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溯源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19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在西欧各国基本得到确立，因而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它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问题上支持有利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如波兰与爱尔兰民族斗争。同时他们反对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民族斗争，如匈牙利以及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民族运动。在民族国家发展上，东欧与西欧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势。当西欧国家已经基本确立民族国家时，东欧却依然还是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帝国，包括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这些传统帝国都面临着解体问题。如何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就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

基于对现实社会制度以及工人阶级命运的思考，鲍威尔在年轻时期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鲍威尔民族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错误，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按照生产力发展把人类社会由低到高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分析了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源及其实质，为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鲍威尔把民族本质归结为文化，但是在民族形成和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上他都是以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结构的发展为前提条件。比如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鲍威尔都是根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来加以分析。此外鲍威尔把民族文化共同体分为原始共产主义文化共同体、骑士文化共同体、资产阶级文化共同体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这实际上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最终使命和任务，它要求全世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就需要工人阶级突破民族界限，团结一致进行斗争，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坚持工人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民族与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民族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只要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之间的剥削就会消失。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民族最终走向消亡。鲍威尔民族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民族最终消亡的观点。在鲍威尔看来，民族发展最终是各个民族实现文化共同体的融合。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上，鲍威尔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国际团结的重要性。鲍威尔认为工人阶级的国际意识与民族意识并不是矛盾而是一致的。在鲍威尔看来，工人阶级国际意识不是在工人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中形成，而是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中形成的，这种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形成工人阶级国际意识的基础。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首先是民族生活和观念形成了他们个人的意识和观念。鲍威尔对于工人阶级民族意识与国际意识关系的观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民族意识是比阶级意识更为现实、更贴近于生活；另一方面，他触及了认同多元性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阶级意识以及民族意识都有可能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它们在生活中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不冲突。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也是鲍威尔分析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这使得大量工人失业，从而造成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导致大量工人向资本集中以及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而引起了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化，这就为他的“非地域”性的民族特征以及“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外来人口即工人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在此基础上，鲍威尔阐述了民族问题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民族问题服从阶级问题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批判是鲍威尔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他认为民族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鲍威尔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在民族问题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他的民族理论不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民族”与“非历史民族”的区分成为鲍威尔民族理论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把没有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民族称为“非历史民族”（nonhistorical nation）。“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1]恩格斯首先把这一概念用于处于被统治地位、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民族。他认为斯拉夫民族除了波兰以外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在国家中没有自己的权力，因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未来。“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2]这些民族如苏格兰的盖尔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以及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中的南方斯拉夫人都是“非历史”的民族，“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所以是“残存的民族”[3]。

对于1848年奥地利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复杂的民族斗争，恩格斯认为：“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而“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4]在恩格斯看来，那些有着自己的历史、有活力的民族是革命的民族，而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则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恩格斯认为：“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5]恩格斯站在革命立场认为那些历史民族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获得民族的解放，所以他支持历史民族的解放斗争，而反对非历史民族的运动。他认为“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6]。革命的结果是消灭那些作为“反动的”非历史民族，这意味着历史的进步。恩格斯主张这些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无法获得独立的。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弱小民族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阻碍作用，因而反对它们的存在，主张历史民族的革命与独立。尽管鲍威尔不同意恩格斯关于“非历史民族”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恩格斯所采用的“历史民族”与“非历史民族”概念却成为鲍威尔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 康德哲学

年轻的鲍威尔在大学期间大量地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其中包括康德的哲学著作。在《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中，他坦承康德哲学影响了他对民族概念的认识。鲍威尔反对经验论以及唯心论的民族概念，就是受到了康德对于经验主义和理念论批判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心理学上的民族概念的批判，就是直接来源于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理论。

康德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在认识论上克服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缺陷，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与“上帝存在”是康德哲学思想中的三大主题。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三大哲学批判著作中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康德试图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确定人类认识限度，从而克服由于近代哲学以来主客二分所带来的矛盾，并为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奠定各自的基础。以培根、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经验论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他们在知识来源和普遍必然性之间的争论始终是人们无法解脱的难题。经验论认为人类的知识产生于感觉经验，而不是神的启示和天赋观念。因为感觉经验是来自外物的刺激，从而说明了科学的客观性。而唯理论则认为人类的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因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有心灵才能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双方在知识客观性与普遍性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经验论陷入了怀疑论，唯理论则滑进了独断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确定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人们的一个迫切任务，康德就是在休谟的不可知论启示下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康德通过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完成了哲学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知性上的统一，在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为人们的内心信仰留下了地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康德哲学观点综合了经验论与唯理论，所以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理论的资源，它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就是对于康德哲学唯心主义方面的进一步阐发，马赫主义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

鲍威尔关于民族性格概念就是受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来的“第三经验类推”的影响。因此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认为自己才开始摆脱“康德式天真”的影响，而开始采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民族概念。

三 新康德主义与马赫主义

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中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政治落后之间的矛盾在哲学上的表现。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取得瞩目的成就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用科学性和精确性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从而造成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体系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试图通过“回到康德”来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潮即新康德主义。早期新康德主义是以李普曼和朗格为主要代表人物。它主要是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西南学派”亦即弗莱堡学派以及以柯亨和纳托尔普为代表的“马堡学派”。

新康德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回到康德”为名反对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以阐述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李普曼明确否定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认为它不是概念而是“伪概念”[7]。他们主张超越唯物与唯心之争，认为唯物主义把虚假的现实当作真正的现实，从而使人缺少理想，陷入自私自利的物质追求陷阱中。而唯心主义则是离开了人类认识的普遍性，把个人的意识当作绝对的创造原则。在这方面恰恰是康德打破了欧洲主客二分哲学传统，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们把康德哲学作为克服唯物论和怀疑论的思想基础。从表面上看，他们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实际上最后都走向了唯心主义哲学。新康德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从而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柯亨认为以数学为核心的科学和以理性为本质特征的哲学都奠基在科学理性之中，在科学的理性与理性的科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联系。[8]

在19世纪后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康德主义是当时德国乃至欧洲广泛传播与影响的思想派别，当时大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第二国际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E.伯恩施坦、K.施密特以及对于俄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同样有着深刻影响的，如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麦克斯·阿德勒。新康德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失去了原来的秩序与基础，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理论相互激荡，传统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失去了合理性。因此如何重新确定人们生活的信念与价值观念就成为哲学的任务与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康德主义重新发现了康德主体价值哲学，突出了道德的重要性，满足了人们的社会需要。这也说明了当时实证主义思潮对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这种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他主张利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这一观点对于包括奥托·鲍威尔在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与方法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赫主义在形成时间上比新康德主义稍晚，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同样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它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他是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开创者。20世纪前后，正当人们以为牛顿所开创的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的时候，自然科学取得了新的发现，用传统物理学无法说明这些发现，这就必须用新的思维方法来加以解释。马赫主义在继承实证主义基本观点基础上对于新的科学发现做了解释，主要是把自然科学上的方法论与观念运用于哲学研究，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认识论，是实证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二代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的特征在于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哲学，他认为凡是不能在经验中加以描述或证实的内容如本质、自在之物等都应当作为不经济的东西加以抛弃。在认识论上，马赫主义把经验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否认认识对象的外在客观性。他认为人类的认识世界就是经验世界，这种经验世界既不是客观物体也不是人的自我意识，而是由人的感觉要素组成。“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9]马赫主义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阿芬那留斯在“费力最小原则”基础上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他以主观性的生存原则取代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特别是在关心科学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主张运用马赫主义来完善马克思主义。鲍威尔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观的认识以及关于民族生存斗争理论就是受到了这一理论影响。在俄国甚至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哲学流派，它影响了当时俄国的政治斗争。列宁曾专门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来批判马赫主义为俄国革命斗争奠定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主张用科学的认识与方法论来克服传统哲学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坚持科学的有效性，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唯心主义。但是它们都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现代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受到了马赫主义的影响。另外它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尽管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分歧，但无论是新康德主义还是马赫主义都对当时不少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奥地利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正是运用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来人们称之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括以研究民族问题而著称的奥托·鲍威尔。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页。

[7]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7卷（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8]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7卷（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9][奥]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