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聚焦与可能世界
一个叙事文本关联着叙述、故事和聚焦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们互相交织，创造着超越时空的认知奇迹。三个层面共有的认知特征在最后一个聚焦层面上集中体现了叙事文本虚构性的终极来源，即可能世界的存在与认知。
可能世界并不局限于采用语言或者其他不同的呈现方式，而是以人类的想象力和认知力为基础，并呈现出立体型、开放性的特征。可能世界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可能世界的认识却是一个历史化的进程。由于人类历史时代、叙述表达、认知水平和认知方式的局限，我们对于可能世界的理解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叙事学学科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阶段之后，集合跨学科研究之力，继续跨媒介探索思路，集中于聚焦概念，借助还原文本中聚焦呈现的方式、特点以及与叙事文本其他层面关联要素之间的关系，比较不同载体、不同时代的叙事文本聚焦呈现方式，也许将成为认识可能世界的又一重要途径。
（一）聚焦与虚拟
聚焦指的是聚焦主体对聚焦客体的感知行为，基于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以叙事文本为载体，以感知对象的非实体性为特征。感知叙事文本不仅需要具备识字辨音的基础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超越文字层面，以认知力为核心，展现特有的想象特质。叙事文本所指向的可能世界决定了这一过程所具有的虚拟特征。
聚焦的虚拟特性源于它所存在的可能世界的虚拟性。在聚焦行为建模过程中，研究者们以人类行为范例为标准，参照现实世界感知范式，将虚构世界的感知区分出感知行为发送和接受的主客双方，还原叙事文本聚焦呈现过程，以认识聚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特别是为了研究聚焦主体，研究者参考人的感知主动性，将其作为聚焦虚拟性研究的核心。诸如伯克哈德·尼德霍夫（Burkhard Niederhoff）等在内的叙事学研究者们，自然地将聚焦主体与臆想实体（hypothetical entities）联系在一起。出于同样的研究思路，埃德蒙斯顿的臆想旁观者和臆想目击者以及戴维·赫尔曼的臆想实体等概念也都表达了这一认知特征。
在聚焦研究尚未出现之前，文学研究也从其他不同角度关注叙事文本的虚拟特征以及其对艺术本质的决定性意义。文学研究者们往往一方面用实体性的作者研究指称对虚拟的认知主体的研究，另一方面却又发现现实世界的作者涉及的生平事迹、创作意图等的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理解有限。在发现意图谬误的同时，文学研究全面转入内部研究。实体性的作者研究被视为非主流的研究路径。美国新批评派解释文本作品的存在方式，论证外部研究的局限时，就指出将诗看作是读者经验或者作者经验的错谬之处。韦勒克和沃伦的理由包括如下三点：首先，读者经验具有局限性，还添加有不可避免的个人因素，恰当读者的标准实际上难以满足；其次，艺术家有意识的自我表达创作意图本身不足以代表实际的艺术成就；最后，艺术家个体无意识和时代经验的总和难以计数，也使得这一定义实际上流于空洞。但比较诗歌的历史定义可以看出，对于一些问题文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例如，一首诗是造成各种经验的一个潜在原因，而且每一个人的经验里只有一小部分触及了真正的诗的本质，因此，真正的诗必然是由一些标准组成的一种结构，它只能在其许多读者的实际经验中部分地获得实现。[55]新批评就此一直以来将内部研究视作文学研究的中心。但当叙事学走出了长期以来局限于内部研究的境况，面临着研究对象和理论适用无限扩展的趋势，就此再来反思新批评的核心认识，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其他可能的研究之途。在新批评者看来，通过不完全的读者经验和艺术家的自我表达，难以得出一个具有参照价值的经验和意识的总和。但是通过实际经验和意识所能得到的部分实现，在经过了新批评内部研究的长期积淀之后，是否又可以转回这一问题的另一层面，即已经成型的标准及其结构是如何在经验和意识中被建构和调整？以聚焦为核心的多层次和跨媒介研究可以为这一转向提供相应的支撑。
因此，聚焦者认知主体的虚拟性的发现超越了叙述层面对文本的依赖，更多地关注聚焦所在可能世界的可能性及其呈现方式。以往叙事学研究肯定了叙述者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并在语言层面辨识的基础上，归纳出人称叙述者的分类标准，但是在实际的叙事文本分析中，却又将叙述者的使用与可能世界的虚拟认知联系在一起。即便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采用叙述者这一术语总结当代小说以及批评家是如何理解一部作品的主题或论点时，也有欠妥之处。他强调，叙述者自己对世界、人生或人类境况的认识作了重要的区分。叙述者的这些观点可以是明确表述的。这些叙述者观点都是通过叙述者对小说人物与情节本身的选择与安排而“意指”、“暗示”或“推测”出来的。事实上，人称叙述者无法承担整体性概括和虚拟性感知推测的重任。雅恩将之表述为，这个人物的感知只能转为聚焦者或反射者所具有的聚焦呈现，他的意识才能发挥“一种屏幕的功能，是向叙事世界打开的一个中介窗口”[56]。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分析，正如米克·巴尔早已指出的，聚焦者本身不能成为聚焦内容本身。但从直观感受来看，叙述行为所带出的叙述者以及超越了叙述层次之上、奇妙的文本世界与读者，乃至作者作为读者，再次欣赏作品时所得到的创新性参与感知，都很难用艾布拉姆斯的解释轻易涵盖。叙述者在一部虚构性作品中所作出的概括，无论是明确表述的还是暗示出来的，通常都被认为是对这个世界作出的真实判断，因此它们起到了把虚构性叙事作品和现实经历与道德世界衔接起来的作用。艾布拉姆斯的总结揭示了可能世界、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通过人类认知实现的互通基础。虽然其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纰漏，即混淆了一个具有更大概括力和可能性能力的聚焦者和依托文本其中叙述行为才能存在的叙述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但艾布拉姆斯的归纳和总结极具代表性。究其原因，一方面，聚焦者、叙述者、作者都是主动行为的主体，因此在行为分析中，三者与同一个叙事文本的成文都有联系，而且相互交叉形成互动；另一方面，对感知虚拟主体的认识本身也需要有实体性的感知经验参与，所以之前的混用有其合理的地方，能够从当时的特殊感知出发接近对聚焦感知的认识。
回归到聚焦主体虚拟性的本质特征来看，这个概念区别于作者、区别于叙述者，单独出现有其必要性。作为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聚焦的存在从人类认知共性的角度，为通过叙事文本实现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
在叙事学提出聚焦概念之前，文学研究就已经看到了虚拟对于文本叙事性的决定性作用。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57]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了在文体、类型、媒介、对象和方式都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摹仿的创作过程”正是其共通之处。亚里士多德将摹仿视为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且是人类知识的最初来源。[58]而摹仿与认知的天然联系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虚拟一方面来自人们认识现实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超越现实并与现实相区别的虚构能力。虽然亚里士多德对叙述的使用，局限在“同一种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摹仿同一个对象”[59]的特定表现手法，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通过叙述转换，理解通过不同的媒介表达的不同的对象。集中认识叙事性本质，将具有更多叙事性特征的虚构小说作为叙事学早期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在同一艺术门类，或者文学文体内探讨具体规律的研究思路。此种方法对于叙事学学科的确立和基本的研究理论规范的形成确实有基础性价值，比如《十日谈》之于托多罗夫，《追忆似水年华》之于热奈特。
界定虚构小说文类的其中一条标准就是，叙述呈现内容是否来源于“虚构的而非描述事实上发生过的事件的任何叙事文学作品”。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只要经由文字记载事件就不再是事件，而成为故事，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烙印。力图真实的“再现”也只能是一个假象目标，而非可以真正实现的目标。以“事实上发生过的事件”为叙述内容来源，在叙述之后，不能回避或隐或现的不同叙事聚焦。因此，尊崇惯例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们采用了“传记小说、历史小说和非虚构小说”的指称来平衡虚构和真实在文体中的不同表现。
不同文体类型都指向了叙事文本共同的虚拟特性。具有了这一认识基础后，聚焦才能从现实世界和故事世界中脱离出来。后经典叙事学认识到叙事文本具有的虚构本质，明确所模拟的对象并非是真实世界，而是比真实世界更能够体现出人类能力的认知真实。正如戴维·赫尔曼在解释虚拟存在的理由，套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作品之目的性的说明，就是“（虚拟世界系统）所要讲述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更具可然性和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情”[60]。所以聚焦的感知关系呈现的是可能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叙述讲述的是根据可能世界的构建法则所营造出的故事世界。根据这一逻辑，是否具有建构一个不可能存在之世界的可能性呢？从逻辑的层面上，我们不可能证明某个不存在事物的存在。而文学的虚拟性却可以打破这一逻辑悖论的基础。营造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时，只要给予了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建构前提，营造本身就可以成为现实。而“不可能存在”的建构前提可以是现实中的不可能存在，还可以是现有科幻本身不能达到的想象自由。因为这个前提，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本身就具备了存在的理由。理查德1926年在《科学与诗》中明确提出，可以完全依靠其宣泄和组织我们的态度时所造成的效果来证实其真实性[61]，所以故事的真实并不等同于逻辑的真实，而是一种想象的真实。甚至在无限的可能世界，不仅给予了人们想象的自由，而且也在人们无限的想象中营造、打破、重构着可能世界自己的模式。就此，文学中才有了非自然叙事，也才有了当下众多的科幻文学。
从可能世界的角度来看叙事文本，弗鲁德尼克的定义有着不一样的启发意义。她说，叙事是通过语言和（或）视觉媒介对一个可能世界的再现，其核心是一个或几个具有人类本质的人物，这些人物处于一定的时空，实施带有一定目的的行动（行动或情节结构）。[62]在弗鲁德尼克的叙事定义中，可能世界是叙述的模拟对象，从叙述而来的叙事文本是对可能世界的物质再现。而唐伟胜在总结后经典叙事学视野中的叙事层次时，则认为“文本世界理论”区分的三个概念层次对应于修辞叙事理论中的读者与文本的交流层次，从而肯定读者对“文本世界”和“次文本世界”的认知过程的多样性。[63]
模拟和再现的前提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存在着对应关系。弗鲁德尼克的叙事定义指出了其中的一种对应——表面上的内容对应，也就是“一个或几个具有人类本质的人物，这些人物处于一定的时空，实施带有一定目的的行动（行动或情节结构）”。归纳起来，弗鲁德尼克所认为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的核心就是人物、时空和行动。而人物、时空和行动本身也受限于人类的认知。叙事中的时间是人对时间的认识，人物是在叙事文本中被呈现、被理解的人物，而行动的起因、发展经过和结果都是基于人的认知基础之上的。所以，基于人之为人的认知能力，叙事能够再现可能世界。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对应关系就是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理解认知能力。而这也是认可文学虚构，认识聚焦虚拟性的基础。所以人类认知的发展也就可以具体地呈现在人物、时空和行动认知的发展中。作为人类认知感知方式的叙事，戴维·赫尔曼将其归纳为“人类用以评价时间、过程和变化的基本策略”。弗鲁德尼克总结了认知集中在人物、时空和行动，而戴维·赫尔曼将其深入叙事认知的本质核心。
用古德温（Goodwin）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景象都是有观察角度的。所以现实是被叙事建构起来的现实，在现实被描述的过程中，现实同样是位于超文本层之下的被叙述的对象。现实与虚构在叙述中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被叙述行为描述的内容对象。因此，菲利普锡德尼在《诗辩》中认为，诗人“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证实，因此也就无从说谎”[64]。
因此，被描述对象本质上的无差别性一体两面地决定了虚拟的必要性存在。从叙述对叙述内容的呈现上看，小说用语仅仅意谓（mean）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物，但并不确指（denote）[65]；从读者的角度看，一个叙事就像一个等待演出的乐谱。批评家们出于方便的原因谈论“文本的”世界，但是只要这个世界是读者想象行为的产物，文本就潜在地包含着多个世界，特定信息通过不同方式转化为生动的心灵再现。[66]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叙事学的学理基础既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同时在具体的叙事分析中，我们又不能回避读者接受理论影响下个体认知对于探寻叙事奥秘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理论的再分析回归到杰罗姆·布鲁纳的理解：“小说也许开始于一个熟悉的场景，但目标是超越它而进入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关于现在、过去、将来的可能的世界。”[67]
可能世界的存在是基于人类感知的普遍性存在，对时间的感知、空间的感知、道德判断等。这些感知包括的要素也是人类理解现实世界的诸多角度。人类用同样的感知要素构建可能世界，认识现实世界的存在。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众多可能性是否转化为现实可标识、再次验证的物质存在。在某些方面，可能世界所提供的人借助感知实现的自我把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甚至超越了现实世界提供给人类的物质存在的价值。虚拟或者虚构往往成为可能世界摆脱现实世界物质存在的束缚给予人想象自由的一个代名词。
文学中的虚构与可能世界的虚拟一词，从经院时代的拉丁语词源来看，虚拟（virtualis）包含着一种潜力，与力量（virtus）之中的“力”相关。按照这种哲学意味，虚拟之物不是剔除真实之后的剩余，而是可能发展为实际存在事物的潜力。作为潜力的虚拟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橡树在橡籽里的存在。一粒橡籽在一定环境因素下可以衍生出许多橡树，一个虚拟物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为现实。[68]区别并超越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潜力无限，想象无穷。对于摆脱现实世界的单一束缚，能够产生让人沉醉的带入感。戴维·赫尔曼借用博尔赫斯的小说篇名解释了虚拟性的可能世界为现实世界所接受，得以合理存在。他认为，拟真不是对事物特定状态的静态再现，而是“曲径交织的园林”（大意与博尔赫斯的小说的题目相近），潜在地包含着多条不同的叙事路线，把许多事态交织起来。拟真系统里的每个部分都通过用户的选择，把虚拟世界的历史送上不同的轨道。而且当虚拟现实系统的功能要知道用户如何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时（譬如驾驶飞机），对“这个”世界的内在潜力的探索就会成为拟真之假存在理由了。[69]
虚拟本身以人类感知的挖掘与呈现使其自身具备了作为可能世界出入的通道。超越内在表现对象虚拟性，聚焦从可能世界中承继而来的内容经由聚焦呈现在文本中以各样的叙述策略表述出来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再加工的虚构表述。正如艾布拉姆斯在总结当下理论家将虚构表述在一切文学类别中的普遍存在所用的归纳时所说的那样，虚构贯穿于所有的这些文学形式对“自然”话语的模仿或虚构性再现。例如，一部小说不仅由虚构性表述构成，而且它在“代表一个人（即叙述者）报道、描述和指称”时的言语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表述。[70]
虚拟的普遍性存在不仅针对文本，同样存在于文本结构背后隐藏的多个叙述层次中。次级叙述层和高一级的叙述层在叙述的虚拟性上并无区别，而叙事文本本身的封闭性特征，可能世界中的指称和文本世界、现实世界中的指称或多或少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如果确认三个世界中某一层面为真，其他两者为假时，本身就确认了为假世界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特征就是虚假。此类真实与虚假的表述与1595年菲利普锡德尼在《诗辩》中所采用的富于逻辑性表述类似。他说：“在我看来，说谎证实虚假的东西的真实性。”所以，策略性地将三个世界的对应差别视作是三个世界存在的理由，更容易在虚拟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三个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聚焦作为感知行为，其感知的对象是虚构世界，这与人物行动所构成的故事世界，以及叙述行为所构成的叙述世界具有某种同构特征。美国学者保罗·韦斯（Paul Werth）是文本世界理论最初的倡导者。他认为可以忽略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将话语分为三个概念层面。第一层面是话语世界，它与真实世界相对应，包括语言事件的参与者、直接彰显参与者的客体和要素，进入话语世界的个体知识和经验。所有这些要素都潜在地影响着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方式。文本自身决定哪些元素可以帮助语言事件的参与者适时理解话语，这就是“文本驱动原则”。当参与者在话语世界中交流，他们在头脑中建构文本世界。文本世界由构建要素和功能推进，通过构建要素确定该世界的时空界限，在叙事文本中功能推进就体现为故事向前发展的导火索。文本世界基础要素的各种变化都将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的建构。而这就是保罗·韦斯的潜世界。大量原因都将促成潜世界的诞生，而且潜世界通过从话语参与者层面迁移某一层面，能够以某种认知的方式被感知。[71]在保罗·韦斯看来，虚构与真实并不是区别不同话语的标准。话语可以进行多层次的结构解读。由此，他划分出了话语世界、文本世界和潜世界不同层面的三种世界。话语世界不仅是真实世界的语言表达，而且还包括了可以加入个体经验和理解的某些机制。在话语世界的交流与理解之上，抽象出文本世界。文本世界的发展变化，指向的是丰富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潜世界。
三个世界的共性在于都是通过聚焦连接了对虚拟的选择和处理机制。在对叙事性的理解中，一个普遍的认知学观点是，一种更适合各种媒介的方法是把叙事性看作读者用以处理文本、作者用以处理材料、心灵用以处理经验数据的认知框架。[72]因此，叙事学要真正地实现跨媒介研究的突破，认知叙事学已经作出了理论开拓，聚焦分析又为此提供了路径支持。以拟真为特点的聚焦本身可以通过三个层面的不同呼应，通过具体的叙事文本载体呈现出来，而且联通了叙述过程的逻辑过程和文本分析的反向追溯，因此在叙事学跨媒介分析中有特定优势，具备可行性要素。
所以，很多时候，叙述学家分析叙事文本层次性的时候，需要一方面考虑纵向的空间层次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到横向的时间过程究竟位于哪一个层面。在戴维·赫尔曼的研究中，他用故事世界来指代可能世界，以表明借助叙事文本，故事层面如何与可能世界层面发生交叉，虽然他清楚地明白这两者的不同。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的语义世界分解为事实的王国（也称为文本的实际世界）和人物的精神活动所创造的可然世界，即知识、愿望、义务、预想、目标和计划等构成的具有实际化潜力的世界以及假设、梦想、幻觉和嵌入的虚构情景等构成的别一个世界。[73]他说，故事世界是“由叙事或明或暗地激起的世界”，是“被重新讲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型，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地点，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74]。因此，从时间过程上来看，戴维·赫尔曼所谓的故事世界出现在“被重新讲述”之后，也就是叙述的行为之后。从发生的机制上来说，是被叙述的行为所激发的，因此这个层面没有涉及叙述载体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叙述的行为是口头讲述，或者文字表达，抑或是影视作品的多媒体呈现，叙述的行为都会带来一个故事世界的建构。戴维·赫尔曼使用的心理模型一词则指向了这个故事世界的建构由人的认知能力所完成。人们对于这种能力常常并不是有意为之，而往往是无意之间，即使是有意建构故事世界的人们，也会在建构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地挖掘出自我的建构能力，并完全明了建构中所使用的认知能力。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戴维·赫尔曼巧妙地使用了“或明或暗”一词。行过之路必有足迹留下。而未曾走过之时，不存在没有被个体意识感知到的可能世界。
保罗·韦斯的文本世界理论话语指称的是叙事文本，而文本世界所指代的是抽离自叙事文本中的故事，包括时空限制的、推动事件向前发展的一系列主要故事和起着填补空隙作用的次要故事。虽然保罗·韦斯对潜世界语焉不详，但是潜世界的臆想、虚构、感知以及与文本层面的紧密联系都是虚构世界的基本特征。
聚焦所指向的虚构世界并非空中楼阁，它与故事和叙述层面的联系同样统一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阅读一部作品，与受述者角色重合，接收叙述者的叙述内容，感知聚焦的变化，构建自己的虚构世界。雅恩就将读者的感知与叙述者的“想象感知”联系在一起，解释读者如何能够从虚构视角，完成文本浸入。电影叙事学的先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电影表意散论》中提到电影具有“内在叙事性”，认为叙事是“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75]。主编《影片的世界》的艾蒂安·苏里约也认为，（虚构世界）在可理解性上，属于被讲述故事的、属于影片所假设和提出至世界的一切。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读者们的阅读惯例一般是作为读者与受述者身份重合，又作为聚焦者看待发生的一切。相同的个体感知就可以通过聚焦还原和感受在叙事文本中出入，这也是叙述交流可以在聚焦、故事和叙述三个叙事文本层面上穿梭的根本原因。
叙事文本的最终目标实质上指向的是读者对叙事文本中聚焦行为的还原和再创造。因此，安德烈·戈德罗才说，观众远不是将可见的东西、将影片当作对世界的一种简单的模仿或复制，而是不断地将它们与他已知的叙事进行对比，将可见的东西、将影片联系到他自己为它们设想的“意向性”的来源，这样，可见的东西才能成为叙事，影片才能成为一部作品。[76]
对虚拟文本的认知本身既有共性基础又有个性差异，而且处于参量众多，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在历时化的过程中截取相应的片段，具有参照价值。因此回到叙事学研究的认知框架之内，叙事文本的内在可述性就是平衡认知共性与个体变量之后的一个处理。正如赫尔曼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故事的内在可述性（tellability）是一种让情节不断产生新版本的品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广泛利用虚拟性的一种功能。从个体的阅读实践上看，想象力借助虚拟的力量，构想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创造出对非存在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入。[77]情感投入经由针对文本的感知而来，因虚拟的认知需求而生。这也正是叙事学提出聚焦概念将其作为与叙述相区别的感知关系，用以描述此一激发过程和文本痕迹的原因。
当下的推测性结论，关联起了理论预设与阅读体验之间的对应，也反证出“可能世界”作为世界可能存在的方式集合，几乎能够完全满足当前的研究目标。[78]聚焦作为叙事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关键概念，它联系起了现实存在的文本载体以及虚拟的认知之间的关系，直接指向了高于故事层面和文本层面的可能世界的存在，成为认识叙事文本的新视角。
（二）聚焦与感知
聚焦指向的是可能世界的存在。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可能世界的目的是了解其运作的模式，成型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文本中被激发出来，探索人们认知的成型、建构和调整，加强叙事文本作为人类认知渠道的认识。集中于叙事文本三个层面的关系以及叙事文本构建逻辑和认知还原的聚焦研究则最终可能增强对叙事文本的主动操作意识，从而扩大人们的思维空间。在这里“操作”不是实物运作，而是思想活动，即可能世界在人脑中再现或重新构建的过程，亦可是以已有的可能世界的信息为素材的加工过程。[79]因此，叙事文本的成形过程和读者阅读体验的还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操作”最为合适的研究范例。
因此，对于聚焦的研究，至少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已有的可能世界的信息。至少是以在文本世界中明显的信息传递为基础；其次是叙事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叙述模式对可能世界再现或者重建过程的影响。采用“再现”描述叙事文本叙述模式对可能世界呈现，会产生预料中的误解。戴维·赫尔曼在叙事四个要件中也使用了“再现”这个词来描述叙事所呈现的内容。该误解在于可能世界在叙述之先已然存在，容易让人忽略叙述行为本身对于可能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按照戴维·赫尔曼的思路，叙述行为实际上是人类认知能力的行动展现，而可能世界是人类认知能力指向的对象。
叙事学使用“叙述”与“叙事”两个概念也经常面对类似的问题。叙述所强调的行为指向和叙事所担负的物质承载都是各有偏向的，但是叙述行为和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孰先孰后，却可以作一个辨析。按照必须先有一个被叙述的内容才会有叙述的行为，应该是叙事文本在先，叙事行为在后，那样，对故事可能之逻辑的研究才有了相应的前提。但是这里所谓的叙事文本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该是表述为叙事文本所展现的人类行为的抽象集合，所以普罗普才写出了故事形态学，格雷马斯才归纳出行动元。非抽象层面的叙事文本则需要建立在具体的叙述行为背后，因为有了叙述行为才会带出作为叙述行为后果的叙事文本。因此，叙事学的早期阶段才出现了话语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不同的研究思路。
返回叙述模式对可能世界的再现问题。再现的过程因为有多个个体的参与，就表现出比较复杂的过程。作为第一方面的研究重点，叙事可能之逻辑等叙事结构的探究已经较为成熟，特别是在叙述交流中，对于双向交流和多层面的信息流动和传递已经成为叙事学界的共识。而第二方面作为较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叙事模式的典型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思路可以对聚焦研究、叙事文本研究，乃至可能对世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不仅是叙事文本的阅读体验可以看作是对可能世界的感知还原，而且叙事文本聚焦的存在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感知特征。借助聚焦这一概念，重现可能世界……不是精确地原封不动地再现原来的景象，而是大致的、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再现。它受到个人心理素质、个人经历、社会背景及再现者头脑中已有信息等所修正。所以再现过程含有重构因素。因为同一世界景观在不同再现者那里是略有不同的。但是由于人类认识的趋同性和客观性，所以再现者们彼此间的再现世界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才可能进行交流，才能形成公共的世界形象。[80]柏拉图将人的心灵划分为情感、意志和理性三个部分。人类不仅具有对感知对象的认知能力，而且这种感知能力同时也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组成。我们不仅在理解对象，而且也在理解对象的过程中，理解我们自身。所以，在情感、意志和理性的交杂中，人之为人的感知能力成为我们彼此建立沟通与交流的先决条件，但同时，这些因素也在本质上决定了我们沟通与交流的程度与效果。感知共识可以简单地称作是同情、同理之心，笔者将感知共识称为共鸣。在共鸣的背后，是我们个人想象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叠与重合而引发的个体生命体验和群体意识形态性的交织。
可能世界再现的共通基础表现在叙事文本，就会是可能世界与故事世界、文本世界三者之间呈现出较为统一的一致性和感知趋同性，也就是对于同一个叙事文本，我们的认知不会是无根之源，仍旧局限于叙事文本提供的信息基础之上。
但是对于可能世界个体感知的差异性而言，用重组一词描述通过聚焦所形成的可能世界再现的过程更为恰当。这种重组是指把已有的各种可能世界加以重新排列和组合，去掉某些因素，增加若干新材料，构建新的可能世界。[81]这种重组可以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进行，也可以在同时代若干人的头脑中进行，还可以由不同时代的人逐渐完成。在叙事学的角度，专注于叙事文本呈现出来的可能世界的重组，则是对个人阅读体验的尊重和一个认知个体化特征的考量。
借助可能世界的又一操作模式——模拟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叙事文本背后可能世界认知的主动性。我们把某个已知的可能世界作为原型，模拟它，构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新的可能世界。[82]可能世界重组的个体性差异基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个体需求，而非单纯地从文本理解出发。因此对可能世界的需求指引最终导向了可能世界的重组。这种研究对于以个体感知为基础的单一叙事文本分析极为有效。但是个体感知的差异如何导向到群体性的感知成型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感知敏锐度的提升和感知各种元素的发掘却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文本以“聚焦”作为感知呈现的表达方式，自身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外在表现为媒介转换和叙事技巧提升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却是在强化“聚焦”对复杂感知的挖掘与呈现。叙事不仅仅是显现内在思维，而且叙述过程本身就包括思考的过程，其中也涵盖了信息的接受，感知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感知对于信息的接收与处理的过程，却是以叙事文本“聚焦”间接性的方式呈现。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某一个经典作品对于同一时代整个文学发展趋向的导向性影响。追溯某一文学表现手法的价值和意义，判定单一作品探索性和实验性文学技巧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会超越同一时代的文学评论家的眼光，有时还会得出某些与同时代价值评论完全相悖的结论。陶渊明百年后成名，卡夫卡孤独寂寞的过往都曾证明着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它的发展历史和文学表现技法的更新本身就是人类认知发展的探索之路。因此，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很难被既有的认知框架，即文学惯例所定义。但一旦新的认知框架从被刺激的排斥反应过渡到被广泛接受，并很有可能流于习以为常的范式之后，它就会在其他认知渠道中发挥影响。同样，相应的发展方向也可以反向作用。基于当代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畅销科幻作品本身就是人类对可能世界存在和探索的艺术表现。模拟和探索已经不足以涵盖科幻小说对可能世界的呈现探索的方式。外推是可能世界操作的另一个方法，是指把某一个领域具有一定特性和关系的某可能世界推广于其他领域，形成后一领域的新世界。[83]可能世界外推的成型过程本身也成为当代科幻影视表现的重点内容。《迷离档案》系列剧从第一季开始就为可能世界的存在作出了大量的铺垫，每一集当下未解之谜就直接指向了未来世界和可能世界的某种走向，从而为最终第五季未来可能世界的真实改变作出了符合人类道德指向的铺垫。
在叙事文本三个层面内部，重组、模拟和外推三种可能世界的再现方式对于推进聚焦本身的认识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重组、模拟和外推三种方式都是基于叙事文本本身，通过重组的删减、模拟的主动以及外推的开拓共同完成对可能世界的呈现。在此过程中，聚焦作为感知关系，它的限制范围以及对象选择，感知传达的侧重等都会以上述三种呈现方式的指向为具体的目标。其次，文本层面上，文学文本的标志词、影视文本中的镜头晃动等都可以作为感知的标识，提供聚焦判定的线索。叙述层面中，叙述内容与高于其上叙述层次的叙述者之间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在识别时也需要借助文本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对照。研究者从叙事文本的层次性探讨叙述视角和人物视角的关系时，就从可能世界延伸到了文本的现实可达——这个等级制还决定了文本内视角的重合关系。叙述者的虚构叙述视角重合在所有叙事者（形式叙述者）和所有人物的视角上，反之则否；事后性声音主题的视角重合在人物视角上，反之则否。视角关系就是可能世界之间的可达关系，视角重合就是多重可达。当文本符号被不同视角主体的意向同时充满，文本的阅读意义在多重视角下获得不同意义，这时等级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各种可能的意义之间，高等级的视角主体不仅知道低等级主体视角中的对象世界的形态，还知道等级视角主体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即了解等级视角主体本身。[84]叙事文本的上下相邻的层次性成为可能世界呈现的路径。所谓的视角重合也就成为感知共通性的佐证。高等级视角主体对低等级视角主体本身的了解也可以从重组、模拟和外推等方式进一步考量和阐释。叙事文本本身至少包括一个叙述者及其下属的叙述层次的套嵌结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的重复开篇，而是隐藏着重组、模拟和外推等多种人类认知再现可能世界的表达与探索。
可能世界的表达与探索是人类力求在充满着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生命历程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存在的必然需求，因此，围绕人类存在，直接指向着意义的生成与诠释。所以，当研究者试图将可能世界、文学文本以及意义所系的语境关联起来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文学文本来说，由于每一个可能世界都对应于一个语境，可能世界的集合就是语境集合；符号在文本内外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意义解释，就对应于不同可能世界中符号的语义赋值，并且赋值过程对应不同语境中主体的符号意指行为。文本内外不同主体的认知状态在不同语境（包括真实与虚构、语言与非语言语境）中规定；反过来说，决定主体认知状态的立场教养趣味等，是其所属非语言语境，即所处的可能世界本身的一个性质，因此，阅读推理必然涉及语境转换，即可能世界之间的可达关系。[85]个人的阅读将现实存在的文学文本运用重组、模拟、外推，转换为对可能世界的某种当下单一认知。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1980）就曾对“同一个故事”的观念提出有力的挑战。她指出，每一次重述，哪怕用同样的媒介重述，都是一个不同的版本。[86]如果从指向的不同层面上，当真实作者在现实中创作相应的作品时，他会先有一个涉及其头脑想象中的可能世界，然后在具体的创作、写作过程中，将这样的想象空间用文字或者其他的载体表达出来，但是表达出来的作品本身，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存在时，对文本的解读就不能由作者决定了，而是由参与文本解读的主动方——读者和互动对象文本指向的可能世界来决定了。即使是作者在作品完成后，以读者的身份再次阅读文学作品时，他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虽然感知中掺杂了当时创作过程中的某些印迹，但是仍然和当时写作时的感知有所区别。
文本语言符号的赋予义和解释义在逐一认知中得到了不可完全重复的确认。而所有赋予义和解释义的集合就是可能世界。赋予义和解释义的选择和可能世界的某种呈现，或者用其他研究者所使用的术语就是“可达”，实际上就是重组、模拟和外推的过程。信息输出的意指对应模拟的主动性。外推则是超越领域限制的不同可能世界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就此方式，非文本信息，包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科学的逻辑认知等都会进入叙事文本所对应的可能世界的理解中。
因此，由叙事文本对应的三个层面及其主体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行动、叙述行为和感知关系形成了对可能世界的不同呈现渠道。语言符号的物质存在、叙述行为的有限推测，乃至聚焦的无限想象使得可能世界的呈现出现无穷接近的可能性。聚焦研究使得可能世界的可达具体化为感知关系的存在。而可能世界呈现的三种不同方式，重组、模拟和外推也必然吻合文本叙事学分析得出的聚焦感知不同要素的呈现特征。
现实存在的作品以其物质存在为基本特征。而聚焦所感知的虚构世界则以其聚焦行为的存在和感知为标志。德国叙事学家沃尔夫·施密德在聚焦要素分析中联系人物视角的五个要素，将其视为一个为内外要素所构成的综合体，并呈现出理解和表现发生事件的各种状况。[87]沃尔夫·施密德认为人物视角限制了聚焦感知的可能。故事层面与聚焦层面的交集不仅仅是主体间的感知相通，人物视角确实是还原聚焦感知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热奈特内聚焦的聚焦类型中。但聚焦感知并不是简单的等于人物感知之和。聚焦的构成要素分析首先需要明确聚焦范围。
在聚焦、故事和叙述三个层面上，还包括若干的小层面。任何一个叙事文本都可以被视作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叙述层面构成。以人物行动为核心的故事同样也是由多个行动元所构成。米克·巴尔同样认为，“设想在聚焦的第一个层面上，聚焦者是外在的。这一外在式聚焦者将聚焦委派给内在式聚焦者，一个在第二层次上的聚焦者。原则上还可以存在更多的层次”[88]。当多层次、多角度的聚焦、故事和叙述统一于一个叙事文本时，叙事文本就被切分为一个个叙事片段。因此，典型套嵌故事结构的《一千零一夜》同样需要区分出山鲁佐德与阿里巴巴和40个大盗不同的故事；区分山鲁佐德作为叙述者讲述阿拉丁故事的叙事文本以及山鲁佐德作为机智女性拯救国王及国家的叙事文本；理解阿拉丁不能体会山鲁佐德化解危险的冒险与聪明。只有将统一的叙事文本划分为一个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叙事文本片段才能在叙述、故事和聚焦三个相互交织的层面上对聚焦感知作出清晰的判断。沃尔夫·施密德聚焦五类要素的分析以一个类似多重式聚焦叙事文本为例，不同人物所作出的法庭称述构成了一个不停追求真相的侦探小说。时间、空间、不同人物的意识形态、语言和感知的差别都是聚焦差别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个叙事文本对应三个层面及其对应的行为主体。人类认知存在的共通性使得臆想性的感知主体与人物感知、叙述者感知纠缠难辨。因此，为了避免不同层面不同层次导致的聚焦感知还原的差别，重组、模拟、外推的可能世界分析需要遵循同一个感知主体、同一个行动主体和同一个叙述主体。这样才能避免人物交替、叙述层叠、复杂感知可能给聚焦还原带来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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