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阳明学与“现代性”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发挥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在历史朝代的“大转折处”，阳明学的社会意义（正面与负面的意义）格外抢眼，尤其在近代以降，阳明学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极尽曲折，个中缘由，耐人寻思。毫无疑问，阳明学是宋明理学、中晚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流行之背景固然可以纳入“唐宋转型”“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等学说中去考量，因而亦可说是中国内生的“现代性”“早期现代性”或内藤湖南（1866～1934）所说的“近世性”的一个表现，阳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平民主义与现代性之中的自由与平等观念自可顺利对接，刘师培对王艮与泰州学派诸杰之推崇即是例证。但阳明栖栖遑遑“援天下之溺者”的救世情结，与清末民初的救国、强国的国家主义关怀在精神旨趣上乃有本质的区别，观《拔本塞源论》对“日求所以富强之说”之猛烈抨击即见分晓。阳明学之中的天下主义情怀始终散发着“为己之学”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典气质。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特指引发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性现象。为何宋明理学之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在近代之遭遇反差如此之大？自清末民初以来，阳明学的历次登场与阳明思想本身之品性究竟有何内在关系？国家形态的更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价值观的变迁自然引发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与文化态势的较力，救亡图存成了士大夫的共同意识。而要救亡就必须改变，维新与革命成了时代的精神。“大变局”需要大觉悟、大气魄、大承当、大勇气的精神气质，阳明学的内在品质恰恰契合了这一点，“挟东洋自重”“出口转内销”，阳明学的这种登场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东邻明治维新因素在阳明学的登场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当时国人“文化自信”之中“不自信”的心态。

我们不妨细读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四条：“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队自治，以进至人格之人群。”邹容概括的这四条革命教育的原则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国民”这一“改造国民性”的主要内涵。而阳明学恰恰契合这四条基本原则。不妨列表如下：

除了这四条原则，从维新到革命的“心力”说、革命的“觉悟”说、“最后的觉悟”说乃至“最后的觉悟之觉悟”说最终都要诉诸“心的觉悟”“心之一念”，这跟阳明学最终落实于“心悟”在精神上是若合符节的。而面对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既需要领袖与精英阶层冲决网罗的担当与勇气，也需要全民总动员之一呼百应的执行力，阳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行合一”也就顺理成章成了现代救亡行动、革命行动雷厉风行的不二心法。观孙中山与蒋介石建国与革命的论述，“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信心是革命哲学的基础”诸如此类的说法，均表明大转折时期需要“觉悟”“自信”与“勇气”，而阳明学显然就是富含这些精神向度的一个富矿。

要之，危机四伏、外患内患交替不已的近代中国，如何由传统的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政党政治转变，如何保证国家政策与党的政策之贯彻至底层，如何动员全民力量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如何从帝国的“臣民”转化为“军国民”“国民”“公民”，如何将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所谓的“共同体”（在中国实则是宗法社会）中的“成员”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与政党中的“一分子”，如何从古典的天人合一、存有连续体之“自我”转化为现代主体主义的个体，……这一系列的古今中西交织而成的中国现代性“转变”问题，阳明学的某些气质显然能从不同的向度为之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在保国、保教、保种与革命的救亡运动之中，阳明学之中的自主、自立及其“一体不容已”的使命感、救世情怀能够被塑造为一种维新与革命的哲学；

在抵御外族入侵之际，阳明学之中的知行合一、不畏死、冷静与坚强的意志主义能够成为武装军队的“军魂”并被塑造为一种战士哲学；

在政党政治之中，阳明学之中的“觉悟”与即知即行的行动力、执行力能够被塑造为统一全党认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政党哲学；

而在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对接之中，在现代学科建制下的哲学活动之中，在个体的启蒙与觉醒之中，阳明学之中的自信、自主、自我立法显然更容易被塑造为一种主体性哲学。

这是清末民初阳明学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共和国建立之后，表面上阳明学因其“唯心”与“反动”被批倒批臭，但就上述“政党哲学”所诉求的“觉悟性”维度看，“文革”期间斗私批修运动之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革他人的命易，革自己的命难”诸如此类的说法跟阳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何其相似乃尔！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即便这种形式的相似性也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在阳明处，这是一严格的君子修身之要求，而在现代政治运动之中则被泛化为一种道德与政治泯然无别的“总体性要求”。

近十年来阳明学在大陆的再度流行与清末民初的阳明热相比，都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底色。不过，这一次是大国崛起之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它不再着眼于从阳明学之中汲取维新与革命的勇气以改造乃至推翻一个奄奄一息的旧的国家形态，相反它是新国家在国势急速走强之后亟需内在价值的背书与文化认同的一个表现。而在社会层面，社会整体的诚信体系与职业道德的建设未能跟上社会结构的转型，道德领域滑坡，社会戾气蔓延，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盛行，旨在正人心、美风俗的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无疑是重建礼仪之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在个人层面，由于现代生活节奏之快捷、市场竞争之惨烈、风险社会之催逼，生活的未知数越来越大，金钱、财富成了唯一流行无阻的宗教（齐美尔“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越来越成为现实），“成功”还是“失败”几乎成了新时代每个个体必须考虑的问题，“心学”成了现代个体心灵流浪的“堡垒”，或在此汲取行动的勇气，或在此觅得心理的慰藉。阳明学自由、活泼、空灵、开放与神秘的精神气质颇有新时代宗教运动（New Age Movement）之风格，很容易充当当代“宗教超市”消费群的“灵性快餐”。要之，当代阳明学是在“自上而下”（政治）、“由中而上而下”（社会）与“自下而上”（个体）三位一体的和声共振之中登场的，而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商机乃至投机，无疑国学的产业化也心甘情愿地发挥着幕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