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社会想象:乌尔里希·贝克思想中的生活、政治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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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视角

基于以上对个体化、自反性、公共生活和道德政治等概念的阐释,个体是理解贝克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书试图从结构—价值分析视角来关注个体的生活境况,进而把握贝克的核心思想。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个人与社会如何可能成为一个经典的社会学命题。在传统的社会学领域内,形成了以强调个人而忽视社会的“唯名论”和强调社会而忽视个人的“唯实论”,从而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论。在对贝克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个体化更多的是与家庭研究结合起来,而忽略了贝克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命题超越性的理论抱负。因此,本书试图对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进行系统阐释,构建一种新的社会—个人关系。在此,个体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所主张的占有式、自我本位的个人观,甚至不同于启蒙个人主义。同时,个体化也不是帕森斯笔下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从根本上说,个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核心,并非选择的自由,而是要认识到自我本身是不完善的,这是个体成为个体的观念过程。简而言之,个体化正在变成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其实,与强调“结构—行动”视角的个体化理论家一样,贝克的个体化论题描述的也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Beck,2002:202)。它暗示个体化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而不是来自社会进程的个人解放。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独立的个人并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但与此不同的是,贝克并不认为个体化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现象是彼此截然分开的,因为这种区别假设社会结构已经超出了个体主动性的控制。相反,自反性现代化和个体化的结果,模糊了下部结构和上部结构、意识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化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通过客观的阶级分析所揭示出的主观现象。这是因为,在个人和机构自反性的时代,个体的主观性促进了个人行动和反应,从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变迁。

由此,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下的个体特征,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即包含一种流动的逻辑。贝克关于意外后果、永不完备的知识、没有理性只有永不确定的合理性概念等的观念,与流动的逻辑十分契合。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核心,并非选择的自由,而是要认识到自我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完善的,这是个体成为个体的观念过程。简而言之,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性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13]换句话说,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既不是新自由主义者笔下刻画的“自足个体”形象,也不是社会学家常常论述的结构规制下的行动个体二元论观点,而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以某种良知和自反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自反性的主体间性为前提。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个体,个人不得不建构和创造自己的主体间性。这个社会不是人人为己的自私社会。恰恰相反,在日常生活中,生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能把个体自由和与他人的关系甚至是跨国关系结合起来。因而,贝克的个体化论题就从社会学视野中的结构—行动范式转变为结构—价值范式。

基于以上论述,“后传统社会”对工业文明的整合造成了威胁,如果说这种社会还可能整合,那也就只能凭借自我解释、自我观察、自我开放、自我发现来加以完成,即通过自我发明来完成。现代人的问题在于,自我已经成为现实的主要形式的个人主义,是否能够真正维持下去。这里的问题并不简单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会不会退出公共领域而去追求纯粹个人目的,而是个人是否有能力维持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后传统社会”的未来,以及他们开拓未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衡量其公共生活的标尺。个体化的另一面,即公共性。正因为如此,个体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为:在个体化的流动时代,个体的个体性和公共性联结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重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二)研究方法

(1)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本书以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为分析进路,以个体为核心概念,以人的生存境况为分析视角,围绕着个体生活与道德政治——现代人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的制度化与跨国化,政治自由与世界主义,道德普遍性与世界秩序相互联结——进行研究和探讨。其目的在于回答如何重建个体化时代的生活世界。这也为理解个体生命进程的意义和目的提供重要价值。出于这种考虑,本书不采用通常所采取的编年史顺序的文本解释学方式,而是运用历史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在运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笔者首先详细考察了贝克的个人成长史、生活史与学术史,根据研究主题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把他的著作大致划分为三大主题。

贝克的研究分为三大主题: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个体化理论研究、世界主义理论研究(具体参阅第11~13页)。

在对贝克的个体经历和学术生涯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早期,贝克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大学教授,因对风险社会的预测而闻名于世。之后的十年,贝克更加关注理论建构与社会经验的结合、修正以及再发现,特别是关于自反性理论研究项目以及个体化理论的反思,使得贝克成为一个更有社会关怀和思想张力的社会学家。最近几年,在全球化扩散、福利国家危机等背景之下,贝克开始参加一些国际社会活动,尤其是一些关于欧洲共同体建设的项目,试图创建一个欧洲共同体。这一想法呈现在他关于世界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不难看出,贝克近三十年的学术思想对社会变迁,尤其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风险社会、个体化、全球化、世界主义、自反性等概念的提出,对于欧洲甚至欧洲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迎来了贝克学术思想研究的热潮。

社会理论是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映。这是因为,社会理论不仅是哲学和科学的一部分——将可用的材料应用于社会学,而且探究道德、经济、政治、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而不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处的历史和制度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是政治及其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且各种社会思想都与各种体制、政府机构及其所涉及的各种压力一道演进,各种价值都是人们的偏好对社会与自然事态做出的反应(萨拜因,1986:2~3)。因此,本书借鉴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可以把贝克思想视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从而化解学术界对贝克思想连续性问题的争论。

如此一来,我们将会发现贝克思想的发展路径:追溯个体化的理论渊源,挖掘个体的行动能力,转向公共生活研究范式,阐释政治自由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进而在世界和平与冲突的纠结中,重新寻求一种传统文化资源重建道德共识。但是这种所谓的道德基础不仅是不确定的,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这说明贝克的思想是循环发展的。此外,我们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可以从关于贝克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中解脱出来。不难看出,现代性理论仅仅是贝克宏大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尽管他在诸多的著作和论文中都讲到了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是,他认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获得了一种自主行动能力。换句话说,面对人类的共同灾难,产生了一种集体行动。所以,现代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与个体化理论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我们只有以个体为分析单位,才能理解贝克多元思想的深邃。最后,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不仅可以弥补阎云翔等人批判贝克个体化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我们还可以在宏观理论与微观生活、规范与经验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我们发现,在《个体化》与《自己的上帝》等书中,贝克不仅探讨了个体主观领域的变化,而且试图超越个体化,走向世界主义。因此,把个体化作为一种变迁的视角,展开贝克学术思想的连续性研究,探讨个体化命题的内在张力与矛盾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个体化命题与风险社会理论、自反性理论、世界主义理论之间的关联性。

(2)文献研究分析法

所谓文献研究分析法,就是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搜集、鉴别、整理、分析,以形成对研究对象科学认识的方法。贝克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社会哲学等多个领域。贝克的学术活动与著述颇丰。而且,针对他的学术主张也有很多的讨论和应用。但是,关于个体化的资料,可资借鉴的译成中文的文献寥寥无几。本书主要是收集西方和国内对贝克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一方面,笔者直接对贝克本人的著作进行解读,从中获取研究资料,包括英文原版和翻译版;另一方面,本书除了收集了大量的德文、英文文献外,还收集了已翻译的中文书籍。首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的六本论著,包括《风险社会:新型现代的未来出路》(1986)、《自反性现代化:在现代社会秩序下的政治、传统和美学》(1994)、《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5)、《重塑政治:全球社会秩序下的自反性现代化》(1996)、《世界风险社会》(1998)、《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曲解:应对全球化》(1999)。

其次,2000~2005年的三本论著,包括《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议题》(2000)、《个体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2002)、《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贝克对话》(2003)。

最后,2005~2012年的五本论著,包括《全球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2005)、《世界主义观点:战争即和平》(2006)、《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2007)、《风险中的世界》(2009)、《全球的美国?——全球化的文化后果》(2012)。

(3)比较研究方法

此外,本书也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一方面表现在时间维度上,主要比较了欧洲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贝克研究主题的变化。基于欧洲与中国的经验,比较了贝克对现代人的生活境况的理解和分析。具体来讲,这就体现在福利国家—个体化这个维度上,也体现在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这个维度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空间维度上,比较不同思想家对欧洲危机的不同反应,主要是比较吉登斯、贝克和鲍曼对待现代性问题和历史断裂问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便了解外域文化的研究者对欧洲当前思想动态的客观把握和理解,并进一步拓展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这一方法具体展现在政治自由—“亚政治”—公共生活—世界主义主题,也呈现在宗教个体化—公民宗教—道德共识主题上。当然,在本书的最后,笔者就个体化论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指出了贝克个体化论题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个体化论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