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659年6月26日，意大利北部某省五个小镇的代表联合起来，正式起诉毛毛虫。原告方痛斥这种当地物种侵入居民们的花园和果园，连吃带偷。法庭发出了传票，复制了5份，钉在每个小镇周边森林里的树干上。传票上写得很清楚，被告毛毛虫必须于6月28日的规定时段出庭，法庭会给它们指派法律代理人。

当然，到了法庭指定的时间，毛毛虫没有露面，但照例进行了缺席庭审。尚存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法庭认可毛毛虫有权利享有自由、快乐的生活，但前提是不会“损害人类的幸福”。法官判决如下：毛毛虫将被分到另一块区域，以便存活和享乐。法庭制定出这些细则时，被告早已完成了大破坏，溜之大吉，化蛹成蝶。官司就这样打完了，毫无疑问，原告和被告都很满意。

1906年出版的《针对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详细介绍了这个案件。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还有点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存心搞噱头的书？书里写到了被逐出教会的几只熊。还有收到3次警告、不得阻挠农民设网捕猎的蛞蝓，否则将被予以刑罚——“砸扁”。但是作者很快就让我折服了，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大海捞针，从古老文献中收集到了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附录中收入了19份以原始文字记录的相关文件副本。我们可以看到法国警察在1403年审判了一头犯下凶杀案的母猪，并提交了1份费用清单（“为了把它关进监狱，花了6索尔[1]”）。我们还能看到发给老鼠、并推入老鼠洞的驱逐令。在1545年众葡萄酒商对一种绿色象鼻虫的投诉中，我们不仅能知道律师们的大名，还能见识到他们如何善用“诉讼拖延”——堪称这种历史悠久的法律策略的古早范例。据我所知，这场官司拖了八九个月——不管是几个月，反正比短命的象鼻虫拖得久。

我搬出这些例子并非要证明过去的法律制度有多愚蠢可笑，而是为了说明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的冲突由来已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难以解决的，直到现在，处理这类问题的专业人员也深知这一点。当大自然里的动植物违反了为人类制定的法律时，究竟怎么办？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地方法官和高级教长显然不是在理性层面做出这些决策的，毕竟，老鼠和象鼻虫读不懂“物权法”，谁也不能指望它们能谨遵人类文明的道德准则。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要以威慑力镇住老百姓：都来瞧瞧吧，即使是大自然也得臣服于我们的统治！从这个层面看，确实不走寻常路，绝对令人难忘。16世纪的法官善心大发，对子嗣满堂的鼹鼠予以宽大处理，不仅能彰显权威，还表明了他执法有度，体恤民情。

徜徉在中世纪及其后几百年的历史中，我不禁思忖：现代文明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产生新的影响和改变？看够了中古法庭和教会所做的稀罕决策，我转而去探究科学界对此有何建树，又为未来提供了哪些新思路？就这样，我越走越远。我的“向导”们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头衔：人象冲突专家、熊类主管、危树爆破工。我和掠食动物攻击专家、攻击现场取证调查员、激光驱鸦设备制造者、温和毒杀饵药测试者共处了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些“热门地点”——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后街暗巷，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饱受豹子威胁的小村庄、梵蒂冈城进行教宗主持的复活节弥撒前夜的圣彼得广场。我回顾了经济鸟类学家、鼠类搜捕者等专业人员曾经做出的贡献，也思索了未来的管理者、保护遗传学家们能够达成的伟业。我亲口浅尝了老鼠饵料的滋味，还被一只猕猴打劫了。

请恕本书无法面面俱到。在200个国家里，有2 000个物种经常会做出一些与人类产生冲突的行为。每个冲突局面都需要针对环境、物种和利益相关者的特定解决方案。你在本书中看到的是两年探索期中的高光时刻，那是一段让我踏入先前闻所未闻世界的奇妙旅程。

本书的前半部分涉及重罪：谋杀和过失杀人、连环杀人、严重伤害、抢劫和非法入侵、盗尸、葵花籽大盗。罪犯包括熊虎豹这类常见的嫌疑犯，以及一些不太常见的——猴子、乌鸫、花旗松。后半部分的几个章节涉及不太严重，但更普遍的轻罪。我们将谈及乱穿马路的有蹄类动物，无缘无故大肆破坏人类财产的秃鹫和海鸥，制造污物的鹅，非法入侵的啮齿类动物。

当然，抠字眼的话，这些都算不上“犯罪行为”。因为动物遵守的不是法律，而是本能。几乎无一例外，本书中的野生动物们只是在做动物该做的事：进食、排泄、安家、保护自己或亲生的孩子。它们只是碰巧对人类，或人类的家园，或农作物做出了某些举动。但不管怎么说，矛盾和冲突是存在的——让人类和市政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困境，让野生动物的生存变得更艰难，还为某人提供了素材，写一本偏门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