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十多年前，我阅读张爱玲文集，陌生的感觉相当强烈，觉得她有一种甚为少见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奇异才能，这种意识形态因为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成为权力话语，毫不留情地钝化、固化了人们对于生命过程及其价值的本真体验，颠倒了人们正常的价值判断。过了几年，因为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中有关张爱玲的一章，又较为系统地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张爱玲文本，包括《秧歌》《赤地之恋》等难寻之作，着意搜集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觉得张爱玲其实也深受她的文化教养背景和意识形态氛围所带来的微妙而无所不在的影响，其中包括英国近现代文化对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教养与她天赋的阴郁性情以及中国旧式大家庭的黯淡生活、个人亲情经历带给她的创伤一起，造就了她人性书写尤其是情爱书写的荒凉基调。仅仅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来说，张爱玲当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甚至中国文化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应该说还是处于最基础的层面，但使她凸显出个人特质的，某种意义上却可以说是她所受的英国文化与文学的熏陶。他父亲张志沂（字廷重）颇通英文，是英国文化、文学的爱好者，甚至模仿晚清来中国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中文名字，给自己取名为提摩太·C.张。他买过不少英语著作，签上自己的英文名字，将其摆放在家中各处，这构成张爱玲回忆中“春日迟迟”的家庭氛围。她母亲黄素琼（字逸梵），因为与丈夫的矛盾，在张爱玲几岁时，就与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起赴英国留学，不时给张爱玲寄来英国的玩具、明信片，有意无意地培养了张爱玲对英国的向往。姑姑对她的影响也不小，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她两个人住在一起。张爱玲虽然在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圣玛利亚女校读中学，但中学毕业后，她却一心想着到英国去读大学，甚至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伦敦大学，由此可见英国文化在张爱玲心目中的地位和印痕。因为战争，她到伦敦读书的愿望没能实现，最终进了香港大学——这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的唯一一所大学，也是完全英国化的大学，自然，这就使她对英国文学有了相当深入系统的了解。这也正是她开始真正文学创作前的集中修炼时期。所以张爱玲接下来几年的创作，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也不管是题材还是笔调，在我看来都具有相当明显的英国文学风格，冷峻、机智、反讽，对人性的悲观意识，对社会的旁观意识，甚至也颇有女性主义意识等，更不用说她直接用英文写作的一些短文，刻意地模仿了英国随笔的风格。这几年其实也正是她创作的高峰期，真正能代表她成就的文本也大多出在这几年。但我去查找相关研究成果，却发现虽然有不少人提到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关系，却都只不过是蜻蜓点水，竟然很少有文章或著作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这说明了近乎泛滥成灾的张爱玲研究其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盲区。十来年后的2009年，陈娟提出选择张爱玲与英国文学作为她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时，我自然就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题目，表示了赞同。我略有疑虑的是，她此前没有就英国文学做过专业系统的训练，是不是能够深入准确地把握住英国文学以至英国文化的特征，是不是能够细致地辨析出张爱玲接受英国文学影响中的自我选择。如张爱玲从小生长于近乎半殖民地的上海，并到殖民地的香港待了几年，对于英国善于书写异域风情的某些作家们不时流露的殖民意识，倒是并没有太多认同，偶尔还表现出洞察了殖民者内在空虚的底色，并对殖民意识加以反讽、消解。张爱玲确实有自己的独立个性与人格。只是可惜她移居美国后，在翻译自己作品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着意淡化了对殖民意识的嘲讽。当然，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评价上。因为陈娟的硕士论文也是我指导的，我对于她肯下功夫去梳理张爱玲和诸多英国作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时和我交流，我就知道她不仅全面地阅读了张爱玲的文本及其研究成果，也尽量系统广泛地阅读了英国文学文本、英国文学史著和论文，尤其细读了张爱玲所提到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全面的文本阅读和真切的阅读感受是她这本书写作的最基本要求，但在中国学术界，似乎成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从本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陈娟的研究是立足于她细致的文本阅读的，同时她也有很细腻敏锐的感受能力，因此往往能够发掘出张爱玲某些创作的英国渊源。她对张爱玲与不同的英国作家间，无论就主题、构思还是风格的同与异，也都能够做出相当细腻准确的判断和分析。如张爱玲《烬余录》末尾被人频繁引述的精彩一段：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
陈娟认为很可能有威尔斯《星际战争》中对人性进行解剖的一个段落的影响，我觉得虽不能确证，却颇有道理。当然，陈娟去发掘这种渊源，并不是要证明张爱玲有模仿英国作家的倾向，她也总是能够对张爱玲在接受中的自我呈现做出细致的辨析。如她比较劳伦斯与张爱玲的生命意识，不仅发现了劳伦斯的影响，而且更深入地阐述了这种影响对张爱玲生命意识的激发作用和张爱玲根据自己的体验做出的不同表现：
所以如果说劳伦斯笔下强烈的生命意识，让张爱玲感受深刻，并激发她在自己人生体验感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生命的关注，那么张爱玲在文本中对这种生命力量的表达则有着自己的不同取向，张爱玲将这种生命力赋予在文本中那些小奸小坏的世俗人身上，这些人物虽然也和劳伦斯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一种生命力量，却并不表现在虚幻的审美感知及所寄寓的未来构想上，毋宁说，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生命力是扎根在琐屑的尘俗之中，因为活着所以总要活下去是这些人物生活的最大动力。张爱玲将劳伦斯作品中的生命力转化到尘世现在，不仅男女情爱，张爱玲看待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踏实的现世之中。
这样深入而微妙的比较，在本书里颇不少见，这里当然不必一一列举。正是因为有了切实的比较研究，所以综合论的部分整体谈论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关系，也就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学界更深入地理解张爱玲的文学、文化渊源提供新的启示。更为难得的是，以我对张爱玲研究成果的了解来说，这个领域因袭风气是相当严重的，而陈娟的论著，很少有因袭的观点，更没有因袭的文字，凡是别人的论点、论述，她都做出明确的引述或陈述，这体现了她有着较高的自我期待，贯彻着实事求是的学风，力求有自己的发现。选题是对张爱玲与英国文学做出比较研究，但如果没有对于张爱玲本人生命体验的深切体悟，是不太容易真正深入的。陈娟对张爱玲的虚无体验有一种特殊的体悟，在论著的结语中做了较集中的表达，其中有这么一小段：
张爱玲所体悟的生命的虚空，其实就是生命的一种真实，生命本来就是虚空的，若干年后，很多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城市的建筑依然，所以对这些周边人工景致也有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难得的亲切。认识到生命的虚空并不意味着消极颓丧，而是要更加珍爱生命，知道生命是需要呵护的。
我不想说这是对张爱玲的最适当理解，但可以说，这是张爱玲文本提供给陈娟最有价值的生存体验，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写作给她带来的最大收获。正因为如此，在答辩时她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评审委员和答辩委员的高度评价，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当然，这部著作毕竟只是陈娟博士跨入学术之门的尝试之作，自然会有各方面的不足，作为导师，也有点迫切不能已于言。以我的阅读感受来看，作者对英国文化和文学的沉潜或许还有待时日，这其实不只是她个人的欠缺，恐怕也是比较文学界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另外，论著也还没有通过对张爱玲的解读，得出真正能让学界改变张爱玲整体观感的结论，进而提出对于文学解读、文化透视具有启示性的新见——这或许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但我相信，陈娟若能一如既往地努力，有可能在张爱玲研究领域做出让人惊艳的成绩。
王攸欣
2015年12月初于乐是居
[1] 张爱玲：《烬余录》，《天地》194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