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尚书》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早期历史记忆，其文本多为立政治国之遗训，所涉内容广博而深刻，在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地理、历法、军事等领域多有原创性的论述，蕴含着以和谐、德治为核心的价值诉求，具有“疏通知远”“长于政”“道事”“广听”等资政垂教功用，堪称华夏文化之渊薮，后世诸学之元典。《尚书》不仅是历代读书人的必修科目，也是历代学者研修的核心内容。他们或训释词语，或考订名物，或考证地理，或疏解文义，孜孜不倦，沉潜典册，对《书》经的形成、训释、流传等学术难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研治《尚书》的专经学问——《尚书》学。
肩负时代使命的历代《尚书》学学者，在其普泛性的施教活动中充分挖掘《尚书》学的本体属性，援《尚书》为史鉴，解《尚书》以赞治，释《尚书》为训诫，授《尚书》为教化，引《尚书》以立论，把其功用发挥到极致，渐次使《尚书》学的一些主张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和普遍风尚。
在春秋战国时代，《尚书》不仅成为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成为诸家引述证说的重要经典，成为百家思想建构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儒、墨两家，言必称尧、舜，《尚书》无疑是其道统、仁政、圣人理想等观念的根基。道家对道术未裂时代的企慕和理想社会的描述，无疑有以《尚书》为核心的上古史的深厚渊源。汉代以《洪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天人感应思想模式成为中国人认知世界的重要理论，今文、古文《尚书》的歧异及其争立官学史实错综复杂，大小夏侯、欧阳及古文诸家则以《尚书》阐释直接介入政治斗争和时代思潮的建构。《孔传》的出现、王学与郑学的论争、南北学的歧异、唐代《尚书正义》集其前《尚书》学之大成、经学取士等一系列学术现象，在形塑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层面，都曾发挥过巨大的功用。
宋儒大开疑辨之风，梅赜本《古文尚书》《孔传》、《书序》及经文之错简讹误成为重要学术问题被提出，《尚书》遂成为各派思想斗争的思想源泉。王安石以《尚书》为代表的“三经新义”建立起杂、刑、名在内的新学，程朱道学、浙学及象山学派也是借解《尚书》来确立其道统、心性论、修养论。南宋后期，蔡沈《书集传》逐渐形成《尚书》学的一统地位，深刻影响着其后的《尚书》学发展。有元一代以朱子经注为科考内容，《尚书》学基本是对蔡沈《书集传》辑录纂注的再解释，此一传统被明清时代所承继。宋代以来，文章学逐渐繁兴，对《尚书》的评点之学逐渐出现。科举的制度化，围绕《尚书》如何选题、如何策论之作大盛。皇家以《尚书》为治政之典，经筵制度一度盛行。
清末以降，甲骨文的发现、现代科学的兴起，传统小学、金石学、学术史、思想史、地理学、天文学等融入《尚书》学研究领域，《尚书》学的研究路径不断拓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检视民族经典的内容，分析经典的现代意义，力求弘扬民族精神，各种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次第展开，《尚书》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也进入快车道，在钱宗武教授的推动下，2010年“国际《尚书》学会”的成立，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尚书》学研究的进程。
目前的《尚书》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借助新材料，《尚书》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孙诒让、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顾颉刚、胡厚宣、于省吾、周秉钧、屈万里、李学勤等学者运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敦煌文献等地下考古材料研究《尚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郭店简、上博简及马王堆帛书征引了《尚书》中的部分语句，清华简保存的是战国时期《书》类文献的原貌，为《尚书》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如《尚书·康诰》之“康”，马融、王肃、孔颖达认为是国名，郑玄、江声、皮锡瑞等学者主张是谥号，两说相持千年之久。清华简《系年》第四章说“（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证明“康叔”“康侯”“康诰”之“康”皆源于康丘，学者将“康”当作谥号，或当作畿内采邑，皆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尚书》学相关问题，成为推进学术创新的重要增长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尚书》学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刘光胜完成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研究》，在此一学术命题中多有创获。
《尚书》学研究的视角、方法日益多元化。从比较学的角度着手研究的，如胡宏哲的《〈尚书〉与〈逸周书〉比较研究》；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陆振慧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理雅各〈尚书〉译本研究》；从思想史角度切入的，如王灿的《〈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等。在众多的研究理路中，将《尚书》学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已经成为《尚书》学研究的主流。本课题组总负责人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子课题成员程兴丽《魏晋南北朝〈尚书〉学研究》、赵晓东《隋唐〈尚书〉学研究》、子课题负责人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宋代〈尚书〉学研究》《元明〈尚书〉学研究》、史振卿《清代〈尚书〉学若干问题研究》、刘德州《晚清〈尚书〉学研究》、江曦《清代〈尚书〉文献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开拓者。
多学科协同创新，是《尚书》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尚书》是中华民族原生态的作品，浸透、充盈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中文学者以西方“纯文学”的观念看待《尚书》，将它解构为写作学、辞章学、修辞学、技法学，但载道、明道、传道是《尚书》学的根本，“艺”不过是彰显“道”体的形式，故《尚书》学研究只有在广义文章学的视域中，对文章性质、功能、构造、写作规律等作全面的阐释，才能充分挖掘《尚书》学的潜在价值。《尚书》文、史、哲三种特质兼备，历史学者偏重《尚书》的史料价值，哲学学者偏重《尚书》的哲理意蕴，其弊端皆是如此。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文、史、哲多学科协同创新，从文献、知识、观念全方位、多层面拓展《尚书》学的研究领域，应是今后学界努力的方向。
就已有具体《尚书》学研究来看，在多个方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尚书》学文献整理领域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尚书》文字汇编。顾颉刚、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按照时代先后顺序，依唐石经分篇，收录汉石经（隶书）、魏石经（古文、篆、隶三体）、唐写本、日本古写本、宋薛季宣《书古文训》本、唐石经（楷体），是目前汇集《尚书》文字资料最齐全的合集。臧克和《尚书文字校诂》主要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从字形结构流变来考释用字；从声韵联系来考察用字；从语法结构来考释用字；从词汇训诂来考释用字；从文史重诂来考释用字。使用新的出土材料，清理《尚书》学史上诸多文字研究公案。由于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文字类型校对工作，为全面反映《尚书》文字在周代金文里的呈现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是《尚书》文本校释。用功最大的当是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该书对今文《尚书》做了详尽的校释、翻译和对各篇重要问题加以讨论，资料翔实，用功精深，为《尚书》众多课题的研究开启了方向。周秉钧《〈尚书〉易解》、屈万里《〈尚书〉集释》、程元敏《〈尚书·周书〉〈牧誓〉〈金縢〉〈洪范〉〈吕刑〉篇义证》，资料翔实，训释切当。钱宗武《尚书》（袁行霈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对于《尚书》语言问题有深入的揭示。目前《尚书》注译本不下二十余种，如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黄怀信《〈尚书〉注训》、王世舜《〈尚书〉译注》等，其中李民、王健《〈尚书〉译注》注释全面，训诂精确到位，为目前学界《尚书》注译方面较为流行的版本。
三是《尚书》著述的标点整理。《尚书正义》标点本有廖名春整理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黄怀信整理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个本子为《尚书》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是花功夫的校本，用校本共十八种，同时吸收了十五家前人尤其是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注疏原文为底本影印，汇校长编则为排印，放在每卷注疏原文之后，对于《尚书》历代重要传本做了精细的校勘，为《尚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尚书注疏校议》则是汇校中的问题的系统梳理，是重要的校勘学成果。姜广辉整理有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钱宗武整理有蔡沈《书集传》，黄怀信还整理有《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覈诂》等古籍，陈抗、盛冬玲整理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今文尚书考证》，何晋整理有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顾宝田、刘连朋整理有王鸣盛《尚书后案》。这些整理本为专书专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尚书》学术史研究领域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通史类，影响最大的是刘起釪《尚书学史》、程元敏《尚书学史》。刘起釪《尚书学史》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尚书》学的基本资料和问题，并揭示出了每个时代的研究特征，为《尚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观念，深有功于《尚书》研究。程元敏《尚书学史》专题与时代融合论述，涉及《尚书》各篇问题的讨论、《尚书》版本要略，及周秦至五代十国《尚书》学论述，以时代为经，学者为纬，关注时代思潮与经典阐释之关联，资料翔实，考辨精审。但宋以来学者之著述缺如，终是有憾。
二是综述类，陈梦家《尚书通论》资料丰富，见解精到，全面而详细，包括“尚书通论”“尚书专论”“尚书讲义”“尚书补述”四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蒋善国《尚书综述》材料翔实，整理有序，考辨精细，对《尚书》研究的重大问题和论争热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是研究《尚书》问题的必备参考书目。刘起釪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对《尚书》源流做了系统的阐述，并运用图表的形式说明了复杂的问题，对《尚书》今文、古文、伪古文之争也作了扼要的清理和分析，对于《尚书》诸多版本历经时代的复杂情况均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是目前研究《尚书》源流和传本比较权威的著作。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其中单列有《尚书》专经论著目录，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
三是断代《尚书》学研究。除本课题组负责人马士远所著《周秦〈尚书〉学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外，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梳理了四十余家《尚书》学的基本观念，注重师承、流派，资料丰富翔实。古国顺《清代〈尚书〉学》讨论了清儒对蔡沈《书集传》的研究、《古文尚书》研究、汉宋兼采的《尚书》学研究、《书序》及单篇研究、《尚书》辑佚与校勘成果。
四是经学史研究中的《尚书》学史。这一类著作为《尚书》专经研究提供了宏观视野，对于如何在五经系统下观照《尚书》学的演变，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经学研究基本书籍的有，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钱基博《经学通志》、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日本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许道勋与徐洪兴《中国经学史》、周予同《经学史论》《中国经学史讲义》《经与经学》、吴雁南《中国经学史》、叶国良《经学通论》、叶存芳《中国经学史大纲》等，可为经学研究提供大量的资料和观念。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揭示了经学与时代思想的互动交融，经学如何成为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根源，又建构着时代的精神，对于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郑杰文主编的《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八卷本）则为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学资料。断代的经学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对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对于经学对时代思潮的影响，台湾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增订本）》《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对于明清时期经学的特色及流变研究，对《尚书》学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学界还有对于经学家的专门研究，如郑玄、王肃、朱熹、王安石、王柏、阮元、蒙文通等经学思想的探讨。从经学通史到断代史再到专人研究，都为《尚书》专经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思想方法上的借鉴。
在专题研究领域包括六个层面：
一是专书专人研究。专人专书研究是《尚书》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未来还需要大力推进。已有成果有：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对朱熹《尚书》学观念加以梳理，涉及对《尚书》的疑辨、对前贤成果的继承、对后代《尚书》研究的影响。对蔡沈《书集传》研究者较多，王春林《〈书集传〉研究与校注》讨论了蔡沈的生平学术、《书集传》的学术背景、解经特色、天命观、心法论、与朱熹《尚书》学异同及对后世的影响。许华峰《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研究》讨论了朱熹与蔡沈《尚书》学异同、《书传辑录纂注》版本体例及编纂经过、引书考辨。许华峰《蔡沈〈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的注经体式与解经特色》论及《书集传》版本、注经体式及特色。许育龙《蔡沈〈书集传〉经典化的历程——宋末至明初的观察》论述了《书集传》成书及社会影响的变化、元明时代经典化的完成。陈明《王船山〈尚书引义〉之德性论与治道思想》讨论了王夫之《尚书引义》中的义理学、人性论、心性论和修养功夫、政治秩序和治道原则、民本思想和政治思想。专书研究为《尚书》学的整体和宏观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在时代思潮观照下的专书研究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尚书》学的时代特性。
二是《尚书》真伪研究。姜广辉《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对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进行了系统检讨，刘人鹏《阎若璩与〈古文尚书〉辨伪：一个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对今古文《尚书》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剖析了其辨伪方法、围绕辨伪的论争及其对清代学风转变的意义。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从《尚书》的文献流传、史地、史实、历法、制度和引文等层面全面检讨了《古文尚书》的辨伪方法。吴福通《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探论了《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由来，包括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考辨、阎若璩与毛奇龄之间的论争、辨伪与清代学术等问题。朱建亮《伪〈古文尚书〉研究》对《尚书》成书年代考辨，对传统辨伪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古文尚书》非伪书，由此探讨了《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并对《尚书》各篇进行评析。
三是《尚书》语言文体研究。钱宗武教授长期致力于《尚书》语言研究，有专著《今文尚书语法研究》《今文尚书句法研究》《今文尚书语言研究》《今文尚书词汇研究》，对今文《尚书》句型句式、语气词进行穷尽性语用分析，归纳该书的句法特点和文献语言句法形态的演变规律，对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尚书》对后世文体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有：朱岩《〈尚书〉语体研究》讨论了《尚书》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尚书》语体特点，语篇与《尚书》语体，单音词、通假字与《尚书》语体，政论语体与叙事语体等。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论述了礼制与文体生成、典谟训诰誓命的文体功能。潘莉《〈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论及三代礼制与《尚书》记言性质、西周礼制与文体生成、《尚书》中的文体（典、谟、训、诰、誓、命、贡、范、刑、箴、盟、谚、辞、册命）以及《尚书》对后世文体的影响。
四是出土文献与《尚书》学研究。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指出，《古文尚书》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廖名春《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篇与〈尚书〉》认为“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尚书》，《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晁福林《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认为郭店楚简《缁衣》篇称引《吕刑》三处，表明《吕刑》初始文本出现肯定在郭店楚简的时代之前，或当在春秋至战国初期。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把《尚书》八诰和古文字资料结合起来，探讨《尚书》学与周初历史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据实说理，信而有证，提出了很多异于旧说的新观点。该书的主要特色是把文献资料和出土古文字资料充分地结合起来，具有较高的价值。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分为上、中、下三编，其中上编“辨伪篇”强调《古文尚书》晚出，重新肯定清人的辨伪成果。
五是《尚书》思想研究。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从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两个方面切入，论述《尚书》的哲学思想（孚、中、无为和天道观）、政治伦理（礼、德、民本、法先王、法制、孝悌、修养观）及周、召二公思想的分歧与斗争，是较为深刻展现《尚书》思想的研究专著。王灿《〈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分先秦文化背景、华夏历史意识、天人历史观、历史变动思想、历史功用思想等方面，对《尚书》的史学价值做了比较全面的发掘。黄复山《汉代〈尚书〉谶纬学述》论述了汉代谶纬学流衍、《尚书纬》星历及帝王论等内容考辨、《尚书纬》篇目及体例拟测，以及学术价值评析。蒋秋华《宋人〈洪范〉学》从字义训释、图书象数、疑改经文，以及《洪范》与理学关系等方面深入论述了《洪范》学在宋代的演变。张兵《〈洪范〉诠释研究》梳理了从汉至清《洪范》学的演变及各时代的阐释特色。
六是域外《尚书》学研究。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以图表的形式，对《尚书》诸多版本历经时代的复杂情况及流变做系统考论，其《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枚举日本所存《尚书》写本、刊本及日本学者的《尚书》著作，较为系统地梳理日本《尚书》学的流变。作为域外专经之学的研究，是书具有开拓性。白川静《尚书札记》分十二章共二十余万字，涉及《诗》《书》传承、神话与经典、遗命之礼等诸多内容，其对《尚书》学的方法的强调，颇值得关注。瑞典学者高平汉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汉学家，陈远止《〈书经〉高平汉注释校正》收录高平汉对《尚书》的注释九百余条，考证有据，较有参考价值。陆振慧《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理雅各〈尚书〉译本研究》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研究《尚书》的不同译本。
《尚书》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学术的致用性。《尚书》学传统中的核心理念及其相关史事有资于当下及未来之治道，《尚书》学研究中的核心方法及其本体论思维亦有资于当下及未来儒家经学研究之术道。虽然《尚书》学通论或通史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现了几部重要的专论成果，但这些成果多是围绕着《尚书》学中的学术纠纷展开，或陷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而缺乏理论深度和宏观分析，或满足于宏观分析、议论，因缺乏文献系统性和个案研究而显得空疏。
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虽然学界渐次在《尚书》学文献整理、《尚书》学史、断代《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研究、《尚书》文体研究、《尚书》语言词汇研究、《尚书》类出土文献综合研究、《尚书》注疏研究等领域开展攻关，但因传统学术被分割到不同学科中，研究者惯于从自身的学科训练出发，对历代《尚书》学所具有的丰富内容进行剪裁、切割、取舍，往往是见其一端而难睹全貌，一些宏观、全面性的《尚书》学研究命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对《尚书》学发展的整体认识、了解也不够深入，不能以科学史观为指导并将文献与义理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尚书》学研究中的最大障碍，也是《尚书》学界需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因此，在充分消化、吸收已有《尚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文献、知识及观念三个层面，撰写一套多卷本的《〈尚书〉学研究》，实现文献学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融汇，义理与考据、通经与致用的贯通，就显得十分必要。
《尚书》在中国治政伦理、文体学、文艺学、历史学、小学等领域曾经发挥过至深至远的影响，对《尚书》学专题的深入研究，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以及具有时代超越性和普适性的思想观念，可为中华文化复兴、“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提供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和思想基础。本课题研究旨在建构完整的《尚书》学体系，揭示《尚书》学的观念体系和思维特征，论述《尚书》学与时代思潮建构的关系，为文化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推进《古文尚书》真伪考辨研究。宋代以来，辨伪成为《尚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尚书》辨伪包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大小《书序》及《孔传》四部分的内容。由于学界大部分学者认可《今文尚书》为真，因此《古文尚书》便成为辨伪的重点所在。明清时期，由于梅鷟、阎若璩、惠栋等学者的努力，“《古文尚书》伪书”说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纷纷为《古文尚书》翻案，或从《墨子》引《书》的角度，认为梅赜并没有抄袭文句以造作《古文尚书》，或对阎若璩的辨伪方法逐条反驳，主张对《古文尚书》指控茫昧无稽，是不成立的。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其中《尚书》类文献二十余篇，有的是今文《尚书》篇目，如《金縢》，有的是见于孔壁古文或百篇《书序》，如《尹诰》《傅说之命》。还有一些是今古文都没有的，如《厚父》《封许之命》。以清华简为主要抓手，同时结合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来推进《古文尚书》问题的研究，是本课题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是以“学案”体例，建立体系完整的《尚书》学专经谱系。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只是梳理了有宋一代《尚书》学师承、流派情况，从先秦至近现代，学界尚未有以“学案”体例全面梳理《尚书》学传承、发展谱系的专著成果。本课题拟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分周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现当代四个阶段，对历史上有贡献的《尚书》学专家及流派进行翔实地梳理，撰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案，以此建立清晰的《尚书》学传承谱系。诸如以下内容都在“《尚书》学案”涉猎范围：先秦诸子以对《尚书》的诠释来建立自己的学说，诸家圣人理想、社会理想、治道观念氤氲而生，诸家对《尚书》的吸纳程度各不尽同，传本亦别。汉代今、古文《尚书》传承谱系，今古文文本、阐释差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借助《洪范》产生而又直接成为解释《尚书》的思想源泉。郑（玄）学、王（肃）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直到《尚书正义》建立起一统，《尚书》文本由多本向定本的成型，由今、古文论争到伪古文一统，由隶古定到正书的演变轨迹。宋代义理解《书》成为主导，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浙东史学等各派以解经立说，再到蔡沈《书集传》成为一统。自此疑辨之风兴起，《古文尚书》逐渐受到质疑，辨伪成为《尚书》学研究的重要一域。文字声韵之学的兴起，亦深度影响了《尚书》学，文字训解、音韵通假成为《尚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代学术思想的兴起，历史学、哲学、思想、政治学、语言学、法学、地理学、土壤学、天文学等多门类知识融入，为《尚书》学研究开启了新路径。总之，“《尚书》学案”的撰写，旨在为学界提供准确了解专经《尚书》研究的资料和认识经典《尚书》传播的路径，以及当下和未来开拓创新的可能。
三是原始返终，对《尚书》名物、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尚书》中记载有大量名物、制度，如《洪范》篇气象类名物雨、旸、燠、寒、风，《禹贡》所记纳贡所经水路、陆路的地名、水名，《尧典》《舜典》所涉巡守制度、命官制度、朝觐礼仪，《周书》中的三公制、寮官制、保傅制、册命制等。这些名物、制度主要集中在天文、地理领域，是考察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制度文明等可以凭借的重要资源。学界至今尚未有从名物、制度切入《尚书》学研究的专著成果。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字音、字形、字义入手，分辨物正名、探究物源两个层面进行训诂考证，以求揭示名物、制度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内涵。对《尚书》名物、制度进行科学分类，名物大致可分为天文、地理两大类，其下又可分为自然地理类、历史地理类、人文地理类、交通地理类、疆域地理类、地质地理类。制度大致分为职官类、巡守朝觐贡赋类、刑法类、军事类、丧祭类等。在分类的基础之上，归纳不同专题名物、制度的特征。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合理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从名物、制度的具体内涵到科学分类，再到系统建构，本课题力图借名物、制度的系统梳理，还原上古时期人们在天文、地理及制度方面的知识结构，真实再现当时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自然和价值观念。
四是推动“纯文学”向“文章学”研究路径的转变。《尚书》是中国文章学的起始之作，整体的记言体式成为叙事文体的一大门类，历代皆有记言之作，“君举必书”，我们依然保存着大量历代帝王之册命敕诰。《尚书》中说话者由于针对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其所言说的方式呈现为不同的语气、语言特色和组织形式，这些特色由于《尚书》作为贵族教育文本而逐渐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孕育了后世遵循的重要文体和文章法则，典、谟、训、诰、誓、命成为《尚书》六体，或有追为十体，《文心雕龙》则追溯了诗、议、对、奏、启、章、表、诏、策、檄、移等十余种文体，“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宗经》）。“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史传》）“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檄移》）“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章表》）“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诏策》）“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诏策》）《尚书》对中国文体学有深远影响。《尚书》记言而杂方言俗语，佶屈聱牙，又成为古奥简直文风的典范，也是规范后世浮华文风的重要资源，刘勰说：“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尚书》对中国文章学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探讨文体、语体、文章风格生成的动因，语言表达效果如何呈现。而目前学界多从“纯文学”角度理解《尚书》学，只追求文章的写作技巧与审美愉悦，重感情、重形象、重抒情、重语言、重艺术技巧分析，将文章学狭隘地理解为写作学、辞章学、修辞学、技法学，陷入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分的误区。《尚书》是“言志”的典范，“文以载道”是其本质的属性与特征。广义的文章学注重文章性质、功能、构造、写作规律等全面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纯文学”狭隘的研究视野。具体到《尚书》而言，只有从广义文章学的视域展开考察，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及民族文章特色。本课题拟在广义文章学的视野下，从文道论、文体论、文法论等不同层面切入《尚书》学研究，实现由“纯文学”向传统文章学研究方法的转向。
五是揭示《尚书》学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关联，构建专经之学的研究范式。《尚书》与中国政治哲学关系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本课题力图在此领域有所突破。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治道之学的《尚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对中国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教育政治等多领域如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恰是本课题拟解决的重要命题。梳理《尚书》学的观念系统，可以清晰地了解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了解经典对于塑造民族精神的根源性作用，无疑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传统文化的复兴、农村的振兴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六是梳理历代《尚书》重要文献著述，结辑出版，为“《尚书》学研究”中的上述五个专项研究提供基本翔实的文献支撑。论从史出，是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理路。无论是《尚书》学案、《尚书》名物制度研究，还是文章学视域中的《尚书》学研究、《尚书》核心价值观研究，以及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都离不开历史上逐渐累积起来的《尚书》著述类文献。
《尚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书中所载圣君贤相的嘉谟善诰确立了“王道政治”的根基，让贤的禅让制度，诸侯德让、君臣熙和的理想社会图景，确立了君王公天下的情怀和多元文化共处互惠的政治图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勤政爱民、明德慎罚，君臣师友，孕育着民本政治理想。让位以贤，任人唯德，《尚书》以德范位的诉求直接规约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和对君王的道德约束，以及对于专制暴政的拒斥。尧、舜、禹公天下，到汤武革命的家天下，再到桀纣专制暴政，《尚书》揭示了三种政治模式，由此而确立起“圣王政治”的政治哲学，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国”。“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是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评判的重要价值标准，《尚书》导其源。
科举时代，《尚书》成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禹贡》对中国行政区域的划分设计及历史地理学之影响，《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尚书》之于中国文化诸单元的形成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尚书》作为一种历史镜鉴，不仅有对于宏大历史的观照，其中所载的嘉言懿行也是塑造个体的重要文化资源，规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尚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取法圣贤、优入圣域成为历代士大夫追求的高标，圣人理想成为历代士民塑造自己精神世界的范式，由此规范了中华民族个体和群体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宗旨。舜以孝克协于家，进而协和天下，由修身而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士民突破小我而建构大我的基本路径。汤武吊民伐罪，替天行道，道德成为征伐暴政的根本理据。历圣仁民爱物而有天下，桀纣暴虐、太康畋游而失国，伊尹、周公不避嫌疑之忠诚，三监以私乱国乱家，《尚书》中贤而受任、凶顽伏诛的历史典型，无疑成为塑造中华伦理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尚书》中大量道德概念的提出，如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舜“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尧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典》），夔教胄子以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典》），皋陶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这表明了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很多道德条目一直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准则，伦理道德的意义在历史中以圣贤和奸邪不同人生结局的鲜明对比得以彰显，历史成为伦理建设的重要思想。这些道德条目如何得以传播发扬，诸子百家如何借资于《尚书》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伦理体系的建构，本课题将竭力探索这一课题，为民族重建当代核心价值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民族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形式的存在，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些经典文献是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使经学最终具备了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地位。《尚书》学研究是探究中国道德文化、思想文化、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了解传统，开拓未来，《尚书》学的研究有助于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总之，“《尚书》学研究”旨在探讨《尚书》学的核心问题，探究基于《尚书》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文章学等中国特色的人文科学理论建构的可能，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民族的文化，建立文化认同，把握话语权。梳理《尚书》学清晰的传承谱系，厘清各个时代经典阐释的独特方法，由此展现经典解释与时代思潮的互渗互融，渗透到历史文化的深处，体察自身文化的特色，使经学家、经学著作、经学事件成为洞察时代精神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史实罗列，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范式的建立，将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产生新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和范例。
本课题内含的总体问题为：构建起一个以文献、知识、观念三个层面为核心的《尚书》学专经研究体系，为《尚书》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按照研究对象的特点，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尚书》学案，《尚书》名物制度研究，文章学视域中的《尚书》学研究，《尚书》核心价值观研究，外加历代重要“《尚书》文献选辑”（五辑）的整理。
择取上述六个子课题绝非偶然，而是出于深化学术研究的需要。作为一门传统的专经学问，《尚书》学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尚书》注释、《尚书》辨伪、《尚书》学史等以文献整理与考辨为主的层面，比较而言，在知识体系梳理和观念诠释传承两个层面的研究明显存在不足，仅有的少数成果亦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宏通性。就是仅在文献整理考辨层面来看，也还存在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研究空间。《尚书》学文献包括两类，一类是《尚书》文本文献，另一类是传承《尚书》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文献。首先，《尚书》学研究须从《尚书》文本文献的真伪考辨入手，故本课题列“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为第一个子课题。《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历来是学术史上的悬案，近年不断有相关简帛出土，特别是“清华简”里有二十余篇《尚书》类文献，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其次，文献整理是《尚书》学研究的基础，除《尚书》文本文献考辨外，《尚书》传承过程中派生出的《尚书》学史文献也非常重要，故本课题列“《尚书》学案”为第二个子课题。《尚书》学案，舍弃源自西方的“学术史”体例，而是采用中国古老的“学案体”，貌似舍新求旧，实则更具针对性，目的是改变目前学术史写作过分强调学理而往往流于枯燥的弊端，旨在回归中国“知人论世”的学术传统，试图在学术性和人文性之间取得平衡，在学术著述中见人、见事、见智、见史、见世。
《尚书》系上古元典，其文本所涉名物、制度属于中华文明史上具有肇始性质的知识体系，对后世名物、制度的影响是根源性的，而且其内涵把握起来难度非常大，综观《尚书》学诸成果，虽有零星的文章或著述片段对部分《尚书》名物制度予以研究，但尚未有系统化研究成果出现，故有必要对《尚书》中的名物、制度进行详细考证、分类，加以系统化梳理，此为本课题设置第三个子课题“《尚书》名物制度研究”的原因。
《尚书》是中国文章的鼻祖，属于中华文统的起点之一，其文章学意义不仅直接影响到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而且后世科举考试、日常写作也多视其为圭臬，历代文章理论类专著中分析《尚书》叙事技巧的例证多不胜数，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无系统总结《尚书》文法及其对历代文章学影响的研究专著，有鉴于此，本课题的第四个子课题列为“文章学视域中的《尚书》学研究”。
《尚书》是上古中华治政元典，更是中国政统、道统的起点。《尚书》的价值观体系不仅深刻地影响历代帝王、官吏、士子，而且还广泛流布到民间，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故第五个子课题列为“《尚书》核心价值观研究”。本子课题意在考察《尚书》有哪些重要的价值观，在历史长河中又是如何助长中国人的价值伦理、信仰，继而生成中国人的生存意义。
本课题的核心研究目标定位于以下两点：
一是梳理历代《尚书》学家、《尚书》著述和《尚书》学事件，构建系统科学的“《尚书》学案”撰写模式。除了“《尚书》文献选辑”支撑本课题研究之外，“《尚书》学案”亦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这一部分虽然寻检方便，但文献量特别大，拾遗补缺难度大。首先，很多学者的生平缺乏明晰的史料记载，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翻阅家谱、地方志、别集等文献，考证工作浩繁，如宋代东阳陈大猷与都昌陈大猷，其生平学术及学派归属史料有混淆不清之处，宋代薛肇明与薛季宣的《尚书》学资料容易弄混。大量《尚书》学著作仅有极少部分有整理本，对于大量未整理本需要做大量考订工作，梳理其版本情况，提炼其学术价值，如王樵《尚书日记》初稿与定本差别巨大，定本融入其《书帷别记》的内容。又如汤显祖《玉茗堂书经讲义》，现仅存孤本；仅部分传世文献目录学著作有“提要”可供参考，还有大量的《尚书》学文献需要课题组成员去研读评判。汉代今古文《尚书》的论争、郑玄与王肃的论争、围绕蔡沈《书集传》的论争、围绕伪《古文尚书》的论争，这些作为《尚书》核心事件的资料需要汇集考辨。“《尚书》学案”是《尚书》学资料汇编，同时也是研究模式的探讨，旧有的学案方式，以宗主为核心串联学者，有较大影响者独立为宗主，学者之下汇其著述摘录。这一模式如何处理转益多师的学者，如何有效摘录学者话语体现其精神气质和学术精神，宗主与有联系的学者之间如何构成一个时代的学术脉络，学者与时代的关联等诸多问题，都应得到合理的处理。新学案又如何避免写成人物传记式的学术史体例？本课题“学案”的写作理论探索也可为学界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思考。
二是提炼《尚书》学中的理论观念，理解民族理论阐释的方式与特色。《尚书》学的理论观念，学界已有初步研究，各个课题都需要深化。《尚书》阐释中的思想观念，学者虽已有所钩稽，但远未齐备。如刘起釪《尚书学史》、程元敏《尚书学史》等著作对各时代的思潮与《尚书》阐释之间的渗透交融有大致的勾勒，但系统疏通学术史，深度考察《尚书》阐释中的理论问题则需要花大功夫。《尚书》蕴含什么样的政教伦理，这些观念如何构成统治集团的治政理念，又以什么方式世代传承，在什么层面上对现实政治产生作用，对于传统社会的治政模式有何影响？《尚书》中的伦理系统如何成为中国人伦理学的根源，对于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各学派伦理观念的形成具有如何的创生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的梳理研究都具有发生学的意义。文章写作的范例与经典的传播和学习相关，经典的典范性在历代的传播中对受学者影响是巨大的，《尚书》记言体史料，原本是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发出的言诰，但句式长短、结构设计、逻辑推演等不同的言说方式、说话者不同的语气和情感，类似文诰汇聚在一起自然有了相同的特性，逐渐被人效仿摹写，文体就应运而生，与之相应的不同文体就有了不同文风、修辞、结构等问题，实用言诰的不同形式逐渐转化为书写时代的写作范例。《尚书》六体：典、谟、训、诰、誓、命，成为官方文诰的重要体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文体又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演化，训、诰、誓、命这些原本具有与神灵沟通的宗教性质的文体，逐渐转化为上诰下的言说，典载大事而逐渐流衍为正史之本纪，谟、诰启迪了历代会要、诰敕的汇编，誓开启后世之檄文，章、表、奏、策等文体皆可溯源于《尚书》。“言志”对中国文学观念、艺术价值的规范作用，需要深入发掘提炼。《尚书》对于文章学的发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历代《尚书》学家的著述由于种种原因散失严重，辑佚不是简单的资料收集，还涉及资料的处理，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比如清人对今古文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在文献辑佚中应当对辑佚学方法理论进行反思、建构和完善。《尚书》辨伪，又涉及辨伪的基本理论，在《尚书》辨伪中把握反思辨伪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
研究内容决定研究的思路、视角和路径。“《尚书》学研究”由文献整理考辨、知识体系梳理和观念诠释传承三部分内容构成，文献整理、考辨以“历史真实”为根本，知识体系梳理以“全面系统”为目标，观念诠释、传承以“综合利用”为旨归。故本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及其学理依据、科学性和可行性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遵循考据、义理和辞章并重的研究思路。从课题设置的内在学理上，遵循了立足文献来考察、研究学术问题的研究路数，体现出从理性实证到理论思辨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具体来说，子课题一是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对的视角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进行考辨，对考据功夫有很高的要求，涉及大量文献学知识；子课题二是对《尚书》在历史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涉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相关知识；子课题三是对《尚书》文本中的名物、制度进行体系化阐释，所涉内容多，有些甚至属于绝学研究范畴，亦需要较高的文献考据功夫。子课题四是对《尚书》作为文章之祖所具有的基本辞章特性进行义理方面的剖析，包括文源论、文法论、文用论等，并详细梳理其对后世中国文章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需要对文章学乃至语言文学等问题有精准的理论把握，这就涉及了传统文化研究所强调的辞章和义理两个层面的研究。子课题五是对《尚书》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历史功用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对价值哲学乃至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学、生活哲学等问题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这主要涉及到义理研究。考据、义理、辞章并重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重视研究目标设置的价值追问。课题以正确阐释《尚书》精义及探讨《尚书》学与中国道统、政统、文统之间的关系为抓手，把《尚书》所涉及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名物制度、文章学、价值论以及经学史的研究熔为一炉，这就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尚书》学的根源性影响，也就为新时期《尚书》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为新时代建构完整的《尚书》学体系打开了思路。完全可以说，基于价值追问的学术价值判断，是本课题确立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的学理根基。正是因为这一点，本课题选取了《古文尚书》真伪、《尚书》学案、《尚书》名物制度、《尚书》文章学、《尚书》核心价值观为研究范畴，而对常规的语言学、文体学、诠释学、编纂学、传播学等《尚书》学研究内容并无研究计划，其目的正在于凸显《尚书》所具有的统系“祖型”历史地位和基于深层次影响等方面的巨大文化成就。
三是以建构中国气派的元典诠释学为目标，内化为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理支撑，以此提升课题研究的学术境界和学术高度。本课题对中华治政元典《尚书》文本及《尚书》学史料的呈现状态、生成路径等进行研究，探寻其生成规律、传播规律、表现形态和留存方式等；探讨《尚书》的文章学意义、《尚书》的名物制度体系、《尚书》核心价值观的表现范式和范型等；对《尚书》学所内蕴的文献进行整理考辨，对其内含的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对其凸显的义理进行诠释传承，从而在诠释学层面上，探讨中西方哲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哲学命题——元典诠释学的话语体系异同，在理论层面上对中国传统经典注疏与西方经典诠释两种模式进行融通互化，文章学、名物制度、“学案”体等凸显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坚守，对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而《尚书》核心价值观则是对西学中用的学术贯通式的尝试与坚守传统研究模式的有益补充，整体性深化、推进了中华元典诠释学模式的探索。上述研究思路，表征着本课题研究的学术高度和学术境界。
四是课题采取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尤其注重哲学、史学、文学层面的贯通探索，打破学科界线，在史实的考论中实现理论的突破。研究思路取决于研究对象，《尚书》辨伪学和“《尚书》学案”以翔实的原始材料为依托，尽可能将史料的整理与对学术文化演变的理论思考分析结合起来，文献学是最基本的方法。在名物学、文章学、核心价值观研究中重理论探讨，涉及历史学、文艺学、伦理学、政治学，体现的是现象描述与规律揭示相表里的研究原则，主要采用宏微观并重、点面结合、考论相济的研究思路。
本课题研究问题拟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技术路线包括：
一是采用历史、辩证、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坚持以发展的、动态的、联系的研究思想来对待研究对象，警惕孤立地、割裂地、静止地研究问题，要突出中华元典研究的历史根源性，重视其学理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而以历史逻辑为主的特征。本课题有关文献真伪考辨、学术编年、学案资料梳理、文章学专题研究、名物制度专题研究、核心价值观专题研究，均需以上述“三个相统一”为指导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要警惕历史上一些《尚书》诠释学文本中存在的历史空想主义以及各种主观臆断、各种概念的偷换等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方式的负面影响，历史上的经学家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他们在表述问题、构建体系、诠解经典文本时，往往存在不顾因果而强为臆说、割裂文献而自作新说甚至误用文献说理等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尚书》学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时，善于甄别，小心使用。
二是采用定量、定位和定性并重的研究手段。中华元典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同样需要满足现代意义上科学研究的必备前提：其一，准备研究的学术问题必须是客观的、实在的、恒定的历史存在；其二，此问题应有确定的时间、空间、数量、范围等规定性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如果不能满足上述两个前提，那么，所研究的课题要么是伪命题，要么是无法研究的“问题”，后续研究将毫无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本课题明确辨析了《尚书》学是客观、恒定、实在的历史存在，同时界定了课题研究的时空，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尚书》的学问都在考察范围内，框定了《尚书》学研究具体内容的三个层面五个子课题，即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尚书》学案”两个以文献整理考辨为核心层面的基础上，画出了两条纵横交错的轴线，先对《尚书》知识体系维度（主要是名物、制度两种知识体系）做纵横双向度的系统勾勒，再对《尚书》文章学、核心价值观维度做时空流布的精准剖析，双线互动，最终实现对《尚书》学的多维透视。可见，本课题研究符合定量、定位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现代科学研究要求。
三是采用理性实证、义理思辨、理论建构并行的技术路线。本课题的前两个子课题以及“《尚书》文献选辑”部分属于文献整理范畴，在具体文献研究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字校勘、文献真伪考察以及文献传播系统梳理等方面，其遵循原则在于求真求实，强调的是理性实证。第三个子课题《尚书》名物制度研究，虽然归属于知识体系梳理范畴，但其具体研究路径也依托文献的集成与考辨，同样也遵循求真求实的理性实证原则。本课题的第四、五子课题，则属于在使用经过确认的真实历史文献基础上的“问题”研究，涉及《尚书》文章观及其对后世文章学生成、发展嬗变的影响，《尚书》核心价值观的文义表达、语义潜转及其在后世如何成为民族品格的核心表征等问题的研究，其遵循的原则在于求用，强调的是义理思辨。正是由理性实证层面到义理思辨层面的推进，共同形成了本课题的理论建构。采用这种理性实证、义理思辨、理论建构并行的技术路线，符合本课题研究对象所具备的基本特征，既具有恰切的适应性，又具有很好的可行性。
四是坚持以研究焦点问题、关键问题、理论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理念。本课题始终将精力集中在焦点问题、关键问题和理论问题三个层面上。《尚书》真伪问题是长期困扰《尚书》学界的焦点问题，幸运的是，地不爱宝，清华简中有二十余篇《尚书》类的文献面世，这些属于周秦时期的出土文献为我们解决《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整理历代《尚书》学案中相关学者的学术地位提供了公允的评判视角。以“学案”来梳理《尚书》学的历史嬗变，以之为解决后面的理论问题提供系统完整的资料基础，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所在。“《尚书》学案”将为学界提供一个系统的以历代《尚书》学家、《尚书》学著述、《尚书》学事件等为主体的专经“学案”体系，研究内容虽属于基础性工作，但涉及的史料非常丰富，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攻关。《尚书》文本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文章观是如何发生或形成的，以及《尚书》学对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文章学的建构如何形成影响，又如何规范着古代中国文统、政统、道统的走向，显然这些都属于本课题的理论建构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制高点。
总之，本课题绝非是传统式的就经学论经学的研究，而是在多学科的交叉视野中立体地考察《尚书》学。本课题研究内容丰富，课题组将打破学科壁垒，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来确定学科视野和具体研究方法，有时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在总体上涉及文献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思想史、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化传播学、现代信息学等多个领域。比如《尚书》对历代治政伦理的规范，对于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的生成，对于中国历史哲学、伦理学的建构，《尚书》阐释对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推进，《尚书》版本的流变、今古文之争、伪古文之争对于文献学的发展，这些有关《尚书》学的课题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来看，“《尚书》学案”以及对《尚书》学义理的阐释，需要运用文学、小学、阐释学、分析哲学等方法，而对《尚书》名物制度、真伪考辨、文章学、价值观的考察，则离不开对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审视。本课题第一次把“《尚书》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重要的学术命题提出来，并且从文献、知识、观念三个不同体系予以观照，此前学术界从来无人对《尚书》学做过全面大规模的系统研究，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不仅如此，在多个子课题选题方面也分别有所突破。如第一次通过“学案”体例进行大规模的《尚书》学术史文献梳理，完成第一部“《尚书》学案”专著，以此展示《尚书》知识、观念和文献三体系的生成发展历程、社会功能的动态发展过程，必将极大地推进传统经典专题文献整理的思维视野和研究途径。第一次从名物、制度视角对《尚书》知识体系及其历史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完成第一部“《尚书》名物制度研究”，借此科学呈现《尚书》名物制度体系的内在构成、外在形态、话语表述类型、文化功能层次、古为今用转换契合点等内容。第一次系统梳理历代重要《尚书》类著述文献，约三百余部，分五辑结集出版，借此为《尚书》学界、经学研究者提供一套容量庞大的《尚书》学文献集成。第一次深层次地揭示《尚书》的文章学意义及其与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古代文章学所具有的政教特质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纠正以往过于偏向“纯文学”的研究取向。第一次从价值论视角对《尚书》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何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嬗变进行系统审视，完成第一部“《尚书》核心价值观研究”，以此推动转化其核心价值观的精华内容，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资源，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马士远
庚子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