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
我，总是早到的人，任何事情都没有迟到过——我是说，从不——八月的一个周日晚上，我穿过站台，匆忙走向通往加勒穆恩机场出发大厅的电梯，距航班起飞只有半小时。拉杆箱拖在身后，包挂在肩上，心在胸口狂跳。如果没赶上，也不至于大祸临头——大不了在机场酒店住一晚，搭次日早上的第一班航班，在九点钟之前坐进办公室——但我就是无法忍受这个想法。在这逐渐松脱之物里有一种黑暗，以及邪恶。当然，这是不理性的，但知道这一点也无济于事。唯一有用的是及时赶到。
当我停在电梯门前，电梯已经在上行了。
总是如此。
为什么我刚才不去乘自动扶梯呢？
我按下按钮，身体前倾，透过玻璃门看到电梯的底部悬在上方一动不动。我查了一下手机上的消息。有一条是高特发来的，问飞机什么时候落地，一条来自卡米拉，感谢我周末的陪伴，还有一条来自北欧航空，昨天收到的，一直未读。
电梯是永远不来了吗？
我又按了一次按钮。
“按再多次也没用，你知道的。”一个声音从我身边传来。
我吓了一跳，转身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那里，一张圆脸，柔和得出奇。
我怎么没注意到他过来呢？
“我知道，”我说，“但我还是会按的。”
“啊，这么做也没问题。”他微笑着说。
他显然属于那种爱开玩笑的人，那些需要保持好兴致，并会为此利用他人的人。
电梯滑了下来。
“你看，”我说，“还是有用的。”
我拖着行李箱进去，站在电梯另一端的门前。
“你要去卑尔根吗？”那男人在我身后说。
他怎么知道的？
“不是，”我说，“为什么这么想？”
“你看上去不像出远门的样子，”他说，“去卑尔根的航班是最后起飞的国内航班之一。”
“啊哈。”我说，希望他不会问我到底要去哪儿。
偌大的机场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匆匆穿过大厅，办理了值机手续，安检处只有我一人，可能是最后一个，出发航班信息板上的“登机”字样亮了，我开始沿着那宽阔得望不到头的通道奔跑。我不喜欢这样，这让我觉得很狼狈，大衣翻飞，袋子咣荡着，手臂来回摆动，但反正不太可能有任何我认识的人看到我这么不体面的样子，对其他人来说我只是一个可能要赶不上飞机的女人。
除了站在登机柜台后面的两名工作人员外，登机口已经没人了。
“最后一刻，当然。”一个留着黑色短连鬓胡子的年轻人说。我气喘吁吁地把机票递给他，他扫了一下，当我沿着通道向飞机走去时，我听到他在我身后说“登机结束”。
我依然气喘吁吁，为了平复气息还停下了一会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身体这么差了吗？
我走进机舱，在商务舱的一个座位上看到了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我立刻看向另一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改主意了？”他笑着说。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的隐私。”我说，给了他一个微笑，然后把手提箱放在行李架上，在他身后第二排的座位上坐下。
我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心率此时慢慢降了下来。但恶心的感觉还没有消失，它像一种柔软的压痛伏在我的胸口和胃部。我知道我应该给高特回消息，但我现在完全不想去做这件事。
我睁开眼睛。
他怎么会在我之前到的？
他在电梯里一直在我身后。我紧赶慢赶，甚至用跑的，也没有需要排队的地方。
也许还有另一条路。也许他是某个航空公司的员工，有专属的快速通道。
窗外，一架大型客机正被牵引着后移。处处灯光闪烁，黄色、橙色、红色。两个穿着工装裤、戴着防护耳罩的男人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地看着。他们看起来小得惊人。机场上呼啸而过的车辆也是如此。仿佛它们属于一个微型世界，相比飞机的高大宏伟渺小了太多。
彼得明天有体育课，我得记得提醒他。昨天训练结束后高特肯定会忘记洗他的运动服，但应该还有些干净衣服。玛丽该带上她之前借的书去图书馆了。
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看上去真的很高兴。高特带他们去诺德勒斯海滨浴场游泳，他们也都很欢喜。水对他们总是有益的；当他们跳进游泳池或在某个海滩畅游时，所有冲突都消失了。
一名空乘在扬声器里对所有乘客致以欢迎。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点开高特发来的短信。
你什么时候落地？牛排和红酒在这里等着你！他写道。
十一点左右到家，我写道。很期待和你一起宵夜！
然后我又删掉了这句话，飞机开始移动，我放下手机。在我们身后越来越远的那栋建筑上方的光穹布满了雨水的痕迹。我想起了我在市中心站台上看到的几乎全黑的乌云。
我希望我能就这样坐在这个座位上，再也不用起来。就坐在这儿，滑行，起飞，飞越地球。是的，我会站起来，走出去，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座陌生的城市。
不要回家。
只要不回家。
一种突如其来的悲伤充满了我。
一切原来是这样吗？
这个想法让我痛苦。
但这是真的。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上周四，我坐在去弗莱斯兰机场的大巴上，享受着旅行的感觉，尽管窗外的一切都很熟悉，而此行的目的是工作。我真心期待某事的情形越来越稀少。但我对这次旅行已经期待很久了。几年来我一直参与《圣经》新版本的翻译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即将结束，所有参与者将在奥斯陆圣经公会的办公楼里举行为期三天的集中工作研讨会，从外地过来的人也会住在那里。这里面大多数人我以前就认识——挪威的神学界并不大——我所期待的是和他们相聚。或者说是和其中的几个人相聚，也就是卡米拉、赫勒和西比约恩，我们是大学同学，还有图伦，我们成为朋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她是一名研究员。我一直怀念我们的讨论，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开放态度。也许很天真，但足够真实。那时我以为人生就会如此展开。我们挥霍时间和思绪，可只有当这一切过去，我才明白它独一无二，永不重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吗——年轻时我们认为还有更丰盛的将要到来，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实际上这已是一切，而我们不假思索就拥有的那些，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没有什么不胜枚举的新朋友，只有卡米拉、赫勒和西比约恩，也没有什么纷至沓来的新观点，我们当时的想法至今依然是最重要的。
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那时更真实，因为它所扎根的现实更绝对。我生了两个孩子，对他们的爱也许是我唯一无条件的爱，唯一我从不质疑或怀疑的爱。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大巴驶过在雨中闪闪发光的丹麦广场，我抬头望向索雷海姆坡，我在想，更绝对的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它更真实，也意味着更加无法摆脱。再没有什么是如我们二十出头时那样，开放而充满可能的了。
但谁说生活一定要开放？
大学时期指导我的那位牧师曾说过，只要往旁边走一步，一切就会不同。他一直谈到我作为牧师的灵魂抚慰者的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他，那个牧师，说了很多，但可能因为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需要这种解释。人们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和冲突中，失去了视角，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包括当下、过去与未来的身份。
但往旁边移一步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光是这个念头已经让我感到内疚。我有彼得，我有玛丽，我还会缺什么呢？我要那开放性有什么用？
我已经开始想他们了，尽管那天早上我刚见过他们，而且三天后就会再见到。
大巴在拉古恩购物中心外停下接载乘客，大雨如注。人们挤在伞下面无表情地匆匆走过，手里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车尾灯闪着红光，后备厢打开又关上，公共汽车呼啸而去。
那个牧师当时还说了些别的，已经烙入了我的记忆。关于保持凝视。
“你看过那部电影《富贵逼人来》[4]吗？”卡米拉在我告诉她牧师的智慧话语时这么说。
“你是说它们是陈词滥调吗？”
“是的，甚至可以说太陈词滥调了！你自己能听出来，对吧？‘往旁边一步’，‘保持凝视’！”
我对此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但肯定说了些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之类。
《富贵逼人来》里的园丁可能也会说这些，我想到这里，笑了起来，看向窗外的田野，它们在雨中泛着绿色的光泽，在工业建筑和建筑工地之间古意相当盎然。
几只羊低着头站在几百米外的一处峭壁边吃草。
多么不可思议，会有人在那里设一个祭祀的场地，选出一只动物来割断它的喉咙，按照仪规把血洒在周围，然后把它放在篝火上炙烤，以此向上帝致敬。
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不同啊。
但绵羊是一样的。这些青草、石头、云朵、雨水，都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来自高特的消息。当我打开它时，里面全是心形、笑脸、汽车和飞机。他在下面写着，玛丽想对你说这些。
我回了一颗心。
已经能看见远处的平原上的机场指挥塔了。
如果我从自己的生活中走开一步，我想，也不会缺失什么。如果我保持凝视，只会看到孩子们，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决定永远关上那扇门。
飞到奥斯陆，全情投入地参加研讨会，周日晚上回家，享受我在那里拥有的全部。
这个决定的效力持续了很久，我非常享受飞行旅程，享受乘坐去中心车站的火车和出租车的感觉，我喜欢夜间到达时圣经公会大楼里的氛围，以及分配给我的简朴的小房间。那里厕所的马桶里漂浮着一些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像精液，看到的时候我乐了，有那么一瞬间在想我要不要找一下谁在我之前住过这间房，但我当然没有，我出去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吃晚饭，晚上睡得像个婴儿，次日做了我的报告，参加了一个一直持续到午餐时间的讨论，晚上我和图伦碰头。接下来的两天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我们小组的工作会议，在大厅的报告，随后的受益良多的讨论。整体水平很高，作为听众非常愉悦，尤其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大学年代——其中很多做报告的人也是当年给我们讲课的人。
但现在它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不想回家。
这是一个如此糟糕的认知。
但这是真的。
当飞机朝着跑道滑行，大雨在舷窗外倾泻如注时，我盯着手中的电话，试图尽可能清晰地思考，而机组人员在过道上进行安全告知。
我飞速给高特写了一条消息并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发送了它。
没赶上航班，必须在加勒穆恩过夜了。明天坐第一班飞机，直接去办公室。我为此感到抱歉。但也许我们明天晚上可以吃牛排就红酒？
消息下方立即出现三个点，我眼前浮现出他一个人站在客厅里低着头打字回复的样子。空姐正站在两排座位之前穿上救生衣，用幅度很大的手势展示如何使用它，精确地配合着扬声器系统里放出的声音，那声音讲的也是相同的内容。
太不像你了。出什么事了吗？
研讨会结束后与卡米拉和赫勒一起出去了，出租车没来，然后火车停到好像永远不开了，我回答，我前方的那位空姐开始沿着过道走过来，她的头微微转动，看着两排座位，在我的回复下方的新的三个点开始动起来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朝下，但她肯定看到我在打字了，因为她停在了我旁边。
“您的手机打开飞行模式了吗？”她说。
我点点头，给了她一个微笑。
“现在是了。”我说。
她继续往前走。
我得再回他一句，否则他会起疑心，因为假如像我写的那样我在酒店里，这沉默就无法解释。我又不能说手机没电，因为我可以在酒店充电。如果我说忘了带充电器，他会觉得不太可能——两桩小概率事件会让他产生怀疑，先是错过航班，然后手机又没电——我大可以从前台借一个。
我把手机翻过来，读了他的新信息。
祸不单行！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们睡了，我在工作。想你。
我也想你，我写道。晚安。
我关掉手机，放进包里，然后坐着看窗外。我看到雨水打湿了下方的水泥地，地面的颜色变深，那些导引灯在近处看上去似乎是随意布置的，但从远处看形成了一条清晰笔直的跑道。
飞机停下来，引擎开始轰鸣。随着一阵颠簸，被压抑的力量释放出来，飞机开始冲过跑道。
我突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高特撒谎，今晚住酒店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几乎从不冲动行事，总是把事情想清楚了再做。
但既然今晚我已经不可能回家，至少不撒谎就回不了，那不妨享受一下这偷来的几小时。
自由的感觉压倒了一切。
就这样吧。
但我也没做什么错事。这可能挺傻的，但不是错事。
不需要再发生什么了。今晚我可以住酒店，跟往常一样去上班，下午回家，吃晚饭，陪孩子。读书给他们听，哄他们睡觉，也许再工作一个小时……
生活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你看待它的方式才是。当然，前提是没有饥饿、艰辛或暴力的生活。
高特是个好父亲、好男人，体贴又不自我。我无法要求更多。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很美好，只要我让那美好闪光就好了。
我到底在做什么？
窗外黑暗的深处，道路上灯光闪烁，像一条在看不见的障碍物之间穿行的蛇。稍远处是一个小镇，灯火通明，像一盏枝形吊灯。更远的地方则再次陷入黑暗。
机舱内响起了一阵轻柔的叮叮声，“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了。机组人员站起来开始准备服务。飞行时间只有半小时左右，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提供服务，我想着，向前躬身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卡米拉这么多年一直把它挂在嘴边，这次见面她送给了我，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们心中》。我把它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伸手摸索我的眼镜，但没找到，于是我把包拿起来放在膝头想好好看看。我应该不会把它忘在餐厅里了吧？
看菜单时我戴了眼镜。
我把它放回去了吗？
完全没有印象了。
我把包放回去时，新的一轮恶心袭来，贯穿了我的全身。我向后靠去，试图稳住呼吸，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呕吐。
以防万一，我从前方座椅靠背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纸袋，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挨着大腿侧面。
我的额头上全是汗水，湿湿的。
哦啊。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试图控制住那不断上升的恶心浪潮，让我的思绪随它游走，驯服它，驱散它。还真的管用，恶心感慢慢地消退了，我把纸袋放回原处，重新开始正常呼吸。
装着小吃和饮料的手推车靠近了，我掏出钱包。我想要一瓶可乐和一包饼干，如果他们有的话——我小时候犯恶心时爸爸就给我吃这些，从那时起它们就一直是我处理这种情况的良方。
一定是因为我吃坏了什么。我们都点了薯条和贻贝，那些贻贝肯定不新鲜了。只要有一个是变质的就够了。
一定要记得提醒高特在修车账单被转到催债公司之前付掉它。然后把从暑假前一直放在学校的那两个桶拿回来。
也许两件事要分开说。我提醒他时他总是很不高兴。但这都怪他自己，总是把所有事一拖再拖。
还得为星期二的那场葬礼做准备。
我感觉我有点害怕。死者没有家属，也没有什么朋友登记要出席。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送别死者，其糟糕程度仅次于孩子的葬礼。
空姐推着手推车走过。我试着引起她的注意，但她忙着招呼坐在另一边的旅客。
“劳驾？”我说。
她没有任何看到或听到我的表示。
“劳驾！”我说，这次提高了音量。
可能太高了，当她转向我时，目光有点愤愤然。
“怎么了？”她冷冷地说。
“我能要听可乐吗？”
她没回答，只是拉开那些抽屉中的一个，拿出一听可乐，一言不发地把它连同一个塑料杯递给我。
“有饼干吗？”我说。
“我们没有饼干。”
“薄脆饼呢？”
她叹了口气，拉出另一个抽屉，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绿白相间的小包装，里面是瓦萨牌脆饼。
我拿出银行卡。
“你在她那儿付。”她说着朝另一位空姐点了点头，然后微笑着转向下一排的乘客。
我搞不懂她的不友好。不会是因为我刚才用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吧？但她们应该已经见惯了才对。
反正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打开那包薄脆饼，咬了几口，就着可乐咽了下去。随后我拿出手机翻看最近拍的那些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几周前我们在克里特岛度假的照片。玛丽在那儿学会了游泳，很突然。我反应迅速地给她拍了下来，不是她第一次游起来的时候，而是几分钟后的第二次。我们一直在一个小海湾里，旁边是一条交通繁忙的公路，附近还有一些工业厂房，但视频里看不到这些，只能看到小玛丽，她的头向后仰着远离水面，胳膊和腿在水下顽强地努力。在她身后，蔚蓝的大海一直延伸到海湾另一侧蓝绿色的岩壁，陡峭的岩壁上点缀着沙色的斑点和裂缝，耸立在明亮的天空之下。她整张脸上都洋溢着专注和喜悦。
“哇，玛丽！”视频里能听到高特的喊声。
我拍视频时他一直站在我旁边，用胳膊搂着我。
如果我说我想离开他，他会怎么说？
但我不会的。
我反正不会这么做。
我把手机放回包里。引擎的轰鸣声变了音调，我们肯定开始下降了。
他不会明白的。他会认为我外面有人了，那是他唯一能理解的解释。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他会这么问。有什么是我能改的吗？
那我该说什么呢？
我外面没人，他也没做错什么，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做出改变，让一切变好。
但那到底因为什么呢？
除了孩子们，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了，你没留意到这个吗？
没有。难道我们不是一切都相通吗。毕竟我们共同生活。
我很难受，高特。但我过不下去了。
他会痛哭流涕吗？他会大怒吗？他会从此彻底拒绝我和关于我的一切吗？
下方的城市灯光映入眼帘。这不是我通常看到它的角度，因为我坐的那些航班通常从南边飞来，掠过那饱经风霜的群山和小岛，但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整个城市：那是桑德维肯，那是诺德勒斯岬角，那是布吕根码头，那是修道院，那是悉纳斯豪根。
天空晴朗，沃根港口楼宇的灯光在黑色的海面上闪烁。
在加勒穆恩机场那些漫长的走道和长途跋涉后，进入一个小型机场建筑令人感到舒心，步行几米即可抵达通往行李传送带及出口的楼梯。
我在楼梯底部停下，放下箱子，拉起提手，这时一个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牧师不应该说谎，不是吗？”他说。
是电梯里的那个人。他微笑着。
我走开了。
“我无意冒犯，”他说着走到了我身边，“但你说得很明白你不去卑尔根。那你现在在哪儿？”
“我认识你吗？”我没看他，加快了脚步。
“我想我们不认识。”他说。
我知道我根本就不该和他说话，不该再说的，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也让我感到好奇。
“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我说。
“我有时去教堂，”他说，“我留意到你了。你是一个称职的牧师。你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有的。”
我什么也没说，继续穿过出口的门，当我在外面停下来查看出租车站的位置时，他已经走了。
我走向酒店，托加曼尼根广场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零星的夜行者。酒店在广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我在出租车上订了房间。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城里感觉很奇异。我每周都要穿过托加曼尼根广场好几次，几乎一辈子都是如此——这是我的城市，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度过了我整个职业生涯——但所有的熟悉感、所有的归属感突然消散了。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我想，这一定就是造成距离感的原因。
就好像我把自己的整个生活放在了一边。
也就是我有一晚时间可以当另一个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站在前台柜台后，我进门时她向我投来一瞥，随即继续低头盯着她面前的屏幕。我听到键盘敲击声。她穿着蓝色正装外套和裙子配白衬衫，脸色苍白，面庞丰满，和她纤细的身体不太相称。她的嘴唇太红了，但头发浓密而美丽，让我想成为她。她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即使有，我也能解决。
“卡特琳·莱因哈森，”我说，“我刚刚打电话订了一间房，明天退房。”
她抬头微笑。
“你好，欢迎，”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房卡。你可以在那儿签个名吗？”
她把一张纸和笔放在柜台上，我签了字，她把房卡递给我。
“您的房间在四楼。电梯在那边。早餐是七点到十点。还有什么我能帮您的？”
“谢谢。”我说。
“不客气，”她说，“晚安！”
“晚安。”我说着，拉着行李箱走进电梯。电梯四壁满覆着镜子，上行时我低头看着地板。
我穿过铺着地毯的走廊，四处寂然无声。我在走廊尽头打开门进了房间，这房间比我产生这个疯狂念头时脑子里想象的要小得多。
现在我只觉得自己傻。
我把行李箱留在地板上，没有打开，直接躺在床上，没脱大衣也没脱鞋子。
现在他们在家里应该也睡下了，我的家人们。
而我躺在这里。
我现在该干什么？
去酒吧？
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但也许出去溜达一下？
我站起身来，把房卡放进外套的贴身内袋里，又出去了。先去游轮候船处，然后向诺德勒斯那边走过去，经过那里的老城门，然后上到老修道院，它在灯光照耀下呈黄色。空气中弥漫着凉爽的气息，在过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后，这让人心情大好。我一路走到外面的公园，坐在岬角旁的长椅上，望着峡湾对岸的灯火。
多么美好的夜晚啊，我想。然后我想到了孩子们，嚎啕大哭起来。
哭完之后，我环顾四周，突然感到无比脆弱。
要能和谁说说话该有多好。
我和卡米拉无话不谈。但我现在没法给她打电话，已经很晚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本来就没什么事。
西格丽德，我们从小就认识，我和她也无话不谈。除了高特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她的丈夫马丁和高特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并不完全信任她，不确定她会不会把我跟她说的话传出去。或者说，我信任她，但人们对配偶的忠诚往往大于对朋友的忠诚。
这也是应该的。
但我上一次告诉高特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我甚至对他隐瞒了我的巨大危机。
有人从我身后那条路走来。我转身望去，没什么危险，只是一对老夫妻和一条狗。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
在妈妈的号码那里停了下来。
再晚我也能给她打电话。
但是我想打吗？
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双臂紧紧夹着身体。
四周高大的树木耸立在黑色的天空之下，几乎与浓密的黑暗融为一体。
小时候我认识住宅小区里的每一棵树。在我的意识里它们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一棵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对此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观念。只是作为一种感觉潜入我的脑海。桦木、橡木、云杉、松木、白桦、水曲柳。
爸爸曾经就像一棵树，当我高高地坐在他的肩膀上，双手放在他的头上时，我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记得他的手，它们那么大。我还记得他的胡子。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但如果我直接去想他，这些为数不多的画面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
他现在只存在于我思绪的边缘地带，所有的模糊之物都生长在那里。突然，我在长凳上被那些巨大而强悍的生物包围了。它们深不可测而沉默，既不敌对也不友好，对我们这些总是以它们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的速度来回奔波的小人族毫无看法。毕竟，它们曾经是活生生的存在，不只是事物，而人总是很容易和事物建立联系。
十几岁时我在里尔克的《时间之书》[5]中读到一首诗，完全震撼了我。我的上帝是黑暗的，那首诗这样写道，像一张蛛网：一百个树根饮着寂静。这就是我生长的根基。更多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树枝在深深的寂静中休息，只被风吹动。
这是关于上帝的观念第一次离开我和我的世界。
树木是活物，上帝是它们的创造者。
黑暗、泥土、湿气，它是树木的上帝。
我的上帝是什么？
我的根基是什么？
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自称是基督徒。班上有人参加了基督青年合唱团（Ten-Sing），有天晚上他说服了我一起去。我知道这会让妈妈强烈反感，可能这也是我会去的部分原因所在，因为我被禁止做这件事，但它实际上并不违法。我十三岁了，我有权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差不多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十六岁时，我离开青年合唱团加入了教堂唱诗班，一年后我们去了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唱诗班音乐节。我们在一座宏伟而古老的教堂里唱歌，当我们的歌声充满教堂空间时，我仿佛融入了这声音里，同时我又从外部感受到它，我的灵魂充满了强烈的欢喜和欣悦，比我以前的任何感受都更强烈、更纯粹，它从内而外，又以同一方式从外而内。我想就是活着的感觉，所谓的存在感，以及成为某种更广大的联结的一部分的感觉，也就是归属感，所有的意义都归于这广大的联结之中。
那是我十六岁时的感受。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我增长了多少经验和知识，这种感受依然鲜活。意义不在我，意义不在他人，意义在我们之间产生。赞美诗是它最单纯的体现。耶稣的教导是关于它的实践。人人平等，人人都是这伟大的一部分，上帝就在这伟大之中。没有比这更激进的想法了。但要真正理解它，就必须剥离两千多年的神学历史，看看耶稣的真实言行。他尽力去接触边缘人群，那些无法自己发声的人，那些被压迫的人。《圣经》里女人有机会发言的次数寥寥，其中一处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她提到上帝时说，她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她所尊崇的这个上帝，是颠覆性的。玛利亚生下的那个孩子，耶稣，行走于被抛弃和厌恶的人、病人和穷人、麻风病人和妓女之间。他传递的讯息，是我们在上帝面前都平等，不能依照理论生活，因为理论会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这也正是为什么耶稣选择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为伍，而没有成为一个文士，或者说理论家，我倾向于这样称呼他们。理论家们和普通人之间有鸿沟，而普通人和社会底层之间也有鸿沟。耶稣的教导是实用的：他不写他们，也不为他们写下什么，而是去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接纳他们。众生平等，所有人都是这伟大的一部分，上帝就在这伟大之中。而上帝那里有恩典，有宽恕，有丰盛。
这就是我的根基。
可是，当我甚至无法维系生命中最亲密的人的关系，这些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想象自己回到家里，亲吻高特，弯腰拥抱彼得和玛丽，找出给他们的礼物，看着他们拆开包裹，在他们头顶上方遇见高特带着微笑的眼神，我自己也微笑了。
那是做戏。
那不是我。
那么我又是谁？
如果一切都能如我所愿，我想要什么呢？
离婚住进一间小公寓里，每两周带一次孩子？
我把手机转向自己，屏幕亮了，刚过十二点。我滑到妈妈的号码，按下它。
响了很久。
“出什么事了？”她终于接了电话，“孩子们都好吗？”
“嗨，妈妈，”我说，“没出什么事。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你睡下了吗？”
“是的，我睡了。几点了？现在是半夜，不是吗？”
“是。”我说，已经后悔打了这个电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可说。
“那么是什么事呢？”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还有——”
“还有什么？”
我吸了一口气。
“我今晚没有回家。我住酒店了。”
“为什么？”她说。她的声音如此理智清醒，以至于我不得不努力克服那种被拒绝的感觉。她就是这样的人。这与我无关。
“我不知道，”我说，“老实说我真不知道。”
“你在哭吗？”她说。
我没回答。
“你和高特之间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我用大衣袖子擦了擦眼泪。
“某种程度上是吧。”我说。
“你想离婚？”
我没回答。
两边都安静了。
“我不知道，妈妈，”我说，“我想。或不想。我其实也做不出来。”
我开始打起嗝来。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她说。
“在诺德勒斯。”
“不然我们明天见面好好谈谈？”她说。
“可以。”我说。
“我们可以午餐时碰头？十二点半奥斯卡咖啡馆？”
“好的。”我说。
“回去睡会儿吧，”她说，“明天你醒来后可能对一切的看法又不一样了。明天见。”
“谢谢你。”我说。
“没事，”她说，“晚安。”
“晚安。”我说，话音未落她已经挂了电话。
在睡梦里，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强。我在梦里感觉到了，它很快就掌控了我的梦境，而我却没有醒来。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恶心感就像某个我想要逃离的地方，但却不断被拉回去。它没有名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细节，只是我想摆脱的东西。慢慢地，一些念头开始掺杂进来，我很恶心，我为什么会恶心，我在这些念头里滑进又滑出，这些念头既说不上是我的，也不能说不是我的，直到我突然确定它们是我的，然后睁开了眼睛。
感觉最轻微的动作也会让我呕吐。
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等它平复下去。但最后还是无法忍受，我飞快起身冲进浴室，跪在马桶前，让所有东西涌出来。
之后我刷了牙，洗了个时间很长的澡，然后穿好衣服，坐在床边给高特发短信说一切都好，并提醒他孩子们应该带什么，以及他必须记得支付的账单。
妈妈是对的：现在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我给她发短信说冲突已经缓解了，为昨天这么晚打电话向她道歉，也不需要见面吃午饭了。
你说的我一点也不信，她回道，不过，就当我想见你如何？十二点半见。
她真烦人，我想，尤其是当她以为自己看穿了什么的时候，她通常的确是对的。我以前总是跟她作对。即使明知是幻觉，也要坚持抱着不放，只因为她戳破了那些幻觉。
如你所愿，我回答道。能见到你挺好！
我删掉了感叹号，它让这条消息过分欢快了。删掉显得有分寸一些，几乎是威胁性的，更接近我的真实感受。
如你所愿，很高兴能见到你。
她没再回复，我打电话给卡琳，说我病了，今天不去办公室，但我会尽量在家工作。这不是撒谎，毕竟我刚吐过。接下来两个小时我坐在小桌前回复电子邮件，把次日的葬礼事宜过了一遍，继续与埃兰德讨论《利未记》的翻译，与哈拉尔讨论《以西结书》，某几个问题上我们分歧很大，几乎接近冲突的地步。
十二点我退了房，拉着箱子走上街。天空多云但很亮，云层像牛奶一样白，空气温暖而闷热。那些在雨中显得灰暗单调的砖砌建筑，此时每一处细微的差异都格外醒目。我抬头仰望天空。两只鸟在高处盘旋，它们的翅膀展开，一动不动。是猛禽，但我分不清是哪一种。也许是鹰。但鹰不会飞到城市的上空吧？
我来到人山人海的托加曼尼根广场，向拐角处的书店走去。我不想坐着等她，宁愿迟到几分钟。
在书店外面，几个工人站在一个封住的洞口周围抽烟。他们的橙色工作服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反射着光线，看起来像是飘浮在空中，仿佛穿着它们的人只是附属品。
进了店里，我先看了一下新书书架，然后走到小小的哲学区。虽然不常见，但这里有时候会有些有意思的书。
我抽出一本书，书名很吸引人。约翰·杜威的《经验与自然》[6]，我听说过但没读过。
我随手翻到一页。
我们用复杂性代替了迷信。书上写道，但是，这种复杂性往往是非理性的，并且与它所取代的迷信一样都为语言所左右。
我把书翻过来，看了下封底的简介。它写于1925年。也可以说，写于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开始之前。
他说的复杂性是什么意思？
我拿着书到收银台刷卡付了钱，把书放进包里就出去了。还有十分钟，走到咖啡厅要五分钟，但一定要晚到一点这事已经不再重要了。这只是我十几岁时残留的愚蠢的条件反射。
我刚在咖啡馆外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妈妈就在小广场的尽头出现了。我可以在任何人群里、隔着任意距离认出她。她很瘦，身姿挺拔，显得比实际上更高，但最有特点的是她的头部姿态，总是微微向后仰着，给人一种优越或傲慢之感，让人隐隐联想到某些鸟类。她的头发是红色的，皮肤苍白，长着雀斑，小时候我以为那些长着红头发和雀斑的人属于一个单独的种族，而我无比希望自己也属于这个种族，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和她也是一起的，而不只是她和埃里克。
她走近来，穿着浅棕色灯芯绒长裤、白色衬衣和墨绿色外套，这些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嗨，妈妈，”我给了她一个拥抱，“你看起来好极了。”
“谢谢，”她说，“我们坐外面吗？”
“可以吗？至少现在还挺暖和的。”
她点点头坐下来。
我们座位旁边的树下有黄色的落叶，我抬头看了看。这是一棵栗树，看起来不太健康，枝叶稀疏，叶片细小干枯。所以并不是秋天来了，只是这棵树病了。
妈妈挥手召唤侍者，他正在收拾一张靠墙的桌子。
“这一向还好吗？”我问。
她看着我。
“我想该由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她说，“不过都还挺好的。大家度完假都回来上班了。米卡尔还在度假屋没回来。”
在她背后，侍者端着一个放满瓷杯和玻璃杯的托盘走进咖啡馆。
“他现在在那儿干吗？”我问。
“钓鱼，然后阅读。”
“他喜欢退休生活？”
“他讨厌退休。所以他现在还在度假屋，我想，这样他就能假装还在度假。不过他喜欢读书。现在他有时间了。”
她转身。
“他去哪儿了，那边那个人？”
“他拿着一个托盘进去了。肯定马上就出来了。”
妈妈看向外面的广场，它已经缩窄成一条两边都是商店的街道。然后她看向砖砌教堂，它在所有白色木质建筑之中显得如此沉重和坚固。那些灰色砖墙有一丝发绿。就好像它矗立在森林里一样，我想，想象着它坐落在高耸入云的云杉树和倒塌的树干之间，旁边是杂草丛生的巨石和长满苔藓的岩坡，远处还有几座山丘。
基督在森林中漫步。
妈妈把她一直放在膝上的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所以，卡特琳，”她看着我说道，“昨天你很崩溃。”
“昨天是的，”我说，“但现在完全没事了。很抱歉给你打了电话。其实本来不用的。”
“你在自己的城市住酒店？”
“是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低下了头。我并不想对她明说些什么，同时我也想让她知情。
我看向她笑了笑。
“我根本不知道，”我说，“完全是冲动行为。”
侍者在门口出现了，他在围裙上擦了擦双手，从一张空桌上取了两份菜单，在我们面前停下。
“今天例汤是什么？”妈妈问。
“法式洋葱汤。”他说。
“我上次来这里也是这个汤。”她说。
“那么，您喜欢它吗？”他说。
“是的，”她说，“但这不是重点。如果你们每天的汤都是一样的，那就不能叫今日例汤。今日表示是当天的一道新菜。”
侍者微笑着，没说什么。
“我要一份希腊乳酪派。”我说。
“那我要份恺撒沙拉。”妈妈说。
侍者离开了，我们静静地坐着。远处有张桌子上的食物还没有清理，两只小麻雀落在上面。一双细脚跳来跳去，啄食着吃了一半的面包片。
“高特出轨了？”妈妈说。
“天啊，没有！”我说。
“那么你呢？”
“妈妈。你了解我啊，不至于说这个话。”
“我了解你什么？”她说，“你半夜哭着打电话，说不知道要不要离婚。第二天你说没事了，一切都很好。你要我怎么想？”
“我不知道，”我说。
“你和高特之间情况不太好。”她说。
“其实也不是太差，”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没有张力，没有好奇，我们几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我们唯一能聊的就是孩子们。昨天我第一次明白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在飞机上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回家。”
“经过二十年还保持张力的婚姻并不多。”
“我知道，”我说。“我应该能扛下去。”
我们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呼啸而过。我抬头看到它来势汹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那是一只很大的猛禽。它俯冲到隔壁的桌子上掳走了一只小鸟，翅膀拍了几下，然后升到屋顶上方消失了。
“你看见了吗？”我说，“就在市中心？”
妈妈点点头。
“这还真是有点看头。”她说。
“那是什么？海鹰？”
“我不知道。最有可能是鹰。米卡尔可懂这些了。”
“我完全懵了，”我说，“它就那样把它抓走了。”
妈妈点燃了一支香烟，跟往常一样用另一只手托着肘部。
“你找个情人如何？”她说。
我看着她。
“这是个玩笑吗？”
“完全不是。这是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你缺少张力，也找不到人分享共同的兴趣，同时你又想保住家庭。那就只有一条路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建议。”我说。
“你可以相信我真是这么想的。但这是你的生活。”
“我是个牧师。”
“这种事肯定要保密，是不是牧师都一样。”她说。
“不，你不明白。这并不是别人能不能发现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件事本身不道德，在于这种做法本身是错的。”
妈妈点点头。
“我听到你说的话了。”她说着，把手覆在我的手上，一小会儿。
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扭过头去。幸运的是，侍者就在这时端着满满的托盘出现了，接下来的几秒钟，一切只关于他放在我们面前桌上的食物了。
她显然看到了。但她假装没有，这让我很高兴。
我回家时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等他们回家时收拾好了行李箱，把脏碗碟放进洗碗机，洗完后把干净餐具放回去。彼得和玛丽上同一家学校，就在一公里外，他们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来回。
把这些活干完后，我端着一杯咖啡在沙发上坐下，看着窗外支离破碎的城郊风光。
妈妈会说，道德是一种相对的事物，而非绝对的，它受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也许除了对理性的信仰。
她身上透着一股凛冽之气。
总是这样。
有多少次我想知道做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是什么感觉，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多少次我想知道她对我的看法。
我起身进了书房，站在窗前望望有没有孩子们的身影。
没看到孩子们，倒是看到高特开着他那红色的大众波罗车上了坡。我后退了几步，放下杯子，走进浴室，开始给浴缸放水。我不想在没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和他相处。
我站在地板上，正要把上衣脱过头顶时，我改了主意。为什么我要避开他？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没做错任何事。
我关掉水龙头，用发刷把头发梳通梳顺，然后下楼去见他。
他提着他那个棕色的包从走廊进来。
“嗨，”我说，“你想喝咖啡吗？我刚煮了一壶。”
“你这就回家了吗？”他说，“我以为你还在上班？”
“我想你们了。”我说。
他走过来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那么来杯咖啡？”我说。
“好的，谢谢。”他说，但还站在原地。我正要转身的时候他说：“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当然。”我说。
“你有没有出轨？”
我的脸烧了起来。但我接住了他的视线。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问，”我说，“你不再信任我了？”
“有没有？”他说。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说。
他叹了口气。
“所以你出轨了。”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走到厨房料理台边，从橱柜里拿出两个杯子，倒上咖啡。他在沙发上坐下，向后倒在靠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你为什么不信我？”我说，将杯子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没有看我。
“你刚刚承认你出轨了。”他说。
“我没有，”我说，“我只是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想回答？好，让我来告诉你。因为你不想说谎。”
“我希望你相信我，”我说，“你把我想得很不堪。你可以这么想。但别指望我去确认或否定你那些疑神疑鬼。”
“我问你时你脸红了。”
“我生气了。”
“那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你没出轨？”
“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高特。”
“是吗？”
“是的。”
“你住哪家酒店？”
“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连这个也不想说吗？”
“不想，你要这么问我就不想回答了。”
玄关处大门打开了，接着就是脚步声和一阵窸窸窣窣。
“我就说，”我听到玛丽说，“妈妈在家里呢。”
我走过去打开了门。
“妈妈！”玛丽叫起来，抱住了我的腰。
“你好，我的小姑娘，”我吻了吻她的头，“嗨，彼得，我能也抱抱你吗？”
“可以。”他说。玛丽松了手，我用双臂搂住他。
“你们都还好吗？”我说。
“是的。”玛丽说，她已经走去客厅了。
“你呢，彼得？”
“还行。”他说。
高特做晚饭，彼得坐在厨房料理台边做作业，我则去给玛丽洗澡。克里特岛之行后，她每天都唠叨着要去游泳馆，假使我们去不了，洗澡就成为满足她想要被水包围的渴望的次选。她脱下衣服，在水流还没盖过浴缸底之前就已经爬了进去。我坐在浴缸边上，递给她不同的道具和玩具，她一个个尝试着。她脸冲下戴着潜水面具躺在水底，通气管里传来空洞而奇异的呼吸声，然后她又坐了起来，玩她的塑料小狗，或是戴上护目镜，试图在几乎和她身高一样长的浴缸里游泳。
和她在一起很好玩，我完全没想过和高特的争执。
洗完擦干，她披着一条大毛巾大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就挑出衣服穿好了，我只帮了一点点。
楼下弥漫着洋葱和煎猪排的味道。要是平日里的话我会问高特，我们能不能就吃煎好的猪排，而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把它们再浸在棕色酱汁里，那是他小时候他妈妈的做法。但只要看一眼他站在炉子前搅打酱汁的样子，就足以知道他正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当他处于这个状态时，最无伤大雅的问题也是一种挑衅。
我不必为此担心，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彼得坐着看书，一只手拿着笔，另一只手支着头，胳膊肘搁在书边的桌面上。高特去橱柜里拿东西，回去的时候揉了揉他的头发。他抬起头对他父亲微笑。
“你在读什么？”我问，在他旁边坐下。
“自然科学。”他说。
“关于什么？”
“我们要收集关于一种已灭绝动物的信息，然后写下它是怎么生活的。”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说，“你选了哪种动物？”
“我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读这本书。”
“恐龙？”
他叹了口气。
“妈妈，这有点太明显了，不是吗。”他说。
“我的聪明宝贝。”我说着站了起来，然后走向高特。
“什么时候吃晚饭？”
“十分钟后。”他说。
“那我来摆餐具。”我说。
“去摆吧。”他说。
我们围在桌边吃饭时高特什么也没说。我试着缓和气氛，跟彼得问东问西，他都是低着头简短作答。只有玛丽喜欢聊天。
“我可以吃这个白的吗？”她说，用刀指着猪排外沿厚厚的肥肉。
“可以，”我说，“但我想你不会觉得好吃的。你想尝尝吗？”
她摇摇头，“你能把它切下来吗？”
我靠过去切掉那条肥肉。
“我不想让它待在我的盘子里，”她说，“它看起来像个动物。”
“那就是一个动物。”彼得说。
“放在盘子边上吧。”我说。
“不！”她说。
“那是你那份里的，”我说，“我不会吃的。”
“给我吧。”高特说着把肥肉条放到自己的盘子里。
我看着他，但他没有回应我的目光。
行吧，我想。那我就懒得再试了。
晚餐剩下的时间在沉默中度过。之后彼得和玛丽进了各自的房间，我洗碗，高特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等洗碗机启动，炖锅煎锅都擦洗干净放好后，我给自己做了杯咖啡，然后走进了书房。
我顺手翻着刚买的那本书，但既没法集中注意力，也没法对书的内容产生兴趣。
在我们结婚之后，高特曾经爱上过别人。他从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但我了解他，我能察觉到变化。他的班里曾经有个师范学生来实习过几周。开始几天他聊起过她，关于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擅长和不擅长做的事情，她做了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再提起她。他开始在回家后把手机关机，身上好似有什么在发光。这光芒如此强烈，他几乎无法将其隐藏，即使是跟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突然间兴奋不已。
我什么都没说。如果他想为了一个二十五岁的人放弃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切，那他也不值得我与之共度一生，就这么简单。
这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初他身上的光芒和现在他身上的痛苦同样明显，也一样无法对我隐藏。
但是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的小秘密。
客厅里的电视被打开了。
我从包里拿出苹果电脑，放在桌子上，插上插头。
我注意到埃兰德昨天晚上发来一份新样稿，从《利未记》的开头开始。尽管我知道里面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吸引我，我还是打开了文件，看看他做了什么。
我没法忍受坐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就像我是自己家里的一个囚犯。
我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当我经过沙发，玛丽坐在高特怀里看电视，我说我出去走走。
“这都几点了？”高特说。“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只是想出去。”
“在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前回家就好。”他说。
“你在家，不是吗？”我说。
他没回答，我关上身后玄关的门，穿上鞋子，套了一件薄外套，坐进车里，发动引擎，穿过这个小区，驶上主干道。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随机右转，朝市区开去，在索雷海姆湾左转，驶向拉克瑟港。到了隧道和大桥之间的环岛，我选择了隧道，在隧道的另一边，我决定开车出海。
路越来越窄，植被越来越低矮，在远处的丘陵地带上就只剩下青草和苔藓，直到大海出现在我的眼前，漆黑无垠。
我把车停在码头上，关掉引擎，留下亮着的车灯。两道光柱在黑暗中各自开辟出一条隧道，而雨水又在其中打出数百条裂缝。拍打在沙滩上的海浪并不急促，只是轰鸣不绝，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分崩离析。
我双手合十，低下了头。
“上帝，我需要您，”我说，“帮我。现在就帮帮我。”
当我回家时，高特已经睡了，也可能是装的。我尽可能安静地脱下衣服，躬身遮住手机，免得设闹钟时屏幕的亮光把他惊醒。
我得五点起床。
闹钟仿佛下一刻就响了。我忍住按下闹钟的诱惑，起身把衣服拿到外面，以免穿衣服时吵醒他。我其实更乐意直接去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我不能再把孩子们留给高特一个人照顾，所以我下楼去厨房，打开了咖啡机。
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洒在厨房的地板上。鸟儿在窗外鸣叫，我打开窗户。羽毛球网旁边的草地上倒着一只靴子，旁边有一个塑料碗，应该是我妈妈和哥哥一家人上个周末来做客，我们坐在外面吃冰淇淋和蛋糕时忘在那儿的。
我想，并不是光线充满了花园，而是恰恰相反，它清空了花园中的黑暗，同时也清除掉了意义。
这世间的空虚。
但我知道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意义是来自我们自身的东西。意义是我们赋予世界，而不是我们从世界中获取的东西。我把水槽里的盘子放进洗碗机，擦干台面，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然后我倒了一杯咖啡，拿着杯子进了书房，坐下来再次打开埃兰德寄来的文档。
我尽可能慢地读完了这段文字。
如果他的供物是一只山羊，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在会幕门口将其宰杀。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周。从祭物中，他要把那覆盖内脏的脂油和内脏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肾连同肾上的脂油，和肝的附属物一同取出，献在耶和华面前为祭。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在坛上烧化成烟，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羊的供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凡住在你们中间的人，都不可吃脂油和血。
我喝了一口咖啡，又读了一遍，还是以那样极慢的速度。
我不喜欢“主的面前”这个说法，但我们得到指示必须这么用，这属于现代的用法畴，所以也没办法。但是之前的译法“为主所睹”更好，“主的面前”过于接近“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为主所睹”是对希伯来语lifney一词的合理解释，严格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在……之前”，并且与“脸（face）”一词来自同一词根（panav），而除了喜爱燔祭的气味，余下的文本中必然也有许多耶和华人性化的细节。有个判断规则是，主的形象越人性化，经文就越古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前”比“所睹”更好，因为它更人性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所睹”更好，因为它更古老。
但是馨香？
是不是有点太典雅、太文绉绉了？
校正文字并非我分内的事，但语言和神学几乎无法拆开，所以我也一直在做。
这是一份奉献，其香味使主惬意。我写道，想看看这个表达如何。
也没好多少，但我还是写了一张便签提醒埃兰德。必须要不断提醒他，这些经文的语言是单纯而具体的，几乎不包含任何抽象的东西，只有身体和动作，即使在《利未记》记录的法律和禁令里也是如此。内脏、肾脏、臀部肌肉、脂肪和血：这就是规律。
难怪诺斯底（灵智）教派会认为这些经文中的主实际上是魔，世界是魔创造的，我们敬拜上帝，实际上是在敬拜魔。
想象一下如果我在布道时提到这个。
我微笑起来。
就算在今时今日这也会成为头条新闻。
当然，其他我无法提及或讨论的有趣的事情还有许多。教会和会众不是尝试各种想法和观点的地方，也不是通过质疑来改变现有观念、使之焕发新生的地方。信仰的本质在于它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本质在于它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真实是绝对的。我曾经认为，它必如此，它必如生命一样脆弱。同时《圣经》是如此复杂，它包含如此多相互冲突的声音和理解模式，以至于神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它们联合起来表达一种同一性，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缄口不提，按下不表，若无其事。《旧约》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是亚伯拉罕被要求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故事，亚伯拉罕不加质疑地照做，而如果上帝没有干预并阻止，他肯定会完成这一献祭，最后他代之以一只羔羊作为牺牲。《旧约》中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就是关于耶弗他的叙述。他向耶和华许下誓言：如果能在战斗中击败亚扪族，他将献上回家后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人。他成功地打败了亚扪族，征服了二十座城市，当他回家时，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人竟是他自己的女儿。她出来迎接他，为他庆祝。她是他唯一的孩子。耶弗他在绝望中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告诉她自己已经向主许下了无法收回的承诺。她说，你已经对主许下诺言，就照你的诺言处置我吧。但求你允许我两个月的自由，与同伴到山上为我的童贞哭泣。两个月之后，耶弗他将她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并未像他阻止亚伯拉罕牺牲自己的儿子那样去阻止他。
在牧师的工作中，没有任何场合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如果我是学院里的神学家，或许可以就它写些什么，在我的授课里提起它，但我不是。没人愿意要一个宣讲宗教中女性牺牲的牧师。我自己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牧师。如果存在所谓的女性主义神学，它就应该在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上展开。去与人们接触。不是作为布道，不是作为观念，而是慈悲。倾听，询问，共情，包容。就是在那儿，在我们之间的空间里，存在着上帝。这才是耶稣传达的讯息。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平等的。
有很多事我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这一点。
这是那个核心。
或者，不是核心，我一边想，一边抿了一口咖啡，它已经变得微温了。核心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
而这是一种可动的、不断变化的东西。
或者确切地说，不是一直在变化。因为它还是它，只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的人群中。
我已经向窗外眺望良久，而茫然如无所见。现在我的眼中好像突然一切有了模样。干枯的草坪，白色的木栅栏，果树，房屋的墙壁，一切都饱浸在阳光里。
色彩本身并不单独存在，只是大脑构建出来的东西，这是真的吗？
一只猫出现在栅栏旁边，它慢悠悠走到草坪上，躺下晒太阳。
二楼的淋浴花洒被打开了。
已经过了这么多个小时了？
我将电子邮件发送给埃兰德，又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葬礼要用的发言稿。过了一会儿，楼梯上传来高特的脚步声。我知道他会坐在厨房中岛边的吧台凳上一边吃全麦麦片，一边用手机看新闻，然后喝上一杯咖啡。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会在客厅的写字台前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然后孩子们就会醒来，接下来的一小时都将被他们占用。
我不能一辈子都躲着他，也不能再消失一晚，所以到孩子们上床睡觉时，不论清算还是和解，总要有一个结果。
八点钟我上楼去叫孩子们起床。玛丽高高兴兴地醒来，飞快穿好衣服，彼得则很抵触，叫他起床真难。
他注意到我们之间的别扭气氛了吗？
他当然注意到了。
但对他影响这么大吗？
“彼得，我的小伙子，时间不早了。”我回到他的房间时他还没坐起来。“你还有时间吃早饭，但你现在必须起床了。”
他闭眼躺着。
“他还睡着呢，”我假装自言自语，“我怎么才能让他起床呢？也许他睡着也能走？”
“嗯。”他说。
我拉着他的手慢慢地把他拉起来。
“太神奇了。”我说。
他站在地上，眼睛还是闭着，往前伸出双手。
“你还睡着吗，彼得？”我说。
“嗯。”他说。
“我想知道他能不能边睡边穿好衣服？”
五分钟后他和他妹妹一起坐在桌旁吃玉米脆片。也许我对他的情绪过于敏感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在他上方弯下身子，脸颊贴上他的脸。
“早上好，小伙子，”我说，“你现在醒了吗？”
“嗯。”他点点头。
“我也想要抱抱！”玛丽说。
我抱了她一下，然后在桌子另一端坐下。
“为什么爸爸不在这儿？”玛丽说。
“他有些工作要做。”我说。
“他工作前要先工作一下。”彼得说。
玛丽笑起来。
谢天谢地，他们都很好，两个小家伙，当他们出去的时候我想。他们背着书包走上车道，我站在门口对他们挥手。
至于高特，那天早上我只见到了他的背影，他很快就出门了。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交换，但至少他出门前说了再见。
这天我唯一要守的约是葬礼，葬礼从十一点开始，尽管我这边都已就绪，但高特一走我还是开车去了教堂。我喜欢待在那里，无论是在教堂本身，还是毗邻建筑中我的小办公室里。
下车的时候我想，今天看来是个好天气。四下全然寂静，空气如此之热，以至于在某些地方它几乎是可见的，就像在碎石上颤动的小圆柱。
但即使在阳光下，教堂厚重的白色墙壁也显得格外凉爽。
我从教堂旁边走进办公楼，敲了敲卡琳的门，我开门时她抬头微笑看着我。她问起研讨会的情况，我刚开了个头，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小礼拜堂后面。一定是殡仪馆的人，我边看表边想。十点刚过几分钟。
“我去和他们聊聊，”我说，“看来这将是一场没有亲友的葬礼。”
“太可怕了，”卡琳说，“男的还是女的？”
“一个男人。”
“那么年纪很大了？”
“六十多岁。”我说。
“啊，”她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受置身于那么多悲伤中的。”
“就算在那儿也总是有光亮。”我笑了笑说，然后出去了。
通向侧间的门敞开着。两名殡仪馆的员工弓着腰站在敞开的棺木旁边。我以前见过他们俩好几次，但我想不起来他们叫什么。
“你好。”我说。
他们直起身子对我点点头。
其中一位很年轻，刚刚三十出头。他留着络腮胡子，头发扎成一个马尾，但白衬衫和黑西装又把这种外表上的随意感抵消了一部分。另一位年近六十，脑袋很大，面色沉重。论年龄他们可能是父子，但他们体格差异太大，不太有这种可能。
“关于他的信息你还能找到更多吗？”年长的人问。
“很不幸，”我说，“只有出生地和日期，还有住址。你们呢？”
“没有，”年轻人说，“什么都找不到。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同事呢？”
“也没有。他自己开了间公司，但他到底在经营什么，也不得而知。”
“这是最凄凉的事了，”我说着走进了房间，“我是说，下葬时孤零零的。那你们都会在吧？”
他们点点头，我低头看向棺材。
好像大脑里的血液瞬间全部消失了。
我认得那张脸。
是电梯里的那个男人。那个在到达大厅里纠缠我的人。
但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
死亡是十天前登记的。葬礼是一周前预约的。
“你还好吗？”年轻的殡葬人员问道。
“你认识他吗？”年长的说。
“不，”我说，“我不认识。”
[4]Being There，1979年的美国讽刺喜剧电影。
[5]Das Stunden-Buch，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1899—1903年间完成的诗集，首次出版于1905年。
[6]Experience and Nature，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