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
金臂钏
王显国
时代：商中期（前14～前13世纪）
尺寸：环径12.5厘米，重79.8、93.7克
出土信息：1977年出土于北京市平谷县南独乐河公社刘家河商墓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出土铜、金、玉、陶等类器物40余件。除青铜礼器出土于墓葬南端的二层台外，金饰、玉饰、铜人面具及铁刃铜钺等均出土于墓葬底部。[1]其中金器共出土5件，制作精美，器型较大、完整；各式器物如金臂钏、金笄、金耳饰等，自成体系，不仅说明了我国具有使用金器的悠久历史，也为我国金器工艺的产生、发展研究提供了线索。
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器形成一个佩饰组合，且器形、重量较大，总重量达289克。商中期及以前的墓葬出土的金器仅此一例，说明该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此外，刘家河商墓中陪葬了鼎、鬲、甗、爵、三羊罍等16件青铜礼器，及其他青铜器、玉器等，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系青铜器、玉器形制类似，进一步说明该墓主人尊崇的社会地位。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学者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及文献推测为一个方国的国君，或系商王朝任命的贵族。[2]
金臂钏（图1）[3]是刘家河商墓出土的精美金器之一。金臂钏一副两件，形制相同：以金条弯成环形，两端呈扁平扇面形。器物造型简洁、别致，器面光净，色泽金黄。该器是研究商代北方草原文化金制品形制、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填补了北京地区商代中期出土金器的空白。因此，多年来刘家河金臂钏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如齐东方、马健、江楠等先生对金臂钏的形制、制作工艺进行过研究，并取得较多的成果。不过，有关金臂钏的探讨仅是在上述学者的文中偶有涉及，还需深入研究。
一 刘家河金臂钏的制作工艺
（一）金臂钏合金成分
商周时期出土的金器大多较小，系自然金制成。刘家河金臂钏器型较大，所用黄金量较多。其合金成分很早就引起重视。1977年，刘家河墓出土金器经平谷县人民银行鉴定，含金量为85%；关于其他含量经北京钢铁学院光谱定性分析，含有较多的银及微量的铜等，未见其他杂质。[4]此后对刘家河金器的研究多引用该检测结果。
不过，刘家河墓出土金器有5件，平谷县人民银行未必对金臂钏进行过检测。为了解刘家河金臂钏的主要合金成分，利用X-射线荧光分析仪（XRF）对其进行无损检测。现将两件金臂钏的主要合金成分列表，如表1所示。
刘家河金臂钏的检测结果与平谷县人民银行的检测结果相近，但也略有差异。从成分分析结果看，刘家河出土的金臂钏不是纯金制品，而是金银合金制品。其中，金、银是主要成分，金含量最多，在86.42%～90.44%；银含量次之，在9.07%～13.12%。此外，金臂钏中还含有少量的铁、铜、锡等，但含量均低于0.2%，它们显然是杂质成分。因此，金臂钏是含金量较高的金银合金制品。
由表1可知，两件金臂钏合金成分较为接近，但二者也有一些区别。金臂钏1中金的平均含量约为90.17%；银含量约为9.20%。金臂钏2的金含量比前者略低，平均含量约为86.54%；银含量高于前者，约为12.93%。不过，二者的铁、铜含量相近。可见，虽然刘家河出土的两件金臂钏形制相同，但两者的金、银含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说明两件器物并非由同一原料制作而成。
图1 刘家河商墓出土金臂钏
表1 刘家河金臂钏合金成分分析结果
为了解刘家河金臂钏的合金成分特点及材质，可将其与其他早期金器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夏商周时期的金器出土较多，部分器物曾做过科技检测。如黄维、曾中懋、肖璘等曾对部分甘肃火烧沟四坝文化、临潭县齐家文化，山西省石楼县桃花庄村商代遗址[5]，四川三星堆祭祀坑[6]及金沙遗址[7]等遗址的出土金器合金成分进行分析，见表2。经检测金器基本是金银合金制品，且均以自然金制作而成。其中，金含量在82%～97%，银含量在0～16.4%，铜含量较低或未检测到。刘家河金臂钏也是金银合金制品，金、银含量与上述金器相差不大，且铜含量均在0.2%以下。可见，刘家河金臂钏材质也应该是自然金。不过，尽管早期金器材质同系自然金，但各地自然金中主要成分金、银的含量有些差别，反映了不同地区自然金合金成分的特征。
（二）金臂钏制作工艺
早在夏商之际，中国的先人们开始认识和使用黄金。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现的金耳环、金鼻环等，距今在3600年以上。[8]金的熔点为1063.43℃，液态时流动性较好，冷凝时间较长，适于制作精细的器物。[9]同时，金质地柔软、延展性强，又适于直接捶打成器。至商代时，金器的制作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人们基本掌握了铸造、锤揲、贴金、包金、掐丝等金器制作工艺。[10]
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金臂钏器形较大，时代较早，其制作工艺受到学者的关注。齐东方先生推测金臂钏以锤揲制作的可能性较大[11]；段渝先生认为该器有可能先熔铸，再将两端捶成扇面形，然后弯曲而成[12]。以上说法都是推测，没有明确的证据。
本文结合实物观察与合金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刘家河金臂钏进行探讨，以获取制作技术信息。金臂钏表面形貌及局部细节观察结果显示，金臂钏采用熔铸、锤揲、打磨等工艺精制而成。
首先，将金块熔铸成金条。商代青铜铸造技术趋于成熟，为金臂钏的浇铸提供了技术支持。金臂钏的局部留有铸造痕迹。如金臂钏1扁平端内侧面，表面未经打磨处理，残留了局部铸造缩孔。金臂钏的XRF检测结果显示，虽然两件金臂钏成色有差异，但每件器物各部位的成分没有明显区别，说明其材质混合较为均匀，应该是熔铸的结果。
其次，金条经捶打修整，两端渐成扁平状。金臂钏两端扁平，圆形金条中段略细，直径约为3毫米，靠近两端逐渐加粗，直径增至4毫米。两件金臂钏的表面留有锤揲痕迹。如金臂钏1的表面有多处锤揲裂纹及金叠压痕迹（图2）；两端的内侧面发现有锤打留下的凸棱。
再次，打磨金臂钏并弯曲成型。金臂钏通体光润，局部留下打磨痕迹，说明金条经熔铸、锤打成型后，表面进行打磨处理。金臂钏环内侧表面锤打裂纹出现规律的小褶皱（图2），应是金条弯曲时挤压而成。可见，金臂钏锤打、打磨后才弯曲成圆形的。
最后，器身的修整。金臂钏的中段并非完全成圆形，其上、下两侧及内侧发现有时断时续的小平面（图3）。从小平面的形貌看，有些较为平整，有些凸凹不平，甚至有水平的打磨或切削痕迹，说明这些平面是经锤打、打磨或切削而成。而其外侧面未发现此现象，且小平面明显破坏了光润的器身，推测这些平面是金臂钏弯成圆形时造成了一些瑕疵，后期对其进行打磨或切削而留下的痕迹。
表2 夏商周部分金器合金成分分析结果
图2 金臂钏表面裂纹处的小褶皱（显微摄影：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分析实验室）
图3 金臂钏侧面的小平面（显微摄影：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分析实验室）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刘家河金臂钏的制作工艺流程。先是将金块熔融，浇铸成长条形；随后，将金条锤打成形并做打磨处理；最后，将器物弯成圆形，再经锤打、打磨等修整。刘家河金臂钏设计简洁大方，制作精美，实用性较好。其呈开口环状，适于不同人佩戴；圆形的金条及扁平状端口，使佩戴较为安全舒适。[13]
二 刘家河金臂钏受早期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及传播
（一）商及以前“臂钏”型器物的出土
前文已及，刘家河墓葬年代约在商代中期，故金臂钏的制作年代在商中期或以前。臂钏出现的时代较早，在商及以前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些铜臂钏，如朱开沟文化出土圆筒状铜臂钏，但其形制与刘家河金臂钏明显不同。不过，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遗址的出土器物中，发现较多形似“金臂钏”的耳环、手镯等类装饰品（图4）。
四坝文化是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青铜时代文化，约在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400年。[14]该文化出土较多青铜耳环、手镯及金银鼻环等饰品，形制与刘家河金臂钏类似。其中，铜耳环数量较多，由横断面为圆形的铜丝弯成桃形，两端扁形，相互连接或搭接；铜手镯与耳环形制相似，铜丝横断面为圆形，整体呈椭圆形，但个体较大、铜丝较粗，最大直径达7厘米。[15]此外，火烧沟遗址中发现中国最早的金耳环、金银鼻环。金耳环以细柱状金丝弯成环状，两端锤打至扁平，直径为0.3～0.5厘米，重5克；金、银鼻环各一个，二者皆以金属丝弯成开口圆环，两端呈扁状，金鼻环重9.3克，银鼻环重4.85克。[16]
内蒙古朱开沟文化约在夏代晚期以前，出土了较多青铜装饰品如铜臂钏、指环、耳环等，但这些遗物的形制与刘家河金臂钏类似的仅有一件铜臂钏。该器以直径为0.25厘米的青铜条弯成环状，铜条锻造而成，横断面呈圆形，两端扁平，整个器物直径为5.5厘米。[17]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较多形似金臂钏的铜耳环。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出土铜耳环一件，该器由扁平状铜条弯成圆环形，两端扁状喇叭口相接；外径为4.9厘米，内径为3.8厘米，厚为0.4厘米。[18]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出土铜耳环26件，其中14件呈圆形，大者直径为4 厘米，小者直径为3 厘米左右。环横截面略呈圆形，直径都在 1.5～2 毫米。圆环都有一段铸就的宽扁处，在此处锉断开口，用以钳夹或穿透耳轮。[19]
以上三种考古学文化时代大致相同（约在商早期及以前），分布地域从中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东北部，涵盖了整个北方地区。虽然各文化的地理位置不同，但都出土了形似刘家河“金臂钏”的装饰品，尤其是四坝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较多。这些器物以横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金属丝围成圆形，两端扁平。材质以青铜为主，金、银较少。器物种类有耳环、手镯、鼻环等，形制较小，均为装饰人身的小饰件。此类器物在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出土较多，中原发现很少，南方则未发现类似的器物。可见，早期北方草原文化局部地区较为流行这种两端扁平的圆环形小装饰品。
刘家河金臂钏与上述耳环、手镯、鼻环等形制相同，且同为人身装饰品，说明金臂钏受到了早期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此外，刘家河商墓中还出土金耳环一件，该器一端呈扁喇叭形，另一端作尖锥形。在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了类似的金或铜耳环[20]，进一步说明刘家河墓地金器与上述文化存在内在联系。从刘家河墓地遗址的地望看，金臂钏应该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直接影响，也有可能就是该文化的遗物。
图4 商以前两端扁平环状装饰品比较
1～3.铜耳环（四坝文化）
4.铜手镯（四坝文化）
5.金鼻环（玉门火烧沟遗址）
6.铜臂钏（朱开沟文化M4035：2）
7.铜耳环（二道井子F6：12）
8.铜耳环（大甸子M683：7）
（二）刘家河金臂钏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均出土了两端扁平的铜臂钏，不过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铜臂钏形制较小，最大直径为7厘米。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臂钏直径达12.5厘米，重量分别为79.8克、93.7克，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大的金臂钏。商中期以后，金臂钏的出土数量明显增多。据统计，商周时期累计出土金臂钏14件，其中11件形似刘家河金臂钏，[21]说明该型金臂钏较为流行。同时，天津蓟州张家园墓葬发现形似“臂钏”的金耳环。现将各地出土该型文物情况列表，如表3所示。
不同地区出土器物形制也略有差异。金臂钏、耳环等形制类似（图5），多以横断面为圆形的金条弯曲成环状，两端扁平。不过，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金环与其他几件器物相比，形制有些变化。该县两处墓葬出土的金环（金臂钏），皆以扁平状金条弯曲而成，其中南山根101号墓出土的金环两端闭合。形制的不同反映了该地区工艺及审美特点。
表3 商周时期出土的两端扁平环状金臂钏、金环、金耳环
图5 商周时期金臂钏与金耳环比较
1.金臂钏（刘家河商墓）
2.金臂钏（喀左和尚沟M1）
3.金耳环（滦州后迁义）
4.金耳环（蓟州张家园87M3）
5.金耳环（蓟州张家园87M4）
6.金臂钏（迁安小山东庄QXM1：2、 QXM1：3）
7.金环（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
8.金环（宁城南山根M101）
金臂钏的大小差别也较大。北京刘家河与河北卢龙东阚各庄出土的金臂钏直径达到10厘米及以上，其他各地出土金臂钏、耳环的直径多在4～7厘米。其中，较小的金臂钏应该是手镯，而刘家河及卢龙东阚各庄的金臂钏尺寸较大，可能是戴在上臂的装饰品。
由表3可知，北京、河北等地有9处商周时期墓葬出土形似刘家河金臂钏的装饰品。其中，河北省出土数量最多，在卢龙、丰润、滦县、迁安4县共出土8件；内蒙古次之，宁城县2处墓葬出土2件；北京、天津、辽宁各有1处，不过天津出土多达6件。这些墓葬的分布区域较为接近。河北、天津的5处遗址均在平谷刘家河东部沿线，距离较近；内蒙古宁城县、辽宁喀左县在北京东北部，两处遗址也相隔不远。可见，这些遗址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长城沿线以东狭长地带，有较强的地域性。这些遗址中，刘家河商墓年代最早，后期的金臂钏及耳环应该是其往东影响与传播的结果。
刘家河金臂钏以自然金为材质，经熔铸、锤揲、打磨等工艺制作而成。其形制简洁，装饰性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同时，金臂钏是北京地区商墓出土的唯一一套成组的金佩饰重要器物，为研究商代北方地区金制品的制作工艺及装饰艺术的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刘家河金臂钏的年代属商代中期，诸多形似此金臂钏的金、铜质装饰品出自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等地，年代均较晚，多属商末周初或西周之际至春秋早期，明显受到以刘家河商墓为代表的文化的影响。从空间方面考察，平谷刘家河出土的这种扁喇叭口形金臂钏，有从燕山南麓向东和向燕山北麓及辽西丘陵地区施加影响并不断扩张的趋势。
（该文刊发于《博物院》2018年第6期）
[1]袁进京、张先得：《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第1～8页。
[2]王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第51～52页。
[3]本书中凡首都博物馆藏品图片均不注来源。
[4]袁进京、张先得：《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第5～8页。
[5]黄维：《马家塬墓地金属制品技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53～155页。
[6]曾中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器的成分分析》，《文物科技研究》2004年第2期，第178～182页。
[7]肖璘、杨军昌、韩汝玢：《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实验分析与研究》，《文物》2004年第4期，第78～89页。
[8]马洪连：《甘青宁新地区出土的早期金银器考述》，《丝绸之路》2003年第2期，第20～22页。
[9]陈振中：《先秦金器生产制作工艺的初步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85～86页。
[10]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第66页。
[11]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第66页。
[12]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第39页。
[13]白黎璠：《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45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第55～172页。
[15]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3期，第37～44页。
[16]马洪连：《甘青宁新地区出土的早期金银器考述》，《丝绸之路》2003年第2期，第20～22页。
[1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第276～277页。
[18]曹建恩、孙金松、党郁：《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第24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第189页。
[20]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载朱泓主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第1～10页。
[21]江楠：《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