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私人慈善事业和自助神话

基金会是怪兽。它们被创建从而用大量的财富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本质上是矛盾的，因为这些财富本身就是来自它想要解决的不平等。

根据作者对项目办公人员的采访，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希尔顿酒店，备有甜点和咖啡的午餐会拉开了2013年的基金会董事会的帷幕[1]。乔伊斯基金会（Joyce Foundation）的主席艾伦·阿尔伯丁 （Ellen Alberding）站在挤满人的房间前一个显眼的平台上，为“关于健康和安全社区的国家对话”的论坛致辞。参加午餐会的人们在愉悦的氛围中聊天，只有当一位在芝加哥市附近长大的贫穷的年轻人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才被吸引到舞台上。安德森（Anderson）的故事吸引了房间里的所有人，他与贫穷、被遗弃和来自父亲的虐待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他告诉我们：“没有人关心我。”在经过多年的孤立和孤独后，他结识了一个团伙并染上了兴奋剂[2]依赖，最后他将自己送进了监狱。然后有一天，健康基金会（Wellness Foundation）的人来看他，并邀请他加入“反再犯联盟”。最终，他觉得他可以加入进去，因为这些人给了他相信自己的理由。他的这些话赢得了掌声以及与我同桌的女士们（包括我）的眼泪。安德森（Anderson）总结道：“一个人可以改变生活。”

作为一名研究私人基金会如何应对美国逐渐深化的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的民族志研究员，我参加了这次基金会董事会会议。当我正在听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激动人心的演讲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制服上绣有名字宝琳娜（Paulina），端着一个大托盘来到我们的桌子旁边。宝琳娜（Paulina）将15个装有烤鸡、土豆、西洋菜心的盘子放在她的供餐凳上。她明显很紧张，额头上甚至有汗水。我其实为这种矛盾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聚在这里，为他们在减轻贫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庆祝，却由美国一些最贫穷的食品工人为这个聚会服务。在这3天的讨论会中，到处充斥着像安德森（Anderson）这类摆脱贫困的人转悲为喜的真实故事，我也为此感到震惊。

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提供了一扇鼓励穷人向自助慈善发展的窗户，同时避开了贫困和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实现自助最重要的方法是持久的信念，这种信念相信根深蒂固的贫困是社会孤立和经济孤立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将人们困在贫困文化中的社会孤立和经济孤立，而这种贫困文化是以毫无希望和自我伤害的做法为标志的。这种理念与这样一种论调一致，即只有当贫穷的个体主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时[3]，贫穷才会被中止。但那些有关机会不平等、排斥和根据种族、性别、阶级、法定地位进行罪犯分析以及为少数人创造财富并让多数人陷入贫困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通常会被回避。同时，这种自我帮助的主流叙述也没有认识到，成功故事可能是现行救助方面的社会基础设施造就的，包括公共救助项目和机构、家庭网络和私有的慈善机构的功劳。例如，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不是独自一人实现自我救助的。作为健康基金会反再犯联盟（Wellness Foundation's Anti-Recidivism Coalition）的青年协调员，他被提供了系统性支持和资源。

在过去的30年里，在美国的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乃至南半球，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用自助的方法来实现减贫都取得了新的进展[4]。在美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实施“下渗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5]和反国家主义[6]政策（1981—1989），其政策措施包含大幅度削减最高纳税等级的税和30年贸易自由化发展计划，还有公共部门萎缩、工资停滞、兼职和低薪工作的增加，以及不平等的扩大[7]。随着保守派对大社会（Great Society）反贫困战争计划（the War on Poverty）[8]的攻击，一种看法开始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9]。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若不是国民普遍贫穷，而是个人贫穷的话，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帮助自己脱离贫穷。在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这段时间里，那些组织活动并为穷人发声的自治性工会、公共机构和项目以及基层组织所能获得的资源在减少，自身的合法性也在降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那些不能满足新贫穷工人（new working poor）[10]的需求的方式进行官僚化和专业化改革[11]。在这30年里，这种趋势允许1%的人口和慈善部门的私人财富迅速增加[12]。在许多地区，那些为贫困人口和边缘化社区提供服务的由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取代了公共计划[13]。

然而，这些私人投资是否改变了贫困状况？或者是否帮助到那些他们声称要服务的人？本书通过分析那些貌似解决贫困但是在实践中总是回避问题根源的自我主义项目，展示了私人基金会是如何来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体系。对于本书中那些关心农业工人和移民贫困的社会运动领导者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来说，最终被基金会所接受的主要自助方法是很成问题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14]的贫困问题不是穷人文化或行为的结果。相反，就像在南半球资源丰富的地区一样，这里的贫困是由那些常常隐藏在视线之外却裹挟在巨大财富中的资本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由于地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 of California）中远离高速公路和大道的地方，许多家庭为粮食不安全和健康状况不佳而斗争，并且住在不符合标准的家里，经常没有热水或干净的自来水。而且，这种长期贫困因大规模农业生产而持续存在，而这种规模化农业的生存依赖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的季节性野外工作、农药的大量使用、根深蒂固的劳务承包商系统，以及越来越多的无证移民。这些无证移民为主要农业和食品零售业创造利润，自己却没有得到保障。

现如今，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贫困率高于后工业城市阿巴拉契亚（Appalachi）和底特律（Detroit）[15]。根据2012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该地区的三大都市区，弗雷斯诺（Fresno）、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和莫德斯托（Modesto）都排在州和国家最贫穷的地区名单中[16]。弗雷斯诺县每年生产的农产品超过60亿美元，却是美国第二大贫困地区。最近的新闻报道和人种志研究证实了这种状况似乎要长久存在。资料记载了这里的高失业率、低工资、广泛存在的粮食不安全、由于大量的农药使用和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产生的健康不平等、低于标准的住房条件和泛滥的移民歧视[17]。最近，移民到山谷的奥克斯坎（Oaxacan）土著居民区遭受到了因工业化农业产生的持久贫困的困扰[18]。

本书中的案例研究抓取了私人基金会试图解决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地区移民贫困的关键性历史时刻。在每个实例中，慈善投资都掩盖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涉及要求农业工人“自助”，却压制对工业化农业一直存在的批判。从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农业工人运动作铺垫的农业工人领导力发展慈善投资，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那些由基金会主导的大规模倡议，本书的档案和民族志案例研究表明，基金会无法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是因为他们围绕自助的定义设置了严格的界限。绝大部分时候，受限领域包括劳工组织、罢工、抵制、移居权以及坚持让行业为农业工人和移民所遭受的持久虐待负责的倡议。

然而，不像大多数慈善领域的著作主要描述重要的私人基金会简单的资本议程的成功实施，本书接下来的案例展示了基金会投资是如何进行争论和谈判的。这些由社会运动的领导者、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士甚至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讲述的故事表明，在慈善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助框架并不总是清晰或者被人们完全接受，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许多可商榷的地方[19]。有时，资助体系直接来自贫困人口的运动，并且被基金会有目的地采用、调整和共同选择。偶尔，基层团体企图用来自慈善界的理念完成共同选择。少数情况下，社会运动的资助者与社会运动所追求的利益一致。自助意味着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20]、自主决策（self-determination）[21]，以及组织活动反对主要的权力结构，就像历史上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22]在人民教育、食物正义和社区服务中所展示出来的理念一样[23]。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自助，从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的工业化教育到更激进的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的政治理念，都显示了其具有变革潜力[24]。与黑豹党一样，加州农场工作运动的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率先启动了自助模型，建立自尊、自豪和自我导向组织，以取代并挑战那些并非为农村的农业工人和被剥夺权利的移民提供服务的主流机构。

有关慈善事业的大多数重要研究并没有揭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员工如何与这种选择性解读和内在矛盾做斗争。本书没有将基金会看作擅长实施明确的资本主义议程的封闭系统，而是侧重于善意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员工，如何通过谈判、转变并最终淡化组织的激进议程，将其转变为被基金会领导人和网络所接受的良善的项目。在资助基层贫困人口的运动时，慈善的力量贯穿在极不平等的合作伙伴之间，比如富裕的资助者和社会运动领导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对自助的转变落在可接受的自我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激进的自主之间。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25]的定居点运动[26]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27]，到当前将“底层10亿人”整合到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方式[28]，再到最近的训练女孩成为抗击全球贫困的经济代理人[29][30]、当地领导人、活动家、企业家、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士和资助者，这些活动都是在试图重新构建自助议程。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和社区组织者，就慈善事业所进行的磋商取得了重要胜利。更常见的是，由基金会设定讨论的议题，意图使人们注意穷人的不足、行为和责任，从而将关注点从那些产生并维持贫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中转移出去。

在本书的案例中，基金会和组织的工作人员努力解决加州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移民贫困问题。这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生产区，同时也是加州极端贫困人口的温床。基金会员工与社会运动领袖之间的妥协，比如农业工人运动的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和现代农业工人与移民组织者之间的妥协，最终敲定了减轻贫困的行动框架，而这个框架实际上忽视了因工业化农业模式而产生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基金会将那些起初带着激进立场的“互助”或被社区组织者精心制定的自治运动转变为毫无威胁的自助项目，从而避免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批评或对抗。

在这些资助协议和制度安排中，有关自助慈善的一个关键性矛盾显现出来。私人基金会在自助方面的投资有时会激发甚至主动将参与的人政治化，然而，一旦资助者发现这种政治威胁，他们最终会失望。当害怕集体行动或起义时，基金会将控制财务负债，并重新限定哪一种自助模式是可以被接受的。最终，基层组织的志向被具有明确限制并对新进的专业化员工的时间、干劲和意识形态提出要求的捐款安排所阻挠。下面几页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揭示了通过基金会资助的自助和参与式路径去减贫而产生的矛盾僵局。与皮文（Piven）和克洛沃德（Cloward）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Movements）[31]中提到的运动一样，私人资助的运动从来没有完全止赎，既由官僚制度体系构成，又对其形成抵制[32]。

在限制对产生地理贫困模式的行业的对抗之外，本书中记载的慈善方法改变了社会变革的本质。由于被专业管理人员和伙伴关系的要求所干扰，且陷入困境，短期的基金会资助计划取代那些需要组织人员日常参与的运动[33]。在那些旨在创造长久的系统性变革、社区领导人、流行教育工作者和组织者的社会运动中，基金会项目建立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被共享、分析，并据此制定确定策略来激起联盟反对统治系统，并朝着创造更好的未来前行。[34]但是，对当前系统的关切之事和创造性愿景进行战略性表达的过程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变革。就像占主导地位的自助方式一样，这种策略性表达激励人们摆脱绝望，然而却用集体自尊、自主，以及新的工作生活合作方法代替竞争性的个人流动方法[35]。当引入基金会资助时，资源就被从运动建设的日常工作转移到短期拨款期限和资助要求的事务中。由于被那些为了维持慈善关系而进行的项目管理、文书工作和会议所淹没，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对基金会负责的机构专业人员，而不是对他们声称要代表或服务的人们负责。

本章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理解以下三个方面：慈善事业的力量；20世纪时美国慈善家的自助方法的历史；有关旨在解决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移民贫困问题的慈善倡议的档案和民族志案例研究的地理和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