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告别史上任期最长行长

黑田的自卖自夸

2023年4月7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众多员工的欢送下离开了位于东京日本桥本石町的日本央行总部。他的任期本应于4月8日届满，但由于当天是周六，因此退休仪式提前一天举行。黑田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一束鲜花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坐上了车。在一片掌声中，黑田先生在车内继续微笑着挥手致意。

黑田东彦于2013年3月20日就任日本央行行长，在这一岗位上任劳任怨工作10年。在此前，从未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黑田领导的10年中，日本央行推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在这10年间，货币供应量的衡量指标——基础货币从134万亿日元增至646万亿日元，几乎是原来的五倍。日本央行累计购买国债达963万亿日元，截至2023年3月20日，日本央行持有的长期国债增加了近六倍，达575万亿日元。

从传统的利率政策来看，政策利率仅仅从最初的0%降至-0.1%。从影响实体经济的长期利率来看，长期利率也仅仅从一开始的0.8%降至略低于0%的水平。自黑田上任以来，利率政策就没有进一步宽松的余地，更别谈超宽松了。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规模购买长期国债来提供资金，而这只是一场煽动通胀预期的“表演”，这一做法本身并不能提高企业和家庭对物价增长的预期。

2023年4月7日下午3时30分，黑田身穿藏青色西装，佩戴淡蓝色领带，在日本央行总部召开了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讲话。

“回顾十年前的日本经济，从1998年到2012年，我们经历了长达15年的通货紧缩。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13年开始导入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这一大规模宽松政策，与政府采取的各类措施一起，有效地提振了经济和物价，改变了我国物价持续下跌的通货紧缩状态。”

2022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为2.3%。然而，2020年和2021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0.2%，新冠疫情下的日本经济仍呈现通缩趋势。黑田体制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通货紧缩，对此黑田表示：“遗憾的是，长期的通货紧缩让人们默认工资和物价不会上涨。受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我们未能持续稳定地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

这种观念是一种深入企业和家庭中的“社会传统观念”。人人都抱有物价不会上涨的假设行事，因此要改变低通胀预期极为困难。

令黑田引以为傲的是日本就业形势的改善。通货再膨胀派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声称这是安倍经济学取得的成果。

“随着经济的好转，企业用人需求增加，除了新增了400多万个以女性和老年人为主的工作岗位，还改善了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基本工资提高，劳动者报酬也随之增加。随着物价上涨逐渐体现为工资上涨，人们对工资和物价不会上涨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今年春季的劳资谈判中，根据当前的企业反馈，预计基本工资的上涨幅度将达2%以上，是30年来的最高水平。我认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成效明显，迄今为止的货币政策管理十分妥当。”

这十年里，日本的就业增长是否归功于量化宽松政策，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如果说长期利率的略微下降是十年宽松政策的成果之一，那么它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如果将400万个就业岗位的增加全部归功于量化宽松政策，也未免过于绝对。

罗斯福般的决心

我参加了十年前，即2013年4月4日，黑田启动“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时的新闻发布会。那天，黑田眼神坚定地说道，“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将调动一切可能的政策，在两年时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中就包含了所有的措施，我坚信我们能够在两年时间内达成目标”。黑田展现了自己对改变日本经济停滞局面的坚定决心。

十年前，黑田想在公众面前展现的就是“罗斯福般的决心”。

从在日本财务省任职开始，黑田一直站在批判日本央行的前列，他也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现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的追随者。1998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题为“它回来了：日本的衰退与流动性陷阱的回归”（It's Baaack: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的论文，严厉抨击了日本央行。该论文认为，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需要“日本央行展现出罗斯福般的决心”。

黑田也表示：“回顾国内外历史，我们很少见到人们的通胀预期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都是基于政策当局展现了坚定的决心，并采取了大胆的政策。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就明确展现了要走出通货紧缩的坚定决心，并实施了‘新政’。”这是2013年12月，黑田担任日本央行行长第一年时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上的讲话：“罗斯福总统的做法，让美国的通胀预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转变，并结束了大萧条带来的严重通缩。”

罗斯福指的是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日本央行在2013年推出的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旨在通过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改变预期”，即引导企业和家庭由通缩预期转向通胀预期。在改变预期方面，黑田将罗斯福视为榜样。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史称“大萧条”。当时美国的通胀率为-10%，通货紧缩问题极其严重，银行系统的不稳定以及就业形势的恶化看不到尽头。

当时，罗斯福使用“再通胀”一词向美国人民宣告：“我们贯彻提振物价的方针，直至物价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并强调道，“如果无法实现再通胀，我们将尝试其他方法，竭尽全力。”罗斯福希望通过展现自己摆脱大萧条的决心，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通缩预期。

随后，罗斯福政府取消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导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40%。美国通过促使美元贬值来摆脱通货紧缩。当时，成立仅20年的美联储也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支持罗斯福新政。可以说，这是如今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一阶段。美联储的总部大楼被命名为“埃克尔斯大楼”，这也是为了纪念罗斯福政府时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马里纳·埃克尔斯。

2013年4月，黑田启动QQE政策时曾表示：“我们将结合量化和质化，实施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如同罗斯福“竭尽全力”一般的决心。在政策方面，黑田推出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决定在两年内将基础货币翻倍，黑田用数字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黑田的决心也有所动摇。在卸任记者会上，他含糊其词地说道：“我并不是说引导预期的举措毫无意义或没有效果。”这暗示了和罗斯福一样“改变预期”十分困难。

黑田继续说道：“我认为，通过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大幅降低名义利率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欧洲，非传统货币政策都是通过直接影响长期国债和长期利率来实施的。因此，引导预期就意味着通过影响预期物价上涨率来降低实际利率。尽管这一点十分重要，但非传统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项直接调整政策利率，同时控制长期利率的政策。”

这段话有些难以理解，但这也正是黑田想要表达的。

2013年推出的QQE政策主要有三大措施：一是通过设定通胀目标和开始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改变预期”，这是通货再膨胀派所推崇的举措；二是通过大量购买长期国债来降低长期利率；三是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的策略，让日本央行购买长期国债，并让民间金融机构将资金用于放贷和投资风险资产。黑田在卸任记者会上表示，第一种措施（即改变预期）的效果不佳，而第二种降低长期利率的措施却有明显成效。曾在2013～2018年担任日本央行副行长的中曾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十年转瞬即逝。黑田向来信念坚定，对自己的理论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然而，“罗斯福般的决心”并未改变日本民众的零通胀预期，因此黑田的信念开始动摇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坚定，而是因为在宽松政策上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其实，美国能够走出经济大萧条是由于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巨额经费创造了大量需求。美国摆脱通货紧缩并非单纯依靠罗斯福般的决心。黑田实施超宽松政策时，日本已经处于零利率的状态，因此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

大规模宽松政策改变的是市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金融产品往往随投资者的预期而动。对黑田体制持批判态度的日本央行前理事（现任瑞穗研究技术公司执行经济学家）门间一夫也承认：“引导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对推动日元贬值、股票价格上升以及打破通货紧缩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将在第二章中为大家验证这些效果。

留英期间醉心于经济学

迄今为止，不断有批评的声音表示黑田的大规模宽松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黑田对此有时也难掩不满。在黑田的卸任记者会上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我也曾在2021年9月代表《日本经济新闻》对黑田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当时我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家庭利息收入减少、银行利润下降，长期实施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似乎也在日益凸显。”

“与之前的宽松政策相比，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给金融机构带来了积极影响，就业形势的改善也提高了家庭收入。3月的报告清楚地显示，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有所提升。在评估宽松政策的副作用和成本时，需要结合模拟操作时的结果来进行对比。在讨论经济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其可行性和最优性。”

黑田想表达的是，尽管大规模宽松政策存在一些副作用，但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比未实施QQE政策前更好。

日本央行在2021年3月发布了“实施更高效、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的评估报告”，对自2013年以来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所拉动的经济总量进行了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7年里年均增长0.9%～1.3%，年均通胀率为0.6%～0.7%。

报纸只能传达以上这些没有感情的文字，但在与黑田交流的过程中，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复杂的情绪。

黑田并非要强硬地让大家接受日本央行的评估结果。他不满的是，日本没有人利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从数值和理论的角度来验证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

黑田喜欢基于数值和理论的复杂讨论。2002年，当他还是财务大臣时，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应该重新转向通胀政策之时》（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的论文，引发了有关通胀目标的争议。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日本“国际货币领导者”的老前辈行天丰雄曾表示：“我承认的天才只有三位，分别是黑田东彦、渡边博史（前财务官、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前行长）和冰见野良三（现任日本央行副行长、金融厅前长官）。”

1967年，黑田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入职大藏省。黑田在高中时曾崇拜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后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哲学。

1969～1971年，黑田在大藏省任职期间，攻读了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加深了对经济学的造诣。黑田还参加了由约翰·希克斯主讲的金融理论研讨会。

希克斯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的研讨会只面向部分通过选拔的研究生。黑田后来曾表示：“这些机会是我正式开始学习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理论的契机。”

希克斯在1977年出版的《经济学展望》一书中，阐述了以下观点：“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公告效应是人们对未来前景的一种心理预期变化，最终会引起实际的变化。这与霍特里所说的‘心理效应’相同，但‘心理效应’的描述并不恰当，因为它暗示着某些非理性的东西，而公告效应则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方法。”

尽管这些术语有些深奥，但这正是黑田在2013年推出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时所强调的“引导预期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并承诺竭尽全力，企业和家庭就会认为“未来通胀率一定会达到2%”，从而相应地改变定价行为。黑田从很久以前就持有这种观点。虽然黑田拥有罗斯福般的决心，但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深受希克斯的启发。

希克斯还指出：“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完全合理的预期）是基于当前的可用数据形成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对可用数据的重要补充，并且会立即改变人们的预期。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公告效应。从霍特里的分析中我们可知，‘经典’的基准利率体系具有强大的公告效应。”

黑田对这一高级经济理论十分着迷。

英国曾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国家，但后来这一地位被美国取代了。如今，美国仍有许多大学和智库正在利用高级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研究。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会齐聚美国怀俄明州，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共同探讨经济学的最新理论。

我曾多次前往怀俄明州报道杰克逊霍尔会议，有机会感受到会议的热烈气氛。日本并没有如此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日本迟迟未形成一个可供高知学者进行经济辩论的环境，这令黑田感到十分焦躁和沮丧。

黑田在卸任记者会上还提道：“有关传统货币政策的分析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有关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研究在欧美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日本自2001年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已实施了20年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我相信，未来日本一定会开展更加充分的理论研究。”

黑田卸任日本央行行长后，转入学术界，成了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候选人之一山口

“为什么日本央行的老前辈对现任高层如此不满？尽管财务省内部也存在类似问题，但也不会像日本央行一样，公开批评现任高层。”

2023年初，黑田在临近卸任之际，对一位日本央行高层倒了苦水。日本央行的老前辈们不停劈头盖脸地批评黑田体制下的大规模宽松政策。现任高层对此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以有限的手段尽最大的努力，然而，前辈们竟然在媒体面前如此严厉地批评我们，这实在令人难过。”

黑田体制的十年间，日本央行现任高层和往届前辈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裂痕。现任高层积极推动黑田提出的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然而，老前辈们却认为黑田体制和现任高层超出了央行的可控范围，公然否定了过去的日本央行体制。日本央行的现任高层都曾认定雨宫副行长将会接过黑田的接力棒，但资深的前辈们却抱有不同的看法。

一位颇具威望的前辈曾推荐在白川手下担任副行长的山口广秀作为黑田的继任者。

山口曾长期从事货币政策的制定工作，同时还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权威人士保持密切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日本央行行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然而，由于安倍政府对白川体制的猛烈抨击，山口在2013年辞去了副行长一职。日本财务省的老前辈们也曾推荐过山口，据透露，“前副行长武藤敏郎（前财务次官）和前副财务次官丹吴泰健都是山口的支持者”。值得一提的是，武藤、丹吴和岸田首相都是开成中学的校友。

最终，一位日本央行高层称：“若山口担任行长，白川体制很有可能卷土重来。政府出于对安倍派的考虑，就放弃了任用山口的方案。”日本央行有期盼山口回归的前辈，也有支持雨宫晋升的现任高层，双方意见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雨宫之所以坚决拒绝出任日本央行行长，有可能就是受到了日本央行前辈的影响。一位政府官员还透露：“受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委托的意愿，还曾询问过金融厅前长官森信亲出任日本央行行长。”

一位日本央行高层表示：“黑田其实是希望雨宫升任行长的吧。毕竟他们曾经共事过，雨宫是继承黑田政策最合理的人选。”不过，黑田东彦从未试图干预过继任者的人事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