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域外汉籍研究是最近十余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学科。我于2003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式进入这片广阔的学术天地，并且选择了研究基础最为薄弱的越南汉籍，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从20世纪汉文化圈各国的研究成果来看，越南汉籍研究虽然发展远远落后于日韩汉籍的研究，但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而言，曾经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文学文献的编译、汉喃文献目录的编撰等方面取得了成绩，并形成了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从研究对象来说，历史典籍和小说文献是受到汉文化圈各国普遍重视的两个研究重心。第二，从研究群体来说，以历史研究人员为主体，河南高校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80至90年代开展越南古籍研究的科研重镇。第三，从研究方向来说，版本研究和对新资料的搜集是越南学者最具本土优势和富有成效的工作方向。[1]

具体来说，有两项重要的文献学成果对越南汉籍研究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

一是，1987年由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以及1992年由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均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两辑共收录了三十七种小说，这部丛刊的校勘较为精审，每个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作品解题，介绍作者生平、作品内容、流传经过、现存版本等，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也正是由于这部丛刊的出版，为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使得小说研究成为越南汉文学关注度最高、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

二是，2002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了由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这部书是在对越文版《越南汉喃遗产目录》进行译校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并由王小盾先生率领团队亲自前往河内对之做详细的补充、核实。此书著录了越南所遗存的近六千种古籍，按照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五十类、六十目，书中提要对每宗文献的名称、作者、编印者、成书年代、刊印时间、版本、序跋、基本内容、抄写或编印方式做了相应的介绍。《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汉喃文献著录最全面、体例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两年后，越南学者陈义将其主编的《越南汉喃遗产目录补遗》翻译成汉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编》（以下简称《补编》）的名义出版。《补编》著录了越南汉喃研究院陆续从越南中北部二十余省级所属各村庄发现的汉喃文地方文献，以反映越南基层社会生活的经济档案和文书为主，包括411册神敕、568册神迹、647册俗例、526册地簿、21册古纸、107册社志。《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编》的出版，使得学术界对越南目录所存的各类文献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总体认识，能够具备一些条件，从原来注重微观的个案研究，转为宏观上的总体观照。在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之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这篇论文从传播流布、抄写刊印、记录分类、文献特色等方面对越南古籍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考察了中越书籍交流的途径、规模以及影响其发展的文化因素；揭示了越南古籍的刊刻系统、版刻特色、刊印重心；总结了越南古籍目录的编撰特点和分类特点；分析了越南汉籍产生的基本途径，以及越南本土书面典籍——喃文典籍产生的根本因素。同时也对越南使节文献做了专题探讨，阐发了越南汉文学作为雅言、作为中越两国文学交流纽带的意义。

2007年7月，《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作为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的一种，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我正式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教学工作。出于对研究生教学的需要，我特别关注越南的古代文学、文献以及两种汉文学——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越南的汉文学的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首先，相对于历史典籍来说，越南汉籍的集部典籍，除了小说文献得到了集中的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外，其他文学体裁的个案研究仍然相当缺乏。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又必须建立在掌握基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相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说，越南汉籍的研究不仅有文献阅览不便所造成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许多专项文献的基本面貌还有待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尤其目前所存的越南古籍多以手抄本的面貌传世，这些手抄本普遍存在着俗字众多、字迹潦草、错讹严重的情况，直接造成了辨读的困难。其次，我发现在学术界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尤其是在关于汉文化圈各国的文学交流著作中，中越文学交流依然是最为薄弱的一个领域。而对于越南这个在近代才正式废除汉字官方文字地位的国度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古代文学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文学的影响传播史。越南古代文人也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它的文化母国展示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文学成就。基于以上两个因素，我于2008年开始了“16至20世纪的越南汉籍与中越文学交流”研究。课题将“越南汉籍”加了时间限定语“16至20世纪”，是由于越南气候潮湿和长期遭受战乱，能够遗存下来的越南汉籍绝大多数都是16至20世纪初期刊抄的，其中又以18至20世纪初刊抄的数量最多，因而越南汉籍其实展现了较为晚近的文献形态。

这项研究主要希望能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分析中国典籍（包括文学形式）在越南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对越南汉籍做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揭示两种汉文学——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越南的汉文学——交汇、合流、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和表现，以及汉文学在向异域扩张中发生的种种流变。二是为学术界介绍、提供一批鲜活的文学研究新资料。为此，除了选择一些越南最具学术价值的古籍进行整理以外，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越南汉籍的个案与专题研究。这是研究中越文学交流的基础，将分别选择经学典籍、俗文本文献、燕行文献、文学典籍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此透视越南汉籍的文化属性、文本形式、文献特点，俗文本形式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进一步呈现中越书籍交流的生动细节，总结中越典籍在越南传播的特点。尤其是将对流传至越南的明清小说进行穷尽式的考索，以展现传入越南的明清小说的总体规模与种类。

第二，中越文学交流的专题研究。课题从时代、代表人物、文学样式各选择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就时代而言，从中越文学交流的初始期——宋代，开始追寻中越文学交流的基本途径、具体表现。在越南文人的代表方面，选择了越南18世纪最出色的学者黎贵惇，越南汉诗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诗人蔡顺、阮飞卿、阮德达作为研究的重点，探寻汉文化对他们的著述编撰、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中国文人方面以晚清壮族诗人黎申产为主，研究他的诗歌在中越两国的不同流传面貌、对越南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黎申产与越南使臣的文学往来。此外还以中越两国重要的文学样式“歌诗”为研究对象，对流传至越南的中国歌诗文献、越南歌诗的形式、接受的汉文化影响进行考察。

值得指出的是，在从事这个课题期间，越南汉籍的研究群体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越来越多术业有专攻的学术名家加入到了研究者的行列，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把越南汉籍作为研究方向。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的高校，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越南汉籍研究也不再为河南高校所专享。学术界还取得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一是2010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纂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该丛书搜集了现存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每种文献正文之前都撰有提要，对作者、相关历史事件、文献的学术价值做了简明的介绍。这部丛书所谓的燕行文献，其实都为越南使臣所作，亦可用“使节文献”来概括。它展现了从1314年至1884年，以使臣为纽带所进行的中越文化交流的种种细节与样态。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批较为直接的学术新资料。二是2010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这套丛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孙逊、越南汉喃研究院郑克孟、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等先生主编。此书共二十卷，共收录越南汉文小说一百余种，其中也包括了原已被《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收录的作品。我受到其书副主编朱旭强博士的邀请，也参与了《老窗粗录》一书的校点。这套书保留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优良的整理编辑方式，对每一部书做校勘整理，并为其撰写提要，介绍作者、版本、内容梗概、特色和价值等，其收书数量却远远超出《越南汉文小说丛刊》。虽然本项课题基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是学术热点，已取得的优秀成果众多，为了避免做无用的重复劳动，未有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小说对越南小说的影响，但是这套书依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资料。例如：成书于20世纪初期的越南文言小说《伦理教科书：人中物》卷二《鹊为媒》有议论曰：“世间夫妇，多有不平事。或美而配丑，或智而从愚，以凤伴鸡，以牛同骥。故崔、张起叹于《西厢记》，钗、黛同嗟于《红楼梦》。”[2]这条材料被本书第五章《传入越南的明清小说考述》一文所引用，这是《红楼梦》在1962年至1963年越译本出版之前，就已经在越南流传的一个明证。

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越南汉籍的资料搜集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本课题无法追求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但是结合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创获：

（一）关于古代中越文学交流的专题研究，学术界的不少成果仅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略举几个国内外学者耳熟能详的例子，未能较为全面地掌握第一手学术资料。本课题拟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爬梳、钩稽，不仅充分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将利用一些不为学界所熟知的学术新资料，力图改变原有研究成果相互因袭、例证重复的局面，并试图较为细致地总结出古代中越文学交流的途径、特点。

（二）越南汉诗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域外的一种延伸，也是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兴盛，越南汉诗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自从1962年学术界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越南汉诗的论文——黄轶球《越南汉诗的渊源、发展与成就》，[3]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内，学者们的成果大多关注越南汉诗的总体概貌，倾向于做全景式的概述、综论，缺乏以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做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尤其是以别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研究还相当薄弱。本课题则拟以越南著名诗家蔡顺的别集《吕塘遗稿诗集》、《全越诗录》所收录的阮飞卿诗作、阮德达的集句诗集《葫样诗集》为对象，做一些富有意义的探讨，以此促进越南汉诗史与中越比较诗学研究的真正深入。

（三）诗歌是中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本课题将以诗歌为重要媒介，透视中越文学交流的状况，拟通过考察宋代佛教对越南陈朝汉诗创作的影响、唐诗对阮飞卿与蔡顺诗歌创作、陶娘歌的影响，以及黎申产《妆台百咏》在越南的流传等，以此提升学术界对越南汉诗体裁、艺术特点、题材内容等多方面的认识，并能初步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在越南的传播状况，以及对越南古代诗学传统形成的影响。

下面将从中越文学交流的前史——六经与礼乐文明在越南的传播，开始本课题的研究。

[1] 详见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6页。

[2] [越]黎裕：《伦理教科书：人中物》，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3] 此文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