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
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趋同性越来越强，如欧盟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权利与独立运动。“20世纪的政治创伤并非是民族的地域范围和民族主义的主题所能涵盖的。然而，民族这艘航船劈风斩浪，勇往直前。民族的旗帜从未降落。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1]当前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民族矛盾与冲突，比如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火、西班牙巴斯克民族独立运动、北爱尔兰归属问题、加拿大魁北克自治问题、非洲大陆上的种族仇杀等。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俄罗斯国内的民族矛盾并没有因为解体而得到解决，反而和苏联一样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冲突，如车臣与南奥塞梯问题。
民族现象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普遍、最为复杂，同时也是人们至今依然还在探索中的社会现象，它往往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价值和宗教信仰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各民族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在国家建立以后，各民族之间为了国家权力与民族利益又产生了矛盾与分歧，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一现象？是什么力量使得各民族具有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运动？在人类走向共同的发展目标之时，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形成情同手足、坚不可摧的共同体，而有些人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以至于冲突不断？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现象——民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事实上，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价值。”[2]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北美各州发起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由于法国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意大利统一运动、法国大革命运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导致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先前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走上了为争夺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而进行侵略与扩张的道路，从而引起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平等的权利成为民族之间的主要矛盾。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国家解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共同奋斗与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统一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与地方保持着统一性与完整性，但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它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民族语言文化及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独立活动。近年来的“拉萨事件”以及“乌鲁木齐事件”说明了民族问题仍然是我国的重大问题。这就使得我们针对民族问题提出我们的民族理论以及制定适合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不仅是国际形势发展所赋予的艰巨任务，也是我们国家自身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使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斗争，他们的民族理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了阶级社会民族压迫的根源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列宁、斯大林依据马克思民族理论观点认为民族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坚持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以阶级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他们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探索，西方理论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汤姆·奈伦在《不列颠的崩溃》中认为，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马克思在民族理论上陷入了“晚期托勒密”困境。[3]海斯在《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中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但忽略了民族主义而且还提出了反对民族主义思想。[4]
二 第二国际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尤其是中欧与东欧国家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重新思考阶级与民族关系问题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任务。而这一时期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这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受维克多·阿德勒之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撰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专著，准备用来作为社会民主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第二国际时期是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过渡环节，但是囿于过去政治斗争的立场与方法，对待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总是将其定性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我们对于第二国际的研究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在学理上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向当代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时期，[5]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与任务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差异，同时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问题的最初展现，诸如革命与改良、经济与政治、全球化问题、民族权利、民主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因此不注重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就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不研究这一时期理论产生分化的原因也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本质。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为修正主义，忽视了他们对于当时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偏见”。
由于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严厉批判，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不被重视。加上二战期间政治经危机鲍威尔的著作在国内外受到冷落，这种情况直到苏联解体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才开始改变，人们对于“民族文化自治”才予以重新认识。但对于奥托·鲍威尔的民族理论评价人们褒贬不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把鲍威尔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的。而西方一些学者则认为鲍威尔提出了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开辟了新的途径。休·希顿—沃森在《民族与国家》中认为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尽管未能付诸实施但却是不同凡响；[6]国内学者韦定广一改众多国内学者对于鲍威尔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批判的观点，他认为正是包括鲍威尔在内的第二国际社会民族党人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7]
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变化，鲍威尔的民族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不少国家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因此在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全面地评判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他的民族理论，对我们的民族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斌、洪晖译，舒蓉、陈彦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序：第14页。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参见[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5]参见《国外理论动态》杂志记者对于姚顺良教授的专访，《应重视和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姚顺良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6]参见[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和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618页。
[7]韦定广：《“第一国际”为什么会解散？》，《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