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平传略

秦观，字太虚，改字少游，自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排行第七，人称“秦七”，因生有满口胡须，又被称为“髯秦”。先世本江南武将，后迁高邮武宁乡。因秦始皇曾在今高邮筑高台、设邮亭，所以秦观的家乡又称“秦邮”。祖父佚名，或因曾官承议郎，遂被尊称为“承议公”，尝官于南康（今属江西），秦观生于祖父携家人赴官途中的九江。父元化，曾从名儒胡瑗为学，又因仰慕太学中海陵人王观（堂弟王觌）“高才力学”，遂名其子为“观”、“觌”。秦观之父早卒，母戚氏寿高逾古稀。叔父秦定，进士及第，初为会稽尉，历官至端明殿学士。秦观十九岁，娶时为潭州宁乡主簿的同乡徐成甫长女文美为妻。弟觏（字少章）、觌（字少仪）。子秦湛（字处度）。二女，一嫁范祖禹子范温（字元实）；一嫁举子葛张仲（进士及第）。秦家由显赫至中落，徙高邮后虽是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但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十五岁丧父，其母又四肢瘫痪，家庭重担遂落到了长房长子的秦观肩上，虽自幼喜读兵书，兼习经史。十岁熟读《孝经》、《论语》、《孟子》，却难以专心攻读，继续深造，不得不为养家而奔走于幕府、仕途。

二十四岁时他便到吴兴（今浙江湖州）投奔同乡亲旧孙觉（字莘老）。孙觉本系京官、名流，因与新法不合被外放、移守吴兴。秦观的这次湖州之行，虽有作为孙觉幕僚之说，但时间短暂，形同门客，除了在书法上露一手，别无作为。然而，这既是秦观第一次独立出远门，也是作为他日后经历的前奏。

文人们往往颇为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此说又似乎可以这样套用在秦观的一生之中——始得名于苏轼，终得罪于苏轼。苏轼本人也认为，他与秦观之间休戚与共——“同升而并黜”。不妨从一件带有戏剧性的事情上说起：

苏轼的大名，对二十六岁的秦观来说，早已如雷贯耳。所以，当苏轼由杭州的副长官（通判）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坐第一把交椅，途经扬州。秦观听说后，就在苏轼将要光顾的一个山寺，模仿他的笔迹，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苏轼看到后，甚至辨认不出这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后来，孙觉将秦观的诗词数百篇，请苏轼过目。苏轼阅后惊叹道：原来在山寺题诗的就是这位郎君啊！人们对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的这段记载，有的信以为真，有的则视为小说家言。应该说，此事大致可信，只是细节上有点漏洞，比如原文中有“作坡笔”、“东坡果不能辨”云云，因为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后来的事，即使是后来的追记，也不应该说“作坡笔”。可惜的是，这次秦观没能见到他所景仰的苏子瞻。

时不我待。年届“而立”的秦观，在赴汴京应举途中，经苏轼至交孙觉、李常（字公择）介绍，前往徐州州治彭城拜见上任不久的知州苏轼。其《别子瞻》一诗，表达了对苏轼无比仰慕的心情。而苏轼的《次韵秦观秀才见赠……》诗，除了揄扬秦观其人其作外，还诚挚地祝愿他此次应举一鸣惊人。然而秦观却名落孙山，回到高邮。此时苏轼、黄庭坚等致函秦观，加以安慰和鼓励。苏轼还请秦观为纪念徐州抗洪胜利标志性建筑——黄楼，作一篇赋。秦观遵命所做的《黄楼赋》，苏轼称赞为“雄辞杂古今，中有屈宋姿”。

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途经高邮。适逢秦观的祖父，随叔父秦定居会稽多年。祖父年事已高，秦观早有如越省亲的打算，遂随苏轼南行。同行的还有参寥等共五人。他们经扬州，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在金山遇风留信宿。至无锡同游惠山后，苏轼到达任所湖州。遇梅雨，又共同泛舟城南。秦观告别苏轼，去往会稽叔父的任所省亲。叔父时任会稽尉，郡守程公辟非常赏识秦观，便在蓬莱阁设宴款待。正在秦观留恋于会稽的人情、风物之际，“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入狱。秦观闻讯，在他人避之尚且不及的情况下，遽返湖州探询实情。证实后却无能为力，又经杭州返回会稽。至岁暮，由会稽返高邮，除夕抵家。

数月后，“乌台诗案”了结，苏轼被责贬黄州。苏辙自请以罢其官职为其兄赎罪，遂被贬往筠州，经过高邮时，秦观迎迓唱和，深情相送，并托苏辙将其“劳问甚厚”的《与苏黄州简》代交其兄。不久，秦观感染伤寒，病甚重，以至七八日不能进食。病愈后，读书撰文，以备应举。曾以所作诗文向苏轼请教，苏轼谓其“皆超然胜绝”。

在秦观的生平中，存在两大疑窦。鉴于在前人和他人的相关论著中，尚未找到完全解除这种疑问的答案，这里先就疑窦之一，也就是说，秦观自幼颖悟超常，读书过目不忘，又自谓“强志盛气”，却为何应试却名落孙山？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正如秦观所自责的，他曾负才自傲，一度放纵自己而与酒徒和不务正业者交往，从而自己也沾染了好逸恶劳的习气。在他意识到“小聪明”靠不住、不进则退的道理后，已为时略晚，再也难以找到少年时强记、精读的感觉。为此他很后悔。

其二，家庭牵累和性情因素所致。秦观是一位古今少有的尊老爱幼的贤者，他少年丧父，叔父长年宦游在外，作为长子和长孙，上有年迈的祖父和四肢瘫痪的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开支又入不敷出，其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秦观又是一个“风流寸心易感”之人，对朋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甚至两肋插刀。交游广泛，送往迎来，不厌其烦。偌大一部《淮海集》，确系其本人所作的诗词，只有三四百首。在现存诗作中，真正有感而发的为数不多，唱和应酬比重很大。尤其是在应用文字中，几乎全是为人捉刀代笔。《淮海词》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使写“艳情”，也往往寄寓沉痛的身世之感，多系刻骨铭心之作。但这里的问题是，又往往给人如此这般的印象，即作者既对老家的旧相好，念念不忘；一到外地，又对“席上有所悦”者，恋恋不舍……总之，应酬、代笔、“艳情”等所需代价，岂不都得从时间这个常数中加以“透支”。这样，用在“科场”上的精气神，势必大打折扣，与苏轼、苏辙兄弟当年全力以赴奔“科场”的劲头大不相同。所以，苏氏兄弟一鸣惊人，连欧阳修都甘愿为他俩让路，当朝皇帝甚至预言，苏氏一门将要出两宰相，而淮海居士却从“科场”受挫而归。

其三，考试课目朝令夕改，令“举人”无所适从。秦观本来是以文学为擅长，对诗词文赋兴趣浓厚。而恰恰在他应举期间，王安石执政时，不考诗赋，专考经义策论。“好使人同己”的王安石，又把他对经义的解释，作为取士的根据。偏偏秦观又追随苏轼等人，在政治和学术观点上是王安石的对立面。所以，造成秦观的科举败北，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

秦观生平中的另一疑窦，是从其《银杏帖》的“观自去岁入京，遭此追捕……”和《对淮南诏狱》诗的“一室如悬磬，人音尽不闻……”中，透露出来的。这是指元丰中、后期，他曾经被捕入狱。有论者分析，这可能是因为苏轼在“乌台”狱中，被迫交代了他与秦观等人的亲密关系所致。看来，在这里，秦观可能采取了类似“春秋笔法”为尊者讳。此次秦观蒙受冤情很深，虽得生还，却家产荡尽，无以为生，不得不求人，谋一差事。遭遇如此悲惨，却对苏轼毫无怨言。秦观对苏轼的一颗赤子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落榜对秦观的打击不言而喻，令其有雪上加霜之感的是世人的冷眼。物极必反。从此他专意苦读，并就经、传、子、史中精辟有用的内容加以抄录，编选了一部《精骑集》，以补其“少而不勤”、“长而善忘”之短，也为下次应举打下了基础。在读书间隙，秦观也颇为关注农桑之事。他曾把在吴兴、兖州等地所看到和学到的养蚕知识，结合其妻的养蚕实践，写成了一部颇有科学价值的《蚕书》。

由于苏轼的劝说，秦观终于摆脱了出仕和隐居的矛盾心理，决定再次应举，走仕途之路。赴京之前，在其子秦湛的协助下，编次成《淮海闲居集》十卷。元丰八年春，秦观三十七岁时，应举得中（关于此次应举，一说是第二次，一说是第三次。窃以为秦观可能三次晋京应试，第二次因被追捕未能考成），遂被授予不到任的空衔定海主簿，接着调任蔡州（今属河南）教授。不久，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只有十岁的第六子哲宗即位，实际由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此后一段时间，苏轼连升三级，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秦观被授官后，即离京归高邮接其患有末疾的老母来京照料。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是包括秦观在内的“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最为得志的一段时间。这期间，秦观既有与蔡州营妓娄琬（字东玉）、陶心儿等交游之乐，也有于驸马王诜（晋卿）园中雅集之幸，更蒙苏轼等人举荐，有晋升为馆职，成为名流之机，只因被忌者所阻，进取维艰。当时汴京有所谓洛党、朔党、蜀党之争。本来矛头是指向苏轼的，秦观却作《朋党论》为苏轼辩护，毫不掩饰其对苏轼的仰慕和倚靠，那些记恨苏轼的人，往往拿秦观或黄庭坚“开刀”。所以，秦观中举以后的仕途也很不顺利，虽然曾任国史院编修和秘书省正字等官职，几起几落，且任职时间极为短暂，甚至难以养家糊口，曾自称“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正当秦观经历了罢职的挫折重新被擢为“正字”,“四学士”并列史馆任编修官，他本人也以才品见重于皇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受到尚无先例的“备赐”之宠时，高太后去世。心实的秦观所作挽词中，对她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这岂不与哲宗急于亲政的心理背道而驰！果然，时局朝不利于“苏门”师友的方向发展。先是苏氏兄弟被指为“川党太盛”，苏轼遂出知定州（今属河北）。相传，秦观以时局将变，将其爱妾人称“黑美人”的朝华遣归她的父母家，使其另嫁。未出秦观所料，绍圣元年（1094），在秦观四十六岁时，一说李清臣等人首倡绍述（即特指继承神宗所行新法），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秦观坐元祐党籍，外放为杭州通判。途中，又因御史刘拯劾其“影附苏轼”，增损《神宗实录》，遂罢免馆阁校勘，半路再贬监处州（今属浙江）盐茶酒税。约在此时，已被秦观遣归的朝华，再次乞求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而秦观已看破红尘，意欲出家修“正果”，断然不再收留她。

在秦观被贬抵处州之际，“苏门”师友也均被贬、编出京。此时秦观的处境和心情，正如其于绍圣二年春，游处州府治南园所作《千秋岁》词及《处州水南庵》二首所写——愁极而生出世之想。秦观心地善良，不仅没有害人之心，就连必要的防人之心都没有。他来到山水清幽的处州，一度竟然“颇以游咏自适”，没有想到“新党”对“旧党”的报复远未了结。在他被贬往处州的过程中，当局派人（即所谓“使者”）不断搜集他的“黑材料”，借以施之“欲加之罪”。果然，“使者”以秦观诗句“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为借口，弹劾秦观“废职”、以其“谒告（请假）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今属湖南）。从此，秦观开始了一个无任何职务和薪俸的形同罪犯的生活道路，境况之悲惨，略见于其在绍圣三年（1096）深秋所作《祭洞庭文》的“……福过灾生，数遭重劾……老母戚氏，年逾七十，久抱末疾。尽室幼累，几二十口，不获俱行……观之得罪本末，诸神具知。愿加哀怜老母……早被天恩，生还乡邑……”呼天抢地，哭诉无门。

绍圣三年岁末，秦观抵郴州。翌年除赋著名的《踏莎行》以状其凄厉的心境外，其后裔称乃祖“不肯轻掷岁月”,“于流离播迁时作《法帖通解》”。秦观《法帖通解序》亦云：“投荒索居，无以解日，辄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记之，疑者阙之，名曰《法帖通解》云。”这是秦观在其自身难保的危难处境中，对我国书法艺术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洵为可歌可泣。这一年，秦观的亲家范祖禹自贺州徙宾州，苏轼自惠州徙琼州。至此，所谓“旧党”骨干，几乎都被逼上了绝境。而秦观的处境那就更惨了：“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今属广西），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朱弁《曲洧旧闻》卷三）

元符元年，秦观已年届五十。这年春夏他从郴州动身，约于夏秋间抵达当时被认为是“荒落愈甚”的横州，在浮槎馆暂住。相传，城西有一座落在海棠丛中的海棠桥，附近住着一位姓祝的老书生，秦观醉宿其家，天明酒醒，将一词题于其柱，即《醉乡春》（亦名《添春色》）。词的结拍“醉乡广大人间小”，为苏轼所激赏。

不幸而言中，人间实在太小，即使像横州这样的边远瘴疠之处，也无秦观的立锥之地。执政者又以曾附会司马光为罪名，将秦观除名，且谓“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到了雷州，“国士无双秦少游”，遂沦为“灌园”、“把锄”以糊口的苦力。此时稍有慰藉的是，苏轼仍在琼州，琼、雷隔海相望，又有可靠的专人为之传递信息，苏、秦可以互通音问，倒不像在横州那样孤独寂寞，只能借酒浇愁。这时，苏、秦间更为患难与共，他曾这样对儿子苏过说：秦少游和张文潜（耒）的才识学问，难分优劣，都是当世第一、第二的人，与我同升并黜。从雷州来的人，带来了少游给我的信函和诗作。得到这些，就像孔子当年听到美好的音乐一样心情激动。

公元1100年初春，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迁臣多内徙，苏轼遇赦。从海南到廉州，经海康与秦观相会。此时秦观尚未被赦，心情极度悲苦，他将《自作挽词》给苏轼看。苏轼关切地拍着秦观的肩说：你能看开生死这一关，我就不必再说什么安慰的话了。我也为自己做好了墓志铭，封好交给了从人，只是不想让儿子苏过知道此事。此时，苏、秦均心有余悸，仍担心投井下石的人再加迫害，二人怅然而别。因为赵佶生了皇长子，再一次大赦，秦观恢复宣德郎。得知被放还时，秦观挥笔写了一首“和陶诗”，表达他类似陶渊明“归去来”时的欣喜心情。盛夏酷暑之中，秦观离开海康内迁，路经容州被盛情接待，逗留有日，约在元符三年八月中旬抵达藤州。被贬谪六年以来，秦观身心交瘁，眼下悲喜交并，心态难以平静。八月十二日，伤暑因卧藤州光化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享年五十二岁。苏轼得知秦观逝世的噩耗，极度伤感地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

秦观逝世后，其子秦湛原拟扶柩北归。旋即，诏毁三苏及秦、黄文集，对所谓“旧党”人士的迫害变本加厉。约在崇宁二年（1103），风声正紧之时，秦观灵榇遂藁葬于长沙橘子洲。崇宁末年，诏除党人一切之禁，赦天下。秦湛遂将其父归葬于广陵（今扬州）。后来，在秦湛通判常州期间，又将父墓迁移于无锡惠山。一说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诏追赠秦观龙图阁直学士。秦观后裔盛于无锡，惠山墓地亦加修葺。坐北朝南，视野开阔。“下有寒泉流，上有珍禽翔”。一代风流人士，安息于东南形胜，洞天福地。

诗词概说

从总体上看，秦观不仅诗词文赋兼擅，其书法笔意婉美潇洒，颇有晋宋风味。他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社会名流，尤以其“情韵兼胜”之词著称于世，不仅被誉为“词家正音”、“情辞相称者”，还以其意境深邃、格调清新之词作，被喻之为“初日芙蓉，晓风杨柳”。

古人说，秦少游“歌词”的数量，当在苏东坡之上。而现存《东坡词》有三百首之多，《淮海词》却只有将近八十首。从而有人分析造成秦观词大量散失的原因是：他习惯于即兴创作，又不喜聚稿，留存下来的只是被青楼歌女演唱过的、流播人口的极少数的“风怀绮丽者”和“淫章醉句”云云。可能正是基于类似的见解，后人也曾认为：《淮海词》依然停留在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圈子里，走的是晏、欧一派的旧路。果真如此吗？

不然！在现存可靠和较可靠的约八十首秦观词中，题材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怀古览胜、二相思恋情、三迁谪之苦、四追忆往事。而寄慨身世则是全部词作的情感贯穿线。就数量看，第一类只有调寄《望海潮》之《广陵怀古》等三四首。第三、四类合在一起，共计三十多首。其余四十多首，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写相思恋情的，但专写“艳情”的，也就是《迎春乐》（菖蒲叶叶知多少）等极少的篇目，其中绝大部分不仅写得真挚感人，有不少甚至超出了异性之爱，是作为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某种感情的寄托而流传人口。比如《鹊桥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特别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句，与其说是在歌唱天上“牛女”之爱，不如说是在表达“人间”之恨。此系化用李郢（一作赵璜）《七夕诗》的“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之意，简直是在说，“天上”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要比自己几经贬谪，抛妻舍子，有“去不回”的遭遇强多了。可惜这种“潜台词”，长久未被发现，笔者也曾把“金风”两句理解成“在这样的时刻有一夕之会，要比人间朝夕厮守的夫妻强多了”。这一理解不仅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误解，从而把作者那种深沉愤懑的感情稀释淡化了。再如《江城子》的“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既写恋情，又写离恨，毫无轻狂之意，使人有刻骨铭心之感。

《满庭芳》（山抹微云）是秦观恋情词的代表，写的是对一个歌妓的眷恋。一提到“恋妓”，有人就可能对秦观产生一种鄙薄情绪，认为他和柳永一样不务正业，专事游冶。不了解宋代社会风尚的读者，更可能认为他们在拈花惹草，嫖妓宿娼。其实不尽然。古籍中有“名姝异伎”的记载，伎同妓，在古代是指歌舞的女子。比如被称为营妓之尤物的薛涛，就是唐代的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而不是卖淫的娼妓。唐宋时歌妓是凭技艺加入乐籍，特别是宋代，歌妓一般是卖艺不卖身。秦观同歌妓的交往大致相当于近现代的词、曲作者与演员的关系。他们的来往是当时的一种社交活动。在这种交往中，秦观了解了歌妓的思想感情，并与之发生共鸣。所以淮海长短句中的“艳情”，与“花间”、“尊前”多有异趣，大多不是什么香艳之作。有论者说，秦词的格调是“幽艳”，这与周济以“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来评价秦观的恋妓词的观点相似，均为切中腠理。

在秦观的所谓恋妓词中，除了少数几首写异性间的打情骂俏外，绝大部分与其说是恋妓，倒不如说是恋阙。他之所以喋喋自称“离人”、“行人”、“恨人”，主要是对谪离朝廷、京师而言：他目穿、肠断，追求的也不单纯是为哪个歌妓或爱侣，而是“欲将幽恨寄青楼”。《淮海词》中，以艳情寄“幽恨”者比比皆是。其中《南乡子》的“堪恨”之“往事”、《醉桃源》的难期之“幽欢”、《浣溪沙》的“苦离家”之“何事”、《阮郎归》的“无穷”之“恨”等等，均为“古之伤心人”言。联系作者之遭遇，其为何伤心，不言而喻，只不过作为一个失掉人身自由的婉约词人，对自己的冤屈不敢，也不惯于明言直陈，自然要借助于“敛眉”、“红泪”等委婉道出。所以秦观恋情词中的“玉楼”女也好，“东邻”也好，多半都是虚构的，作者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相反，真正为之忧伤和焦虑的是“日边清梦断”。“日边”指朝廷。无疑，秦观是为理想的破灭而时时感到有“肠断”之痛。可以说淮海词的“词心”，与作者的“寸心”是相通的，其自谓“风流寸心易感”，并不仅仅是指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风流韵事”，当包括作者对世道人情的敏感及其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对秦观的这种敏感和体验，或者说是对他的“堪恨”、“易感”之事及其多愁善感的艺术个性和特有的艺术手法，历来虽说不无知音，但是误解者却大有人在，有的竟然假借苏轼的口吻，对秦观的名作加以“讥诮”：

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这一记载乍看煞有介事，细绎则漏洞百出。对其中的编造不实之处，笔者在《满庭芳》（山抹微云）的“心解”部分一一做了剖析，兹不赘言。

鉴于苏门师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对《淮海词》中的有关作品应予特别关注。这类词中的代表作包括《千秋岁》、《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踏莎行》等比重很大。后者是为人所稔悉的名篇，但对结拍二句的理解却五花八门，极少贴近原意者，其症结或许是忽略了苏门师友之间的关系所致。苏轼越到后来越发深感这种关系的难能可贵。看来他是读出了此两句的深刻寓意，才把它写在扇面上，以寄托其对门生的万人难赎的哀思，而对其寓意所在，苏轼没有点破，这里试作如是解：曾几何时，“四学士”、“六君子”同在馆阁，紧密围绕在老师周围，如今为什么竟像水落潇湘一般，师友星散，万劫难复！对于写于处州的《千秋岁》，人们不难领略激荡于其中的对同门师友的那颗赤子之心，而一旦读过苏轼、黄庭坚等对此词的合作，不由得不为之潸然泪下。对《如梦令》这首小词，以往关注它的人极少。乍一看，这是一首极平常的春景词，其实寓意深长耐人寻味。10“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谓“桃李”非常贴切，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咀嚼无滓，甚至不易发现“桃李”是一个“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轼之“门墙桃李”，全都因坐党籍，或被贬谪，或归乡隐居，先后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物化吗？

综上所叙，解读和赏析秦观的作品，有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这就是苏门师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读秦词离不开它，读诗亦然。

苏轼不仅自己认为秦观的“新诗说尽万物情”，还屡屡向王安石推荐这位“高邮才子”及其“诗文数十首”，而王安石《回苏子瞻简》则云：“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所谓“说尽万物情”，当主要是着眼于题材内容的广泛性，所谓“清新妩丽”云云，是说秦观早期的诗作就像鲍照和谢灵运的诗那样，宛如出水芙蓉，清新可爱。王安石和苏轼分别是政界和诗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对秦诗的这一评价，无疑带有权威性。

在不少读书人还在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时，秦观不但没有嫌弃“田舍郎”，还一方面把他们的劳动生活赋予诗情画意，另一方面对农民所受官府的盘剥颇为不平，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所以人们对秦观这类诗的代表作《田居四首》等，从思想性方面予以充分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平心而论，秦观的一些风景诗，还是写得很出色的，如《泗州东城晚望》、《春日五首》、《秋日三首》、《游鉴湖》等等，堪称“清新妩丽”，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或许是受到“少游诗似小词”、“格力失之弱”、“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之类的“负面舆论”的影响，到了金代的元好问（号遗山），干脆给秦观戴上了一顶所谓“女郎诗”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帽子。这一“公案”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杜诗详注》卷十四，仇兆鳌注引张说秦观学杜诗“以婉丽得之”，又说“仿杜句而微涉于纤矣”。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有分寸的。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上联是秦观《春日》诗的成句，下联的“山石”云云，是指韩愈《山石》诗的“芭蕉叶大栀子肥”等句，从而借韩诗讥讽秦诗为“女郎诗”。元好问的这一见解是从他的老师王中立那里来的，此说曾受到古人异口同声地反驳，比如袁枚说元遗山讥秦少游云（诗略）:“此论大谬。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香’，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随园诗话》卷五）

秦观的诗多出其词的数倍，其中有半数是所谓“对客挥毫”的即兴诗，不免有率尔之章；另有一部分前人所指出的风格纤细之作，这都是事实。这两类诗单就数量来讲，所占比重较大也是事实。但评价一个作家不能单纯从这种比例着眼，更要看其发展趋向，正是在这方面，秦观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中，写下了不少风格迥异的作品。其中组诗《海康书事》，曾有人不相信是秦观写的，而把它和《雷阳书事》中的两首一起，编入苏轼名下，命名为《雷州八首》。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四九【查注】慎案云：“右五言古诗八首，皆秦少游作也……先生（指苏轼）远谪海外，不应云‘南迁濒海州’。其与子由相遇，同行至雷，仅留月余，一匆匆过客，岂有灌园糊口之事。且计先生过雷渡海，在五六月间。今诗中一则曰：‘篱落秋暑中’，再则曰：‘黄甘（柑）遽如许’，三则曰：‘海康腊己酉’，四则曰：‘东风已如云’，细玩诗意，皆谪居此地，自夏徂秋，背冬涉春，感时记事之辞，断断非东坡作。考之《宋文鉴》第二十卷中所选《海康书事》五首，亦以为秦作，无疑也。八章，施氏原本不载，新刻载续补上卷，今为驳正。”

这一驳正很有必要，它说明秦观晚年诗歌置于苏东坡集中，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这一组诗以及雷州时的《自作挽词》，其题材内容和风格，就更不是什么“女郎诗”了，正如吕本中所说：“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童蒙诗训》）这种12“不同”，既取决于生存条件的变化，更是秦观用血泪乃至生命换来的。

此书所用底本系《宋六十名家词》毛晋本《淮海词》。此本所收秦词八十七首，显系阑入了约十来首不足征信之作。对此笔者又根据唐圭璋《宋词四考·宋词互见考》，将毛本中的《如梦令》（门外绿荫千顷、莺嘴啄花红溜）、《生查子》（眉黛远山长）、《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海棠春》（流莺窗外啼声巧）、《满庭芳》（北苑研膏）、《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菩萨蛮》（金风簌簌惊黄叶）、《虞美人影——他本作“桃源忆故人”》（碧纱影弄东风晓）九首非秦观词；又《全宋词》所称《昭君怨》（隔叶乳鸦声软）系赵长卿词误入《淮海词》者，共十首悉数祛除。又从别本补入《南歌子》（霭霭迷春态）一首。本书共选词五十七首，其余或因内容重复，或因不宜推广者，则作为附录一备案。全书文字不拘于毛晋本而斟酌各本，择善而从，不出校文。

尚需略作说明的是，“集评”不求全，主要选取时贤专著中有参考价值的文字，以免读者翻检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