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发展的过程，需要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补充、扩展或创新，从而获得知识增量。在关于城镇化及人口城镇化就业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学术资源。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一）城镇化理论的研究

城镇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rda）于1867年在他的著作《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中提出的[25]，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城市化）理论的研究较早，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主要有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等。

1.结构转换理论

结构转换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钱纳里等人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1950～1970年经济结构变化的经验统计材料，描述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规律，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与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经济增长以及工业的发展促使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资源与人口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26]

2.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理论主要解释为什么会有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完成城市化。这一理论的代表为刘易斯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根据刘易斯模型，社会中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工业部门劳动效率高，不断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27]。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做了补充、发展，认为刘易斯模型存在缺陷，即没有重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农业总产出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开始减少，这个时候会因为粮食短缺而引起粮食价格和工业部门工资的上涨。扩张的工业部门与停滞的农业部门同时存在。如果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则农业部门可以继续保持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剩余劳动力。[28]

3.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

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过程及结果的总结与反思，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即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环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29]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提出了“精明增长”战略，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反对空间无序向外蔓延，将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目标中。[30]

（二）人口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城镇化。近年来，国外对人口城镇化或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从社会冲突来研究人口城镇化。如Zhang和Song认为，由经济增长导致的大量城乡迁移和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失业与贫穷问题。因此，为抑制失业问题，采取控制城乡迁移的措施非常有必要。[31]二是从人口城镇化的渠道和路径进行研究，形成了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包括城市化的根源、条件、动力、发展阶段、特点、规律和相应的理论模型。此外，还包括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城市规划和管理、地区差异和地域性专题研究、发展趋势和发展道路研究、城市体系和城市规模选择、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

（三）人口城镇化就业问题的研究

1969年，托达罗提出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们中间存在着“期望收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然而城市中又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失业现象。农村劳动力在权衡“期望收入”和失业概率的基础上，仍然选择进入城市谋生。托达罗指出，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使农村本身能够留住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32]而自国际劳工组织1972年发表的肯尼亚就业报告提出“非正规部门”以来，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正规就业”，并形成了多种理论视角，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33]

综合上述研究概述可见，西方主要国家学者不论是对城市化的研究，还是对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就业问题的研究，内容都比较完善，而且善于根据各个不同阶段进行总结，并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提出新的理论思想，反映了理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程度。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城镇的发展及带动学界长时期的城镇化问题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不同，中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国内学者对城镇化领域的研究也长期缺乏。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加强，思想领域则在费孝通提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34]问题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开始活跃，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本书从以下方面对国内城镇化研究现状进行概括。

（一）城镇化内涵的研究

传统的城镇化定义较为简单，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提法是：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一般含义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口地域空间的变化。胡欣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和集聚的现象，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35]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谢文蕙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36]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秦润新认为城镇化是一种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37]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理念，体现了党和政府适应新形势与新潮流，推动我国城镇化取得新进展的决心。对此，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研究。段进军等提出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在城镇化的新机制、新阶段、新模式、新动力、新格局、新目标这六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城镇化发展机制应由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向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转变；从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城镇化应进入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相对于外生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应体现为内生城镇化模式；相对于出口和投资驱动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动力应建立在消费驱动的基础上；从空间上来说，新型城镇化要由“非均衡型”的城镇化转为“均衡型”的城镇化；从发展目标上来看，城镇化应由“一维”的经济目标向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多维”目标转型。[38]王小刚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促进农村人口转移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与工业化、现代化协调发展，不以牺牲农村发展利益为代价，以城市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等级体系，并走集约、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39]宋林飞则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多元形态、功能完善、集约低碳、绿色智慧、城乡协调，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40]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而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把农民转为市民，然而现实中，农民工在城镇化建设中贡献了主体力量，却因为户籍制度等无法享受与城镇市民同等的待遇，没有真正市民化。对于这一问题，冯奎通过对安徽各市暂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暂住人口在户改前不能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就业上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必须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户改前不能享受相应的住房保障政策，不能享受困难家庭临时救助。[41]司会敏提出了青年农民工面临一些非制度性障碍，包括融入城市的成本过高与低收入之间的矛盾、渴望发展与技能短缺之间的矛盾以及城乡文化隔阂所造成的社会排斥，这些非制度性的因素阻碍了青年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42]韦向阳等认为我国的“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多数农民工一直未能享受应有的市民待遇，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阻挠，在政治权利、收入水平、住房问题、文化冲突上不能享受公正的待遇。[43]

在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丁静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必须撤除“半市民化”障碍，打通市民化通道，根本点在于改革二元社会制度，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推进公民制度现代化建设，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应该创新住房保障、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地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44]郭万超等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使农民工获取完全的市民身份，享受城镇完整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成果，实现成本分担、以流出地为主、户籍改革与民生协同推动为基本思路，尽快消除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的障碍，建立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公平社会制度。应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机制，采取省内和跨省两种类型有别的户籍改革措施，省内农民工市民化可实行完全自由选择和流动，跨省农民工市民化则实行有管理的推进，建立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协同推进机制。[45]

综合上述研究，“半市民化”现象主要由我国户籍制度的制约引起，是我国的特殊现象，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较多，但基本的共识都在于我国农民工在政治权利、工资待遇、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未能享受应有的待遇，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在于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破除“半市民化”的制度樊篱，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真正市民化的转变。

（三）城镇化中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的城镇化中，政府一直发挥了全面主导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政府全面主导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茶洪旺指出了在政府的全面主导下，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依赖，习惯于靠“有形之手”强势推进，急于求成，大拆大建、盲目扩张工业园区、“造城运动”等现象频频出现，容易导致政府权力越俎代庖，政府职能异化，滋生腐败，助长了政府长官意志，加速了“土地城镇化”进程，而“人口城镇化”却裹足不前，抑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错位，难以实现资源优化组合和优化配置，造成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46]冯奎认为政府全面主导的政策，包括户籍政策、土地政策、行政区划政策、规划政策等已部分失效，而且带来了造城运动，盲目扩张、不计成本，粗放发展、低价征地，与民争利等负面问题。[47]

而如何摆正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位置，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一直是国内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冯奎认为政府需在户籍、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土地利用、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集中力量发挥作用，把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主要交给市场与企业去完成，即政府需由全面主导向有限主导转变。[48]张玉磊认为市场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市场应该充分发挥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规律，依靠市场机制，以市场的力量引导资源要素流动和集聚，使与城镇化相关的人口、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能够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自由集聚和流动，保障不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政府应该发挥的是引导作用，政府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职能转变，打破市场发展的制度羁绊，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城镇化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主要在于制订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加强城镇化重点领域的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化的监管体系，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49]钱再见从空间权利的视角分析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应该依托顶层设计，合理分权，疏通府际政策协调机制，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公众参与，还权于民，建构官民合作机制。[50]

综上所述，转变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职能，由全面主导转向有限主导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多数学者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的转变，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在政府如何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合作，基层政府或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如何转变职能等微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

（四）城镇化实现路径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后，我国政府一直提倡“小城镇战略”，在概念上也是用“城镇化”，而非“城市化”，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小城镇发展的重视。不过，在学术界，城镇化的实现路径还存在一些争议，到底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国内学者有不同看法。（1）重点发展大城市。宋林飞认为城镇化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农民进城的过程，其中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最显著，我国先发展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后发展地区需要培育大城市的聚集效应，防止分散化倾向，吸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分散化的教训，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多元城镇化道路，发挥大城市的龙头带动、改革创新示范与反哺农村的作用。[51]（2）发展小城镇。赵莹等认为应该进行合理规划，走紧凑型小城镇发展道路，制定小城镇布局的优化策略，形成合理的小城镇发展规模和布局，按“因地制宜、节约用地、注重特色、简明适用”的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小城镇建设规划，避免出现因规划水平不高造成的小城镇建设无序、资源浪费和功能弱化等问题。[52]（3）就地城镇化。焦晓云认为就地城镇化是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的最佳选择，是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抓手。推进农村的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减轻城市人口、交通、住房、就业、环境、资源等负担，有效预防和缓解“城市病”，有利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确保粮食安全，也能够解决异地城镇化带来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业技术无法推广、土地撂荒等农村问题。[53]（4）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张成贵认为应该把推动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形态，大城市要素市场发育完备，具有较强的规模效益，有利于集聚高端服务业人才，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功能独特而互补，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生活。因此大中小城市可以通过便捷的交通路线予以连接，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优势，促使城镇化均衡发展。[54]张永岳等通过对各个国家城镇化路径的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必须因地制宜，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的打造；二是大城市以质量为重点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三是以中小城市为主的集聚功能的提升与完善；四是直接与广大农村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小城镇的建设。[55]（5）其他视角下的城镇化路径。王素斋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就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尊重自然与传统，塑造城镇特色。[56]陈晓春等认为新型的城镇化应该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制订低碳科学的城镇规划、建设低碳的城镇基础设施，形成低碳的能源消费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加强城镇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尽可能减少城镇化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57]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我国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做了大量研究，从“小城镇战略”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而今，学者们更多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强调城镇化中更要重视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碳消费协同发展。不过，国内学者重在对我国城镇化路径的理论研究，缺少对我国城镇化模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我国西部地区或民族地区等特殊区域的研究较少，对其他城镇化模式如旅游城镇化、边贸城镇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五）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了人口的城镇化，也包括了土地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然而我国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不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做了相应研究。（1）两者不协调原因。李子联运用Hausman检测，构建了时间或个体的随机效应横截面时间序列模型，对大陆吉林省以外的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但人口城镇化所发挥的“吸纳效应”则相对有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失衡，以及我国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58]李小敏等认为造成两者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分税制改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和官员激励，使政府热衷城镇开发，加速了土地城镇化；二是财政赤字和二元土地制度引发了土地财政，导致城镇土地无序扩张；三是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大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四是高房价增加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成本，抑制了人口城镇化。[59]（2）两者失调的影响。蔡美香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调会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是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民工没能真正实现市民化的转变，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以人为本，城乡互相促进”相违背；二是造成城镇化发展效率低下，土地的盲目扩张导致资源浪费；三是导致资源利用率低，土地规划的不合理造成环境污染严重。[60]李小敏等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调将会带来征地补偿标准低致使失地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粮食安全面临威胁；很多土地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以致出现了很多所谓“鬼城”的现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61]（3）两者协调发展的对策。王丽艳等通过建立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复合指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动态效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要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应该积极推动城市土地制度渐进式改革，强化土地监察力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限制城市扩张；提升城镇化质量，避免过度城镇化；改革与现行户籍制度相关联的不合理制度，逐步剥离户籍制度关联福利。[62]李光勤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产业结构是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的主要原因，要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土地城镇化应该以增加二、三产业就业为目的，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63]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运用了数据分析、建立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是研究较多的都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现状、原因以及影响等方面，对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的对策路径研究较少，而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民工市民化等各方面因素，目前对这一对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

三 国内外研究评析

上述国内外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问题的研究较少。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为止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问题进行专门论述的也不多，大多是在城镇化研究的专著中以部分章节提到这一问题，并没有对此展开系统研究。在城镇化就业问题研究方面，从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视角进行的研究也很少，大多是从城镇失业和促进就业的角度探讨政府解决对策，而且目前关于人口城镇化或城镇化就业问题的研究鲜有政治学的视角。因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