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89年秋天，我移居弗吉尼亚州艾芬豪（Ivanhoe，Virginia），与马克辛·沃勒（Maxine Waller）一起生活和工作。她是一名具有超凡魅力的女性，在努力争取拯救她的正去工业化的采煤小镇。由于收到建议出售艾芬豪工业用地的警示，马克辛，一名前矿工的妻子，发起了一项阻止出售的运动。她最初希望，如果得到拯救，这个小镇可能会吸引新的产业。由于在“企业生活区”（company town）文化氛围中长大，许多矿工相信，是由于他们工作不够努力所以土地才会被卖掉；他们相信，大型煤炭和联合碳化物公司（Big Coal and Union Carbide）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工人。不管他们最初如何怀疑，一个当地的女性骨干成员与马克辛一起奋斗，防止土地被出售，并开始着手于一项教育和组织运动，以谋划艾芬豪的复兴。

我被这个才华横溢的叛逆女性，以及一个聚在一起分析复杂形势的社团所打动，改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成为自我消亡中的有罪代理人。作为艾芬豪人经济学班的参与者，我看见，当地人开始了解全球经济以及他们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成为谋划他们共同未来的积极参与者。煤矿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学习并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一群女性组织了女权主义者圣经学习班，微型企业被建立起来，甚至当地历史书也得以出版。艾芬豪公民联盟（Ivanhoe Civic League）组建起来，确定未来的社区发展问题与计划，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本地家庭提供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小镇人自己的设想发生了。

在艾芬豪的生活和工作，使我对成人教育充满热情，对穷人而不是外来部门、机构和企业管理组织活动的潜力充满期待。通过艾芬豪人，也通过他们和我的导师、田纳西高地人研究与教育中心（the 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in Tennessee）的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和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我认识到，最具革命性、最可能持久的变革来自人民。

可能，基于我父母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运动的参与，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记得，我还是小孩时就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农业工人运动所组织的消费者联合抵制活动。我的母亲和父亲频繁地把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带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吉祥杂货店（a Berkeley，California，Lucky's store）外的警戒线旁。我那时候大约8岁，就是我女儿现在的年龄。而且，我记得我们随农业工人一起抗议时那种无可比拟的团结感，他们因低工资和用于生产葡萄的化学品而受到伤害，而生产出来的葡萄在吉祥店销售。我还记得，在中央山谷（the Central valley）洛斯·巴诺斯（Los Banos）的默塞德县集市（the Merced Fairgrounds），我坐在农业工人集会会场中的一捆干草上，被勇敢的大学生们迷住了，他们当时已经加入了那场运动。那歌曲、咏唱和聚集的能量使我相信，只要人民凭借力量和勇气走到一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做成。

伴随着农业工人运动，我是在自由、平等、权力属于人民、女权主义、棕色力量、公民权和社会公正这样的语境中长大的。我还是在那个只有思想未必能改变世界的时代长大的，懂得了挫败和集体实现（the collective realization）——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枪杀。我记得我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争取使公立学校系统更公平地对待所有孩子的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记得他们20世纪80年代因进步学校改革而遭受的惨痛损失，以及这些打击时常带来的身体和情感创伤。

由于这些成长经历，除了“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我还没有对其他任何一个社区发展或组织计划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自主，愿意承担风险，最重要的是对持续追求私营基金的资助漠不关心。尽管我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自己的社区发展和大众教育工作以及后来的博士研究，但我变得对一些计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这些计划是以“草根”（grass-roots）、“自下而上”（bottom-up）或“赋权”（empowerment）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但由精英人士领导，而这些精英人士害怕考虑那些穷人为之斗争的问题，例如工业废弃、低于生活工资的工作、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大量的教育不公平、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和警察暴力、穷人的边缘化和移民工人。

为了与商业伙伴和主要利益攸关方构建伙伴关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考察了如何将那些我从高地人中心（the Highlander Center）学到的有关大众教育和社区规划的具体推进方法、技巧和术语转化为良性的“最佳实践范例”。作为科罗基金会（the Coro Foundation）和可持续社区领导项目（the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Leadership Program）的成员，我学习了包括皮特·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汤姆·皮特斯（Tom Peters）在内的公司管理大师所撰写的课本，使自己在“参与式”（Participatory）或“促进性”（Facilitative）领导方面得到了训练。其他课本包括库泽斯（Kouzes）和波斯纳（Posner）的《领导力》（The Leadership Challenge）、本尼斯（Bennis）的《组织天才》（Organizing Genius）和亨顿（Henton）的《新经济的草根领导者》（Grassroots Leaders for a New Economy）。《领导力》阐明了如何通过“挑战旧习”（challenging the process）“激发共同愿景”（inspiring a shared vision）“使其他人行动”（enabling others to act）而成为高效的领导者。我对这些课本感到失望，因为它们一般被描述为看上去仍然对我“具有创新性”，就像我所熟悉的大众教育和组织方法的一种盗用（appropriation）和非政治化。

那时，我只是部分理解那个趋势，它将社区推向一大堆阐述不清的“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或“参与式”（participatory）倡议，而后者代表了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重建中，福利改革和缩减公共预算将新的责任强加于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无论是对于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在南半球推进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参与式”计划都已经成了常规性对策。我清晰地记得，我问过自己的同事：“公民为何参与？”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天真地挑战了项目的极限，而这些项目没有被设计成可以体现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我后来指导各个小组不要采用参与式方法，除非他们确实想要按照人民不得不说的话去行动。

当我在中央山谷与农业工人和移民权利组织者一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了这种趋势是如何因加利福尼亚农业工人运动而逐渐形成的。为了跟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权斗争，许多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并入了“中央山谷反贫困斗争——社区行动计划”（the Central Valley's War on Poverty-era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s）。其他一些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来组成了他们自己的501（c）（3）组织，为公民成人教育服务争取联邦资助（依据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昔日的那些组织者，最初是受运动激励而去争取劳动权利的，而且遭到了大型农业生产者辱骂。但是今天，当他们推动温和的服务或“公民参与”项目以与当前的支出重点保持一致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已经失去了什么。

我还逐渐认识到，以社区或草根组织为基础的斗争既不是完全属于那些“参与斗争”的人，也不是完全属于那些“当权的”人。而且，他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当他们因大萧条而设计美国最大的公共扶贫项目并为之筹资时，《反贫困战争》（the War on Poverty）的起草者并不是都怀有政府控制的目的。对于未堕落的社会变革，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和社区组织者并不是总持有统一的观点或纯粹的战略。受多元主义公民参与思想的鼓舞，基金会工作人员并不是总有选举的议程。

本序言中所涉及的个人时刻告诉读者我的人生路径，作为教师、研究人员、学者和参与者。它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用以理解自助与自决、参与式民主、社会运动等中心主题，以及专业化与制度化的程序，而正是这些在推动计划运行。尽管本书描述了令人担忧的慈善关系，但我仍然致力于拯救性教育学（liberatory pedagogy），它在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改变了我的生活，而我继续将其付诸实践。因此，我在新学校的米兰国际事务、管理和城市政策学院（The New School's Milan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nagement，and Urban Policy）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处于时有矛盾的十字路口，既沉迷于有关参与式、基于社区的自助的教育学，又批判它。我跨立于阿南娅·罗伊（Ananya Roy）一直生动述说的“在乐善好施自大症与愤世嫉俗麻痹症之间的空间”。

作为本书特色的案例研究是以为期2年的档案研究和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作为第二章的特色，第一个案例研究聚焦于私人投资者与加利福尼亚农业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以档案研究和个别访谈为基础。在底特律（Detroit）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沃特·P.鲁瑟图书馆和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Austin Texas University）多尔夫·布里斯克美国历史研究中心（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我调查了“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the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的档案基础报告和其他档案。此外，我还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the Bancroft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口述史和档案资料中获益。而且，我采访了历史运动的领导者，包括德洛丽丝·韦尔塔（Dolores Huerta）和非营利运动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职员。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起主要作用的案例研究使用了3种主要研究方法：无限制个别访谈法（open-ended individual interview）、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专业项目资料分析（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program material）。在2007年至2009年，我采访了超过80名基金会项目官员、顾问和组织成员，他们在中央山谷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别的地方的农业工人和移民项目中工作。我还参与了许多基金会的网络聚会、协作会议和与所研究的特定项目有关的训练课。

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有个人、组织和发起人的名字都被隐藏了。尽管绝大部分受访人都热切地谈论他们的工作，许多人沮丧于无法公开谈论他们的组织和网络的筹资政治。许多人担心失去他们在地区筹资计划中的有利地位，其他人担心说出来可能会威胁到他们预期将获得的个人赠款。因此，有关个人和组织的名称被隐藏了，以确保这些组织已经获得保证的捐赠和这些慷慨的人的工作都不会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