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的诞生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任和辞职

中华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亚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国，其成立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成立本身，它对中国未来的昭示，对亚洲未来乃至对全世界的昭示都是空前的。留学生出身的孙中山作为首任总统的就任和辞职，几乎都是在弹指一挥间完成，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话题。

（一）民国的诞生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但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在什么地方建立、由谁来出任新政府的最高领导，成为当时独立各省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快，清王朝的覆灭太仓促，革命党人虽然期盼革命成功，但这种成功之快又在意料之外，以致对如何接手如此庞大的国家政权缺少最起码的准备。因此，诞生后的民国谁主沉浮，也就成为包括革命党人、立宪党人乃至旧军人、旧官僚争相关注和角逐的问题。也就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中，留学生出身的具有先进思想和理论的孙中山，成为划时代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由于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也不在湖北，革命党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独立各省的政权大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趁机夺取，袁世凯则对清政府和革命派软硬兼施。在此情况下，创设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不仅为当务之急，也困难重重。湖北代表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的中央政府应设在武昌，11月初黎元洪致电各省征求意见，紧接着要求派代表来鄂商讨组织新政府。江浙方面则表示反对，沪督陈其美甚至反过来致电各省，要求速派代表来沪。结果两地各来部分代表，来沪代表还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为此双方只好妥协：上海方面同意赴鄂开会讨论建立中央政府之事，但同时认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仍应设在上海，并留代表于沪以便联络。由此可见，立宪派、旧官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围绕筹建中央政府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但是，最终还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建立了新的政权，组成了南京临时政府。

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推举湖南代表谭人凤[231]为议长，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决临时政府成立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鉴于会间南京光复，又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革命党人的武昌、上海之争随着南京的光复迎刃而解。南京自古为虎踞龙盘之地，多个朝代建都于此，特别是南京乃明朝最早的都城，在许多革命党人心中，定都于此契合“驱除鞑虏”宗旨，恢复汉统的标志，既满足了革命党人尽快成立新政权的愿望，又能实现他们互相制衡的诉求。而且，江浙一带自古富裕繁华，丰厚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另外，会议并议决，如袁世凯赞成共和，可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12月11日，各省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代表来到南京，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此前各省原留沪代表为便于统筹全局，于12月4日召开共和联合大会，协商设置假定大元帅、副元帅，推举黄兴、黎元洪出任，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但黎反对，黄也不就。12月15日，抵宁的代表们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其反正。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美国。10月12日，他在丹佛城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又接到黄兴等转告的鄂军都督府的邀请：“从速归国，主持大计。”但孙中山为取得国际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232]。于是他从美国到了英国、法国，又辗转了两个多月。在伦敦时，国内曾有电报促其速回担任总统，为此，11月16日孙中山再电民国军政府，表示：“总统自选推定黎（元洪）君。闻黎有推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薄]……至于政权，皆以服务之为要领。”[233]由此，也可见孙中山的公仆意识，而这在此前的中国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袁世凯首鼠两端的为人使人又不敢轻信，众人在黄兴和黎元洪之间也难以取舍。12月17日，各省代表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虽接受但黄又坚辞，如何组织新政府的大事又陷入了僵局。这时孙中山的归来，使此事柳暗花明，得到了新的解决。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上海，受到社会各界的隆重欢迎。由于多年的反清革命经历，他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袁世凯反正之前最合适的总统人选。“大总统非孙中山莫属”成了当时最得人心的口号。孙中山在从欧洲回国途经新加坡时，也透露了相关的信息。客观地讲，孙中山出任首届临时大总统，有利于清帝逊位，促成辛亥革命目标的达成。26日，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居正、汪精卫等同盟会骨干（他们全部为留学生出身）就组建中央政府事宜进行密商，大家公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会上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中山则主张实行总统制。就长远来看，宋教仁的主张具有超前性，但是对当时南北纷争的中国而言，难免脱离实际。与会者多数也同意孙中山的意见，还在《民立报》上向外界披露实行总统制的方案，后来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也获得通过。

12月29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共45人）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候选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孙中山以16票的高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化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234] 孙中山又致电各省都督：“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235]

孙中山之所以能顺利当选临时大总统，与他长期以来不屈不挠的革命经历和长期形成的威望有关。他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但时论仍把他视为起义的领袖，正如他后来所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櫫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236] 当时美国报纸也称：“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政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237] 他回国后，许多团体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在美洲的全体同盟会会员也致电《民立报》转各省代表：“孙先生才、德、望，中外相孚，请举为总统，内慰舆望，外镇强邻。”孙中山当选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孙大总统后，均色舞眉飞，互相庆祝……”《民立报》等报刊连续发表国内外各界各团体和各地群众的贺电，安徽各界代表及军民万人集会庆贺，福州万人举行提灯游行。至于海外侨胞，则“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可见，孙中山的当选乃众望所归。

1912年1月1日夜11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孙中山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238] 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及对内对外方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仿照美国政府制，不设总理，分作九部，由总统提出各部总长、次长人选。具体名单及出身情况见表2—1。

从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看，共24人，从其教育背景上看，除黄钟瑛、程德全、张謇、汤寿潜4人外，其余全部是留学生，共20人，占整个内阁的83.3%。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留学生出身。他们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学术、思想、政治背景，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理念完全割断，但与清代旧官僚、旧士大夫阶层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理念无疑有很大乃至质的不同。因此，这标志着留学生这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式登上了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的大舞台。

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但如此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入主政府，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个新的政权在建立以后能否维持发展，取决于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和民意等多种因素。这些对南京临时政府而言，应该说缺项很多。尽管它在成立后颁布了许多政令，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禁止和废除刑讯、跪拜、缠足、蓄辫和吸食鸦片等陋习，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采取了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的措施，提倡新闻言论自由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财政困难，没有立国的经济基础。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有可能筹得现款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盐税，但武昌起义后不久，为防止革命党人用作军费，英国就联络其他国家控制了关税，盐税则因张謇的反对而无法征缴。迫不得已，临时政府只好走向列强借款的老路。又如军队庞大，派系林立，难以统一，军费难筹；南方阵营内部特别是同盟会内部分歧，不仅武汉方面与江浙沪方面明争暗斗，章太炎等对孙中山也处处作梗。这诸多问题使南京临时政府一筹莫展，岌岌可危，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也随时都会丢失。

本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但随后成立的军政府中缺少一个深孚众望、具有号召力的强势人物来主持。巨变之际，凡是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军人，还是官僚、士绅，抑或革命者乃至一般稍有头脑的老百姓，几乎都认为中国这个摊子太大、太难。就在这种背景下，不仅孙中山成了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袁世凯也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甲午战后，在李鸿章的举荐下，袁世凯逐渐登上了清末政治舞台，而其无论在新政中的作为，还是政治上的威权，抑或外交经验，袁都是一般王公大臣、封疆督抚所无法相比的。因此，他已成为李鸿章之后清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戊戌变法期间，他以首鼠两端的行为取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任山东巡抚后，又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得到了列强的信任。1903年为练兵处会办大臣，他借机改革军制，扩编北洋军，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新政时期，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双重身份，主持直隶地区的新政，颇有时名。他还与张之洞一起敦促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筹备立宪，成为实施新政的重要人物。不过，袁世凯虽然有北洋军作为后盾，也得到了清政府和列强的支持，但以他的政治敏感性他不会认识不到，此时单凭武力是无法扑灭武昌起义所引发的反清革命烈火的。况且，清廷内部随着慈禧太后的去世，已失去掌控全局的人物，而光绪皇帝的去世也使保皇派失去了拥戴的“明君”。中国历史上幼儿继位而江山不保的事例太多，对他也不会毫无影响。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他与摄政王势不两立。这一切都使这个富于政治经验的清廷大臣对天下大乱的时局十分敏感。“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句诗，用在他这个河南（中州）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因此，通过南北停战议和，他既可要挟清廷，也可讨好南方革命党人，便成为其实现政治野心的锦囊妙计。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奉清王朝之命以后，一面率兵南下，一面不断吁请议和，黎元洪虽再次拒绝，但在答复中仍说：“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239] 黄兴亦曾电袁世凯：“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240] 这虽是无奈，但也反映了南方军政府和革命党人的一种心理：谁能定夺共和，谁就可为总统，而共和也就是清廷灭亡。12月29日，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虽然特地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暂时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241]。然而，袁氏仍怒发冲冠，对唐绍仪与伍廷芳所议定各项均不认可，并亲自与伍廷芳电报商谈。同日，北洋军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作霖、曹锟等15人联名通电，反对共和。此时，东西方各国更倒向袁世凯，支持袁氏组织政府。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对革命派的涣散状态和议和的既成事实，孙中山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42] 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吁请清廷“早顺舆情”，赞成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清王朝正式寿终正寝。

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43]。鉴于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孙中山乃践履前诺，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咨文。辞职咨文说：

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解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244]

为防止袁世凯专权，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还附有三项条件，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各员乃行辞（解）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治章程。”[245]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条对袁氏而言都为一纸空文。尽管孙中山推荐袁的咨文不乏肯定溢美之言：“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246] 也尽管孙中山在13日复电袁氏时再次表示：“文即行引躬退在荒野，为一共和国民”，“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首之至”[247]。但袁世凯的心怀叵测又怎会被透明如秋水的“孙大炮”所度量！

2月15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他一面复电孙中山和黎元洪，假惺惺地表示：“惭悚万状”，“时艰方殷，万端待理，断非衰庸如凯者所堪胜之……切盼参议院另举贤能，使凯得徜徉山林，长作共和之国民，私愿足矣”[248]；一面又诡称北方时局不稳，不肯南下，在貌似中肯的词语中又藏有威胁：“凯所注目者，急在外交。旧政府业经消灭，新政府尚未得承认，交际大局，日益危险……北方情形复杂，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民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释权。”[249] 为此，2月18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知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宋教仁、魏宸组、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均为留学生出身）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促使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一行抵达北京后，袁世凯允诺安顿好北方后即启程。

但是，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时人多认为，兵变乃袁世凯所操纵，用意在于制造京畿不稳的假象，实现袁不到南京就职的企图。虽然后来有学者认为，袁世凯完全可以“运用政治分化策略，以求达到北都目的，实轻而易举，比较安全，故不必借重此一玩火自‘兵变’手段也”[250]，但其实不然，袁乃行伍出身，此时，任何政治的分化策略都不及导演兵变更能蛊惑人心。以袁之军威，若非他之安排，乱兵岂敢在京城焚掠？通州、天津、保定等处驻军又岂敢闻声哗变？退一步讲，“即使兵变非袁所谋，然而兵变结果却实现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251]。袁世凯据此马上致电威胁孙中山：“若仓猝远离，何敢断其必无意外？”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也通电要求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英、法、日、美、德、俄等列强则以保护侨民为名，从天津、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动军队，进行武力威胁。3月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也电告孙中山，提出同意袁在北京就职的意见。于是，由孙中山建议，参议院6日议决袁世凯在北京受职。

在做足了各种表演后，3月10日，袁世凯欣然接受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屡勿逾。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252] 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并未履行此诺言，多有践踏民主共和制度的行为，成为民初动荡的原因之一。4月1日，孙中山莅临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实现世界和平。”[253] 就这样，如同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前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一样，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前也不会想到他自己会在这次伟大的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冠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而孙中山则在难以言说的原因中让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各种原因都有，不一一列举。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狭隘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局限性。当时，革命党人以反满代替反帝，以反皇权代替反封建，因此，当满清王朝被推翻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立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产生了民族主义革命已完成的心理，而素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孙中山，让位符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操守。实际上，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把清帝的退位视为主要乃至唯一目标，已成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南方革命党人、立宪派、一般旧官僚和北洋军人不约而同的共识。因此，孙中山的退位，不仅是基于各种压力，也有其内在的革命功成、不计个人得失的思想在影响。后来他接受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希图大建铁路的事实就是明证。而这，又是“民生”思想在起作用。作为一位理想型的政治家，孙中山的辞职是自然的。

第二，作为一个刚登上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的留学生群体而言，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基础不深厚，经验不丰富，还不具备马上掌控山河的能力和条件。武昌起义爆发后，除了清贵族和极少数顽固分子外，都认为清王朝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心中估量谁来收拾旧山河，是当时全国各种政治势力最为关心的焦点，其中袁世凯的优势日趋明显。因为自成立兴中会以后，迫于形势，孙中山等留学生长期亡命、辗转国外，在国内缺少坚实的基础，他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为颠覆清王朝的政权，不顾生死存亡，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是对胜利后的政权建设却没有丝毫准备，缺少起码的规划。因此，他在回国途中就不自信。他的当选虽然是众望所归，但也是南方各种政治派系在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妥协的结果。其实，在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过程中，孙中山依然不自信，不止一次地表示暂任而推荐袁世凯。因此，在对治国、建国的实际毫无准备而国家正处于政权更替、百废待举的严峻时刻，孙中山的辞职是真实的，又是必然的。

相比较孙中山的处境而言，袁世凯则有孙中山和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多年从政从军的经历，已经使他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的威权人物。既然清帝的退位成为大家的共识，那么选择一个既能让清帝退位，又开明而有威权的汉人来重整中华河山，就成为当时中国人乃至列国的不二选择。于是，袁世凯就成为众人呼之欲出、不可多得的唯一人选。因此，与其说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是被迫的，不如说是他综观时局、把握现实的选择；既是他受西方政治理念的影响和“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的真切体现，也是他灵魂深处潜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更是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透过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让位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既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影响，也有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因素，还有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表现出的真诚、纯洁、坦荡和无奈。而这正体现出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在国是面前守法、维法的法制观念和公开、公正、真诚、透明的新一代政治家的特点。

多年来，对孙中山的让位说法甚多，其中多有牵强，如所谓孙中山以放弃革命领导权来维护“个人名节”、不争名位的思想，是一种错误选择，最终使民国前途彻底毁灭。这实在是贬低了孙中山的为人，夸大了他的个人责任。又如，所谓南京临时政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真正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因而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使自身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孤立无援。动员民众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仅仅3个月，孙中山如何发动民众？以当时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水准和袁世凯给人的多种印象，民众又如何能反封建和反袁？再如所谓的不敢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也没有采取真正的反帝行动，而是采取“承认”列强的一切旧约、“保护外人”和“睦邻”的做法，以企图换取列强的帮助。[254] 这也是脱离现实，强人所难。以民国政权之脆弱、短暂，又怎能自不量力马上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为敌？至于说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识不足，是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所致的观点，更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清末民初的中国资产阶级还很年轻，不够强大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本身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因此，上述说法，在实质上对孙中山博大精深的思想都缺少足够的理解，或受制于特定的环境，脱离现实而把让位归咎于孙中山的个人失策，是不公允的。孙中山的就任又让位，袁世凯的复出与上台，在当时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