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

我们知道，凡是一本书、一段历史，必然都有它的开始，有它的终结。比如像我们熟悉的《史记》，因为是通史，所以上通三皇五帝，从中国传说的时代开始，一直记载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为什么记载到元狩元年呢？因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也就是说，他实际是记录到了他所生活、所在的那个时代。元狩元年之所以叫元狩，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的时候捕到了一只怪兽，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的获麟吗？是不是和元狩有点像？司马迁把结束的地方放在这里，是有些向孔子致敬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说，《史记》的开始和结束是可以非常清楚地解释出来。

我们再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它是从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开始，一直记载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为什么要从三家分晋开始呢？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让皇帝以史为鉴，他想讲的是秦汉以下历代制度的得失，战国时代则是秦汉以下制度形成的阶段，三家分晋恰好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所以司马光从三家分晋开始讲。

为什么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结束呢？因为显德六年，后周世宗去世，紧跟着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然后才有了大宋朝。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实际上讲到了宋朝立国之前。

要插一句的是，司马迁和司马光这两个人的区别。司马迁讲到自己生活的时代，不管什么朝代，他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他就写到汉武帝；司马光则是写到自己所在的宋朝之前，这实际上是历史记录前后的变化，这个话头儿我们不展开讲，以后我们讲史官的时候，会讲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不管怎么说，这两本书我们一看就明白为什么它们会从这里开始、到那里结束。

再说其他的，像二十四史里面的，什么《汉书》《后汉书》《梁书》《齐书》《陈书》等这些书，一听名字就知道了，它们写的就是一个朝代。这些书也叫作断代史，那肯定是从这个朝代的开始到这个朝代的结束。

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春秋》。

我们前面说过了，春秋这个时代是以《春秋》这本书来命名的，那么《春秋》这本书自然不需要去关心春秋这个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它只是从鲁国第十三任国君鲁息姑开始，一直记录了12位鲁国的国君，但这12位国君之后，鲁国并没有灭亡。《春秋》既然是鲁国的国史，为什么不从鲁国立国开始，一直到鲁国灭亡为止呢？为什么只是拣了中间这12位国君呢？这么说起来，《春秋》的开始和结束相对于前面那些书就要复杂一些了。

我们先来讲讲《春秋》的记录结束在什么时候。

我们前面说《春秋》一共记录了鲁国12位国君，两百四五十年的历史。两百四五十年的历史，您不觉得很奇怪吗？《春秋》是一本编年史，是按年记录的一本书，记录了240年就是240年，记录了250年就是250年，怎么会出现二百四五十年的历史呢？这就是《春秋》跟后世的历代史书都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有三个终结点。

《春秋》的第一个终结点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它们以获麟这一年作为终结。

为什么要以获麟这一年作为终结呢？我们前面讲到过获麟，获麟是说这一年鲁国在狩猎的时候捕到麒麟，孔子看到麒麟之后，感叹道：“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为什么孔子要这么说呢？据说孔子出生的时候，鲁国就曾经捕获到一只麒麟，所以孔子认为，自己出生的时候捕到了一只麒麟，现在又捕到了一只麒麟，这是一个循环，说明自己要到终点了，离死不远了。孔子有感而发才说出「吾道穷矣」，于是退而作「春秋」，两年以后就去世了。

《公羊传》《谷梁传》这本两本书都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传授出来的，是要为孔子整个思想来作注解，所以它们认为到获麟这一年，也就是孔子思想大成、整个循环结束的时候，它们以这年作为终结，向孔子致敬。如果按照《公羊传》《谷梁传》的这个终结点，那么《春秋》记录的一共是242年的历史。

《春秋》的第二个终结点是《春秋经》。《春秋经》的最后一个条目就是「孔丘卒」（《春秋经·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后那一年其实还没有过完，但是，后面的事情《春秋经》就不再讲了。也就是说，《春秋经》是以孔子去世的那个时候作为终结的，它实际上是在《公羊传》《谷梁传》之后又补了一年半。如果按照《春秋经》的这个终结点，那么《春秋》记录的一共是243年半的历史。

《春秋》的第三个终结点是《左传》。春秋记录了鲁国12位国君的历史，可是孔子去世的时候，在位的那位鲁国国君又多活了11年，所以《左传》就把这11年补齐。也就是说，《左传》记录的是完整的12位国君的历史，而《公羊传》《谷梁传》《春秋经》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按照《左传》这个终结点，那么《春秋》记录的一共是255年的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羊传》《谷梁传》是以孔子之道的终结作为终结，《春秋经》是以孔子之身的终结作为终结，而《左传》是以鲁国国君的终结作为终结，三个终结点虽然很复杂，但大家一看，还是可以猜测出来如此分割的用意。可是一经三传都是以鲁国第十三任国君鲁息姑作为春秋十二国君中的第一个，为什么以鲁息姑作为第一个呢？这个事可就不好解释了。

《公羊传》给了一种解释，《公羊传》说以鲁息姑作为第一个国君，是因为鲁息姑之前的时代，离孔子所在的时代太遥远了，当时的史料不全，资料缺乏，没办法组织成像后面这样完整的记录，所以孔子就把之前的部分去掉了。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公羊传》的解释并不总是那么合理，比如鲁息姑有个叔叔叫鲁益师，鲁益师去世的时候，《春秋经》没有标注他去世的日期，《公羊传》就解释说，因为时间太久远了，所以就没有标注日期。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公羊传》还特意把《春秋》的记录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所见世是指孔子看到和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然记录得最详细；所闻世是孔子听人讲述的时代；所传闻世是孔子只能通过收集历代传闻来了解的时代。而鲁息姑就是在所传闻世，所传闻世既然是基于传闻，本来就不准确，所以说有一些细节丢失了，在《公羊传》看来，也觉得很正常。

我们看《左传》怎么解释鲁益师这个事呢？《左传》说因为鲁息姑没有参加鲁益师的小敛，国君不参加，所以《春秋经》就没有记录具体的日期。这么一比较，明显是《左传》的解释比《公羊传》的解释更合理。

拿这个例子再来看为什么要以鲁息姑作为第一个国君呢？《公羊传》的解释就让人觉得不那么可靠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以鲁息姑作为十二国君的第一个呢？我们认为，这个事情要从继承制度讲起。

一般来说，继承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父死子继，简称继，就是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儿子死了，孙子继位，这么一系下去；另外一种则叫作兄终弟及，简称及，就是说哥哥死了，弟弟继位。以后世来说，主流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嫡长制，很少会有兄终弟及的情况。比如我们熟知的，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结果赵匡义一继位就出现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传说。大家都说，这肯定是赵匡义把赵匡胤给杀了，否则怎么会不让儿子继位，而是让弟弟继位呢？

但在春秋时代这两种继承制度都被使用，而鲁国则采取了一种更有意思的方式，叫作一继一及，我们可以看鲁国的国君序列表：

伯禽子考公继，弟炀公及，子幽公继，弟魏公及，子厉公继，弟献公及，子真公继，弟武公及，子懿公继，弟孝公及，子惠公（鲁弗湟）继，子隐公（鲁息姑）继，弟桓公（鲁允）及，子庄公（鲁同）继，子闵公继，弟僖公及，子文公继，子宣公继，子成公继，子襄公继，子昭公继，弟定公及，子哀公继。

（根据《史记》整理）

从鲁国始封君伯禽以下，基本都是弟弟继承—儿子继承—弟弟继承—儿子继承，一直到第十二任国君鲁弗湟，也就是惠公，本来应该轮到鲁弗湟的弟弟继位，但却是由他的儿子鲁息姑继承。

为什么不由他弟弟继位呢？史料有限，我们只能猜测，大概是因为鲁弗湟在位的年代太长了，他在位40多年，等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弟弟已经老得不行了，没办法再做国君了。比如像我们前面说的鲁益师，就是鲁弗湟的弟弟，他在鲁息姑执政的第一年就死了。

大概鲁息姑继位的时候，大家也考虑按照顺序来说，应该是鲁益师来继位的，可是鲁益师已经没有办法再继承了，所以鲁息姑的继位实际上在鲁国的整个继承体系上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可是从他之后的十几任国君，除了发生政变几乎就不再有兄终弟及这种情况，全部都变成了父死子继，可以说鲁息姑正好是站在两种制度变革的中间，而偏偏鲁息姑又是摄政称公的双重身份，这让他代表了鲁国继承制度大转变的同时，又成为鲁国整个历史中最有争议的人物。

关于摄政称公的事儿，我们会在正篇中详述，这里只说一个大概。鲁息姑摄政称公，就是说他一方面是摄政的臣子，另一方面又享受国君的待遇。所以从后人的角度上来看，可以把他理解成为摄政，也可以把他理解为称公。如果理解为摄政，那么鲁息姑就是以臣子的身份来摄政，鲁息姑在位执政的11年，真正的国君应该是他的弟弟鲁允；可是如果理解为称公，那么鲁息姑是继承了第十二任国君鲁弗湟的国君宝座，死后又把他的位置交给鲁允继承。

正是这种理解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鲁国第十五任国君鲁同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如果鲁同将鲁息姑看作摄政的臣子，则从第十二任国君鲁弗湟以下的继承序列如下：

子鲁弗湟继，子鲁允继，子鲁同继。（根据《史记》整理）

从这个序列上看，似乎鲁国已经从原来一继一及的继承法变成了父死子替的继承法，而且这种变化在第十二任鲁弗湟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鲁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要让我的儿子继位，因为第从十二任国君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已经运转了三代的制度，自然这样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鲁同将鲁息姑看作正式的国君，则从第十二任国君鲁弗湟以下的继承序列如下：

子鲁弗湟继，子鲁息姑继，弟鲁允及，子鲁同继。（根据《史记》整理）

从这个序列上看，鲁息姑虽然是一个异类，但当时毕竟有特殊的情况，而鲁息姑之后，鲁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一继一及继承法。既然一继一及制度还在延续，那鲁同当然应该让他的弟弟来继位。

不同的理解，对于鲁同的选择就产生不同的影响。鲁同当然希望由他的儿子来继位，这个难题以后我们会专门讲到。但不管怎么说，鲁息姑的确是鲁国整个继承制度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继承制度的变化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一定要以他为开始吗？

继承制度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点我们要先说一说父死子继和兄死弟及的区别。

古人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尤其像春秋和春秋以前的人寿命非常短，往往父亲生了儿子之后还没多长时间，父亲可能就去世了。所以父死子继，儿子继位的时候年纪都很小，可是兄终弟及，哥哥去世的时候，弟弟一般情况下正是壮年。

那么，两种继承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立长君还是立幼君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立长君和立幼君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人抱在怀里时就做了皇帝，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

其实，长君和幼君的区别并不是在年龄，而在于一件事情——敬奉神灵，长君可以做，幼君做不了，而一个国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到底会选用哪种继承制度。

只有敬神这件事情，首先别人不能替，其次它的过程环节非常烦琐，任何错误都是对神灵的不尊重。如果一个国家对于敬神这件事情非常看重，那就必须立长君，如果无所谓的话，就可以立幼君。换一句话说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必须立长君，而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就可以随便立幼君，因为治理国家完全可以由别人代理，但是敬奉神灵是没有办法代理的。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这样的，英国、日本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英国的国王、日本的天皇都是父死子继。我们再来看沙特阿拉伯，他就是兄终弟及，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宗教国家。

由此，再来看鲁息姑，他恰恰是站在鲁国从一个半宗教、半政教合一的国家转化成一个完全世俗国家的节点上，那他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君呢？他是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劈开春秋时代，用来作为《春秋》开始的第一个国君呢？

继承制度的变化，在鲁国产生了一个负作用。鲁同本来应该让他的弟弟来继承，他有三个弟弟——鲁庆父、鲁牙、鲁友，可是鲁同有私心，想让他自己的儿子继位，结果导致鲁友把鲁牙给毒死了，鲁庆父作乱最后被杀。鲁同的儿子继位后，为防止自己的弟弟抢夺国君的位置，依赖他的叔叔鲁友，结果无形中助长了鲁友的势力，鲁友又扶植鲁庆父、鲁牙的后人，他们在鲁国的势力不断地膨胀。

到了孔子的时代，鲁国的“三桓”把鲁国国君架空，专权鲁国，“三桓”就是鲁同三个弟弟的后人。而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实际上就是要把“三桓”专政的局面给扭转过来。

我们可以想象，孔子「作春秋」的时候，之所以从鲁息姑这里开始，恐怕就是他认为“三桓”专政的情况从根上来说是在鲁息姑这里，也就是继承制度的变化导致鲁国当时的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