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所用史料概说
本书的年代标注，共和元年（前841）之前的商、周纪年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为据。[139]李零、倪德卫、夏含夷等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商、周年代判定多所质疑；2000年以来出土的大量有铭青铜器，尤其是西周宣王时期的系青铜器，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的年代认定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倪德卫、夏含夷基于西周周王“双元年假说”提出的西周王年系表也许更为合理；但是鉴于本书关于女性、婚姻、族群、文化、区域整合的讨论并不苛求年代的绝对准确，故暂且选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商、周年代认定，并在年代之前加“约”字，作为基本的年代参照。
历史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资料和考古资料是本书研究和立论的基础。林嘉琳和孙岩在《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前言》中提到“发掘资料的局限性以及史书中 ‘正统’观点的偏见性”问题；[140]存在偏见的不只有历史文献，夏含夷在讨论西周青铜器铭文时指出“出自同一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也不对这一历史主观性具有免疫力；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更倾向于始终从好的角度反映器物的主人，以及作为他们的庇护人的周王”。[141]历史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资料都不可能绝对摆脱叙述者的偏见；或者我们更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偏见，这些文献才有了叙述的视角，可以展现某一视角下关于史事的认识和看法。甚至考古资料也无法完全摆脱偏见，因为任何对于特定考古资料的解读都带有解读者先在的历史认知。偏见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感谢偏见给了我们窥探不同视角下历史叙述的机会。
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并不绝对地比传世文献所取材的原始文本有着更早的年代，也并不绝对地比传世文献更正确、更准确。吉德炜《贞人手记》、顾立雅《中国的诞生》都提到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二手、三手性质，夏含夷在《中国历史与铭刻》中对之做了综述性的归纳：“这两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吉德炜、顾立雅）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看到了王室档案的存在。这是已为近期的青铜器铭文发现所充分证实了的假设。”[142]西周的王室档案是西周青铜器铭文、《尚书》《诗经》中相关篇章的共同文本来源。本书力图在仔细考证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历史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资料和考古资料。
一 历史文献
《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尔雅》《说文解字》《国语》《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路史》《论语》《孟子》《荀子》《管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楚辞》《列女传》《山海经》《水经注》等文献典籍是本书主要的史料来源。
关于先秦的文献记载不可避免地有后人的窜入和更改，本书在使用先秦文献时，对于文献记载的时代和实际反映时代的差别将尽可能地做出分辨和考量。对于《尚书》的某些篇章，尤其是《古文尚书》中多出来的部分，在使用时也将首先对其真伪做出考量。同时，历史文献，即使是后人窜入的内容，也可能包含了来自早期记载的资料，这是我们在使用先秦史料时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在使用《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需要考量其真伪的史料，《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也关涉本书史料的选择。
《竹书纪年》现存最早的传本是明代范钦（1506—1585）的天一阁藏本，《四部丛刊》收录有上海涵芬楼影印天一阁刊本。[143]现代文史学者为了将其与清代的辑佚本《竹书纪年》相区分，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今本竹书纪年》的文字与西晋到北宋14种书里的《竹书纪年》引文做了逐一对比，得出如下结论：“岂亦明人抄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144]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元明时人抄录古书中的《竹书纪年》引文而来，应视为“伪书”。清代以来，阎若璩、惠栋、王国维皆指《今本竹书纪年》为明人伪造。范祥雍更做断语如下：“《竹书纪年》之伪，经过清代以来学者们反复考证，已为定谳，无须再买菜求益了。”[145]
美人倪德卫（David S.Nivison）在《〈竹书纪年〉解谜》中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做出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除了不可避免地传写之误外，《今本竹书纪年》基本上保存了西晋出土的古墓本《竹书纪年》的原貌，其史料价值远高于《古本竹书纪年》。[146]陈力把《今本竹书纪年》与古书和古书注释中的《竹书纪年》引文做了逐条比对，证明：“《今本竹书纪年》至迟在宋元时代已经问世，不可能是范钦或者其他明代人物伪造的”。[147]《今本竹书纪年》或者是与《今本竹书纪年》形式相同的《竹书纪年》整理本在北宋前期已经存世；《今本竹书纪年》或者是与《今本竹书纪年》类似的《竹书纪年》整理本在汲冢竹书出土后的几十年内，亦即东晋初年已经被广泛引用；《今本竹书纪年》或者是与之类似的《竹书纪年》整理本在东晋初年已经存世。
夏含夷在对汲冢书和《竹书纪年》做了深入研究后对《今本竹书纪年》做出了颇为公允的论断，并指出《今本竹书纪年》与荀勖、和峤关系密切。
现在流传的《今本竹书纪年》的整理本可以追溯到墓本第一次整理工作，也就是荀勖与和峤的正式整理本，《今本竹书纪年》不少部分直接反映墓本的原样。然而，这些整理者在不少地方也改变了墓本的原样。理解这些改变和墓本的关系以后，我们可以确定《今本竹书纪年》并不可能是什么后人伪造的。
这并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完全可靠。
然而，问题如果仅仅在个别文字的隶定上，估计不会引起这样激烈的批评。整理者好像还对墓本的基本性质也作出了某些改变。
这似乎说明荀勖与和峤作了两个不同的整理本，一个以周王纪年，一个以晋和魏君纪年。[148]
《今本竹书纪年》虽然从其出土到成书的过程中经过了晋代学者不少的编排改动，其中有些甚至出于伪作，但是此书基本上还是与战国中叶墓本出土时的真本相去不远，更绝非宋代以后之伪作。[149]
夏含夷指出《今本竹书纪年》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在西晋汲冢出土时的原貌；另一方面又由于整理者古文字方面的欠缺而存在大量讹误；同时，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整理者，也许就是荀勖、和峤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纪年体系做了巨大的改变。夏含夷对《今本竹书纪年》的评价是合理而公正的，笔者在考察具体史料时，将慎重地使用《今本竹书纪年》。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诗经》更多地被看作一部文学文本而非史料的来源，但是《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直接指向了特定的历史事件，这为我们探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史事提供了有效的资料。《毛序》对《诗经》的解释虽多有穿凿，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就完全否定《诗经》的史料价值就只能说是因噎废食。尤其当我们将《诗经》与《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进行对比，或考察见之于青铜器铭文中的人事及地理细节与《诗经》记载的相关性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诗经》的文学性修辞和时常伴随的夸张表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提取众多的有效历史信息。比如，作为周民族史诗的《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文王》有大量关于先周王室弃（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太王）、王季、文王的历史信息。当我们将《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章与多友鼎（《集成》5.2835）、不
簋盖（《集成》8.4329）、虢季子白盘（《集成》16.10173）、兮甲盘（《集成》16.10174）、四十二年逨鼎（《集录二》1.328）等青铜器铭文进行比对之后，我们可以对西周后期周人与猃狁战争的地理分布、战争过程、战争对周人心理和周人政治造成的影响等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解读。当我们将《鄘风·载驰》与《左传·闵公二年》的记载进行对比阅读，我们就会理解《左传》记载的时间逻辑与其背后的隐语之辞：许穆夫人的赋诗为什么被安插在宋桓公将卫国遗民安顿于曹和齐桓公出兵戍卫之间。
《诗经》作为史料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诗经》的篇章大多保持了先秦时期的原貌。《诗经》虽然经过了汉儒的转写和释读，但诗篇本身的改变不大。班固说：“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50]《诗经》因其“讽诵”的特性，虽经历秦火，依然大致保持了先秦时期的原貌。考察《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所引《诗》，王逸为东汉时人，其所引多为“鲁诗”，是今文经；洪兴祖是宋人，其时三家诗多亡佚，其引《诗》据《毛诗》,《毛诗》在汉为古文经。王逸、洪兴祖对同一句诗的征引，虽多有文字差异，但往往只是同音字的不同书写，这正好印证了《诗》经历秦火之后因讽诵而书写的特征。
先秦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传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后人或多或少的增删、篡改和誊写之误；后人关于先秦的历史记录，是得之于二手、三手材料的再加工，其讹误在所难免，但是其中也保存了大量源于早期史料的历史真实。比如，司马迁《史记》对于五帝时代至于战国时期的历史叙述，多采摘前人，并参之以自己的考察所见，其中虽有对史事的误解和记录之误；但是其所述西周、春秋时期封国的地望与今日考古发掘呈现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可见后人所记前人史事，只要考证准确，其承载史料的真实性还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不管是先秦的历史文献还是后人对于先秦历史的叙述，其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历史文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青铜器铭文、简牍和考古资料无法替代的，历史文献是本书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 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铭文和简牍资料，介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之间。当得自考古发掘的青铜器铭文和简牍资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既是考古资料，又是历史文献。两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早在西汉时期（前206—公元8年）便为学者们知晓和关注，并伴随着历史时期的盗墓和民国以来的考古发掘积累了数目庞大的铭文资料。
在本书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政治联姻的研究中，青铜器铭文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两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庞大数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151]共18册，1984—1994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著录资料到1988年止，《集成》在严格比对的基础上收录了12113（11983件）[152]件有铭青铜器，是全面、权威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摹本和拓本的汇编。张亚初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53]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引得》不仅给出了《集成》每一篇铭文的释文，而且对《集成》做了详细的单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也在2001年出版了与《殷周金文集成》对应的6卷本释文：《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54]2002年出版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55]共收录有铭青铜器1258件，收录时间上与《殷周金文集成》衔接，止于1999年5月。2010年出版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156]共收录有铭青铜器1344件（编1346号，中间缺1142号和1202号，实收青铜器1344件），收录时间上与《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衔接，止于2007年年底。更加晚近发现的有铭青铜器铭文则散见于《文物》《考古》等相关期刊资料。
青铜器铭文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国名、族名信息，为本书考察两周时期的婚姻关系、政治关系、诸侯和家族的地域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细节证据，使本书希望通过考察两周时期的婚姻关系来重建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况的设想成为可能。《尚书》《诗经》《史记》对于西周时代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和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对于漫长的西周中期的记载非常有限。大量的西周中期有铭青铜器为我们理解和解释西周中期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夏含夷关于西周历史的叙述和西周中期礼制改革的讨论，[157]李峰关于西周政体和西周灭亡的讨论，[158]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关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礼制改革的论述，[159]都得益于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释读。
本书将青铜器铭文视为对其所属时代的可靠记录；同时也将充分考虑青铜器铭文由于其创作目的而带有的鲜明的目的性和叙述的倾向性。
三 简牍资料
简牍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部文献的原始状态，其史料价值要接受考古学和文献学的双重审视，比如，公元281年（西晋武帝太康二年）[160]在河南汲县出土的《竹书纪年》。古墓本《竹书纪年》整理本流传至今的本子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很多清代学术权威宣称《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晚清学者朱右曾收集散见于古书和古书注释中的《竹书纪年》引文，辑佚成《古本竹书纪年》。今本、古本《竹书纪年》的记录颇有歧义，而其是非得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本书在使用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等简牍资料时，将简牍资料视为文献。
四 考古资料
经过规范发掘的考古资料，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物质资料信息，还可以提供诸如遗址情况、埋葬细节、墓主人与随葬器物的位置关系等大量背景资料。同时考古资料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对于本书研究的时空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西周、春秋时期的考古发掘资料众多，其清晰的地域指向性是本书构建西周、春秋时期地理空间的重要基础之一。
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简牍资料和考古资料各有所长，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局限性。本书在使用史料时，将综合考虑不同史料的优势和局限，以期最大限度地、以公允的眼光审视西周、春秋时期的性别角色、地缘政治和区域整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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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3]管红：《论秦汉女织》,《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04]蓝勇：《中国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10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6《先识览·观世》，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0页。
[109]（唐）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序目上》，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56页。
[11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620页。
[113]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117]崔格尔（Bruce G.Trigger）将中国的商、西周国家视为“广辐国家”。[加]布鲁斯·G.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0]松丸道雄强调西周王朝和诸侯国“邑”的阶梯化特征。（[日]松丸道雄：《殷周春秋史总说》,[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第1—19页。）
[122]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用“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模式解析中国的西周社会。（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23][加]布鲁斯·G.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第69页。
[124]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第296页。
[125][美]夏含夷：《西周历史》,《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张淑一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13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134][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3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137]《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著：《现代汉语词典》，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82页。
[138]《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著：《现代汉语词典》，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页。
[13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140]林嘉琳、孙岩：《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前言》,[美]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第ⅻ页。
[141][美]夏含夷：《中国历史与铭刻》,《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第17页。
[142][美]夏含夷：《中国历史与铭刻》,《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第24—25页。
[143]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具体情况，可参看《四部丛刊》第86册。
[144]《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编年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8页。
[145]范祥雍：《关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亡佚年代》,《文史》第25辑。
[146]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真伪的论述，可参看[美]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魏可钦、解芳等译，邵东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47]陈力：《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48][美]夏含夷：《〈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周博群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
[149][美]夏含夷：《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38辑。
[150]《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08页。
[153]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
[154]《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7][美]夏含夷：《西周历史》,《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第26—83页。
[158]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59][美]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