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市文化研究三语境：道德、科学与人文

在当代，城市化进程在层面上的不断深入与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使都市、都市文化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因为，城市化不仅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不仅只是乡村变城镇、中小城市发展为大都市，大城市再结盟为世界级都市群，它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直接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环境与个体的生命存在方式。马克思曾说：“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以都市化进程为中心的当代生活世界中，当个体被迫使用陌生的“都市生产工具”进行“觅食”、使用“半生不熟”的“都市语言”与他人“交流”、按照他十分不习惯的社会分配与交换方式去“生存”时，必然要与传统的存在方式发生巨大的冲突与矛盾。与马克思讲的“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不同，这属于人从自己的一种较低历史层次发展到另一种高级层次。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层间飞跃”之后，生活在并适应于都市环境之后的生命主体，无论是语言、思维等理性机能，还是在感受、意志等感性机能，也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

如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发展一样，人在城市环境中的“升级换代”，同样要以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为前提。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记忆中永远是那么和谐、安静的大自然与乡村，传统社会中秩序井然、节奏缓慢、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当代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描述：“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社会学家在研究非洲时也发现，“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强烈影响，其基本影响是农村社会结构失掉了权威，无秩序的城市生活成为非洲的主要负担……，很难再找到一个与城市毫不接触的农村。它代表了对结构严密的家庭生活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对金钱和财产的渴望追求——它们提供了现代化——部分取代了扩大式家庭中血缘关系的传统重心，进而，男人和女人们进入城市，摆脱了家庭礼教的束缚，他们不再向自童年时起制约他们的社会控制俯首贴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历史上不断响起的反文明或回归自然思潮，在当代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与汹涌。对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以警觉与抵制当然是正确的，但更要强调的是，批判与抵制的对象只能锁定在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上，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否定城市化进程本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每一个当代民族无法回避的，也是当代人实现自身发展最直接的现实空间。斯宾格勒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在更高要求的意义上讲，与其说当代人需要半是浪漫、半是幻想的审美慰藉，毋宁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直接把握都市现实的理性力量。只有这种东西，才是人们正视现实、正确认识现实以及过一种真实生活的精神基础。对于那些希望否定城市化的念头，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批评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在过去如此，在今天更是如此。这是必须努力去认识、研究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对城市（都市）的关注由来已久，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承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城市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上也应该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性。但如果仔细考较其学术源流，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城市社会学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着道德、科学与人文三种语境，在历史上也真实地发生过两次重要的学术变迁：一是从道德评价到科学研究的学术转向，二是从科学研究向人文研究的新转型。具体说来，早期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道德价值比较浓郁，如在社区研究中，“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贫民的生活状况和与贫民有关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研究的典型事例是关于芝加哥牲畜围场的恶劣生活条件，伦敦的罪恶和贫困，匹兹堡钢厂的劳动条件等。他们突出揭示大城市生活丑恶面。”后来的重点“从如何改变贫民的社会状况转向描述和分析城市生活”，“主要是从社区生活的分析研究转向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经过从道德向科学、从价值判断在先到客观研究为主的学术转向，城市社会学才获得了更为严密的科学形态。但另一方面，人类城市社会固有的复杂性是决非实证性社会科学能单独完成的。实证哲学家孔德早就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反对用自然科学或物理学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他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曾多次重申“社会机体”“比人的肌体”更“错综复杂”。另一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还明确批判了二战以后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执信”（positivist persuasion），认为这是放弃了“真正的理论努力”与“真正的智识努力”。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其样板”。在他看来，由于大多数现代社会学家都未能克服“实证主义执信”，因而在研究中“都试图给出单一维度的理论阐述，而社会生活却是多维的，理论因此也必须是多维的。”

基于对“科学研究”模式的反思，当代城市社会学出现了从科学研究向人文研究的新转型。受自然科学及其实证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主要方法是以精确计算为基础，通过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城市规模解决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典型的是18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家霍华德的“花园城”理论。霍华德相信，治愈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是使人们回到小规模的、开放的、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社区。但这种理论根本行不通，正如在今天随处可见的，尽管大都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严重、生活很不方便，但要想让人们放弃城市生活又是难于上青天的。在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看来，“花园城”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在思维方式上“模仿19世纪物理科学的简单分析方法，全部研究基于‘住宅（或人口）的数量’与‘工作的数量’这两个简单的变数，创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镇理论，进行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及进行地区规划，实际上，由于忽略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不管怎么评价这种封闭的小城镇体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种两个变数关系的简单体系不可能在大城市中有生存的余地——永远没有这种可能。”简·雅各布斯的核心观点是：应该用生命科学而非物理科学的方法去思考和研究城市。她认为，在城市研究与生命科学之间有两点相通之处：一是“城市就像生命科学一样也是一种有序复杂性问题。它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中：‘十几或者是几十个不同的变数互不相同，但同时又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二是“城市……问题表现出很多变数，但并不是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可言；相反，它们‘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而，非但不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认识、研究城市，相反为了能够真正地了解城市，必须把都市研究从科学研究的层面提升到生命科学的高度。当代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中这种深层观念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从人文学科出发进行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积极的鼓励与有益的启示。

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这个过程可简要概括为：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形态或“早期状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进一步说，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文艺学、美学的“文化研究”发展而来，这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做经验基础，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刘士林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胡惠林、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同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对“文化研究”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取得了双赢效果。就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而言，它的缺点在于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文学学科，缺乏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但由于它的优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恰好可弥补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逻辑缺陷。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中人文语境的存在，也为沟通中西两种都市文化研究话语谱系提供了经验基础与学理契机。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学科与理论建设，可以为当代人了解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命存在，正确认识与阐释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这是在中国研究都市文化及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