
艺术考古与考古不一样，考古重在解决出土文物的定性问题，通过研究确定它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而艺术考古则更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讯息，既可以为当下提供很多文化资源，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进而弥补中国传统艺术史研究的不足。20世纪50年代，学界把中国艺术史专业安排在了专业院校，这种错位实际导致了艺术史研究在事实上的阙如，很多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不能够得到有效的阐释，关于材料背后的文化历史信息未能得到深入的讨论，而这一点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又非常重要。以影视业为例，斯蒂芬·索莫斯（Stephen Sommers）导演的《木乃伊归来》（The Mummy Returns）这样的经典影视作品，就大量地吸收了古埃及文化研究成果。国内的影视业这几年在这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比如电视剧《汉武大帝》就邀请了历史学家王子今担任学术顾问并负责审片，虽然剧中实际还有不少篡改、拼接的痕迹，但在整体的道具风格、艺术语言上，还是能够看出剧组为还原秦汉时期的历史原境所做的努力。电视剧《芈月传》的剧组为了还原历史，还特意考证了秦代的染色水平，证明当时的染色水平很高，人们已经能够染出各种鲜艳的颜色，只是要将颜色固定比较困难而已。艺术考古的现实价值不仅体现在娱乐业，在其他产业（如文创产业）上也同样有所体现。
三是艺术考古为未来提供鉴照。地球上各大文明的发展此起彼伏，相互影响。艺术考古可以为人们判断未来世界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这项以构建我国与世界全面合作新格局为目标的决策，本身就反映了历史（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与当下的关系。在铺设这样一条具有历史积淀的丝绸之路，以及未来充分发挥这条道路的价值、造福沿线国家与民族的过程中，仍有许多具体的环节需要进行论证，而艺术考古研究就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艺术考古逐渐开始吸收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对已有发掘材料进行诠释与辨析的基础上，将各种相关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从而让我们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对传世文献中的叙述、立论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众所周知，传世的古代文献纵然有些是由像司马迁这类“秉笔直书”的史官、学者所编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典籍可能挟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著述传统，或者存在出于各种目的而进行的篡改和删削，以及层累的误差，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早已面目全非。而艺术考古则具有对历史叙事进行纠偏的功能，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察、研判，重新评估传世史料的价值，在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的基础上，从史料中剥离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精髓。以汉代出土字砖为例，金石学的发展使得墓葬出土字砖在宋代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洪适的《隶续》收录了东汉永初、建初等年代的字砖拓片五件，赵明诚的《金石录》亦收录字砖材料。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以后，汉代砖文书法更是引起了研究者、书法家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著录，有些爱好者、研习者及研究者甚至言必称“秦砖汉瓦”。但是我们如果将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上所书的文字与之对比，就会发现后者大多数都谈不上“刀法”和“美感”，毕竟它们的创作主体是文化水平和素养在当时都比较低的工匠。因此，如果跳出金石学的框架，仅依靠汉代出土的简牍、帛书、碑刻、字砖、瓦当等资料来考察秦汉时期的书写水平，那么这样的研究是很不科学的。相比之下，艺术考古研究以古物为原料、以当下为契机、以未来为导向，全面激活了中国文化发展洪流中的点（遗址、文物等）、线（文化发展规律）、面（文化带、文化走廊等），由它所带来的古物新知正通过“一带一路”和孔子学院等渠道，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世界文化长廊串联起来，为更加全面、立体地诠释世界文化生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文化热固然是好事，但是这样的热能够持续多久？作为专业从事考古、艺术、历史研究的学者，应当从文化热中抽身而出，回到艺术考古研究中更为本质的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上，回到把“冷板凳”坐足这样的一个理论准备中去，这种态度至关重要。只有如此，一种文化才能持久地散发热辐射，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动力，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本书既是对艺术考古热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