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述评[1]

自20世纪以来，学界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专家和论文论著，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史料的发掘，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研究者从现代性、女性主义、精神分析、都市文化、后殖民理论、身体叙事、跨学科等角度对张爱玲文本进行深入探讨，或融合多种方法进行精彩阐释，产生深远影响，鉴于这方面的介绍已经很多[2]，此处就不一一展开，因为除了散见于各家著述中对上述成果的评析，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持续升温，还出现了以张爱玲接受史为主题的研究，如2000年温儒敏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在此文中，作者回顾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到90年代近20年间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及书籍出版情况，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张爱玲被“重新发现”，20世纪80年代研究才真正开始，这期间有关张爱玲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并开始触及对小说人性内涵及现代性特征的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除了延续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从意象结构、心理描写、文化模式、女性主义等对张爱玲文本进行多样解读外，也开始注重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价值定位，与此同时，张爱玲传奇的一生成为关注的焦点，多部传记相继出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显然已经完成了对张爱玲‘经典型’的论证，张爱玲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文化现象”[3]。这是对20世纪末近20年国内张爱玲研究状况颇为精准的概述。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二十世纪末张爱玲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4]《近五年张爱玲研究综述》[5]等。与上述研究相比，《张爱玲接受史论》[6]《在美与接受之间——论张爱玲及接受情况》[7]《“张爱玲现象”的历史考察》[8]《美在“参差的对照”——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张学”》[9]等一批硕士学位论文则将研究的范围扩至20世纪40年代，勾勒60余年海内外的张爱玲研究历程，大致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研究以傅雷、谭正璧为代表；20世纪60—80年代则主要以海外的夏志清、唐文标和水晶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格局基本铺开，并不断走向深入，赵园、宋家宏、余斌、李欧梵、王德威、林幸谦等学者不乏创见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或专著的出版，大大推动了张爱玲的研究进展。上述论文在梳理的同时，注重融合时代历史文化情境，从接受理论角度对其中原委进行探究，为我们从总体上了解张爱玲研究现状及接受史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此外，对张爱玲作品自产生以来研究历程进行回顾的还有一些单篇的综述论文，如李晓虹《张爱玲研究述评》[10]、灵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11]、刘维荣《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12]、王卫平和马琳《张爱玲究五十年述评》[13]、黄玲玲《六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述评》[14]、何杏枫《张爱玲研究在北美》[15]、柳星《倾城之恋：港台学者的“张爱玲书写”》[16]、杨青泉《张爱玲研究的“关键词”——张爱玲研究回顾》[17]、胡沛萍《近年国内张爱玲小说研究述评》[18]等。

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论文虽然在时间的切入点和范围上有差异，但大都是从纵向角度对张爱玲研究历程进行整体勾勒，我们借此可以察看到张爱玲研究的发展历程。但由于是总体纵向梳理，所以当从某一论题切入对张爱玲研究的探讨时，就难免感到上述综括所提供的可供借鉴的有关研究现状的资源过于宽泛，不能很好地细致把握学界在相关主题方面的研究进展。由于本书主要探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目前学界也还没有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所以我们对此进行考察，有助于对本书即将展开论题的把握。

毋庸置疑，有关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且自张爱玲作品出版以来，学界就已敏锐地捕捉到，经过近70年的研究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从整体态势上看，学界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仍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呈现为以下几种研究情形：（1）从一开始就有很多论者注意到了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创作关联，但往往只是看到，并没有更细致地去探究，主要是一些停留在直观感受层面上的语言片段。（2）对张爱玲创作的西化色彩，研究者虽意识到，但大都是笼统地谈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特征，艺术上的“中西合璧”，而没有详细分析张爱玲所阅读和熟悉的西方作家作品对她创作的具体影响和印痕何在，张爱玲又做了怎样的创造性转变。（3）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张爱玲与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不断增多，但大多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出发，粗略陈述各自的创作特色，进行异同的归纳比较，真正有创见的影响研究成果尚不多见。（4）由于论者主要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出发，这就使得对张爱玲熟悉的一些外国作家如萧伯纳、赫胥黎等，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展。

首先，在第一类研究情形中，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进行只言片语的即兴式发挥，或者浮光掠影地三两句话提及，大都是在相关谈话或论述中附带指出，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这在张爱玲作品出版之初，就是很显然的特征。

1944年9月上海《杂志》第13卷第6期刊登的《〈传奇〉集评茶会记》记述了这次《传奇》集评茶会的经过，会谈者之一袁昌认为：张爱玲的《传奇》有点像法国《红与黑》，小说有描写西洋高等社会细腻的趣味。[19]另一位发言者班工则提起张爱玲让他想起了赛珍珠，“她是把外国笔法介绍给我们了”[20]，以及尧洛川认为《倾城之恋》对白写法很特别，有西洋作风[21]。同年12月10日上海《海报》苏青的《读〈倾城之恋〉》认为范柳原的个性有些像《飘》里的白瑞德。[22]1947年12月上海《〈太太万岁〉上演特刊》刊登了《张爱玲的风气》一文，李君维在该文中说道：“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一如读奥斯加·王尔德的剧本小说，连带向往了他的风气。”[23]此外，应贲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评论选》中的一篇文章《倾城篇》中指出：“通过她，我们闻见了毛罕姆特有的神秘东方性洋味。”[24]可以看出，这些即兴式语言片段都带有阅读者鲜明的直观感受性。

海外学者夏志清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与不少西方作家的比较，如认为张爱玲“同珍·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于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25]，以及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中，认为张爱玲《金锁记》的技巧堪与《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相比[26]。此外，夏志清还指出：“想来张爱玲并未读过韦尔斯早期写实派的小说，吸引她的是他后期泛论科学、人生、未来世界的畅销书。读萧、韦、赫的书很能满足年轻人的求知欲，而到今日张爱玲的英文书，也还是这一类的（有关希腊神话的小说，当今原始民族、落后民族生活实况的调查）。她可能在契诃夫的小说剧本里学到些东西（《流言》里也提到他，没有一个现代短篇小说家不是契诃夫的学生）。”[27]虽然夏志清也是在只言片语间将张爱玲与西方作家作比，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但他的见解无疑颇富启示性。

在这里还要提到海外学者水晶，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与《张爱玲未完》应该说是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张爱玲的极具创意之力作。在《张爱玲未完》[28]中，水晶多方面地提及张爱玲与某一外国作家的比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

《天也背过脸去了——解读〈桂花蒸 阿小悲秋〉》在分析阿小时，联系福楼拜以女仆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一颗简单的心》，认为文章采用了《包法利夫人》双层结构式的写法。在《战火与雨的赐予——解读〈倾城之恋〉》中认为《倾城之恋》可以和王尔德的一些驰名的喜剧相提并论。《读张爱玲新作有感》认为《半生缘》仔细辨认起来，是一部“风格小说”，张本身原是“风俗小说家”，“这一点，她和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丁相埒，不过奥斯丁婉约些，而张在有些时候（尤其以早年为最）显得扬厉铺张些”。同时在谈及《半生缘》中曼桢的一段囚禁生活时，联系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认为两位作家将幼年的类似经验，投射在各自文本《顽童历险记》与《半生缘》的相关情节中。除此之外，水晶还认为《半生缘》有两处地方显然受到西洋作家的影响：一处是祝鸿才侮辱曼桢的那天晚上，当时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她是否死了的一段，“使人联想起爱伦·坡故事中，男主角往往对于女人尸体近乎变态的迷恋，所谓‘尸恋’‘尸奸’便是”。另一处认为显然受到亨利·詹姆斯影响的是：曼璐在没有孩子，她母亲劝她替鸿才弄个人，借着姨太太的肚子生个孩子，便有了依靠的时候，她自我思索的那一段，“这一段我要武断地说，是脱胎自亨利·詹姆斯的名作《丛林中的野兽》”。《象征与“横征”——读“唐”文自辩》略微提到张爱玲跟卡夫卡和劳伦斯的比较，认为他们创作的共同点表现在描摹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同之处是后两者为哲学意味较浓的作家，且以“自我”为中心，而张则编织出许许多多传奇故事来。《生死之间——读张爱玲〈色，戒〉》认为女主人公佳芝在生死关头，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或者康拉德笔下的吉姆老爷、诺斯托木，以及“《色，戒》使我想起南美作家Jorg Luis Borges 和Robbe-Grillet的那些故事，因张女士平日杂学旁搜，手不释卷，像曹雪芹那样好学，或可翻阅过这两位现代西洋名作家，也难说的”，还认为《色，戒》有细节感同康拉德中篇《黑暗中心》。《从屈服到背叛——谈张爱玲的“新”作》提到《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康拉德《吉姆老爷》及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一样，都是写女性的背叛心理。

此外，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29]中，水晶更是从神话结构、象征、弗洛伊德思想、性的狂想、恋物癖、自然主义等角度对张爱玲文本进行了多方位解读，其中《〈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是学界较早对张爱玲与西方作家创作进行具体比较的研究论文。在此文中，水晶从人物、背景出发，兼及题旨、小说艺术，比较研究《沉香屑·第一炉香》和《仕女图》的异同。从上述所列可以看到，虽然水晶对张爱玲与外国作家进行专门具体比较的研究论文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篇，其中的相关言语也大多是在其他主题论述中即兴提及的，但从他在论述中所洋洋洒洒提及的外国作家名字的数量，以及其中极富启示性的对比，可以说，水晶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

当然，除了夏志清、水晶，很多研究者都在相关论述中提到张爱玲与外国作家的创作关联，并进行了三言两语的评点，如刘川鄂《张爱玲传》、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等，但他们也大多是点到即止，没有进行过多的深入分析。

其次，虽然学界对张爱玲创作受到西方影响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充分的，如很多论者都讲到张爱玲小说的心理刻画、弗洛伊德思想、现代性等特征，但即便知晓张爱玲创作与西方文学具有关联，却往往在具体论述时语焉不详，可能因为这种联系的复杂与隐蔽，所以通常进行概而言之的宏观分析，而未结合文本就张爱玲与某一外国文学的关系给出确切的论证及专门细致的探讨。就目前来看，有关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相关的恐怕只有陈晖《张爱玲与现代主义》这样为数不多的论著，此著第一章分析了张爱玲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诠释、反复咏叹的荒凉、参差的对照、不彻底的人物、主题欠分明及技巧的诱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不可否认此著对张爱玲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价值，作者对张爱玲小说现代主义“不完全形态”的把握，以及张爱玲创作中现代主义与民族传统、通俗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辨和剖析。但在对张爱玲文本解读时，有的仅限于表层，如用弗洛伊德理论阐述时，认为张爱玲作品的重要内容都是表现性压抑引起的心理变异，《金锁记》表现的主旨是性压抑带来的变态和破坏性。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并不全是对人物性压抑的表现，即便在故事情节上有表现，文本的深层底蕴实质上还是对人性、存在的体悟。此外，作者虽然着力探讨张爱玲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但没有结合外国作家作品对张爱玲作品的现代主义特征做出实证解读，也就是说，作者在论述中粗略提及张爱玲受到活跃于“一战”后欧美文坛作家的影响，而未详细探究张爱玲创作中所呈现的现代主义特征受到西方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影响的方式和具体表征何在，仅是宏观论述特征，对张爱玲所阅读外国文学的评析也稍欠准确，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提过包括托尔斯泰、奥涅尔、威尔斯、赫胥黎、梅特林克、萧伯纳、契诃夫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外国作家（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还提到过乔伊斯），他们的作品对张爱玲创作的直接影响很微弱”[30]，实际上，张爱玲在文章中提过的外国作家远远不止这几位，而且张爱玲与萧伯纳、赫胥黎、威尔斯等作家都有很大的创作关联，而作者却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

第三，除了上述两类研究情形外，学界对张爱玲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并不是无人涉及，而是逐步发展，呈上升态势。综观此类研究成果，除了上文提及的水晶《〈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就不乏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张爱玲与某一外国作家关系的研究成果做全然详尽、滴水不漏的描述，但是为了尽可能地了解研究对象和形成相对明晰的把握，还是要依次对相关内容进行概括性的归纳梳理。

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探讨中，毛姆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也是较有成果的方面。1989年吴晓宁的《张爱玲与毛姆》[31]，从张爱玲与毛姆的家世、性格及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谈起，具体比较张爱玲与毛姆及其创作，指出由于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两位作家在描述人性弱点方面有不同的表现。于青在《张爱玲小说艺术漫谈》[32]中认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心理变态、《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的性苦闷，以及《心经》中小寒对父亲的变态爱恋都是张爱玲运用毛姆式视角观察人生的写照，此外，于青还比较分析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与《宝贝》中的男主人公，认为他们在高贵的外表下都掩藏着卑贱的灵魂，以及《倾城之恋》与《遭天谴的人》结局相似、构思相同，在人生视角方面有共通之处。韩蕊的硕士学位论文《张爱玲与毛姆小说比较研究》[33]主要从创作道路与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共同的主题指向——趋恶的人性、故事性结构与反高潮情节、审美与审丑的矛盾与统一等方面阐释张爱玲与毛姆创作中的异同。此外，刘锋杰在《从毛姆、卡夫卡到张爱玲——张爱玲的现代性之发生》[34]中将张爱玲与毛姆、卡夫卡进行对比解读，认为张爱玲喜爱毛姆的缘由是他们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并就毛姆对张爱玲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精彩论述。相关论文还有李春燕《试论毛姆与张爱玲创作的异同》[35]、沐子和赵阳的《镜水中的现实建构——论张爱玲与毛姆的小说》[36]、秦宏《人间无爱——毛姆和张爱玲对人性的认识》[37]等。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论者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张爱玲与毛姆的创作关系，在解读中也重视文本的对比分析，不乏真知灼见，但还存在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的现象，这意味着有关张爱玲与毛姆创作关系的研究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

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作家除了毛姆外，还有劳伦斯、勃朗特姐妹、奥斯丁、紫式部、伍尔夫等。

在将张爱玲与劳伦斯的对比解读中，黄季英的《扭曲的女性与反抗的女性——〈金锁记〉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异同论》[38]指出张爱玲和劳伦斯都是描述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作家，其各自作品《金锁记》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是对女性畸形生存状态的充分展现，而主人公曹七巧和查泰莱夫人的不同反抗，带来二人的不同结局。虽然作者指出了这两篇小说的相关特征，但正如标题所指，仅对同异进行归纳概括，流于表面，没有深入探讨。孙凯的《不幸婚姻下的吉特鲁德和七巧》[39]主要就《儿子与情人》中吉特鲁德与《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相同点进行分析，指出在不幸婚姻下，两位女性都由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变态的母亲，并探讨造成这种转变的外因和内因，分析她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反叛意识，论述同样较平面化，没有涉及人物在不同文化社会语境下所形成的相异之处。曲拓的《“他者”的欲望——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儿子与情人〉和〈金锁记〉之比较》[40]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角度对《儿子与情人》和《金锁记》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劳伦斯与张爱玲虽不曾谋面，但他们却因对女性的共同关注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上美丽的“并蒂莲”。此外，《传统与现代的激情交叉点——张爱玲与劳伦斯创作简析》[41]《“情结”学说的演绎和超越》[42]《劳伦斯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人性观及女性观》[43]《转型时期作家对人性的揭示——谈劳伦斯与张爱玲的前期创作》[44]《论转型时期劳伦斯与张爱玲的创作共性》[45]《试析〈儿子与情人〉与〈金锁记〉中母亲原罪意识之表现》[46]《劳伦斯与张爱玲小说之女性观探微》[47]等都就张爱玲与劳伦斯的创作相同之处进行了相关探讨。事实上，张爱玲虽并未与劳伦斯会面，但她却是熟读劳伦斯作品的，上述论者在论述中却大都忽略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平行研究的价值，只是当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二人创作关系进行探讨时，更能体悟出文学流变的深层含义。

《〈呼啸山庄〉与〈金锁记〉情感世界之比较》[48]以情感为切入点，从自卑与孤独、金钱与爱情、变态与复仇、乡村与城市、希望与绝望等五个方面对《呼啸山庄》与《金锁记》的相同之处进行了平行分析，虽不乏创见，但要补充指出的是，张爱玲读过《呼啸山庄》，并曾将之改编为剧本《魂归离恨天》，从这一点出发研究张爱玲与艾米莉·勃朗特的创作关系，可以获得更多体悟。《夏洛蒂·勃朗特与张爱玲作品的婚姻观之比较》[49]则通过对夏洛蒂·勃朗特与张爱玲不同人生经历及其代表性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恋爱观的比较，从女性意识、不同的人生态度等方面揭示出她们婚姻观的异同，这些都主要属于平行研究范畴。

此外，将张爱玲与奥斯丁进行对比解读的论文有《绣在屏风上的鸟与倔强的灵魂——张爱玲与简·奥斯丁小说女性人物形象之比较》[50]《顺从姿态下的女性意识——简·奥斯丁与张爱玲作品的女性意识之比较》[51]《对比奥斯丁和张爱玲作品中的婚姻观》[52]《简析简·奥斯丁和张爱玲作品异同的原因》[53]《“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的张爱玲与奥斯丁》[54]等，这些论文主要从女性婚姻观、心理学角度比较张爱玲与奥斯丁及作品。黄玲青的《张爱玲小说与〈源氏物语〉对读》[55]运用比较文学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策略，对张爱玲小说与《源氏物语》进行分析解读，梳理张爱玲的人生道路和诗性情怀。李梅的《张爱玲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56]主要论述张爱玲小说的叙事传统和影响力，在第三章探讨日常生活叙事中，将张爱玲与伍尔芙、卡夫卡进行比较，指出他们都关注日常生活的永恒性及小人物。相关的还有潘华凌、李菊花的《殊途同归 神交与往——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57]从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三个方面对伍尔芙与张爱玲进行了比较解读，以及杜娟的《张爱玲与伍尔夫女性主义之比较》[58]等。[59]

不难看出，这些研究成果大体是从平行研究角度来探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张爱玲的研究领域。相比之下，海外学者高全之的《本是同根生——为〈十八春〉〈半生缘〉追本溯源》[60]、海外学者苏友贞的《张爱玲怕谁？》[61]，以及刘志荣、马强的《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62]则是从影响研究角度，细致入微地剖析张爱玲创作特征及价值的研究论文。高全之的《本是同根生——为〈十八春〉〈半生缘〉追本溯源》以张爱玲自言《十八春》与《半生缘》的故事结构采自美国小说家约翰·马宽德的长篇小说《朴廉绅士》的史料为立论基础，紧扣文本，从叙事时序、人物关系、情节片段、关键语句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十八春》《半生缘》对《朴廉绅士》的模仿，并探讨张爱玲在对中西文学综合吸收借鉴中的调整和转化，结论让人信服。苏友贞的《张爱玲怕谁？》也不乏创见，所述内容大体和高全之相似，主要对张爱玲《半生缘》与马宽德《普汉先生》进行文本细读，探讨相似的题材与故事，如何在两位作家的手中，创造出了不同的作品。此外，高全之在《张爱玲小说的时间印象——兼论〈浮花浪蕊〉离乡与〈怨女〉归航》[63]一文中第5至第7节探讨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旅行，认为受到了威尔斯科幻小说的影响。刘志荣、马强的《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在论述张爱玲的“末日意识”时，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探讨威尔斯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认为威尔斯对未来的悲观描述可能引起了张爱玲过去的经验的强烈共振，使她对未来强烈地绝望，以及在张爱玲那里，如同威尔斯一样，这种“末世论”的时间观也失去了其宗教意义，读来发人深省。

从以上对第三类研究成果的分析来看，这类将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落到实处”的研究，切实地扩展了张爱玲研究的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论述的主体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出发，将张爱玲与某一外国作家进行异同对比；第二，很少有人就张爱玲所接触的外国文学进行系统梳理，以致影响深入探讨张爱玲与外国作家的创作渊源；第三，在具体剖析外国作家对张爱玲的影响时，虽然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文章发表，但仅局限于大家所熟知的毛姆，以及张爱玲《半生缘》对马宽德《普汉先生》的借鉴，间或在其他论述中附带提到的威尔斯，而无暇他顾。

至此，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现状的第四种情形，即虽然有很多关于张爱玲与外国作家比较的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外国作家却又大多不是张爱玲所自言好读的，那些张爱玲所熟知且喜读的外国作家作品，还迟迟未能全部进入研究者视野。如有关张爱玲与萧伯纳、赫胥黎的研究是前人很少涉猎的，即便提到，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未进行详细分析；对威尔斯，虽然有关注，但多为相关论述中附带谈及，系统深入的专门剖析还相对较少；对张爱玲与劳伦斯的研究则主要是在平行对比的层面上进行同异的归纳；对已经关注的毛姆，则有研究视角单一的倾向，这就使得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还缺乏应有的厚度。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略显薄弱，这在张爱玲研究成果看来已经硕果累累的今天，似乎有点不太相称。在当前研究态势下，如何看待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更好地推动当前研究发展，是一个亟待认真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