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数量增长的趋势及其特点

40年间，社会组织在数量增长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哪些主要的趋势和特点？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社会组织做一个可比性的界定。事实上，在这40年的实践中，不仅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概念，也难以找到一以贯之的统计数据。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的总体范畴内尽可能找到一些具有可比性的概念，来观察这些概念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在数量上的增减趋势；另一方面把40年的历史过程划分成若干不同阶段，分阶段考察社会组织规模的变化情况。在前一方面，我们选择冠以“学会”“研究会”“协会”“商会”“促进会”“联合会”“基金会”“俱乐部”“联合会”等名称的社会组织（以下称为“主要社会组织”），将通过媒体检索和登记注册两个渠道获取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来观察40年来这些主要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减趋势。在后一方面，我们根据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和发展进程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划分成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缺乏基本的可比统计数据但发展迅速的时期（从1978年至1991年）；第二阶段是有基本的统计数据但缺乏详细分类、规范优于发展的时期（从1992年至2001年）；第三阶段是建立起可比统计数据、分类发展的时期（从2002年至2007年）；第四阶段是统计数据较为健全、社会组织全面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从2008年至今）。^[7]

通过具体观察和不同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减趋势总体上呈现为在曲折中不断增长、突飞猛进的特点，其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最近十多年涌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势头。从每年新增的社会组织数量来看，我们以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终点1991年为100，则40年来社会组织年度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图中可见，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一度出现了曲折，但绝大多数年份社会组织的数量均高于1991年的水平，而且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985年，峰值达174；另一次发展高潮从21世纪初开始呈现，峰值在2005年超过前一次高潮，2008年突破500，到2017年最高峰值达919，年末实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达76.1万家，相当于1991年的9.19倍。

图1 1978～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年度增长趋势（以1991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期刊网检索数据并依据《民政统计年鉴》汇总整理而成。

第二，从结构上看，40年来主要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减中，各种协会商会的比重呈显著增大趋势，而各种学会研究会的比重则相对缩小。图2反映了通过媒体检索观察的两类主要社会组织在前30年间每年新增数量的比较。图中可见，每年新增的各种学会研究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约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三倍，但随后其增量不断减少，相对比重也显著下降，至2000年，新增各种学会研究会只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四成，到2007年更下降到不足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1/4。与之相对，每年新增的各种协会商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形成高潮，后来在整体曲折的背景下陷入低谷，但从2000年转入新的增长高潮，并迅速持续扩大，2002年超过上一次高潮，到2007年，年度新增组织数量已经相当于2000年的5.3倍。另外，从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数据看，这种趋势同样存在。如在2002～2006年期间，学术性社会团体的比重从28%下降到21%，而行业性社会团体的比重从29%增长到31%，专业性社会团体的比重从28%增长到30%。2007年以来的十年间，因社会组织统计分类的调整，这两类社会组织在统计和检索上难以找到可以佐证的数据，但从行业协会商会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类社团的相对停滞这两个相向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上述特征依然存在。

图2 1979～2007年两类主要社会组织年度增长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期刊网等权威检索系统分年度检索并分析整理。

第三，在划分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中，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以学术性社会团体的蓬勃兴起为主流的增长高潮期；第二阶段（1992～2002年）是整体曲折的增长低迷期；第三阶段（2002～2007年）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兴起、行业协会商会迅速发展、基金会也开始起步的新的分类发展期；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则是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下，社会组织全面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第一阶段因缺乏可比的统计数据，只能依靠媒体检索获得不完整的数据，但从中依然能够清晰看出一个以学会等学术性社会团体为主体的增长高潮，如图2所示。从各方面的报道和已有研究看，包括各种学会、研究会、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等在内，这一时期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总数大约在数十万家，占据了当时社会团体的主体部分。^[8]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波动、管理体制和清理整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社会团体在整体上陷入增长的低迷期，这在图1和图2中都清楚可见。从媒体检索的数据看，1992年新增的主要社会组织只相当于1985年的52.7%，其中学术性社会团体减少了近六成。到1998年，新增社会团体只相当于1985年的18.1%，而学术性社会团体相比1985年则减少了近九成。这也反映在登记注册社会组织的数量上，1999年与1996年相比，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数量减少了26%。在第三阶段，登记注册和媒体检索两组数据都反映出社会组织全面兴起，形成一个新的增长高潮。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社会力量参与进社会服务且这种重要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开始蓬勃发展；二是行业协会商会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三是随着《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各种形式的基金会开始起步。在第四阶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加上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带动全社会的公益捐赠和志愿参与热情，以基金会和各类公益服务组织为代表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全面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从图1可见，主要社会组织的年度新增量在走出1998年谷底之后即形成了一个高度上扬的增长态势，以年均28%的速度持续增长至今。若以1991年为100，则2002年突破100，2005年突破200，2007年突破300，2012年突破600，2016年突破800，2017年超过900，即相当于1998年的25倍。

上述三个主要结论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呈现为一个几乎可称为“爆炸式增长”的突飞猛进的历史过程，其中虽经历曲折，不同时期的增长态势不同，结构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数量增长的总体趋势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不仅以两次高潮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且呈现出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的趋势。这一结果使得我国社会组织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成为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