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灣仔道開發史
灣仔道是灣仔區一條極古怪的街道，這條街道由南到北，又由西到東，成一條曲尺形的街道，常使不認路的人找到“一頭煙”。照一般街道的設計，到街口為止，應算一條街道的終點，但灣仔道卻轉了一個九十度角的大彎，轉入仍是灣仔道。
灣仔道的起點在皇后大道東灣仔街市一側，直到寶靈頓道為止。其中自皇后大道東至莊士敦道口的一段，為南北向。由莊士敦道口至寶靈頓道的一段，是東西向的，是香港一條少有的東西南北多方向的街道。
灣仔道的命名，自然是以灣仔為名。灣仔原名下環，由於當時香港的海岸線自大道東口彎入，形成一個小海灣，這小海灣比其他海灣為小，廣府人稱小的東西多以“仔”來形容，如兒童稱為“細路仔”，小刀稱“刀仔”，小碗叫“碗仔”等，這個海灣比其他海灣小，故叫“灣仔”。
灣仔道以灣仔為名，說明在開發灣仔的早期，這是灣仔唯一的闊大街道，是以代表灣仔。
從灣仔道的南北東西四面，亦可以見到這條街道的發展過程，是和灣仔區的發展過程有關的，否則不會彎彎曲曲的作四個方向轉變。所以談這條街道的歷史，不能不談灣仔區的開發史。
最早的開發者顛地
本港開埠之初，灣仔的海岸線自俗稱為“大佛”的地方起，至現時灣仔道口、莊士敦道以南的一帶，都是淺灘。
灣仔這一個小小的海灣，究竟誰是最早的開發者呢？大家都知道，香港這個港口的開發是由鴉片戰爭促成的，最早參與開發香港的人，當然是鴉片煙商，當時有兩大鴉片煙商參與了香港的開發，其一為渣甸（William Jardine），另一則為顛地（Lancelot Dent）。渣甸以銅鑼灣為基地，而顛地則以灣仔為基地，是以最初開發灣仔的人是顛地。
對於“鴉片煙商”這個詞，從前很多人認為是專門販賣鴉片的商人，其實“鴉片煙商”並不是只賣鴉片的商人，這些商人同時也經營各種貿易，鴉片販運只是他們的業務之一。這些“煙商”擁有船隊，除了運煙之外，也運其他貨物來中國，再將中國的貨物運走。只是由於他們的船隻常常運有煙土，故在林則徐禁煙時期，便稱之為鴉片煙商，彷彿他們的其他貿易也與販毒有關，顛地就是這樣被林則徐通緝的。
顛地是英國人，他在1835年至1839年（道光十五至十九年）間長期在廣州十三行活動，他請人教他學寫中文、學官話和廣州話，曾自撰稟詞向中國官廳入稟表達意見，和當時的廣州主要買辦有交情，又能和當時廣州的小商人聯絡，甚至還認識很多販夫走卒。因此在廣州，凡和經營對外貿易有關的人，沒有不知道顛地的。顛地原名Dent，他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叫做“大因”。關於他的名字，在中國文書上，有寫作顛弟的，亦有寫作顛哋的，都是從英文翻譯而來。在一些近代史的中譯本裏，他的名字又被譯成蘭斯洛特．登特，因他的全名為Lancelot Dent。
由於顛地是一位活躍於廣州十三行的人物，所以很多外國商人到廣州貿易，都願和他聯絡，委託他辦事。因此顛地洋行，既自己辦運貨物，也代理各國貨物，在當時來說，是一家頗有勢力的洋行。
正因如此，林則徐來廣州禁煙時，第一個要捉的就是顛地，《林則徐集（公牘）》內，有一張捉拿顛地文書，其文云：
劄廣州府暨南、番二縣知悉：照得本大臣此次來粵，仰蒙欽交煙犯姓名事由，內開：“一夷名顛弟，遞年逗遛省城，凡紋銀出洋，煙土入口，多半經其過付。該夷民常與漢人往來，傳習夷字，學習訟詞，購閱邸鈔，探聽官事，又請漢人教習中國文字，種種詭秘，不可枚舉。”等因。查顛弟即 哋，本係著名販賣鴉片之奸夷，本大臣到省後，即欲委員前赴夷館查拏究辦。因該府縣等面稟，夷館中各國夷人畏法者尚多，非盡如 哋之奸猾，請先分別良莠，再行查拏。是以先令洋商齎諭前往開導，令將煙土呈繳，並具永不夾帶甘結，尚可寬其既往，其不繳者立即懲辦去後。茲復據該府縣等面稱：“聞得咪唎 國夷人多願繳煙，被港腳夷人 哋阻撓，因 哋所帶煙土最多，意圖免繳”等語。是該夷 哋誠為首惡，斷難姑容，合亟劄飭、拏究。……
從林則徐這一張捉拿顛地的文書中，可知顛地早已聞名全國，他的名字較渣甸和馬地臣爵士（Sir James Nicolas Sutherland Matheson）更為著名，文稿中所謂“欽交煙犯姓名”，就是說顛地的資料，是從北京方面交來的，所以有關他在廣州學習中文，教習夷字，研究訟詞等等的資料，都是朝廷查到的。換句話說，顛地是一名“欽犯”，即皇帝指定要捉的犯人。
我們又可以從這份文書中看到顛地當時的勢力，文書說：“凡紋銀出洋，煙土入口，多半經其過付。”即是說，當時的鴉片貿易，他是最大的貿易商，他除了經營鴉片貿易之外，還要經營金融事務，“紋銀出洋”，這是當時金融方面的業務，前此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多忽略之。
林則徐通緝顛地的這份文書，是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八日行文給廣州府及南海、番禺二位知縣的，道光十九年（1839）之前，中國紋銀已不斷流出，運往外國。這是一項金融活動，應該詳細介紹，否則讀者會不知顛地有什麼能力，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後在香港開發灣仔。
在嘉慶和道光年間，來華貿易的外國人，已有一些人在貨物貿易之外，從事金融活動。這些外國人，發現中國的幣制落後，又無金融政策，更缺乏金融知識，於是從中圖利。圖利的方法，是將中國的紋銀運出去，鑄成成色較低的外國銀元，再運回中國牟利。此種金融活動，在鴉片戰爭之前二三十年猶為猖獗，顛地就是當時進行此種活動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以視為“欽犯”通緝。
嘉慶至道光年間，在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甚至北京，都流行使用外國銀元。外國銀元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較紋銀方便，中國當時使用的紋銀，以兩、錢、分計算，主要流通貨幣為銅錢。紋銀的錢與分這些小單位的銀面，多折為銅錢以便找贖，一般行使紋銀，都是以兩為計算單位的。外國銀元則有大銀元、中銀元、小銀元等，大銀元一元為七錢二分計，中銀元為三錢六分計，細銀元則為一錢四分四計。此種外國銀元流入中國，始於葡人到澳門通商，即自明朝開始。那時葡人要買中國貨物，不能不帶銀元來買貨，那時輸入外國銀元尚未成為金融問題，只是因貿易上需要，才輸入銀元。到了乾隆年間，各國來華通商，也帶來其本國銀元作為貿易貨幣，因此大量外國銀元在中國各地流通。當時流通國內的外國銀元，據《清朝文獻通考》“錢幣篇”乾隆十年（1745）有如下記載：
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其銀皆範為錢式，來自西、南二洋，約有數等：大者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又次曰十字錢。花邊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錢有奇，中者三錢有奇，小者重一錢有奇，又有刻為人面或作全身，其背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環以番字。又有兩面皆為人形者。閩粵之人稱為番銀，或稱為花銀。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圓計。
《清朝文獻通考》修於乾隆末年，這一段所記，記於“乾隆十年（1745）”之下，相信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文中所謂的“花邊”，至今仍有客家鄉村村婦稱一元為“一隻花邊”的，可證其真實性。
由於外國銀元“範為錢式”，即作圓形，每個有一定的重量，同時分大、中、小三種，因此在買賣找贖上較為方便，較比中國的銀兩為進步，是以能廣泛流通。實際上這些外國銀元的成色，都不及紋銀高，於是到嘉慶年間，開始出現金融問題。當時已有大臣發現此種金融活動，戶部左侍郎蘇楞額於嘉慶十九年（1814）奏云：
近年以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盤費為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元多。該夷商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銀洋運進，欺蒙商賈，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
蘇楞額是主張禁止外國人偷運中國銀兩出口的，故指出他們偷運銀兩出口用以圖利。當時的大臣蔣攸銛亦力主禁止，奏稱：“洋銀進口，民間以其使用簡便，頗覺流通。每年夷船帶來之洋銀，或二三百萬元，或四五百萬元，亦有數十萬元不等。……”
到了道光初年，沿海地區差不多已變成洋銀的流通區域，甚至北京也有洋銀流通。道光皇帝亦知道這種情形，據《東華錄》載，道光九年（1829）他曾如此形容洋銀流通的情形：
朕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元抵換內地紋銀，計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銀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
以上這段資料，說得更加明白，當時的外國商人在進行不法的金融活動。
道光皇帝既知道當時的外夷運洋銀來中國，“不以買貨，專以買銀”，也知道每元消耗二三分，即一元的外國銀元，可獲二至三分銀的兌滙利潤，這就比買貨更易圖利，是以有些商人，不用洋銀來買貨，專門兌換中國的銀兩。
當時中國各地方官府，亦吸納外國銀元作為稅款，“凡定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不用洋錢”。就是說，這些外國銀元，已成為合法貨幣。
既有上述種種弊端，為什麼中國政府還要容許白銀出口呢？事實上，中國是一向禁止白銀出口的，只因當時海關官員貪污，地方官亦受賄，是以紋銀不斷流出，洋銀不斷流入，中國的銀兩少，外國的銀元多，連官府亦不得不行使外國銀元，造成納稅也用外國銀元的情況，中國的金融因此大受擾亂。
由於顛地當時既運鴉片煙來中國，又私運紋銀出口，擾亂中國金融，是以成為林則徐來粵禁煙時，第一個行文通緝的英國人。但是顛地爪牙多，合作夥伴多，消息靈通，並不怕林則徐通緝，他當時仍然在廣州“夷館”之內。
清朝的官史以為顛地運銀出口，是私鑄洋銀，這是他們缺乏貨幣常識。顛地其實不必私鑄外國銀元，中國的銀錠、銀兩，都是十足的白銀，而各國鑄造的銀元，成色並不劃一，有些國家所鑄的銀元，成色為九八紋銀，有九七的，甚至有低至九五、九四的。所謂九七，即是有百分之九十七是純銀，其餘百分之三是雜質；九四，即有百分之六雜質，是以顛地實在毋須將紋銀運去私鑄外國銀元。他只須將紋銀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便可兌回各國銀元。
十九世紀中葉，各個海洋國家都致力發展航運，大造船隻，原因在於各國已經在長期的探索下，找到了適當的航線。東西方航運頻密，世界貿易因航運的發展而大事擴張，各國都需要白銀來鑄造貨幣以適應世界貿易，銀價自然上升，其他物價因而下跌。顛地認為與其冒貨價下跌的風險，以銀元來中國買貨，不如買銀，以銀元易銀，是保證沒有風險的一種貿易，這是他私運銀兩出口而毋須私鑄銀元的原因。然而，在林則徐通緝顛地的道光十九年（1839），顛地已經甚少運進銀元來買白銀，而是直接運來鴉片煙，以換取白銀出口，在1838年至1839年（道光十八至十九年）期間，中國白銀大量流出，外國銀元流入漸少，造成銀貴錢賤的現象，再一次擾亂中國的金融。
嚴格來說，道光皇帝命林則徐實行禁煙，除了鴉片害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擾亂中國幣制。當時各大臣均認為，禁煙既可消滅這種害人的毒品，同時可解決國內金融危機。當時國內所出現的金融危機——銀貴錢賤，造成鹽商無法完成鹽餉，很多地方錢糧不能如期上繳，導致民不聊生，國家財政困難，原因就是以前還有外國銀元流入，此時則流入少，出口多。
此外，也與繳稅的制度有關。中國自明朝中葉開始，即施行一條鞭法，就是凡納稅必須以銀兩完繳。但是民間使用的貨幣是銅錢，市民以銅錢為買賣單位，等到要納稅的時候，就要將銅錢換作銀兩去繳稅。官府雖然規定了銀兩與銅錢的兌換比率，但是官府並不依照這個比率收銅錢作稅款，一定要收銀兩，於是到了納稅期，銀兩兌銅錢的比價一定比官定比率高，歷年均是如此。只是當時中國金融未受擾亂，銀兩與銅錢的比率上升有限，過了繳稅期又會自動下降，故未造成貨幣危機。
清朝沿用明朝的制度，也是民間用銅錢，納稅要銀兩，官定比率是一分銀抵十枚銅錢，一錢銀抵百文銅錢，一兩銀抵一千銅錢。
清朝的“錢法”相當混亂，在康熙年間，曾出現錢貴銀賤的局面，在若干年中，官價一千銅錢兌一兩銀，民間八百枚銅錢即兌得一兩銀。為什麼又會有這種現象呢？因為康熙年間的銅錢，銅質好，每一枚銅錢，重一錢四分，一分銀兌十枚銅錢，即一分銀可購一兩四錢的銅，一兩銀購一百四十兩銅，當時銅價貴過銅錢兌銀兩的官價，於是民間將銅錢熔為銅，再製造銅器，比用銀兩買銅還便宜很多，是以銅錢日少，錢價就貴過銀價。
《清史稿》“錢法”載其事，云：
自改鑄一錢四分錢，奸民輒私銷，乃定律罪之比私鑄。遂禁造銅器，為私銷也。（康熙）十八年（1679），申嚴其禁，軍器、樂器之屬，許造用五斤以下者。時重錢銷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錢法侍郎陳廷敬糾復一錢舊制，久之，錢貴如故，乃申定錢直禁，銀一兩易錢毋得不足一千，然錢直終不能平。季年銀一兩易錢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發五城平糶錢易銀以平其價。
後來到嘉慶年間，將錢的重量減輕，錢貴銀賤的局面才改變，但是到了道光年間，由於白銀的流出，銀兩日少，銅錢又因重量減輕，甚至加入雜質而貶值，造成銀貴錢賤。當時一兩紋銀，兌銅錢有高至二千文者，亦有兌一千六七百文，與乾隆年間，一兩紋銀兌七八百銅錢的情形不同，錢價跌了一倍有多。這種情形，也和顛地等英商炒賣質高銅錢有關。詳情下文再談。
林則徐通緝顛地
話說顛地在林則徐禁煙時期，即道光十九年（1839），是一個重要且有代表性的人物，林則徐雖然通緝他，但並未派兵入十三行捉他，是因為林則徐認為顛地在十三行內，是逃不出去的。由於十三行外，均有重重監視，顛地實際上是等於被軟禁了。
當時顛地是外國商人在華貿易的領導人物，因他熟悉官廳的情形，又熟悉廣州情況，各國來華貿易的商人和船主，差不多都以他為顧問。林則徐一抵埗，即有行文通緝他，未始無因。不過，這一來卻反而提高了顛地的地位，各國商人均問顛地怎樣處理繳鴉片煙一事？顛地說：不妨口頭上答應繳鴉片煙，但實際行動，要等義律爵士（Sir Charles Elliot）到來才能決定，因為中國的官府反覆無常，要由一位有權力的代表進行交涉才有用。因此，他於道光十九年（1839）農曆二月十三日，聯同四十二間洋行的負責人，寫信給林則徐，表示願意繳煙，但是繳煙的詳細辦法，希望林則徐詳細地逐一向各國領事說明，以便辦理，顛地是會用中文寫稟詞的，他這一張稟詞，是以駐華各國商人的名義呈遞的，載於《林則徐集（文牘）》內，全文如下：
駐粵各國商人通稟欽差大人，為恭敬稟覆事：茲維肅奉鈞諭，業經由洋商等稟請寬限，另自稟覆。竊遠商等既奉大皇帝嚴申約禁，已知上諭剴切，斷不敢將鴉片一項稍行販賣，永不敢以鴉片帶來中國，緣此出結為憑，此皆遠商等重信之實情也。至欽差大人諭內指及之情，多涉緊要最重之事，在遠商極難理論。是以稟懇大人，將各情示與遠商等各國之領事、總管等自行辦理，望大人恩准所求。為此謹稟赴欽差大人臺前，查察施行。福吐等，哋等，記連等……叭佑治等同稟。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農曆二月初八日通緝顛地，顛地於同年二月十三日即聯同洋商四十二人入稟，具見他的膽色和當時在洋商眼中的地位。這一張稟紙，表面上是表示遵守禁鴉片煙的法例，並聲明以後不帶鴉片煙來中國，但對於繳煙一事，隻字不提，只說這是“緊要最重之事”，請林則徐通知各國領事辦理。這是一種緩兵之計。
在顛地本人來說，這也是極重要的步驟，因為各洋行如果遵命繳出鴉片煙，只怕官府反口不承認；或者本來已經繳清，官府卻說還有若干未繳，一定是暗中偷運出去等等。沒有一項完善的制度，若自動遵命繳煙，熟悉清朝官府情形的顛地認為是十分危險的。所以，他要求林則徐將繳煙的情形，通知各國領事辦理。總之，各洋商遵守禁煙法例就是大家聽命於各自的合法貿易代表行事，這是無可厚非的。
林則徐認為顛地阻止各國商人繳煙，故對顛地深惡痛絕，但認為顛地聯名的稟詞十分合理，於是行文給各國駐廣州領事及總管，通知他們向該國商人繳煙，對於英商，自然是通知義律，義律當時是駐華商務總監，已從澳門到達廣州。但當他到達十三行之後，即被限令不准離境。義律到廣州是向林則徐呈報繳煙數目的，呈報數目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聲明如數清繳，但是，既然禁止他離境，他身在廣州，是無法知道各洋面的鴉片煙船的情形的，也很難控制這些船隻不開走，於是他入稟林則徐道：
現值北風順吹，其在外洋裝載鴉片之船，明知大憲辦理嚴緊，復聞遠職在館強留，難保無乘時揚帆而去者。奈遠職既經認繳，依本國之例，定必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如數清繳。倘稍有失信，則甚有虧與本國之大體，必不免國主震怒嚴辦，罪辱已極。今被禁住之際，全不知各船現居何處，而無由示令各該船，飭伊不得揚帆而去。其間或有往去者，在遠職尚未能推辭不認，仍須二萬餘箱清數呈繳，方可不惹國主嚴怒。其情既然如此，忖思大人必不肯使遠職無奈，望可信遠職認真實心辦理。一蒙寬禁，自能設法示令在外各船逐一而到，俾可隨時全繳鴉片。遠職所求寬禁者，惟欲照常買辦工人日備饌食，三板來往省澳及各洋面。在遠職自可仍留省城，俟將二萬餘箱全數清繳，方才下去。
相傳義律這一張稟紙，也是顛地執筆的。顛地在當時，是廣州外商的文膽，很多中文文書，都出自顛地之手。
義律給林則徐的這一張稟紙，是1839年（道光十九年）農曆二月十五日呈到欽差大臣衙門的，當日林則徐即行批覆，覆文中指義律企圖和顛地一齊逃脫，文內云：
查自二月初四日諭令各夷人繳煙之後，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爾乘三板來省，是夜欲將 哋帶逃，然後安設巡船，稽查出入。原因爾無信實，令人不得不防。至買辦等本係漢奸，亦欲指引脫逃，又豈可不為撤退？
原來，林則徐認為在十三行夷館內工作的人，都是漢奸，便下令這些人撤出夷館，因此夷館內的英國人，一則沒有工人可供使用，二則沒有糧食供應，是以義律入稟要求供應糧食及工人。林則徐則指他企圖帶走顛地，說他不老實，拒絕他的要求。究竟義律是否曾經企圖帶走顛地，在中國文書方面是根據林則徐這張覆文為證，說是確有其事。但在英方的文件中，則說並無其事，認為這是林則徐軟禁義律的藉口。
從常理來說，義律這次上廣州，將繳煙的數目向林則徐詳細報告，開列繳煙的數目為二萬多箱，已表示他確有遵命繳煙的誠意，而事後，義律亦確曾依照命令在虎門繳煙，所以英人說義律一到廣州就企圖帶走顛地是林則徐扣留義律的藉口，應該是可信的，因為義律如果不老實，大可不必親自到廣州去。而把義律到廣州的目的，說成是帶顛地逃走，這只能反映林則徐對顛地的重視。但林則徐卻不知這樣反而使義律從心理上覺得他的做法不文明，造成日後很多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終於導致談判決裂。但這也難怪，因為顛地是道光皇帝點名要提的欽犯。
顛地在林則徐眼中是如此重要的人物，是以後來義律依照規定繳煙，林則徐認為他“恭順”、准許他離開廣州時，仍然開列了一張不准離境的名單給義律，叫他不可帶走名單內的人物，名單中顛地名列榜首。
《林則徐集（公牘）》載有〈會諭廣州府飭知煙土已收四分二准令三板出入〉公文一紙，原文云：
為諭遵事：案據䟺咭唎領事義律具稟呈繳鴉片，經本大臣酌定限制，繳到四分之二，量許三板請牌，查驗往來，諭飭該領事遵照在案。茲各躉船陸續收繳，已足四分之二，餘船亦據陸續到齊，自應照依前諭，量許三板查驗往來。
查該領事義律前雖自行稟明，俟事竣始行下澳等情，但此時三板既通，應准該領事首先放行，俾得料理一切。惟夷人中有積慣販賣鴉片之 哋等十五名，仍應查照黏單所開，暫留夷館，統俟事體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諭“許量”二字之義。合行諭飭。諭到，該府立即督同南、番二縣，轉飭原商伍敦元查照，即將編號順字三板四隻，量許往來，仍聽各關口查驗。
林則徐這份公文，是和兩廣總督鄧廷楨會銜給廣州知府和南海、番禺二知縣的，叫他們通知當時十三行買辦伍敦元，准許義律離開廣州，但仍不准顛地等十五人離境。公文內並附有十五名“積慣販賣鴉片”者的名單，此名單內，有顛地父子之名，亦有馬地臣父子之名。當時顛地的兒子只是幾歲的小孩子，單譯名為“央顛”，馬地臣的兒子，亦譯為“央孖地臣”。“央”者，即英文young，意指年輕的，有別於老的。這是道光年間廣州英商的兒子們的道稱。
顛地的兒子，當時正隨顛地在廣州十三行商館之內居住讀書，既讀英文，又讀中文。顛地兒子的中文程度不差，他後來於1882年（光緒八年）在中國海關中任職，其時已五十多歲，計算起來，1839年（道光十九年）時，他年約八九歲，是一位小童，絕不是什麼“積慣販賣鴉片”者。但由於他的父親顛地是“積慣販賣鴉片”者，故和馬地臣一樣，連兒子也一併不准離境。
後來顛地父子怎樣離開廣州的呢？原來林則徐曾向中外人士宣佈，凡鴉片煙商，將所有鴉片煙繳交之後，同時需要做書面聲明，表示以後不再將鴉片運來中國，如敢再運鴉片，則運載鴉片的船甘願被中國沒收，人亦甘願正法。這種書面聲明，在中國文書制度上，有一個專名，稱為“甘結”。
“甘結”是甘願承擔一切後果的署名文件，等於悔過書，由當事人自己簽字，作為了結一宗案件的文據。顛地後來就是寫立“甘結”之後，才獲准離開廣州的。雖然顛地是道光皇帝點名要捉拿的鴉片煙販，但林則徐不願失信於外國人，只好批准他離境。
原來，義律在繳交鴉片煙的時候，開列了一張清單，指出某些鴉片煙，是顛地所有，由他繳出的。顛地的鴉片煙，既已全數繳清，他又自願“甘結”，故林則徐不能不放行。
顛地當時留在廣州商館，原因是他的顛地洋行除了賣鴉片之外，尚有其他正常貿易，這些貿易有來往欠賬，以及尚未出售的貨物，需要時間處理，是以他留在商館不走。馬地臣等渣甸洋行大班，亦同時留在英國商館，其原因亦是有很多貿易轇轕，需要他們親自處理，不能一走了之。林則徐最初以為義律來廣州是想帶他們走，其後發現他們已將鴉片繳出，但卻仍然不走，頗覺莫名其妙，便行文給廣州知府，通知買辦，叫顛地等人快寫具“甘結”，俾便將之驅逐出廣州。《林則徐集（公牘）》內，有〈諭廣州府縣轉飭哋具結〉一則，其文云：
為諭遵事：照得䟺咭唎等國躉船裝載鴉片，流毒內地，以 哋囤積為最多，即以該夷為首惡。現奉諭旨，嚴行查究，本應遵照新例，盡法懲辦，姑念該夷自諭繳煙之後，即能歸併義律，迅速繳清，尚知畏法。本大臣仰體大皇帝如天之仁，寬其既往，不加深究，原屬格外施恩。但該夷前經販賣獲利，難保不故智復萌。合亟諭飭。諭到，該府縣速飭原商伍敦元等傳諭該夷 哋，當此禁令森嚴之際，願回該國，即出具永不再來甘結繳案，並於結內聲明：“嗣後冒混來粵，一經查出，願甘從重治罪”字樣。倘該夷革面洗心，仍思在內地正經貿易，即應遵照新例，出具“如有夾帶鴉片，貨則沒官，人則正法”切結送呈，以憑核辦。切速切速，毋違！特諭。
這份文件已詳細將“甘結”的內容列出，“甘結”的內容分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叫顛地甘願具結以後不再到廣東來，若然混名潛回，則甘願受重懲。第二部分是可以回粵經營正常貿易，但若發現夾帶鴉片，則貨物充公，人即斬首正法。
這是林則徐發現顛地既然繳了鴉片，卻並不馬上離開廣州時，飭令廣州知府，通知買辦伍敦元告訴顛地，若他想回英國，可以具結放行。這和以前怕他逃走的情形不同。可證當初林則徐責義律來省目的在帶顛地逃走，是受一些不負責任的情報所影響的。
顛地既已繳煙，又獲買辦伍敦元的通知，於是便簽署“甘結”，交伍敦元送呈林則徐。顛地以為，只要簽具“甘結”，自己什麼時候離開廣州都是可以的，誰知並不是這樣的，他寫具“甘結”之後，林則徐立即就要他離境。
顛地大吃一驚，只好立即向林則徐請求寬限離境日期，他的稟詞云：
具稟䟺咭唎國夷商 哋敬稟欽差大人、總督大人，為奉諭回國事：竊遠商現奉二位大人鈞諭，令總散各洋商傳諭遠商速回本國，出具永遠不敢再來甘結繳案等因。遠商奉諭，自應謹為遵照，而仰蒙皇帝懷柔遠人至意，遠商既有事欲陳，擅敢將情稟求，仰望姑念暫免即行。緣遠商在天朝寄居，而䟺國及港腳各處商友，將本處土產貨物，如鐵鉛棉花呢絨洋布等物巨數，託遠商代其料理，多有未賣者。……茲遠商現寫清單，言明事由如何，繳送本國領事核查，是以懇求二位大人，姑准限幾日，以便將事幹成就也。沾恩靡既。謹此稟赴欽差大人、總督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這張禀紙相信是出自顛地之手，因為文中有些語句不是中文語句，顯然是在英語的思路上以中文堆砌而成的。如“以便將事幹成就”一句，便不是中國人應有的寫法，又如“呢絨洋布等物巨數”，也不合中文文法，顯然是出自英國人之手。
林則徐收到顛地的稟紙，便立即批覆，覆文云：
查該夷來澳多年，骫法營私，惡名最著。本大臣奉旨特交查辦，本應將該夷從重治罪，以警奸頑。因念該夷已將煙土交送領事義律呈繳，尚有悔禍之心，是以姑從寬典，僅予驅逐，諭令見結速行，已屬仁施法外。乃自本月二十四日，即經傳諭，迄今已逾兩日，尚復希圖延宕，大屬頑梗。且該夷縱有代人買賣及賬目未清，儘可轉托他夷料理。試問此時此際，猶能容爾藉此任情支展耶？惟據稱現已開單繳送領事核閱，求准限幾日，本大臣、本部堂於無可寬緩之中，更仰體大皇帝綏柔盛德，酌予五日限期，俾該夷得以畢事回帆。仍著於即日出具嗣後不敢再來，來即治罪甘結；且於結內聲明，不敢再逾五日之限，先行呈繳，一面請牌出口回國。到限之日，本大臣、本部堂即派員看視該夷啟行，並不准於澳門小住，以遂爾遷延之計。總之，該夷非無身家性命者，慎勿執迷狡抗，以身試法，徒致噬臍無及也！
林則徐批覆顛地的申請，只准他留在廣州五天，但必須要他寫具“甘結”方能作實，“甘結”之內亦要聲明不敢再逾期不走。顛地收到批覆之後，知道不能再留在廣州，只好照批示的辦法，寫立具結呈上。
顛地的“甘結”原文，亦收於《林則徐集（公牘）》內，全文如下：
䟺咭唎國商人 哋為遵諭出結事：現奉欽差大人林、兩廣總督大人鄧憲諭，速回本國，不准稍延，並令出具永不敢再來甘結繳案。哋今不敢違命，結得五日內由省開行即去，嗣後不敢再來也。此實。
這張“甘結”簽署的日期是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七日，即在林則徐批覆他申請延期的翌日就送到總督衙門去。“甘結”上寫明“結得五日內由省開行即去”字句。則顛地本應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農曆四月初三離開廣州的，但顛地離開廣州的日期，並非真的如“甘結”所稱，在五日之內離開，他是一直稽遲了五日又五日之久。
原來，顛地求得五日展期之後，又叫馬地臣等申請展期。馬地臣當時原有兩個兒子同在廣州，其一名“央孖地臣”，另一名“三孖地臣”，這兩位和“央顛”一樣，都不是真正的鴉片煙商。原來當初林則徐要求呈報住在商館內的煙商名單，那些買辦以為林則徐所要的，是全部住在商館的外國人名單，因此不論成人或小孩，是煙商或非煙商，都一律開列名單呈給林則徐，林則徐便根據這張名單上的人名，一律視之為煙販。這份名單中有幾個英國人，是在林則徐下令繳煙之前已離開廣州的。其中一名“央孖地臣”亦早已離開，林則徐一直不知道，是以當林則徐叫所有英國商人出具“甘結”離開廣州時，這幾個英國人並未出具“甘結”。
這幾個未出具“甘結”的英國人，除馬地臣的大兒子“央孖地臣”之外，還有“吐丹啡”和“噥��喱”。他們其實很早就離開廣州，去到澳門居住了，等到全部留廣州的英國人都出具“甘結”之後，林則徐問尚有三位煙販何以不具結，顛地才告訴他此三人早已不在廣州。
直到農曆四月十二日，各英商將商務辦妥之後，才聯名給林則徐入稟，要求發給通行牌以便離境。當時始將三名英國人不在廣州的事實說明。〈哋等十二名即日出口稟〉亦收入《林則徐集（公牘）》內，全文如下：
䟺咭唎國商人 哋、咑咑䗝、哋 ……等，謹奉欽差大人總督大人憲諭，速即回去。商等不敢違命，即日開行。現今禀請給牌刻日出口也。再憲諭記名之 哋㶼、吐咈、噥䄺喱三人，久已出口，未能會同簽名。
道光十九年農曆四月十二日，即1839年5月24日，這是顛地等十二位英商離開廣州的日期。當時義律亦隨行，義律曾寫有辭行信，向兩廣總督鄧廷楨辭行。兩廣總督鄧廷楨遂將義律辭行的事，向林則徐彙報：
為咨會事：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據䟺咭唎國領事義律稟稱：“竊遠職先日承任呈繳之鴉片，現已悉照辦理全完。且近日懷病，須為調理，今已定意五日出省，由遠職日常駕駛之三板，即行下澳，為此稟辭台前查察施行”等情，到本部堂。據此，查前於撤防時即令該領事出省辦理繳煙事宜，據該領事在省諸夷尚須彈壓，未即請行，茲因病稟辭，自應准予下澳就道。……
顛地投資灣仔始末
從顛地在廣州活動的一段歷史中可知，顛地當時的地位，和馬地臣的地位相若，而他們同時是廣州兩間主要洋行的擁有者，亦是當時兩大鴉片煙商。因此在香港開埠初期，顛地和馬地臣都是主要的投資者。馬地臣的渣甸馬地臣洋行，在銅鑼灣投資，以銅鑼灣為基地，而顛地則在灣仔投資，以灣仔為洋行基地。
灣仔在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之際，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海灣，現時的莊士敦道，就是當時灣仔的海岸線，顛地選擇灣仔為洋行的基地，主要是因為這個海灣接近中環，海灣雖不大，但能容納他的船隊。
凡有規模的洋行選址，必須有海權、有足夠的海岸倉庫、足夠的住宅用地，及可防守的地理形勢。須知香港在開埠之初，海盜猖獗，而英軍的任務，只是保護政權的確立，各洋行的貨物和各人的生命財產，仍須靠自己的力量保護。灣仔的地理形勢，對一家洋行來說，是十分有利的。現在這些地理環境雖大部分已經改變，但仍可用筆墨將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情形勾劃出來。
灣仔的海灣，是由東、西邊兩座伸出海邊的石山形成的。東邊的石山，就是摩理臣山，西邊的石山，即金鐘兵房、近皇后大道東入口處的一座山。這兩個山咀伸出海面，海灣即沿此二山成一環形。
這兩座山均有英軍防守，所以顛地在灣仔建造他的洋行倉庫和住宅，就更加易於防守了。
顛地在廣州十三行時期，他的洋行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寶順洋行”。寶順洋行其實並非等於顛地洋行，因為寶順洋行是華人買辦所開設的洋行，但這個洋行，實際上是代理顛地洋行在華業務的洋行，所以又可以說寶順洋行等於顛地洋行。正如怡和洋行一樣，怡和洋行當時是廣州華人買辦“浩官”所設的洋行，但這洋行是專營渣甸馬地臣洋行業務的，實際上也等於渣甸馬地臣洋行。當香港開埠之後，當時很多洋行的總部都設在香港，只因各洋行要發展對華貿易，多沿用從前華人買辦所用的中文名稱，但顛地卻不用，他仍用顛地洋行之名。
顛地洋行仍用顛地之名，不用寶順洋行，原因是“顛地”二字早已全國知名，這是林則徐視之為頭號煙販而造成的。“顛地”已成婦孺皆知的名字，反而“寶順”一名少人認識，是以他仍用顛地洋行為名。後來，很多人將顛地洋行譯作丹地洋行，是因為這些譯者不知道顛地在鴉片戰爭的文獻中，已是一個共通的譯名。
香港開埠之初，整個灣仔海邊都由顛地投得地權，從摩理臣山之西，到灣仔洪聖廟海邊一帶，都是顛地洋行所在地。顛地在海邊建了碼頭，在岸邊建築貨倉，然後在地勢較高的山邊，建一華麗的花園住宅，他將其命名為“春園”。“春園”是他自己所定的中文名稱，英文亦用同義定為Spring Garden。他這一座花園住宅，成為香港開埠初期七、八年間主要的社交場所，很多外國大商家來香港，都住在“春園”之內，“春園”的聲譽，比銅鑼灣渣甸洋行大班馬地臣的住宅還響亮，原因是，“春園”建築華麗，有中國風格，更主要的是交通較為方便，而顛地又十分熱情好客。
當時顛地洋行在香港，主要的貿易已不是鴉片買賣了，而是購買中國的茶葉、棉花及其他原料，同時將洋貨運到中國去。而另一項業務，是在金融方面。本港開埠之初，金融方面是非常混亂的，原因在於當時的政府是英國政府，政府的記賬法自然是用英鎊，但香港卻沒有自己的貨幣，在市面上流通的是中國的銅錢以及銀兩，還有各國的銀元，而各國銀元的含銀量標準不一，顛地對銀元買賣向有經驗，他在香港以外國銀元買中國的銀兩，又購買中國的優質銅錢，將銅錢當銅運出口。總之，他的顛地洋行是多元化的洋行，而販運鴉片已經屬於次要的了。
顛地洋行的倉庫和碼頭，以及他的船隻，全部都在灣仔，所以灣仔可以說是顛地洋行的基地。這家洋行有龐大的貿易設備，自然需要很多勞工，由於他的洋行以辦運茶葉為主，他的貨船，亦時常開往汕頭和廈門，據說他所僱用的勞工，多從汕頭和廈門、由當地的殷商介紹而來。相傳來港的第一批潮州勞工和福建勞工，都是在顛地的洋行內工作的，亦即先在灣仔工作。顛地後來年老多病，在將洋行結束之前，他把灣仔的地皮分批出售給當地的華人。他將他的花園式住宅“春園”也賣掉，帶了資金回英國養老去，屆時灣仔便由華人正式開發，建成住宅樓宇和商業舖位，這個時候，灣仔才有了道路規劃。
現時灣仔的春園街，就是當時顛地“春園”的所在地，春園街近莊士敦道的一段，即是“春園”入口之處。“春園”所佔的面積極大，大約以春園街為中心，南至皇后大道東，西至大王東街，東至灣仔道。灣仔道原為摩理臣山的山邊，是“春園”東邊圍牆的所在地，這一段的灣仔道，在將“春園”拆去，建成道路之時，只到莊士敦道口為止，因為當時莊士敦道已是海邊道路，而向東的一段灣仔道，則是在1924年推平摩理臣山填灣仔海灣時才建成的。在1924年之前，灣仔道就只有自皇后大道東至莊士敦道的一段，這是原始的灣仔道。
“春園”只是顛地的住居地，如果說整個灣仔區都是“春園”所在，是不符事實的，而且也忽略了顛地洋行的存在。當顛地洋行未結束時，灣仔的海旁建有多個碼頭，都是顛地洋行的碼頭；沿碼頭稍往後的位置，則為洋行的倉庫及辦事處等建築物，“春園”花園別墅，則在這些建築物叢的後面，是以“春園”的正門，應在春園街內，近交加街的位置上。顛地洋行除了近海處建有倉庫之外，近山邊亦建有倉庫，因此“春園”花園別墅，亦有一座南門，在今之皇后大道東處。當港府開闢自中區到灣仔的道路時，顛地洋行的貨物，亦可循陸路運往中環，而顛地亦可以乘馬車到中環辦公。
既然顛地洋行設於灣仔，為什麼又說顛地乘馬車到中環辦公呢？原來，渣甸和顛地兩大洋行，在香港開埠之初，為了照顧和保護自己的船隻、貨物、倉庫及生命財產，不得不先擇地建立自己的基地，故初期的一切貿易，都在自己的“地盤”上進行，這情形大約維持至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左右，等到香港的法制逐漸確立起來，一切政府的命令及行政措施已上軌道，他們便要在中區設立辦事處。
約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時，香港政府司法行政架構已告確定，而所有的政府機關，都設於中環。作為有規模的顛地洋行，便不能不在中環設一辦事處，以便辦理各種貿易手續，渣甸洋行也是一樣，他們的基地雖在銅鑼灣和灣仔，但一定要在做為政治中心的中環，設立辦事處，也一定要到中環來辦公，以便處理洋行與政府之間的事務，以及客戶與政府間的事務。
中環在香港開埠之初，能迅速發展起來，主要原因是一切政令都集中於中環發佈，換句話說，政治中心在中環，商人為了方便貿易，也要在中環活動，否則貿易便不能迅速進行。舉個例說，譬如有商人向顛地洋行買了一批洋貨，即日要運往廣州，如果顛地洋行在中區沒有辦事處，商人便要到灣仔的顛地洋行去簽約買貨，然後又到中區向船政處申報，往返勞累，在交通不發達的初期香港，往往可以阻延幾天。若在中區辦理貿易，則一切貿易手續都可在中區一日之內辦妥，只須派船到灣仔載貨，就可啟程運出口了。因此，當時的“春園”別墅，除北面近海邊有一大門之外，南面近山邊亦有一南門，這就是通向皇后大道東前往中環的大門。這兩座“春園”的大門，其後賣地建成了中國式的樓宇，在這南門和北門之間拉一直線，就是今天的春園街。顛地洋行廣闊的倉庫、碼頭、辦公室和工作人員宿舍等地皮，亦要分成南北縱向的若干街道，才能建成屋宇。這些街道，如汕頭街、廈門街，據說都是當年顛地洋行的倉庫所在地，用來儲放從汕頭及廈門運來的貨物。而在顛地洋行內工作的勞工，則在大王東西街處聚居。
汕頭是潮州地區一個埠頭，廈門是福建沿海一個埠頭，汕頭街和廈門街，是港島方面最早用中國地名命名的兩條街道。
現在我們到灣仔作實地的考察，仍可以約略考出顛地洋行的規模來。汕頭街和廈門街，顯然是顛地洋行西邊的邊界線，過此即為大王東街，這條街是用洪聖大王廟命名的，顯然是在顛地洋行範圍之外，是勞苦大眾聚居及小商販擺賣食物和日用品之地。
春園街則是顛地洋行的心臟地帶，總辦事處當在“春園”別墅之前，顛地就住在這座花園別墅之內。在春園街的中心外，有一條小橫街，名為三板街，此街非常特別，短而狹，成一曲尺形，與交加街相接，這是“春園”裏的一個人工湖的所在地，這湖的水源引自山上流下的山水，本來是流出莊士敦道的海邊的，顛地將山水引入園中，可在湖中扒舢舨為樂。
究竟這條山水形成的小河在什麼位置呢？它的位置就是今日的石水渠街。石水渠街的水渠就是從山上流下來的山水形成的一條小河，一直流出海的，這條小河的山水在開渠初期，是顛地洋行的船隊取水的地方，也是顛地洋行食水的供應地，和“春園”別墅的食水來源，此街在灣仔填海之前，兩邊用石砌一高牆為防欄之用。後來在灣仔填海時，將石水渠蓋住，而成一條街道，故名石水渠街。此街的地底，至今仍是一條水渠。
顛地為了保護這一條水渠，將它納入顛地洋行範圍之內，以免外人將這條清冽的淡水甘泉污染，是以顛地洋行的東邊界線，在灣仔道那邊，過了石水渠街即是。
在未有自來水供應的年代，凡駐紮軍隊，建立倉庫、房屋，都必須在有水源的地方，因為人不可一日無水。顛地選擇灣仔建成顛地洋行，主要是因為該處有條瀑布，有瀑布流下的水坑，可作水源之用。假如灣仔沒有水源，顛地是不會在灣仔建洋行基地的，這是極普通的常識。
灣仔道位於石水渠街旁邊，其中近皇后大道東的一段，更為接近石水渠街。灣仔道原是顛地洋行圍牆拆掉之後建成的，但它成為廣闊的街道，則是在開發摩理臣山用以填灣仔的海灣之時。在未填海時，灣仔道只是一條山邊小路而已。
灣仔填海與第一間殯儀館
灣仔道自莊士敦道口轉向東的一段道路，是在灣仔填海之後開闢的。灣仔的海灣東面是摩理臣山的山邊，第一期填海工程，便是將摩理臣山的泥土，填進海灣去的，是以將這構成海灣的東部山咀剷平，而築成東段的灣仔道。這一段的整段灣仔道，是由摩理臣山山邊開築而成的。現時到灣仔道這一段路視察，很容易看出這是摩理臣山山邊，當這段路到達活道路口附近，路面便會向東斜上，然後到天樂里附近，又向下傾斜，不難看出是山邊的斜坡。
讀者如有興趣，也可以作地質的研究，以證明街道以前的歷史。別的街道要在修路或掘地進行地底工程時才能考察，但在灣仔道作地質考察，卻不必等待進行修路或挖地敷設電線時才可進行。在現時的修頓球場內，就可以看見上面灣仔道的路面，是築在石山的山坡上的，因為在籃球場中，可見到灣仔道的路基結構全都是山石。
在港島興建地下鐵路時，修頓球場所在地是灣仔段工程的主要工地，當工程在地下進行時，需要先進行爆石，附近街坊都知道初步工程進行時的爆石時間，爆石前也維持中國爆石的傳統，先行打鑼示警，並由工作人員在灣仔道上截停來往的車輛，以防發生意外。這是告訴我們，灣仔道的地基下面，仍是摩理臣山的山石，而這一段路的路面，則是摩理臣山的山坡。
當這一段由摩理臣山開發而成的灣仔道起初開發時，這一帶是屬於“半郊區”，亦屬於非住宅區，因此，很多人都想不出在這一段灣仔道上興建的第一座“商業大廈”是什麼類型的“商業大廈”，原來它是一間殯儀館。
殯儀館是需要較大面積的地盤來興建的，是以要選擇新開發的地點來興建。同時，從前香港法例有尊重華人傳統風俗習慣之條，喪禮及各種超度儀式常在深夜進行，吹打的哀樂也在深夜響起，殯儀館的所在地必須儘量减少民居，以免影響居民安眠。灣仔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仍是一片荒蕪之地，尚沒有民居，是以批准在該處設一間殯儀館。這間殯儀館可以說是香港第一間殯儀館，值得詳為介紹。
香港有殯儀館之設，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第一間殯儀館就設在灣仔道，在未設殯儀館之前，香港人辦喪事實在極其不方便，卻又是別具一格的。古人重視“壽終正寢”，所謂“正寢”，就是所住的正屋，即是說，要死在自己所住的屋裏，才算令死者瞑目，生者安心。在農業社會裏，即使是最窮的人家，也有一間茅屋，是以辦喪事，都是在家中進行。中國以前是沒有殯儀館之設的。
香港在開埠之初，窮苦的人多，有錢的人少，有錢人自然仍是可以“壽終正寢”的，喪事在家裏辦。勞苦大眾，大多數是住一個床位的，充其量住一間小房間，到病危的時候，同居及包租婆都不肯讓這個臨終的病人死在屋裏，更加不肯讓他們在公眾地方開喪。而那個時候，又無醫院之設，故只好把病危者抬出門外，死後就請棺材舖把死者收殮，葬在郊外。
有些窮得連棺材也沒有的，就由善堂叫仵作草草收殮。有些連親人也沒有的，就更加淒涼，只好由政府收屍，作無人認領的屍體處理。其後有人發起建一間義祠，用來供奉無親無故的死者的神主牌，或供可以出得起錢的人，在祠內供奉先人的神位。這間義祠建成之後，很快就變成了窮人臨終時的收容所，那些住一個床位的窮人，病危時便被抬到義祠裏去等死，死了的人也被抬到義祠去等人收屍，義祠便被弄得臭氣薰天。義祠的骯髒和污臭，終於被揭發出來，引起全港中西人士注意，因此普通認為應設立一所華人醫院，以便無依和窮苦人家在染病時有醫藥照顧，死亦有一置身之所。
這所華人醫院，就是東華醫院。自有東華醫院之後，窮人的身後事，就在醫院的殮房後面辦理，喪事則由長生店派人辦理，都是草草收殮的。東華醫院為了照顧這些勞苦大眾的身後事，約於1875年（光緒元年）向政府要求將雞籠環地段圈為墳地，設立“義山”，供死後的勞苦大眾下葬。當時主要行業的會館，也於該處設立“義山”，作為同業工友死後的墳地，這便是當年普羅大眾辦身後事的情形。
至於有錢人的身後事，仍本著“壽終正寢”的習俗，喪事仍然是要在家裏辦的。
早期的房屋都是磚石和木料結構，通常只是兩層樓高，有錢人多數都是住一幢樓的，在家裏辦喪事是絕無問題的。但後來樓宇已向高層發展，從兩層樓高發展到四層樓高，很多有錢人都只是住一層樓，或者樓下做生意，自己住在二樓或三樓，有些業主，自住一層，舖面二、三、四樓租給他人居住。他們也需維持“壽終正寢”的舊習，臨終時，要死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這樣一來，辦起喪事，就要另想辦法。
須知住在樓上的人，如要在家裏辦喪事，到出殯的時候，那一副棺材便不能從樓梯抬到街上。如果那家人是住在四樓的話，即使那棺材能夠通過那狹窄的樓梯，但那棺材要經過二樓和三樓的門口，二樓和三樓的住客是會反對的，因此當時有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在街上搭一座天橋，直通上四樓的騎樓外，這座天橋是用竹木架成的，出殯的時候，便會將棺材從這座天橋抬到街上。
這種利用搭棚技術架設天橋，為有錢人家辦喪事的方法，從清代到民國，一直在香港流行。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雖然開設了第一間殯儀館，但很多富有的人，仍然維持“壽終正寢”的習俗，因此初期的殯儀館很難做有錢人的生意。於是，殯儀館只好做中下層人士的生意，但從前中下階層的人辦喪事，都是在政府殮房或醫院殮房後面辦的。這些殯殮工作，多由長生店承包。即每次收費若干，連棺材山地及一切飾經儀式均囊括在內。是以中下階層，亦不會光顧殯儀館。是以初開業的殯儀館，不得不大事宣傳，以及想辦法爭生意。
當時，殯儀館在報章上刊登大幅廣告，這些廣告與酒樓廣告的形式差不多，其中有一行大字，簡直是酒樓口吻，那一行大字寫著：“五十元大全餐”。乍一看，好像是菜館的廣告，而且又是在“大全餐”之後，開列“菜單”。“菜單”包括壽衣一套，縐紗被兩張，雞鳴枕一個，壽木一副，山地一方，及借用禮堂，包括一切工力在內。這張“全餐菜單”，排列起來就和酒樓的“金牌翅席”的形式一樣，全部印紅色字體。殯儀館刊登廣告，現在談起來恐怕沒有人相信。其實，在未有殯儀館之前，香港的長生店，賣壽衣的“飾經店”，亦都經常在報上刊登廣告的，只是那些長生店的廣告，是屬於小廣告性質，不比殯儀館開幕後刊登的大幅廣告。
除了“五十元大全餐”之外，另有一百元特級全餐，列出的“菜單”，是較五十元全餐“名貴”一點的，其中一項是有汽車代步，送孝子上山。
1933年前後，一副普通的“壽木”只售六元，這種最普通的棺材，有個行內的名稱，叫做“六零”，即其售價是六元。這種名叫“六零”的棺材，和“四塊半”的木箱棺材不同，“四塊半”是用四塊木板加半塊木板製成的棺材，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箱，由於上下左右用四塊床板釘成，另加半塊鋸開兩塊，作為箱的頭和尾密封部分，故名“四塊半”。因為是長方形木箱，故無棺材頭和棺材尾之分，在當時看，這種木箱形的葬具，嚴格說來，是不算作“壽木”，亦不算做棺材的。
正常棺材的規格是分棺材頭和棺材尾的，“四塊半”的木箱，是不分頭尾的，是以在當時的習俗看來，“四塊半”只是無以為殮的人的葬具，通常由善堂施捨，作為殮葬的工具，不能算作棺材，這種木箱，當時只售二元一副而已。
“六零”算作棺材，是因為由木匠加工製成了棺材的規格，它雖然也是用木板製成，但卻製成圓柱形，而非四方箱形，並分棺材頭和棺材尾。棺材頭一邊略高，棺材尾略低；在出殯的時候，也分頭尾，務使死者有如生前行路一樣。同時，“六零”還在外面掃上一層光油，使之有名貴感，那些“五十元全餐”所用的棺材，就是這種“六零”。
“雞鳴枕”是一種殮具，是作為死者的枕頭，放在棺材之內的。這個“枕頭”裏面載以石灰，外面則繡成一隻雄雞的形狀，故名“雞鳴枕”。在富有的人家，這個“雞鳴枕”是十分講究的，用絲綢製成，那隻雄雞繡得十分精細，“五十元全餐”的“雞鳴枕”，自然不是最貴的一種。
“壽衣”和“縐紗被”，都是用最便宜的綢緞製成的，分男裝和女裝兩種，男死者穿男裝，女死者則穿女装，至於縐紗被，只是一張薄薄的綢布，用以蓋在死者身上。其中還有頭飾和鞋襪等，這些物品，戰前的售價也要十多元，總計一個“五十元全餐”的物質成本，不會多於二十元，其餘伕力及山地等費用，也要十餘元，是以這樣的一個全餐，實際上殯儀館是所賺無幾的。但這卻是推廣使用殯儀館的最好方法，因為當時最難辦理喪事的是夾心階層，他們並非窮至要在殮房後面開喪，但是又沒有能力在家裏舉喪，有了殯儀館，同時又有固定的價錢，一般夾心階層認為這是最理想的辦理身後事的方法，所以殯儀館創業之初，全仗這一類夾心階層的支持，來豎立起殯儀館的形象。
殯儀館業務是在戰後才逐漸推廣的，主要是由於居住環境的變遷，以及醫院的廣泛設立，而很多富有的人，也放棄了古老的“壽終正寢”的觀念，他們有病即入醫院，到彌留之際也不回家，就在醫院去世。既然不死於“正寢”之地，則辦喪事也不必堅持要在家裏。同時，殯儀館的服務，可使富家子們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但這一點，也要經過一段日子，才能取信於富人，使他們樂於接受殯儀館的服務。換句話說，就是要靠一些社會名流，先行使用殯儀館，由他們倡導使用，其他社會名流前來致祭時，看到各種服務，認為比在家中開喪更加方便、嚴肅，然後才樂於使用。這間殯儀館開業之後，全靠幾位社會知名之士使用，才豎立起新的形象。
在戰前使用殯儀館舉喪的社會名流，計有許地山先生、蔡炎培先生、張季鸞先生等，他們是全國知名的文化人，也是全港知名的名人，治喪委員會決定使用殯儀館治喪，對殯儀館業務的推動極有幫助。
這間殯儀館的位置，就是在灣仔道德仁街口對正的位置。現在這個地方，有一條長石壆攔在行人道邊，這條石欄，就是當年殯儀館的所在地。當地下鐵路興建港島線時，這個地盤就用作灣仔至銅鑼灣段的工地。地下鐵路建成之後，立即平整地面，後來闢作籃球場，這個籃球場，亦是當年的殯儀館。
現時從灣仔道的這個石欄處往下看，可以發現灣仔道的這段路面高出軒尼詩道很多，從地勢而言，已可以看出灣仔道是開山築成的，而當年的殯儀館，也是從下面築至灣仔道，以灣仔道為正門，殯儀館的大禮堂就在灣仔道這一邊。
在這座籃球場旁邊，有一列小石階可通至軒尼詩道。這一列小石級，並無街道名稱，可以說是一條無名小巷。這條小巷也是殯儀館遺留下來的遺跡，因為這條石級，是通到殯儀館的側門去的，“五十元大全餐”的喪禮地點，就是在這個橫門的小禮堂內辦理的。
這間殯儀館在戰後初期仍然存在，後來因為地租的租約到期，政府收回這幅土地，殯儀館便要遷往別處去。當租約期滿之前，殯儀館希望續約，但當時灣仔道已建了不少民房，這個地方並不適宜再作殯儀館使用，是以政府決定收回，但殯儀館已成為不可缺少的服務機構。
當時香港正在進行填海工程，填海的區域十分廣闊，因此當時灣仔道這間殯儀館，曾計劃遷往北角，但是北角的填海工程又未完成，而灣仔道的地皮又已到期。因此批准它以短期租約繼續經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直到北角的地皮整頓，建成新的殯儀館，再遷往北角。
殯儀館拆去之後，鄰近的土地便發展起來，當第一座大廈建成的時候，竟然有人繪影繪聲的說殯儀館的舊址晚上有鬼影幢幢，又說深夜聽到鬼哭之聲，導致這一座大廈的住宅單位空置的甚多。業主特別減租出租，結果有很多人貪其租廉，搬進去居住，事實證實並無什麼鬼夜哭，也沒有什麼鬼影幢幢，所謂有鬼，只不過是好事者造謠生事而已。
當時的街燈尚未改成現代化，那個地盤鄰近的行人道，路燈極暗，夜裏這一帶街道又特別寧靜，膽小的人都不敢行經該處，他們既怕鬼，又怕被匪徒躲在暗處箍頸，再加上好事者的誤傳，便好像真的有鬼似的。現在街燈已十分明亮，即使是深夜，也有路人經過，鬼話早已不攻自破了。
灣仔道這一段道路，直到摩理臣山全部剷平，才變得熱鬧起來。現在這一段的灣仔道，再也不像有殯儀館的年代那樣荒涼。深夜的通宵隧道巴士，行經這一段的灣仔道，人們早已忘記該處有間殯儀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