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拙作话当年

知侠

我于一九五〇年在《山东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铺草》时，还是业余创作，一九五四年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我就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一九五六年我写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在《儿童时代》上连载，后出单行本。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我把建国后写的短篇小说编了个《铺草集》，一九六三年又出版了《沂蒙故事集》。一九六四年打算动手写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这个小说我已酝酿很久。为了充实生活，我又到战争年代生活和战斗过的老根据地，在沂蒙山区住了一个时期。实际上《沂蒙故事集》里的几个短篇，都是我重返老区体验生活的感受，为长篇积累的素材，由于刊物催稿即兴写出来的。当我正要动手写长篇时，领导上提出要我搞两年农村社教运动再写，所以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参加了两期社教，第二期社教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文艺界遭受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从运动一开始，我和其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被划为“文艺黑线”人物，所写的作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摧残。有不少同行被迫害致死，我总算万幸活过来了。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二次获得解放，一度被“四人帮”夺去的笔又回到我的手中。从一九五〇年到六三年的十几年中，我发表的作品近百万字。可是从六四到七六年这十二年间，在我创作上却是一个空白。而这十二年正是我四十八到六十岁之间的年纪，这时候我还年富力强，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有充沛的创作激情，但是“四人帮”却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粉碎“四人帮”后，我又拿起笔来，但手中的笔已感到有点沉重和生疏了，因为我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我不服老，我决心抓紧时间，加快速度把酝酿已久的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写出来。现已完成一部分。我写的这部长篇反映的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和蒋家王朝最后的决战，这是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在世界的东方站起来了。我经历了这个战争，参加了其中的几个重要战役，我有责任把这一光辉年代的战斗生活写出来。

建国已经三十周年了，《文艺报》要我回顾建国以来的创作道路，谈谈创作经验和体会。要谈的话，也只能是从五〇年到六四年这十多年的创作经历了。

我发表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写军事题材、反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生活的。我所以写这方面的作品，这是与我青年时期的战斗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因此，要谈这些作品的写作体会，就得谈一下我在战争中的生活感受。

一九三八年，我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到陕北去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对我以后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一个是我到陕北不久就随抗大一分校深入敌后，到山西太行山去了。第二年的冬天从山西出发，又深入到更深远的敌后方，到山东的沂蒙山区。当我刚到陕北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正在招生，我爱好文学，曾要求到鲁艺学习。组织上不同意，要我随抗大到敌后，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现在看来，我到敌后方倒是好事。因为那时正值抗日初期，我们在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在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军和敌伪顽以及封建地主武装，进行着极尖锐、复杂的斗争。由于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的部队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和各式各样的敌人进行战斗，并取得一个个胜利，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天天扩大，我们的部队由弱变强。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丰富了我，这是从任何学校都学不到的。

第二件事是东迁太行山。我从抗大毕业后又留校继续学习军事。当时华北敌后，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延安总部预见到我们人民的部队要向正规化发展，才能打败敌人。因此，从抗大毕业生中抽出一批人继续学习军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八个月的军事训练，使我了解和掌握了许多军事和作战知识。虽然以后组织上又分配我做其他工作了，但是这一段军事学习，对我的帮助很大，它使我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中能够应付危急情况，带着自己的同志突出重围。《沂蒙山的故事》里风雪之夜，张大娘和向导等段落，就是我的个人经历。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根据地做文化工作，也常写点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由于我懂得军事，给我到火线进行战斗采访以很大的方便，在战地比别的同志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枣庄的战斗中，我曾随突击队进了突破口，《突破口上》就是写我深入火线的一次战地感受。《一次战地采访》是我在淮海战役的采访中遇到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两篇作品表面上看像是虚构的小说，实际上却是我真实生活的写照。

在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我常随游击队和主力部队对敌作战，也参加了保卫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事过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革命群众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带过民工，做过支援前线的工作。因此，我比较熟悉部队的指战员和解放区的翻身农民以及村、区干部，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就成为我的写作对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面对着炽烈的战斗，是勇于进取呢？还是踌躇不前？这是个生活态度问题，也是个革命激情问题。如果在战斗时，你胆小怕死，你就不可能刻画出有着忘我牺牲精神的无畏战士的形象。由于我曾做过军事工作，所以一遇到战斗，我都积极参加，而且愿意到战斗最激烈的火线上去，感受一下战争的脉搏，有时指挥员不让我去，但我还是悄悄地溜上去。一次在火线上我被弹皮削掉的一块木片击倒，额上起了一个大泡。打枣庄我进突破口时几乎踏响了地雷，在淮海战役打灵璧时，我冒着弹雨向火线爬行，跟我的通讯员牺牲了。我所以这样做，是一个思想在指导着我：要了解我军的战斗英雄，光靠战斗结束后，在平静的环境里采访是不够的，最好是在火线上了解他，当他向敌人冲杀、和敌人搏斗时，才能表现出他大无畏的精神面貌和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当然，除了火线上的了解，也还应该熟悉他平日的思想、生活和情趣。

一九四三年，我在山东根据地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大会上采访时，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为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当时正好他们的政委也在省党校学习，这个政委是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去访问了他。我自认为自己懂得军事，而且又自小生长在铁路边上，熟悉铁路上的生活，就动手写一部小说，在《山东文化》上发表了两章，一般的同志读了还认为写得挺热闹。可是不久，我就收到了远在鲁南微山湖边的铁道游击队的来信，信的大意是，他们听说我写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表示感谢，不过，很欢迎我能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我一看信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显然他们对我在《山东文化》发的作品是不满意的，只是在信上没好意思提出批评罢了。我想所写的作品，可能是出了偏差。因为我是通过个别的英雄人物去了解整个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的，在谈的过程中他往往夸大了个人作用，对其他队员的杀敌事迹谈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谈到。因此，铁道游击队才来信约我到他们那里去，以便使我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他们铁道游击队所创造的战斗业绩。当时我在山东东南部的滨海地区，铁道游击队在鲁南西部的津浦铁路两侧活动，到那里去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一些敌据点和敌人的封锁线，但是我还是去了。我和铁道游击队一道活动了一个时间，和他们座谈了他们的整个战斗历程，从陈庄开炭厂起，到他们在铁路线上和敌人进行的几次重要战斗，都详细了解了。我也找他们大队干部和短枪队、长枪队的干部以及老的骨干队员，作了个人访问，了解他们的个性和多年来的个人战绩。在相处中，我感到他们作战勇敢、性格豪爽、待人热情，我敬重他们、热爱他们，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对我无话不谈，我了解了他们作战的特点和秘密活动的奇特的战斗生活。我走遍他们往日战斗过的地方，我也采访过在艰苦的战斗岁月，曾经舍身帮助过他们的铁路两侧和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和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子是难忘的。以后为了进一步补充材料，和铁道游击队的几位主要干部研究较详细的写作提纲，我又第二次到了铁道游击队。如果没有这两次到他们那里去深入生活，我就不可能把《铁道游击队》这部作品写出来。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在战争年代，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自己进行学习、经受锻炼、思想提高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才能正确地分析和理解事物。当我进入战地时，首先要使自己的行动适应战争的环境，在思想感情上要和指战员合拍。我们的战士都是杀敌的勇士，他们最鄙视那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逢到这个时候，作为随军记者的我，在行动上就要特别注意，情况再紧张，也要和指战员一样沉着冷静，不能流露出任何惊慌神情。如果敌方的机枪向你这边射过来，或者有敌人的炮弹在你附近爆炸，假如你担心枪弹会打着自己，不自觉地猛一低头，虽然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动作，可是叫战士们看到，你在他们心目中就会马上失去信任，会认为你是个胆小鬼，而看不起你。战后你向他采访，他也不会和你说知心话。

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地采访”中，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我所在的部队在曹八集消灭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师，然后部队撤到附近的村落。我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得到一个敌人伤员的日记，日记里有不少我们需要的敌人内部的可贵材料。我想再到曹八集战地去找找这个敌伤员，看他身边是否还有这类材料。当时营部给我一匹马，并派一个骑兵随我前去。由于近处的碾庄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可能是营部过于考虑到我的安全，所以两个营级干部骑着马也一道陪我去。淮海战地的白天，由于敌机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我们的部队作战、调动，甚至吃饭、休息都在交通壕里边。当时，在淮海战场上敌我兵力有几十万，但是站在高处瞭望淮海原野，却很少看到人的踪影。只有敌机从早到晚在天空嗡嗡地盘旋，如果看到大路上有人影活动，就俯冲下来扫射。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四匹马在大路上飞奔会扬起一溜尘烟，目标很大，一定会引起敌机的扫射和截击，因此，在出发前，我仰视一下天空的敌机，但我不愿也不能在他们面前流露出一丝胆怯的神情，只以征询的目光望了两个营干部一眼说：“能行么？”两个营干部果敢地说了声：“行！”就跃身上马。我也毫不示弱，笑着说：“走！”也跃上马背，四匹马向原野飞奔而去。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跑出去不远就被敌机发现，敌机就轮番地向我们俯冲扫射。我们的两个营干部，真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他俩利用敌机虽能俯冲，却不能在空中停留的弱点，骑着马时走时停，巧妙地和扫射的敌机进行周旋，最后终于安全地到达曹八集战地。

如果要采访指挥员，就应站到应有的高度，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军队的干部。他们有着高度的政治素质和军事胆略，并有着熟练的指挥艺术，不了解这一切，只用纯战争的观点，甚至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来观察，就不但不能理解他们，甚至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误解。在“突破口上”，我对赵团长就是这样。我原是懂得些军事的，而赵团长又是我抗大军事队的同学，可是，我却对他有个不小的误解。因此，这篇作品实际上是写我深入火线的一次生活感受、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自我批评。事情是这样的：在淮海战场，我所在的纵队围歼灵璧的敌人，四个团从城的四角同时向敌人发动攻势，我随赵团长这个团从城西南角进攻，在战斗过程中才发现，这里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外壕的水既深又宽，城防工事坚固，敌人的兵力部署与火力配备都是很强的。发动总攻后，兄弟部队很快从西北角打开突破口，冲入城内。可是我在的赵团在攻城的战斗中，却受到严重的挫折。三营担任主攻，他们伤亡了将近两个连，还没有打开突破口。指挥部为了整个战局的需要，用电话命令赵团长，要他们的第二梯队借用西北角兄弟部队的突破口进去，沿城墙打到西南角，然后再朝着战前指定的进攻道路，向敌人纵深发展。赵团长认为自己不能开辟进攻道路，现在借用兄弟部队的突破口，这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可是打仗要实事求是，不能由于自己团的行动，影响整个战局，虽然痛苦，也要执行这一命令。在借用突破口的行动之前，赵团长给攻城的三营长通了个电话。三营长一听说要借用别人的突破口，感到很难过，他急切地请求团长允许他再做一次进攻。赵团长当然愿意，就答应了三营长的请求。接着三营长率领着九连和敌人展开一场血战，终于打开了突破口。可是三营长却身负重伤倒了下去。赵团长马上指挥作为二梯队的二营冲上城去，巩固住自己的突破口，并命令一营从突破口进城，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

这时，我正在城外壕沟边的二线，完全沉浸在攻占突破口的兴奋情绪里，感到三营长真不愧为战斗英雄，打算战后，到医院去探望和访问这位英雄营长。当我正在想心事时，看见月光下三营的几十个指战员从突破口那边零零星星地走下来。原来，他们是从外壕的水中泅过去，进攻敌人的，棉衣都湿透了，经寒风一吹，冻得硬邦邦的。我和团政治处王副主任，找到三营副教导员询问战况并进行慰问时，站在我面前的副教导员和战士，冻得像冰棍一样。副教导员想向王副主任打敬礼，可是冻硬的袖子却打不了弯。他们穿着冰衣站在寒风里颤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我敬佩和怜惜这些勇士们，就对王副主任说：“应该让他们去烤烤衣服！”副主任说：“是呀！他们已完成了战斗任务。”便命令他们到二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去，团的留守处在那里，让他们去取取暖，烘烤一下衣服。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当副教导员带着战士，往那个小村子走去时，赵团长向这边大声叱呼着：“是哪一部分？你们往哪里走？站住！”三营的战士们停了下来。赵团长气呼呼地走过来，王副主任说：“这是三营撤下来的人，他们浑身都冻僵了，我让他们到留守处去烤烤火，烘烘衣服。”赵团长说：“不行！不能去烤火！”接着就对三营副教导员下着严厉的命令：“快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突破口下边待命！”赵团长说罢，又匆匆到火线去了。三营副教导员马上把几十个战士集合起来，到团长指定的地方去了。当时，我目睹着赵团长的行为，真有点想不通，我认为三营攻打突破口，伤亡了两个多连，营长负了重伤，剩下的几十个战士，不仅极度疲劳，而且都冻成冰柱，要他们去烤烤衣服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给赵团长提个意见，他对三营过于严酷，太不爱护他的战士了。可是随着战斗的进展，事实证明赵团长这样做是必需的，是我把问题看错了。真正爱护三营战士的不是我，而正是他们的赵团长。原来二营代替三营占领突破口后，两侧的敌人进行多次的反扑，企图夺回和堵住突破口，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当敌人拼全力组织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反扑时，二营防守突破口的兵力已显得十分薄弱，当时，团参谋竟端着机枪也参加了战斗，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三营的这部分战士冲上来，才把敌人最后的反扑粉碎了。我军经过一夜激战，将一师守敌全部歼灭。第二天清晨，我看见三营的战士和一、二营的战士押解着上千的俘虏，走出城去。我想如果三营的战士按我所希望的那样到后方去烤火休息，那么敌人最后的反扑，就不易击退，突破口可能失去，团指挥所也会遭到损失。三营的战士也就不可能那样威武地押解着大批俘虏出城了。我感到自己那种想法，是不切合战斗实际的，我没有从团指挥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赵团长不让遭受严重伤亡的三营战士，怀着低沉的情绪离开阵地，他把他们留在身边，以应战斗的不时之需，同时，使他们目击敌人的被歼灭，怀着胜利的喜悦撤出战斗，这是对三营战士最大的关怀和爱护。因为两次不同的撤出，在战士的情绪和士气上效果是不同的。

从这一事件中，我深刻体会到要到战地去深入生活，一定要使自己的一切想法适应战争的实际，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指战员的思想感情合拍，不然的话，你就是和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你要访问的英雄人物的。

在过去，我的战斗生活是比较丰富的，并有着强烈的写作愿望。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满意，写得比较干巴，不生动、不感人，这是我在长期紧张的战争生活中，既很少看文学作品又缺乏写作实践的结果。在不断的摸索中，我逐渐认识到有了生活，并对生活有较深刻的理解之后，写作技巧，也就是艺术的表现能力，将成为很重要的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才有时间读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给了我许多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文学大师们，有精湛的艺术技巧，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我读了巴金同志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很受感动，小说的内容是写一个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权利的农奴，最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一个小狗身上，可是他连这点微小的精神寄托也被冷酷无情的女主人给毁灭了。我读这篇小说已经二三十年了，但是小说描写的老奴被迫带着他心爱的小狗到河边去把它淹死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因为作者把这个情节写得太细致深刻而感人了。从《木木》我联想到自己写的作品，我描写的都是革命战争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惊心动魄的事迹，可是读起来却不感人，或不太感动人，这是值得深思的。

在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我经常用这样两句话来要求自己：一是要使读者愿意看下去，二是看后能有所感动。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高，但是要做到却并非易事，也够自己努力的了。

首要的是使读者愿意看你的作品，因此，在动笔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广大读者的兴趣爱好和文化水平。象厨师做菜一样，一定要了解顾客的口味。我国的古典小说所以能够代代相传，使人百看不厌，就是它具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我写《铁道游击队》之前，特别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水浒传》，并研究了它的写法。我把《水浒传》拆开，分析了它的结构、人物刻画、情节的安排和语言文字。所以在《铁道游击队》的写作中，我注意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整个故事的发展，我尽可能做到有头有尾，线索显明，避免了拦腰砍进故事的写法，在结构上舍弃了离奇的穿插布局，因为广大的中国读者不习惯，也不乐于接受这种笔法。在人物的刻画上，我没有采取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过多的自然景物的渲染，而把人物放在故事中去表现。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性较强，而且是有起有伏，波浪式发展的。我虽然没有用章回体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写法，但是在每一个章节中，我还是安排了一个小的故事高潮，在语言的运用上，我避免用欧化的词句，却保留了一些鲁南话和铁道游击队兄弟哥们的语言特点。我按上边的一些想法做了。可能少数对文学作品有较高欣赏水平的人不太喜欢，认为粗俗，但是《铁道游击队》却赢得了较广大的读者。写出一本书如果有较多的读者愿意看，无论怎么说，这对作者总是个安慰。

再一点是要使读者看了你的作品，有所感动，首先是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要有所感动。如果你对所写的事物无动于衷，那么，你所写出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我认为好的作品都是有感染力的。我对感染力的理解是：作者为生活中的事务所打动，引起了感情的波澜，产生了写作的愿望，通过他的作品以自己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也受感动。我过去写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在写作之前，这些作品反映的事物，都曾深深地感动过我，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不把它写出来，心里感到不安和难过。当我在战争年月接触了铁道游击队，我就为这些英雄的杀敌事迹所感动，热爱这些人物了。本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就要动笔的，由于解放战争开始而停下来。在紧张的战争年月，我虽然不能用文字写出他们的事迹，但是我经常怀着激情向人们讲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直到把这本书写出来，我的心情才轻松些。

我的其他短篇小说，也往往都是为生活中所涌现出的感人事迹所打动，才写出来的。在解放战争期间，战火燃遍了沂蒙山区，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去支援前线，在一个村边休息。我看见一个老人在村头召开的村民大会上，痛哭流涕地作检讨。原来他为了一把铺草和一个战士争吵起来，可是这个战士在打退蒋介石军队向这一带山区的进攻中牺牲了，老人受到良心的责备，主动要求到大会上检讨，由于极度的悔恨，哭得像泪人一样。我当时很为这一件事所感动，我从老人的泪水中感到了我们军民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谊。以后我就写了短篇小说《铺草》。《红嫂》的写作也是这样。在我们解放区，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当我了解到“红嫂”的事迹后，我很受感动。这个大嫂冒着生命危险，以乳汁抢救伤员的行动，最本质地体现了我们解放区军民的鱼水情。在感动之余，我就创作了《红嫂》这篇小说。我的其他作品如《沂蒙山的故事》《突破口上》和《一支神勇的侦察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有人说我写的《铺草》比《铁道游击队》好，说它有艺术感染力，那么，我就谈谈《铺草》的创作体会吧。

前边说过，生活中的铺草的事实曾感动过我，我在写这篇作品之前，曾向自己提出一个艺术要求，就是在这篇作品中，我要在哪一个情节上去打动读者，这个动人的情节，就是小说的高潮。高点选定了，我就组织自己的笔墨，带着读者向事先部署好的高点攀登。现在谈谈《铺草》的结构和情节的安排：故事从远处响着炮声，部队进村，在一片拥军声中，王大爷和战士张立中为铺草争吵起来开始。第二段是一个班务会和一个家庭会，对争吵双方进行批评教育，两个会上出现了过火的批评，使老大爷和战士都拒不接受。这样写的意图，一则是使矛盾激化并向前发展，再则对于过火批评的申辩，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第三段是转变，我没有用说教的办法，而是安排了两个特定的情节，一个是王大爷家里安置了几个从战地逃下来的难民，控诉蒋介石军队占领他们的村子后烧杀和抢掠的罪行。难民们只带了个包袱和几只老母鸡跑出来，在担心着家里的财物被抢去，房屋被烧掉，没跑出来的亲人遭到杀害。在这种情况下，王大爷觉悟了，他认为如果自己的部队不打退敌人的进攻，他的家将和难民的家一样会遭到浩劫。可是自己却为一把草和解放军战士争吵起来，他感到自己太不应该了，他在悔恨，在难过。另一个情节是伤员从战地运下来，村里的老大娘和姑娘们都热情地来慰问伤员，她们细心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做最可口的饭食给伤员吃，喂面汤、糖水，把煮熟的鸡蛋剥了皮向伤员口中送，像母亲、姊妹一样照顾和安慰伤员。伤员在她们的爱抚下，感动得落泪了。战士张立中看到这种情景，也深受感动，可是想到昨晚为一把铺草，竟和老大爷争吵起来，感到自己对不起老大爷，下决心明天抽时间去找老大爷作检讨。第四大段是写觉悟后的王大爷和张立中都渴望着见面谈谈，放下压在心里的砖头，小说向高潮发展。这里我安排了几个情节：一是王大爷去找张立中，张和战友到山上修工事了，没有见到，再是张立中到王大爷家去检讨，王大爷到外村买麻准备扎担架，没有在家。为了加强高潮的艺术效果，当张立中到王大爷家时，通过大娘、玉英和小明的眼睛，把战士张立中的形象又塑造了一下，写出他的英俊、可亲，使王大爷一家人都很爱他，特别是玉英在燎水时，还悄悄地做了两个荷包鸡蛋，含着爱慕的神情端给战士。张立中临走时，小明拉着战士的手不放，要求张立中打完仗一定再到他们家里来，张立中答应了。接着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军将侵犯这一带山区的蒋介石军队彻底消灭，保卫住这个山区，人民群众一片欢腾。在这样的胜利形势下，王大爷怀着兴奋而欢乐的心情去找张立中，他认为解放军太好了，张立中一定会原谅他，他俩准能谈得很好，他还特地去买了一包纸烟给张立中抽。可是当他到那个班找张立中时，刚从火线上下来的战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告诉他，张立中牺牲了，而且指给他看一挺美式机关枪，说这是张立中在战斗中缴获的。这个消息对王大爷像个晴天霹雳，对读者也将是个震动，这就是高潮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当我越写到战士的可爱处，我心里越感到难过，特别是临分手时，小明依恋地拉着他的手说：打完仗再来啊！我的眼泪不禁涌出来，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他的牺牲在人们心里引起更强烈的反响。

在组织高潮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应该重视。就是要使自己的文笔能够把读者带进你所创造的生活境地中去，使读者感到一切都是真实的，随着故事的进展，读者渐渐热爱了你所刻画的人物，并受着人物的情绪的感染，和主人公一道向高点攀登。如果你不能把读者带进去，读者感到你写得不真实，不愿意看下去，到不了你设置的高点，就谈不到感动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活问题，一个是技巧问题。在我写《铺草》之前，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只有三点是真有其事的：一是战士和老大爷为铺草而争吵，再是战士在保卫这一带山村的战斗中牺牲了，第三点是老大爷怀着悔恨的情绪在村民大会上哭着检讨。除此而外，故事里的其他情节都是我虚构的。虽是虚构，但使读者感到是真实的，这是因为我对战时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了解人民战士和根据地的翻身农民，因此，我可以用我的生活积累来补充和丰富它。这就有可能把读者带进去，并随着作品中的人物向我组织的高点前进，结果完全出于读者意料，从而达到作品所要求的艺术效果。

《铺草》的最后一段是尾声，写王大爷哭着在村民大会上检讨，而后他出发支前去了。这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建国已经三十周年。回想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自己写的作品太少了。当然在这中间，我遭受了“四人帮”十年的迫害，不然也许写的作品会多一些，现在要我说说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体会，也只能谈这么多了。

（选自《山东文学》198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