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缘起
（一）本书选题的确定
1996年，我从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工作，在教学同时还兼职律师工作，体会到法律人的职业满足和骄傲，也感受到太多艰辛和无奈，法律人的职业理想与现实屡屡冲突。于中国的律师而言，似乎现实是需要它的，有时却显得不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中国律师的职业状况始终与理想相去甚远，似乎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无形地却又真实地存在着，阻挡着成为它本应该的样子。
我在吉林大学文科楼上的第一堂课是法学基础理论课，时至今日，我依然读法、学法、用法，算是终身以法律为业。窗外风雨时疏时紧，我一直提醒自己初心不移，多年来的法律从业生涯，我在感性和理性中尽量平衡，快乐着、满足着，也困惑着、愤怒着，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希望找寻出答案，以期现实如理想。
2009年我重入恩师霍存福先生门下，攻读法律史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法律文化。多年工作后再考博，还是有些辛苦的，博士入学考试后就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去杭州小休，竟然巧遇霍存福老师在杭讲学。西湖边师生闲谈时，霍老师提问：你是做律师的，考虑过没有，清末中国开始有了律师，那么短的时间，出现那么多新的律师，都是怎么来的？原来的讼师又到哪儿去了？霍老师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之后好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查阅资料，却没有现成的答案。清末变法修律引发司法制度从传统向近现代的巨大变革，中国近现代的律师制度由此创设，但具体到律师从何处来、讼师向何处去，没有清晰的答案。
这不仅是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选题。从晚清政府初创律师制度起，中国的律师即经历着与其他国家迥然有异的独特发展道路，当下律师执业的许多现实困惑，甚至可以追溯至律师制度创设之初，有些旧遗留至今存在，始终无法消除。历史提供给后人的，总是深刻的和耐人寻味的。
（二）研究的意义及目的
1912年民国时期的《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提到发生一系列的新旧更替，其中就有“律师兴、讼师灭”。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司法制度的舶来品，在中国瞬间出现了，从讼师到律师，时人对新事物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中国的法律服务群体发生了新旧转型。新的律师由哪些人构成，发展如何？旧的讼师是否还存在，其命运如何？新旧群体是兼容并收，还是舍旧立新？从旧到新的转型是人的转型，还是制度转型？百年前法律服务群体的新陈代谢，对当下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就有讼师的活动，虽然讼师从未正式取得官方的法律地位，却因为广泛的民间需求而客观存在，并且一直以独特的方式生存并活跃于社会生活中。他们半地下、半公开地执业，实际上已经构成传统社会的法律服务群体，至明清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已经发展到“词讼必由讼师”的程度。传统社会对讼师的态度，不管是民间的赞颂，还是官方的谴责，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讼师的活动非常活跃，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就难免形成这样的局面：一直以独特方式生存并活跃于传统社会生活中的讼师群体，在清末司法体制变革中，完全被无视或漠视，取而代之的，是律师；崭新的司法制度从西方直接移植引入，律师在中国瞬间出现了。
从讼师到律师，是法律服务群体从传统向近现代的历史转型。伴随着清末司法变革进程，“律师兴、讼师灭”。本书尽可能突破现有认识的局限和不足，在梳理中国近现代律师制度创设的同时，关注历史中的人和事件，探究律师群体的整体养成，追寻讼师群体消失轨迹，尽可能地展示出讼师与律师的执业交集状态，对新旧法律服务群体的兴亡进行探索，研究清末民初从讼师到律师法律服务群体的转型问题。
本书既是对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形成发展的探源，也是对传统司法文化的审视，以期实现如下研究目的。
其一，尽可能全面搜集梳理特定历史时期与讼师、律师相关的资料。挖掘客观线索，观察“律师兴”“讼师亡”的背景条件，分析新从何处来、旧向何处去，客观描述律师制度的创设和律师的出现以及讼师的消失，特别是讼师和律师的交集状态。
其二，探寻舍旧立新的原因。探寻为何讼师没有借改革传统法制之机，从半地下的“非法”执业状态转化为合法的身份，为何讼师不在制度设计者的考虑范围内；解读讼师没有转型成为律师，却消逝于社会的原因。
其三，思考当今中国司法文化中传统与现代融合问题。任何西方舶来品的制度移植，其优良与否，并非为舶来品的本来基因所决定，而是与移植环境、土壤、过程关系重大，在法律移植和制度改良过程中，必然影响本土律师制度的基因塑造。
中国的律师制度自创设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论是社会公众对其的接受与认可，还是国家体制对其的鼓励发展或容纳，始终距离理想甚远。中国的律师之路非坦途，时而进、时而退，归根结底，不是自己法治土壤培育出的，必然要遭遇水土不服。如何兼容传统与现代，汲取西方有益的制度经验，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结合国情，立足本土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是值得法律人倾注热忱并持续投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