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一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互文性理论、文学社会学理论及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白蛇传的改写。
第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文本互释性”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产生的，最早可追溯至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原则、狂欢化等概念，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是受到巴赫金的启发而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她说：“在书的话语世界中，接受者仅仅是作为话语本身被包容进来的，因此接受者与作者在写作自己的文本时所参照的另一个话语（另一本书）融合了；这样一来，水平轴（主体—受话者）和垂直轴（文本—其他文本）便重合了，进而揭示出一个重要事实：词语（文本）是一些词语（文本）的交汇，人们在其中至少可以读出另一个词语（文本）。……任何文本都仿佛是由一些引文拼合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文本关联性概念在主体关联性概念的位置上安置了下来。”[1]
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不少文学理论家相继进行了深入探索和阐释，如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热拉尔·热奈、米歇尔·里法泰尔等。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其《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下了这样的定义：The relation（s）obtaining between a given text and other texts which it cites,rewrites,absorbs,prolongs,or generally transforms and in terms of which it is intelligible.（一个给定的文本与其所引用、重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2]
以互文性概念来看，作者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以往作品的影响，任何文本都是对于其他文本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改写。有意识的改写包括戏仿、拼贴、注释、翻译、用典等，无意识的改写则更为普遍，艾略特说：“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3]殷企平说：“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作品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然而，即使是再独特的作品也是对其他作品进行改写的结果。不管一个作家有意与否，他写出来的东西都不能逃脱‘互文’法则的制约——任何作品都是对以往某些作品的改写。”[4]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其《符号的追寻》对互文性理论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后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5]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注重文本形式之间与文本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强调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别文本间的关系，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有效地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从而避免文本研究的狭隘视域和有效开拓，正如程锡麟所说的：“互文性理论不仅仅注重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更注重文本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与种种形式主义的高论相比，这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同时，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注重文本与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了文化与文学文本以及其他艺术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今的文化批评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拓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一种新视角。”[6]殷企平也指出：“互文性原则无疑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新的思路。就作者而言，互文性知识的妙用能够加深并丰富所写作品的内涵。就批评家乃至一般读者而言，互文性知识的自觉运用能够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同时，互文性原则还有助于打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界限，甚至有助于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7]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运用“互文性”理论研究白蛇传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白蛇传是中华民族的著名古老传说，已作为一种文化“原型”沉淀于民族集体记忆中，被历朝历代的作家们所运用、发挥，成为不断生发的“原文本”。从现代以来白蛇传的改写来看，作家在创作时大多参照了“白蛇传说”的“原文本”意义，如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他们往往通过阅读白蛇传小说或戏剧文本，观看白蛇传戏剧、电影、舞蹈等途径获得“前文本”参照，有些甚至是从别人那里直接听到的民间故事，比如鲁迅在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就明确说过他最初对于白蛇传的了解，就是因为祖母常常对他讲白蛇传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改写者并未对自己接受白蛇传“前文本”影响的事实加以说明，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来辨析该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有些是创作者有所意识的，如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上的相似，甚至是情节和人物台词的雷同等表现；而有些则是创作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回避的，如李锐、蒋韵在创作小说《人间》时，就明确表达过他们在“前文本”巨大影响下“重述”的困难。此外，“后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还常常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引述与评价，比如李碧华的小说《青蛇》中就有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义妖传》等作品的评价；周蜜蜜的小说《蛇缠》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评价方式直接引入“前文本”，不仅反映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体现了创作者对文本文化意义的多元开发，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第二，文本细读方法。
细读（Close Reading）这一概念是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的开拓者瑞恰兹（Iror Armstrong Richards）在其著作《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中提出来的，瑞恰兹主张立足于文本批评，极力反对和批判文学的外部研究（External Standards）方法，认为社会、作者、读者等文本以外的因素只会干扰文学批评。新批评派的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继承、发扬了这一文本细读方法，将其发展为一个学术思潮和流派，他们以语义学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极为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主张通过对文学文本字、词、句、语法、结构、语境等进行更为精微细致的阅读、分析，捕捉词句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辨别词句的多重意义，分析词语、修辞与结构间的关系，并通过语义分析来找出结构上的统一、平衡，弄清文本的象征、隐喻意义，发掘文本的深刻内涵。对于细读这一概念，《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有一段比较全面的概括：
“细读”（Close reading）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它强调文本内部语言语义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文本结构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所形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细读的主要特点是“确立文本的主体性”，强调文本内部的语义和结构对意义形成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而不主张引入作者生平、心理、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来帮助解读文本。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以内部研究为特点的“文本批评”。[8]
对于现代以来白蛇传作品的研究来说，文本细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因为白蛇传作为一个传说，其主题、人物、情节等主要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所以后来的不少改写作品之间在某些主要情节上的差别往往并不是很大，比如关于“端阳”的情节，白蛇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饮了雄黄酒，许宣（许仙）是什么样的心理，这点细微差别就体现出作者对作品人物的不同情感态度，又如“游湖借伞”情节，究竟是谁搭乘了对方的船、是谁将伞借给对方的这些细微问题，其实都蕴含了创作者们不同的理解和意图。
通过文本细读还可以发现很多作品的“硬伤”，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评价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何迟、林彦的京剧剧本《新白蛇传》的台词就几次出现纰漏，白娘子对许仙说：“你我夫妻自西湖舟遇至今，数年来如一日”，其实对照传说，白、许从舟遇至合钵，时间是一年左右，“数年来”之说显然欠妥；而南极仙翁批评法海之词也不当：“屡次拆散他二人美好良缘，害得妻离子散。”其时，白娘子尚未产子，“子散”是错误的。类似何迟、林彦的《新白蛇传》的这种“硬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作品中比较普遍，很多作品的情节出现严重纰漏，若作深入考察，我们将发现，这显然不是“笔误”或者“粗心”之类的问题，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题、人物和事件的情感态度，而这又与其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是社会整体思潮的一个表现和反映。
通过文本细读，将研究的重心放到文本分析之上，以文本为依据，还可以发现“批评”的真正意义。如某论者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评论白蛇传改写作品《人间》，理念固然新颖，但在实践时却偏离了作品的主题，再如有论者想当然地评论卫聚贤的《雷峰塔》中，法海是封建专制的代表，阻碍和破坏许仙、白蛇追求幸福自由的生活，实则完全背离了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即《雷峰塔》实际上是颠覆了人妖之间感人肺腑的爱情，白素贞、许仙贪财好色、阴险狡诈、自私冷漠，相互间欺骗，并没有真正的爱情；而法海则被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和尚，这完全是文化意义上的颠覆，更是人性意义上的重审。该论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正是不细读文本甚至不读文本的后果。可见，依托文本，既要从文本的整体上分析，又要从文本的细节寻找依据。文本细读方法既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文本深层，深刻透视文本的内在蕴含，而且也将帮助我们建构正确的文学批评，正如陈思和所说的：“在中国的语境中，文本分析的实际含义可表述为：细读文本。目前，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渐渐成为一种技术性、工具性的僵固模式。在这一理论套路的操练下，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审美性被遮蔽和湮没了。因此，有必要从作为文学史教学最基本的教学类型——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9]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书将以一定的篇幅进行文本具体内容和细节、情节的叙述与分析。
第三，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
互文性和细读是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而二者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互文性理论虽然超越了结构主义拘泥于共时性和文本封闭性的研究方式，但它强调的仍然是“文本”，是该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正如殷企平所言，互文性理论“仍忽略了产生作品的另一部分同样也相当重要的条件，即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直接的个人生活经验。诚然，作者、读者观察思考社会历史、文化的现实时的眼光以及写作、阅读时的思想和方法必然要受到先前文本的制约与影响，但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现实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调整、修正并改变着作者与读者的互文性结构。其间的关系只能是辩证的关系”。[10]而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把文本视为一个自足独立的封闭系统，割裂了文学与社会、作者、读者的联系，陷入极端的文本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
针对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本书将同时采用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具有社会性内容，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制约，因此社会学批评一直是东西方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正如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指出的：“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11]美国批评家魏伯·司各特也说：“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一支活跃的力量。”[12]本书将运用文学社会学方法，在进行互文性影响研究和文本细读研究的同时，关注文本与社会文化环境、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综合考量文学思潮流派、作者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等多重因素，关注社会制度、市场效应等多方面问题，从而将文本置于一个开阔而多元的文化场域中，得出较为公允、客观的研究结论。
二 研究思路
本书首先对“五四”前白蛇传的产生及演变进行研究，选取重要的作品予以细致分析，然后对现代以来的白蛇传作品按其产生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分类，并从主题、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予以阐释，既注重现代创作与“前文本”的比较，分析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又注意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创作观念，进行社会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探讨，从而较深入地揭示出现代以来白蛇传改写背后的思想、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涵。
第一章主要研究“五四”之前的白蛇传创作状况，探讨其源流和演变历程，从而为现代以来的白蛇传改写提供“前文本”参照。关于白蛇传的“发轫之作”，学术界存在《白蛇记》与《西湖三塔记》的争议，笔者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文本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予以分析、评判。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出现标志着白蛇传的“基本定型”。其后，白蛇传被改编为戏曲，扩大了影响，情节也不断完备，黄图珌、梨园抄本与方成培等人的戏曲《雷峰塔》是白蛇传“走向成熟”过程的作品，尤其是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是白蛇传基本成熟的标志。之后，玉山主人创作的章回体小说《雷峰塔奇传》、陈遇乾的弹词《义妖传》及根据弹词《义妖传》“翻译”的小说《前白蛇传》，使得白蛇传的情节更加曲折，内容更加丰富。弹词《义妖传》后集及据其“翻译”的小说《后白蛇传》，属于白蛇传的“后传”，本书将主要以小说《后白蛇传》为分析对象。“续传”是非常失败的，思想庸俗、格调低下，其失败为后世的白蛇传改写提供了警示意义。
现代以来，白蛇传创作受到时代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本书拟将现代以来的白蛇传创作按历史时段进行大致划分，并选取每阶段重要的作品予以分析研究，以期通过文本考察发现其中蕴含的时代政治文化动态和人伦精神心理。
第二章主要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白蛇传的改写，主要作品是三部话剧：向培良的《白蛇和许仙》、高长虹的《白蛇》和顾一樵的《白娘娘》。这几部话剧具有明显的“五四”精神，以爱情为主题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苦痛，具有浓郁的启蒙色彩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作品的主题多为爱情，再加上受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表现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白蛇传话剧创作最热衷采用的方式。此外，作品还融合了审美主义的一些特点，如语言的诗意美等。总体而言，这三部表现主义白蛇传话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艺术水准。
第三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主要作品有谢颂羔编著的小说《雷峰塔的传说》、秋翁的小说《新白蛇传》、卫聚贤的话剧《雷峰塔》、包天笑的小说《新白蛇传》、刘念渠的话剧《白娘子》等。这些作品尽管主题稍有差异，但是都具有鲜明的“现实化”特点，即十分讲究文学的现实功利目的，而不太注重艺术价值。现实化改写显然是对传统的巨大颠覆，固然具有现实批判力度，甚至在艺术上也能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阅读体验，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传奇性色彩。这些作品往往过于追求现实意义，忽略甚至有意回避神秘色彩和传奇情节，从而导致作品的情节陷入平庸的窘境。
第四章主要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颐指气使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文化环境，在“政治标准第一”“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创作原则的主导下，政治对文学创作显示了强大的干涉力量。在“戏改”浪潮的推动下，这一阶段的白蛇传改写相当活跃，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就体裁来看，戏曲占据绝大比例，如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何迟、林彦的京剧《新白蛇传》以及评剧、川剧、越剧等不同戏曲形式的《白蛇传》等。与之相比，其他文艺体裁的白蛇传显得比较稀少，主要有张恨水、赵清阁分别创作的长篇小说《白蛇传》等。这一阶段也有作品出于反封建、反迷信的主题，承袭现实化改写的手法，如徐菊华改编的京剧剧本《白娘子》（草本）、姚昕编撰的读物《白娘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丁西林的古典歌舞剧《雷峰塔》是对民族戏曲创新的尝试，只是当时未曾发表、出版或演出。
在这一时期的白蛇传改写中，作者成为国家政治控制的提线木偶，缺乏艺术自主性和自由性。作品千篇一律，在主题、情节、人物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些甚至出现了集体改编、集体创作的现象，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严重倾向，而且往往过分暴露了创作者的主观态度，损害了作品的含蓄之美，主要表现在：首先，主题被新政权“钦定”为反封建，批判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颂扬以白蛇、青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其次，情节设置上淡化白、许之间的矛盾，极力渲染法海一方与白、许一方的矛盾，通过强调白、许之间的恩爱来暴露法海的腐朽、残忍和歹毒。最后，人物形象塑造上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极力丑化法海，美化白蛇，凸显青蛇的斗争精神。在塑造许仙的形象上，通常写他起先轻信、懦弱，后来逐渐觉醒，坚决反对法海，有的作品将其斗争精神描写到极致——为救白蛇而被法海打死。
第五章主要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降我国港台地区及海外作家改写的白蛇传作品。由于相对宽松的创作政治环境和比较发达的大众文化，7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的作家开始大显身手，使白蛇传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主题多元、形式多样、手法各异。大荒的长诗《雷峰塔》，以“平等”观念为主旨，采用自由诗体的形式，兼用散文语言叙事，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刘以鬯的实验小说《蛇》，对白蛇传做了现实化的处理，诗意盎然，语言艺术非常高妙。李乔的长篇小说《情天无恨》批判了人性的丑恶，情节的改写别具一格。李碧华的长篇小说《青蛇》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写出了女性的欲望、爱情观念等，也辛辣地嘲讽了“时政”，古今杂糅，将古老的传说和当下历史连缀在一起，写法新颖、独特。田启元编导的实验话剧《白水》与《水幽》，改写自白蛇传中的“水斗”一折，情节上虽然沿袭既往之作，但是在表演上却独出机杼，令人耳目一新，惊叹于编导非凡的创造力。严歌苓的小说《白蛇》，与其他白蛇传文本不同，《白蛇》只是借白蛇传的相关情节来隐喻女性复杂的情爱、感受。周蜜蜜的《蛇缠》属于“元小说”，主要内容是如何改写白蛇传，小说写出了现代人复杂的情爱。陈庆龙的短篇小说《蛇的女儿》有些与众不同，不是蛇变人，而是让人变蛇。赵雪君的京剧剧本《祭塔》竟然写白蛇母子乱伦，实在惊世骇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品，如何公正、客观地来看待这一现象，这既需要贴近文本，也需要接近作者的心灵。
第六章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作家改写的白蛇传。由于这一阶段政治对文学的干涉相对改善，作者具有较大的改写自由，白蛇传的改写一改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单调局面，主题呈现出多元局面。尤其是近些年，白蛇传的改写比较活跃，呈现出“百花齐放”之状，这是一种现实折射，更是改写的趋势。萧赛编著的长篇小说《青蛇传》、高舜英的京剧《青蛇传》、孙蓉蓉编著的民间故事《白蛇传》等承袭了政治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陈旧。而两部冠名“新传”的长篇小说——吴锦的《白娘子新传》、沈士钧的《青蛇新传》，不仅乏新可陈，也乏善可陈。芭蕉的网络小说《白蛇·青蛇》、包作军的微型小说《白蛇后传》、邱振刚的中篇小说《许仙日记》等剖析了“人性”的内涵，李锐与蒋韵合著的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以人性批判和身份认同为主题，显示出悲悯情怀，在叙事上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第七章主要就白蛇传改写的某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改写要有现代意识，作品改写的主题和流露的思想、情感，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符合人类文明的现代进程，要摒弃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白蛇传蕴含着浓厚的悲剧因素，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千古悲剧。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这一悲剧不但有了“大团圆”结局，甚至被有些作家赋予强烈的喜剧色彩。悲剧性与大团圆是改写的两种情感基调，只要运用得当，都可以采取。形式的变化对改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不同的体裁，对于白蛇传的发展、传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白蛇传并非是僵死的，它尚存生命活力，尚存被改写的空间，这一原型等待着那些有创造力的作家来开掘。
[1]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申丹、秦海鹰主编：《欧美文学论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Prince Gerald: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Lincoln& London,1987:46.
[3][英]艾略特：《传统和个人才能》，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卞之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4]殷企平：《谈“互文性”》,《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5][美]乔纳森·卡勒：《符号的追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4页，见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6]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7]殷企平：《谈“互文性”》,《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8]张剑：《细读》，赵一凡等编著：《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30页。
[9]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10]殷企平：《谈“互文性”》,《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12][美]魏伯·司各特编著：《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