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始于甲午战后的1896年。[5] 这一年，清政府同意驻日公使裕庚的建议，派出13人留学日本。他们并非清政府正式派遣，但标志着中国留日的起点。而留日大潮之所以能在清末掀起，既与清末新政时期积极推行的措施和全国朝野上下在甲午战后“寻医求药”的诉求有关，也与日本政府和民间在不同心理指导和影响下的接纳有关。

（一）爱国意识、改革意识的驱动

甲午战争后，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当时，谭嗣同悲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6] 此种情况，日本人也看得清楚：“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极大刺激了中国人。”[7] 中华帝国败给东西方列强特别是蕞尔小国日本的惨痛事实，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唤醒了中华民族，“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8]。从此，救亡图存成了每一个爱国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奋进，于是，出国留学就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之一。正如梁启超所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9]。留学救国，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在不少以为日本成功崛起在于立宪制度的青年中，掀起了海外留学热潮，赴日留学更是”[10] 成为首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激发了国人向日本学习的热情，希望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强国振兴。一批忧怀天下的知识分子自然为天下先，撰写了一些研讨日本的时论，如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唐才常《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陈炽《英日宜竭力保中说》；严复《日本宪法义解》等。至于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则急欲至日本探究其速强的真谛。因此，赴日留学，向昔日的学生求师问道，到现代化的日本寻医求药，已成为当时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自觉选择和普遍共识。“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11] 远在边陲的云南《滇中志愿留学者鉴》一文开篇即大声疾呼：“欲不使金碧山川黔然黯然，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之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12] 最先留学日本的浙江省留学生所办的《浙江潮》也声称：“今中国老旧朽腐，至于斯极，将欲新之，断非一手一足所能为力，其不能不有多数之青年子弟出洋留学，明矣。”[13] 这表明，民间留学、留日的呼声已响彻云霄。而留学生们的使命感也极强，“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14]。

与此同时，朝廷中的一些大员也开始改变以往对日本的漠视，研讨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推动中国变法的进行而挽救民族危机。其代表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其《劝学篇》。1898年4月，《劝学篇》应运而生，系统地论述了留日的益处：“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5] 这无异于在发布留学日本的宣言，故被清廷下令刊行，得以广泛传播。

（二）清政府积极、系统的留学政策的推动

为了挽救危亡，清廷对留学尤其是留日紧密关注，有关政策的制定和颁布也进入了议事日程。就清政府而言，“新政”开始以后，遇到的最突出问题是旧式教育体制无法满足“新政”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在新政伊始便大力倡导新式教育。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度，颁布新学制，创立新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留学教育，逐步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和奖励政策，促成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起。

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两个月以后，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请派遣学生留日：“泰西各学，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矿及一技一艺，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皆遣贵游聪敏学生出洋学习……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6] 杨深秀的观点备受朝廷重视，1898年8月2日，军机处为留学之谕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臻美备。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著即拟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该省迅即选定学生，开具衔名，陆续咨送，并咨询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出具切实考语，一并咨送毋延缓。

清帝览后朱批：“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17]

此谕虽然是在实行新政之前所颁布，但它却为不久后以留日为主流的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随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等还就推广自费留学等事上奏：“拟请明降谕旨，凡有财力之文武大员，及各省富商各选中学正通大义之聪颖子弟报名，由各省咨送臣衙门，一体汇送外洋各学堂肄业。”[18] 不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清帝的朱批，作出了正式派遣留日学生的决定：

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妥定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江、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毋庸另派监督。各学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汇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19]

随着新政的实施，游学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呈递了《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进一步阐发了留日的思想，特别强调留日“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20]。同年9月17日，清帝颁布《广派游学谕》：

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竭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著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21]

由此谕不仅可见清政府对新式人才的渴望，还可见具体的派出目的、考核途径、经费筹措、自费留学和奖励措施。在此政策影响下，连一些偏远的省份也开始重视游学。如1902年《前云贵总督魏奏陈资遣学生出洋游历折》称，已遴选“心术端正文理明达”[22] 之士10 人即将派出。也在这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还专门上奏派遣其属下武卫右军学堂学生赴日留学：“查欧、美、东洋各国，于行军练士之法，悉心考究，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故能迭为长雄，潜消外侮。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业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现已三届毕业之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23] 1902年12月，清政府批准外务部议复《派遣出洋留学办法章程》，留学生的派遣办法因之具体化。

1903年，清廷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更把日本作为出国留学的首选国。此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先后奏请用考试的办法奖励本省回国留学生。其中1903年10月张之洞所呈《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对留日归国学生的奖励更加具体，提出了5条标准，建议分别给予在日本普通学校、高等学堂、大学学堂学习并取得优等文凭的留学毕业生拔贡、举人和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大学堂和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识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若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24]。1904年1月，张之洞又奉诏拟订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出洋游学……得有彼国学堂毕业凭证者，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清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于1904年12月出台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通过考试形式奖励出身。据此，1905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第一次毕业考试，金邦平、唐宝锷等14人经过考试，分别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和不同官职。[25] 为表示鼓励，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也与公派学生同等对待。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6] 同年9月2日，光绪帝诏准：“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笔者注）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须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并著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27]

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传统知识分子的进仕之路被摧毁，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则成为踏上仕途的新路。

1905年12月，学部成立，新的教育体制建立，留学教育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此后又陆续颁布了《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电》（1906年3月）、《通行各省限制游学并推广各项学堂电》（1906年8月）、《官绅出洋游历简章》（1906年8月）、《奏变通进士馆办法遣派学员出洋游学折》（1906年8月）、《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1906年10月）、《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1906年10月）、《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1906年12月）、《会奏请派贵胄出洋游学折》（附章程）（1907年12月）、《奏请钦派大臣会考进士游学毕业各员并酌拟考试章程折》（1907年12月）、《会奏游学毕业廷试录用章程折》（附章程）（1908年1月）、《奏定自费游学生考入官立高等以上实业学堂补给官费办法折》（1909年1月）、《奏酌拟出洋学习完全师范毕业奖励折》（1909年3月），等等。其内容包括扩大派出人员的范围，对包括官绅贵胄在内人员的全面派出，同时开始对留学人员出国学历的审查、对留学学校的认定，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如出国的学历标准、留学的期限、师范毕业奖励、国外的管理、速成生的停派等。其中出洋游学毕业生的考验、录用就涉及诸多方面，堪称完善、规范，其主要原则是：对遵守规定完成学业归国的留学生，采取考验的方式，检验其才学，凡学有所成、品行端正的，根据考试成绩，分别给予不同出身，予以任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定颁行的《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就把奖励政策进一步完善并固定下来，主要内容为：规定考验时间，每年八月考验一次；应考人员身份，必以在外国大学堂、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为限；规定考试内容，分两场进行，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第二场考中文与外文，考卷分阅评比，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核，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不同等第者分别给予不同出身，最优等者进士出身，优等及中等者举人出身，并在出身前加某学科字样，如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等。[28] 1907年更规定，严禁速成生参加考验。[29] 据此，陈锦涛、颜惠庆、施肇基等9人获得最优等，施肇祥等5人获得优等，路孝植、陈威等18人获得中等。

为了确保应考人员确系留学国外，清廷还特别规定：“凡在外国为中国特设班次之学堂及各国属地之学堂，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之学堂内毕业者，均不得作为游学毕业一体送考。”1908年，学部会同宪政编查馆上奏：游学毕业生需参加学部考验与廷试，其中学部考验授予出身，廷试授予官，给予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出身的留学毕业生以参加廷试的机会，分别等第，授予官职。[30] 不难看出，清廷对留学生的考验与任用是非常严格的。

此外，清政府还对早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予以奖励。1907年4月，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对回国10年以上且业绩突出的詹天佑、吴仰曾等4人给予进士出身。后经学部奏准，这一建议被推广至全国。学部饬令各省督抚广加查访，“凡专门学成归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均可“胪举实际，或征其著述”，咨送学部。核定后，“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斐然共见者”[31]，请旨赐予出身，以奖掖后进。

由上可见，新政时期清政府对留学非常重视，逐渐形成、出台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留学教育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①把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国策，不分民族、不分官民贵胄，皆可出国；②提倡就近留学日本；③官费、自费并举，提倡自费留学，以解决经费问题；④实行留学考验、奖励制度，给以出身，以备任用；⑤重视专业实用；⑥严格在国外的管理。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引导下，20 世纪初，清末官绅朝野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这也是清末出国大潮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用心指导下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接纳

对于清末中国人来留学，日本虽然持欢迎、支持态度，但是，朝野上下的心理和思想异常复杂。为了在华的长期利益，日本政府诱使中国学生留日学习，但也确有少数有识之士，真诚地欢迎中国留学生。

本来，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邻邦，然而，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对外扩张政策，把中国作为侵略和灭亡的对象，因此酿成了甲午之战而不可一世。不过，日本虽战胜了中国，但是中国并没有屈服，况且中华帝国的传统影响在心理上对日本还有很大的困扰。又由于1896年《中俄密约》的签订，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紧张起来。当时的日本虽有独占中国的野心，但它还仅仅是一个新兴的强国，其国力还不足以独霸中国，它既不希望中国被西方瓜分，在短期内灭亡，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能有效地控制。给自己争取时间增强实力，同时防止西方列强在华攫取过多利益，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成为当时乃至辛亥革命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石和对华外交的重要导向。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笼络中国的反清势力，培植亲日势力，以牵制清政府，削弱中国。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明治维新元老、军阀山县有朋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观点：

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32]

因此，希望通过接纳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培养亲日势力，就成为日本官方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在此思想指导下，为与俄国、德国在中国抗衡，日本对中国实行“两面开弓”[33] 的战略，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本部通过驻津领事，向中国发出清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观摩日军演习的邀请。12月，日本派出宇都宫、尾川重太郎和福岛安正等军官，游说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清廷重臣，鼓吹“联英联日，以抗俄、德而图自保”[34]，也建议派遣青年子弟赴日留学，表示日本愿意为中国培养人才。明白道出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天机”的是日本代理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14日，他在致外相西德二郎的密件中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段。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他在同一篇密件中还写道：

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

为此，在1899年，矢野文雄致函清政府：“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他亲自到总理衙门许愿：“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6] 由此，不难想见日本政府和军方建议中国留日的真实意图。

日本政府还通过有影响的日本各界人士传播相关的观点。例如，1898年4月20日，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在日本最大的《太阳》杂志发表《支那帝国之命与日本国民之任务》，道貌岸然地表白：“我的观念是，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但实际上此人两面三刀，是个披着哲学家和教育家外衣的军国主义分子。1890年他参观北洋舰队的旗舰后声称：“中国和我们就像长兄幼弟，我们应确认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但在四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又得意地声称自己写了最早的第一手战歌《Battista》（《拔剑队》）。他在后来的战歌《Yuke Nihondanji》中，更竭力煽动反华情绪，称中国人是“恶魔”“窃贼”“狼群”，“我们母亲的敌人，我们妻子的敌人，我们姐妹和女儿的敌人”，狂妄地叫嚣“神圣土地的纯洁血液，不能被敌国野兽玷污”[37]。美国学者任达指出，外山正一自相矛盾的言论是“明治中期不少日本人的表现”[38]。这还可以日本农商大臣大石正已的言论为证，1898年5月5日，他在《太阳》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东洋的形势即将来》认为：“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在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显而易见，日本是在把中国作为其势力范围和与西方抗衡的筹码。西方有学者据此写道：“就这样，从1898年年初开始，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直接相关的原因，为了民族利益，杰出的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突然成为政治时髦。这是意义深远的新开端，中国从新的途径进入日本的民众意识。”[39] 而所谓欢迎中国人留学日本，其阴谋控制中国之目的，也散见于报端媒体。这种观点在当时日本的媒体中经常见到，如1901年《就于支那教育调查会》一文说：“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机运殆将发展，我国先事而制此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立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40]日本官方对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显然是有深意的，“万种之权”当然包括对中国的控制权。可见在甲午战争以后，包藏祸心又掌握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日本在华的长期利益，套上了各种面具，拉拢、诱使中国亲善日本，其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乃是其惯用的伎俩之一。

当然，日本朝野也确实有主张中日友好的明智之士，更有一些人考虑到中日友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希望以接受中国留学生来报答中国昔日对日本的帮助，以延续中日的传统友谊。民间的，如嘉纳治五郎作为中日教育交流的先驱，对中国早期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就很关心。[41] 1896年3月，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将唐宝锷等13名留学生委托给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后，时为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嘉纳治五郎就接受了教育中国首批留日学生的任务，设立了宏文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师范生。此外，热心于女子留学教育，并在私立实践女学校中设立清国女子部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先在宏文学院任教、后创办东亚预备学校，长期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松本龟次郎；仙台医专的教授、鲁迅的恩师藤野严九郎等，都可视为对中国留学生给予许多关怀和照顾的日本友好人士的代表。特别是藤野严九郎的言行表现出了日本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良知：“支那自古有恩于日本，不管怎样，日本人在尊敬支那先贤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们的国民。”[42] 藤野先生的良知，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

在日本官方，也有一些友好人士真诚地关心中国的留学事业。美国学者任达认为，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任第一届大隈“短命内阁”首相的大隈重信，对中国的一些观点就含有帮助中国培养留日学生的诚意。如他认为，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43] 应该说，大隈重信的观点起码影响了其部分下属。也就在大隈重信担任首相期间，1898年8月20日，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发表了《关于中国留学生》的长文，首先论述了中国留学生来日的意义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责任：

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法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44]

据此，他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第一，培养目的。提醒日本国民注意到日本人“期望殷切之重大改革”，即中国的改革，“须于此批留日学生处著手进行”，“吾国之为政者与教育工作者，亦须奖励此等留学生，以养成改革教育之精神为最大义务”。他并强调，“希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纵使留学生与清国政府并不自知”。第二，教学方法。“用中日两国语文对照法而教之……关于文字，起初宜用罗马字母施教，渐次以平假名片假名而教之。至于日语中之汉字，须俟……学会日用会话之后，方可教以日汉音韵之比较。”第三，养成按时完成工作的习惯，利用假期与师友同学一同旅行日本各地。第四，建造中国留学生宿舍，实行寄宿制度，以避免是非。因此，“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完成彼国委托吾人之大事业”。为此，他还排除了日本人中认为中国人可能恩将仇报的疑虑：“如此耗费国币，岂能保证他日彼等断不会恩将仇报乎？呜呼！今日不幸尚未见清国人士之中有此现象也。”[45]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上田万年对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真正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像上田万年这样的官员和政界人士，当时的日本还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多。有的虽包藏祸心，但还被中日有关专家谬奖，如对1899年日本前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东京学士院发表的题为《对华今昔感情之变迁》的演讲，就有人赞赏有加。且看在谈到中国留学生时大鸟圭介的表演：

迩来派遣文武学生，诚睦邻相亲之良策，近日之一大善举也。虽谓时运变迁使然，亦彼国有司之大度宏量，实堪赞佩。祈我有关文武官员，竭诚教导，与衣食住之便，夙夜诱掖，尽至恳之友谊；以酬彼昔师之恩义，亦盼留学诸君，朝夕黾勉修学，坚忍异邦求学之苦，以俟学成之后，衣锦荣归，将来两国相爱相敬之情，铭刻肝胆，使如左右两手，又如辅车相依，此吾不胜日夜翘望者也……尤盼此次来学诸君，鉴其前车[46]，成就学业，勿忘报国。[47]

如实藤惠秀就把大鸟圭介的上述演讲作为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关注和友好的例证之一：“可见日本朝野人士，对留日学生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很高的。”[48]

查大鸟圭介，1889年任日本驻大清帝国特命全权公使，1893年又兼任朝鲜公使，1894年6月走马上任，7月23日就亲率日军攻占了朝鲜王宫，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建立了由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从而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分子，怎么能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抱有诚意？他的上述演讲只不过是他一贯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伪装而已。

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日本对中国留学生都表示了接纳的热情，有关专为中国留学生创立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1898年成立的成城学校、日华学堂，1899年成立的亦乐书院、高等大同学校，1901年成立的东亚商业学校，1902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弘文书院，1903年成立的振武学校，1904年成立的东斌学堂、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和普通科、经纬学堂，1905年创立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教育机构，至于零星接纳中国学生的日本其他学校就更不胜枚举了，到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所进入的日本学校至少达到135所。

由上可见，清政府提倡游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进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现；日本出于自身多种目的之需要，也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又兼日本路近费省、同文同种等原因，日本成为清末读书人留学的首选，晚清中国留日的序幕由此开启，到1905年、1906年达到高潮，每年都在8000人左右。当时，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赴日的情景：

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49]

这种情形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形容的那样，清末的留学运动最终汇成了“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50]。

（四）关于清末1901—1911年留日人数的辨析

对于清末留日运动的规模，国内外学术界均无异议，但是，对1901—1911年留日学生的具体数目，在统计上历来都有分歧。下面根据三种统计予以分析（见表1—1）。

为了便于比较，特对表1—1中没有列出的数字用这三组中同一时间的折中数字补充，其中实藤惠秀和李喜所的统计缺少1910年、1911年两年的数字，分别补上李华兴、陈祖林统计的两年数字之和7307（3979+3328）；李喜所表又缺少1908年数字，补上实藤惠秀和李华兴、陈祖林表同年数字的平均值4608[（4000+5216）÷2]。这样，1901—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实藤惠秀为34080+7307=41387；李喜所为37553+7307+4608=49468，李华兴、陈祖林为44667。其中李喜所的数字与实藤惠秀的数字差别最大，差额为8081。原因何在呢？

应该说，李喜所先生引用的数据来源并没有错，而且他《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的文章也没有计算总量。笔者认为，这并非他的疏忽，而是出于一个严肃作者的谨慎。但事实上，在对数据的理解和统计方法上还可作新的解释。如1906年的数字12000余人，就可重新计算。因为其根据是1906年出版的《学部官报》第8期有一张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该表最后汇合的总数为5418人，同时加了一个按语说：“联队及振武学校六百余人，其有未到使署报名及不用介绍之学堂各均未列入表内学生。”照此看来，如果加上这些未列入表内的学生，总数应稍大一些。这个表只是190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同一期官报上还刊有1906年6月19日至9月17日的留日学生人数。表后附一按语说：“此外尚有入东京及东京外各校者253人，共计送学6883人。”[51] 将两表人数相加，约12000人。

问题在于，上面引用的材料并没有说明同期官报上第二个表，即1906年6月19日至9月17日统计的人数没有与上半年的人数重复，而根据通常的统计学方法来看，除去毕业离校等原因外，用简单相加的方法统计的结果，同一年的大部分学生肯定是重复的。其主要佐证材料《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丁编一书中记载，1906年留日生为“一万二千余人”[52]，也存在类似的误区。至于吴玉章的《辛亥革命》记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组织虽然活动起来了，但要领导无数学校、一万多学生的罢课，并组织他们分批回国，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其话语来看仅仅是一种估计。对此，我们还可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分析中得到证实：

有人以为1906年数目比1905年为高，我不敢苟同……以当时留学教育大本营的弘文学院而论，该校1902年在东京牛込西五轩町创校，1903年在大冢设分校。1904年增设麹町分校、真岛分校、猿乐分校及巢鸭分校。但在1905年末，由于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不少留学生归国，使麹町、真岛、猿乐町三所分校关闭。到了1906年，归国学生大部分重返日本留学，新来的留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倘使新来的留学生较1905年为多，由于新来者大多不能立即进入大学，所以非入专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不可，但在这类学校中最具信誉的弘文学院却不能恢复上一年关闭的三所学校，只能在牛込区开设白银分校。纵使白银分校收容人数较多，但亦不可能超过三所分校。特别是专为留日学生而设的学校……最后的一所是1905年设立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06年并无同类学校开设。由此观之，1906年的留日学生人数比以前为多，是不可能的事。故此，我同意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所说，“据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亦即1905年及1906年都约有八千人。”[53]

至于1907年的10000人左右，也有理解上的歧义。其根据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折》所记载：“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54]

歧义的焦点是对“比年”的理解不同。查“比年”的解释有二：“近年或每年”[55]。根据“比年”在语句中的位置和语境，它并不是确指当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而是指“近年以来”，所谓“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是指最近几年日本留学人数的总数，而不是指1907年当年。李喜所先生的这组数字与其他两人数字差距较大，具体表现在1906年和1907年，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多算了7000多人，但是，其他两人统计的数字也并不能确认。因为，其中留学生中不乏一人兼具数校学籍的，难免重复统计。

对于这种现象，1907年4月，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中说：“有谓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者。其数达一万三四千之巨，此乃一人同时兼具数校学籍，而以校别统计计算所致也。查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包括文武官费生约二千八百人。”同年8月，青柳笃恒在《每日电报》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一文中又说：“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三千之多。然而，彼等中有为得多种毕业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籍者。实际人数应为八千左右耳……”而且当时的留日学生虽然速成的居多，有的半年就毕业，但是相当一部分又并不是当年去当年回的；有的甚至在日本学习了几年，如鲁迅、郭沫若等。也就是说，每年非正规的统计又难免重复，有的甚至重复多次。因此，较普遍的说法是从1896年官派留日生开始，到辛亥革命为止，留日学生总数在万人以上。按照上面所说，除去部分速成时间为半年左右、不大会重复统计外，还有至少35%左右应该是重复统计的。因此，根据上面三组数字，1901—1911年留日学生的实际人数，应该是他们三人总数的平均值减去重复的35%，即：

〔实藤惠秀41387+李华兴、陈祖林44667+（增补后李喜所49468-差额6801）〕 ÷ 3=42907，42907 ×（1-35%）=27889。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实际上也无法精确，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1901—1911年的留日学生是27000 人左右。笔者曾在1995年推算当时的留日学生总数应在22000 人以上[56]，现在看来，在22000—27000之间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清末新政直接推动的结果。想不到的是，笔者考论的这个数字与任达的观点不谋而合：“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 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57]

（五）留日学生的构成分析

上面我们分析了清末留日学生的人数，下面再看其构成、专业等。

应该说，当时的留日学生使命感强，绝大多数是抱着“寻医求药”、振兴中华的目的东渡日本的，“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58]。但是，对具体人而言，又不尽相同。对数以万计的留日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对他们的特征有一种概括：

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科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才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进身之捷径者。[59]

1.留日学生地域与出身

留日学生数量众多，且来源于全国许多省份，改变了早期留学生限于东南沿海各省的格局。据《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统计，除留学人数向来较多的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直隶、山东、四川、福建外，还有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广西、河南、奉天、山西、陕西等，另有旗人留学生。只有甘肃等极少数省份没有人出国留日。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对留学日本都一路绿灯，加上官费、自费多渠道赴日留学，且无年龄限制，因此，在这些人中既有富家公子、王公贵族，也有贫家子弟，还有兄妹夫妻。如廖仲恺是依靠妻子何香凝变卖陪嫁的珠玉首饰得以留学日本；而自费留日的秋瑾，在日本出门行路从未坐过人力车；广东顺德人李昂新已82岁，但向学之志至老不衰，尚欲前赴东瀛学习工业，后由学务处批准嘉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清朝王公贵族对留学不屑一顾，但到新政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宗室良弼、张之洞之孙张厚琨等都在日本留学；1900年赴日本学习军事的贵胄铁良则成为中国首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学生。从1898年至清朝灭亡，贵胄出国的人数为100人左右。[60]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女性留学生增多。新政开始以后，留日女学生逐渐增多，很多省份开始官费派遣女留学生，如1905年湖南派20名女青年赴日攻读速成师范科；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约定，每年派遣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一次就派了21名学生到该校攻读速成师范科。

2.留日学生的主要学校

留日学生初期主要集中在宏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几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少量的升入专门学校或大学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早稻田大学、日本法政大学等学校深造。从学生类别来看，留日生大体分为普通生、速成生和特约生等。所谓普通生，指在日本受中小学补习教育的学生，年龄较小，先入日本小学补习语言文字和基础知识，然后再入中学、大学。这类人数较少。所谓速成生，指赴日后入某一专门学校，学习某一专科，主要是学习师范、法政专业；学习年限可长可短，长则两年，短则几个月，但其效果不好的流弊也很明显。为此1906年学部通令各省，无论官费、自费；师范、政法，一律停派速成生。特约生，是指进入日本所指定的高等学校学习的留日生，人数较少。

3.留日学生的主要专业

从专业上看，留日学生所学科目和专业非常广泛，如理科、工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制造等。其中法政、师范科最为热门，这是清政府鼓励的结果。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学务纲要》要求：“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员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61] 此后，国内开始有组织地选派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当时清政府提倡新式教育，准备立宪，师资和宪政人才严重缺乏，速成教育可在短期内培养新政所急需的人才，一般青年学生也希望尽早学成归国。因此，速成教育大受欢迎，赴日习速成科者与日俱增。当时仅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博士在1904—1908年所办的5期法政速成科，中国学生就达2117名。[62] 至于师范生，除官方派遣外，许多自费留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速成师范虽然学习效果不明显，但对当时严重的师资紧缺状况而言，还是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另外是军事留学生，主要是陆军留学生。自1898年起清政府派陆军留日，以后随着各地武备学堂的设立，留日习陆军军事的人数增长迅速。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建议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军事：“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现已三届毕业之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63] 1904年，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也表达了与袁世凯同样的观点。同年5月，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凡志愿出洋学习军事的学生，须先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再经练兵处考选及格者，始能派遣。赴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起初要进入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1903年振武学校成立，原在成城学校肄业的中国武备学生一律移至振武学校，毕业后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据笔者统计，自1900年至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共9届，总计647 人。这批人后来对民国社会有很大影响，如蒋介石、何应钦、蔡锷、唐继尧、吴禄贞、汤恩伯等。陆军士官学校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要目的，而高级的军事教育在户山、炮工、陆军大学等各校讲授。但日本政府鉴于各校所讲授军事学难免涉及国家机密，故拒收外国学生。后来经过交涉，只有极少数中国学生如蒋百里、杨杰等进入高级军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