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僧詩文集的總體情況及與日本印刷文化史的關係

據筆者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統計，見於記載的宋僧詩文别集共有一百五十六種(語録類著作除外)，詩文總集十九種。而流傳至今的宋僧詩文别集有三十九家四十九種，總集十五種。1這六十四種宋僧詩文别集和總集大都是宋僧自編或當時及後代門徒所編，極少數是近佛文人所編，很多是以傳抄形式流傳。其刊本大都由寺院或其門徒出資刊刻，或者是信佛之士施錢助刻，以及私家書坊刊刻，官方出資刊刻者不多。宋代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普及與發展，開始雕造《大藏經》，從《開寶藏》始，先後刊刻了多部《大藏經》,并形成了歷代刊刻《大藏經》的傳統，這就使得宋僧詩文集除了有傳抄、單獨刊版流傳之外，有一些著名僧人的詩文作品還被收入《大藏經》中，隨之廣泛流傳，也有隨《大藏經》一起傳至域外如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如雪竇重顯《明覺禪師語録》(包括《祖英集》《頌古集》等)、契嵩《鐔津文集》、惠洪《石門文字禪》等。

現存宋僧詩文集分爲兩種情況：一種中國今已不存，而在日本却大量保存着，並有宋本、和刻本、抄本等多種版本，廣泛流傳，這是宋僧詩文集很突出的流傳特點。特别是南宋僧人的詩文集，一多半國内都佚失不存而存於日本。比如居簡的《北磵和尚外集》國内久佚不存，日本則藏有宋本、五山版、手寫本等。大觀《物初賸語》二十五卷，國内亦不存，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御茶之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都藏有其宋刊本，又有寶永五年(1708)常信木活字本，還有抄配本等版本存藏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尊經閣文庫等其他圖書館。道璨《無文印》二十卷，國内遼寧省圖書館所藏的宋本也是羅振玉從日本訪得帶回的，而日本國會圖書館還藏有同版宋本一部，另有日本貞享二年(1685)刻本。智圓《閑居編》，國内現未見有藏本，日本在元禄七年(1694)刊版後，多次重印、覆刊，現有十一册、八册、六册、五册、三册等多個印本藏在日本的各公、私圖書館，每一種還不止存一部，另有江户抄本和《續藏經》本，國内現見到的就是《續藏經》本。生活於北、南宋之交的雪峰東山慧空禪師(1096—1158)，其詩集《雪峰空和尚外集》國内也已佚失不存，現衹能見到和刻本，而日本各圖書館却藏有一卷本、二卷本，分别標爲南北朝刊本、貞和三年刊本、貞和五年刊本、室町刊本、江户刊本等多種版本。另像梵琮《率庵外集》、寶曇《橘洲文集》、元肇《淮海挐音》《淮海外集》、善珍《藏叟摘稿》、行海《雪岑和尚續集》也皆是國内已經佚失不存或衹有和刻本存藏，而日本却有不少和刻本、抄本流存。夢真的《籟鳴集》《籟鳴續集》更是衹有日本尊經閣文庫存藏的海内孤本。

另一種情況是國内今有藏本，但日本藏本往往更多，種類更豐富。遵式《金園集》，現國内衹有民國九年(1920)北京刻經處刻本，日本不僅宫内廳書陵部藏有南宋刊本，其他各圖書館還藏有江户時代刊行的有刊記本、無刊記本數種，還有《續藏經》本及寫本。惟白的《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國内較常見的是羅振玉借神田家收藏的此書覆宋刊本影印的影印本，收入其《吉石盦叢書》初集中。日本除了有此影印本外，還有宋本、覆宋刊本、明和四年刊本、寫本、《續藏經》本、《大正藏》本等多種版本存藏。居簡的《北磵詩集》九卷，國内衹存有一種清抄本(臺灣地區藏有四卷，乃殘本，五山版)，而日本則有宋本、五山版、常信木活字版、手寫本等多種本子。《北磵文集》國内所存也大都是清抄本，惟國家圖書館藏宋崔尚書宅刻本，存卷一至卷八，而日本宫内廳書陵部亦藏有同版宋刻本，存卷七至卷十，正好可補國圖宋本之闕，使我們得睹《北磵文集》十卷宋本之全貌。同時，日本還藏有《北磵文集》的五山版、木活字版、手寫本等多種本子。

日本爲什麽保存了衆多的宋僧詩文集及豐富多樣的版本？這首先與宋代以後直至近代的中日經貿、佛教文化、書籍文化等的交通、交流有着密切關係，而宋代特别是宋末元初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一些宋僧的詩文集就是由入宋日僧或入日宋僧直接帶到日本的，如現存的1353年日本東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整理該寺院藏書編成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録儒書等目録》中記載的《雪竇明覺語》《祖英集》《鐔津文集》等宋僧詩文集，當是日僧圓爾辨圓於理宗淳祐元年(1241)返日時帶回。無門慧開禪師的《禪宗無門關》等書籍，也是由入宋的日本五山詩僧心地覺心從宋地帶回日本。北礀居簡、物初大觀的詩文集，則可能是由入日宋僧無學祖元帶到日本。日本五山著名禪僧虎關師煉(1278—1346)於康永元年(1342，元惠宗至正二年)編撰的《禪儀外文集》中，就選録了宋僧寶曇、居簡、大觀、道璨、元肇、善珍等人所撰寫的疏、榜、祭文、塔銘等，供日本禪林學習借鑒，也就是説在1342年以前，他們的著作就已經傳入日本，並成爲日本禪林學習的典範。

其次，與日本印刷文化密切相關。從六世紀中葉佛教傳入日本，佛被視爲“神”而爲日本民族接納，佛教逐漸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與日本文化融合，發展興盛，江户德川幕府時期達到了“準國教”的地位。2而在日本印刷文化史上，佛教典籍的刊印也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日本平安時代中期以降，在京都，伴隨朝廷和貴族社會興起的摺經供養，3就刊印了《法華經》等大量天台宗系統的經典；同時，奈良興福寺下屬的春日社也開版印刷了《成唯識論述記》等大量佛教法相宗相關典籍(後世稱爲“春日版”)。奈良的東大寺、西大寺、唐招提寺、法隆寺等也隨之開版刊印了相關的佛教經典。而作爲日本佛教密宗真言宗本山的高野山在鐮倉時代中葉以後也開版印刷了大量密教經典(即“高野版”)。京都的一些寺院還刊印了《往生要集》《無量壽經》等大量淨土教典籍。4這些都被稱爲“和樣版”，主要是對佛教經論章疏的刊印，它们經歷鐮倉時代的隆盛，南北朝至室町時代逐漸走向衰微(淨土教典籍除外)。5鐮倉時代末期至室町時代末期，随着中日僧人的交流往来及中日間的商貿往來，《大藏經》、禪籍、儒書、詩文集、醫書等大量傳入日本，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雕版印刷事業的發展，同時由於日本中世武家文化的興盛發展，幕府掌權者對禪宗的尊崇與提倡，爲了推廣普及禪宗和提高僧人佛學、文化素養，日本鐮倉、京都五山的禪僧(詩僧)及與禪宗有關係的人曾經大量刊刻禪籍和漢籍外典，即“五山版”，其中就包括一些宋僧的詩文集。根據日本學者川瀨一馬的調查統計，日本所存五山版書籍總數約一千數百部；他又根據調查所得的一百九十餘種五山版禪籍書目統計出禪籍開版數約三百零十種；禪籍以外屬於外典的漢籍類有七十九種。6可見禪籍在五山版中占有很大部分。這些禪籍包括事彙類如《祖庭事苑》《禪林類聚》等；清規戒制類如《敕修百丈清規》《禪苑清規》等；史傳類如《佛祖正傳宗派圖》《景德傳燈録》等；宗要古則類如《禪宗永嘉集》《宗鏡録》等，而禪僧語録與詩文集則占了五山版禪籍的大半。7其中宋僧詩文集有雪竇重顯《祖英集》《雪竇和尚語録》;8契嵩《鐔津文集》《夾注輔教編》；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慧開《禪宗無門關》；居簡《北礀外集》《北礀詩集》《北磵文集》；善珍《藏叟摘稿》以及日本五山詩僧義堂周信所編的《新撰貞和分類古今尊宿偈頌集》《重刊貞和類聚祖苑聮芳集》9等。對於這些宋僧詩文集，五山禪僧也不僅僅將其作爲禪宗典籍看待，還把它們作爲研習和創作漢詩文的重要參考書。因爲唐宋以降的禪師常常用偈頌詩歌來表達禪宗思想和悟境，宋元禪僧在與日僧交往過程中也往往以詩偈相贈；宋元禪僧還寫了大量的記、序、跋、銘、表、疏、祭文等，這些都是五山僧人學習的内容。日本五山禪僧除了要學習漢字、漢語之外，寫作漢詩文也是其應具有的才能。他們的學習範圍非常廣泛，不僅限於宋代禪僧的詩文集，像行海這樣的宋代天台宗僧人的詩集《雪岑和尚續集》也是他們學習的範本，故亦有刊版。而漢籍外典如杜甫、蘇軾、黄庭堅等人的詩文更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文禄元年至慶長三年(1592—1598，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豐臣秀吉發動文禄、慶長之役，入侵朝鮮，朝鮮活字版傳入日本，日本活字版逐漸興盛。有敕版，如後陽成天皇敕版《古文孝經》《勸學文》《錦繡段》、後水尾天皇敕版《皇宋事實類苑》等。有官版，如伏見版《孔子家語》、駿府版《大藏一覽》《群書治要》等。它們有的用銅活字，有的用木活字。同時，民間刊版即私版也蓬勃興起，如文禄五年(1596)京都西洞院通勘解由小路南町住居甫庵道喜開版的《補注蒙求》和慶長二年(1597)京都七條寺内平井勝左衛門休與開版的易林本《節用集》可謂私版先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着日本活字版的興盛，用片假名、平假名活字刊行的日本文學典籍大量出現，還插入了優美的日本畫，如著名的“嵯峨本”，有《伊勢物語》《徒然草》《平家物語》等。這是一直以來以刊印佛教典籍和漢籍爲主要内容的日本印刷文化史的重要變化。10另一方面，京都、奈良、高野山的諸寺院也都興起活字版，主要還是刊行與其宗派相關的佛教經典。如禪宗方面，京都妙心寺内一枝軒於慶長十三年(1608)活字印行了《五家正宗贊》；妙心寺僧人宗鐵於慶長十八年、元和二年(1616)、三年，先後刊行《雲門匡真禪師語録》《增集續傳燈録》《宗派圖》等禪籍。而坊刻禅籍的古活字版也在元和年間到寬永初年盛行開來，如元和六年、七年二條通仁王門町長嶋世兵衛分别刊行了《禪林類聚》和《禪門秀句集》，前者還是附訓活字版，成爲町版附訓活字版的嚆矢。又有富小路贊州寺町中村長兵衛刊《五家正宗贊》《祖庭事苑》《大慧普覺禪師書》等。像《臨濟録》《禪宗無門關抄》(有片假名)《碧巖録》等此期間也多次被刊行，更有大量無刊記活字版禪籍出現。11至江户時代中期，特别是元禄十五年(1702，清康熙四十一年)至正德三年(1713，清康熙五十二年)間，稱爲“植工常信”的人，刊印了大量木活字版的禪籍，也有不少宋僧詩文集，如居簡《北磵詩集》、元肇《淮海外集》、大觀《物初賸語》等。

江户時代木板(整版)印刷仍然占據主流地位，商業出版十分活躍發達。據統計，在江户時代活動的書肆、書商就有六千五百多家。12川瀨一馬比照中國文學史上對唐詩初、盛、中、晚的四個分期，把江户時期的出版印刷事業也分爲初、盛、中、晚四個時期。初期從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活字印刷傳入日本并達到全盛，經歷慶長、元和、寬永約五十年時間，其後半寬永二十年間(1624—1643，明天啓四年至崇禎十六年)出版印刷的特色就是佛書、漢籍的附訓刻本大量出版。盛期是正保、慶安以後，至延寶、天和年間(約1644—1683，清順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仍延續前代以京都、大阪爲中心對古籍的翻刻，新興文學書的開版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插圖本繪畫顯著發展，促進了黑白色版畫的發達，出現了菱川師宣(1618—1694)這樣的藝術巨匠。中期大約從元禄年間(1688，清康熙二十七年)開始，出版界的中心從京都、大阪轉移到江户，其後半期始，彩色繪畫出現，有彩色浮世繪的假名讀物盛行，色彩艷麗精巧的版畫發達起來。但是出版事業的中樞還是接續前代，以有學術内容的書籍的刊印爲主，主要是寺院、諸侯經營的學僧、學儒的活動，其實際工作由相關的商工人士執行，他們通過書籍出版以後保管版木而得利。從寬正年間出版界發生變化開始劃分爲末期。13從寬正十二年(1800，清嘉慶五年)始，伴隨着寬政改革、禁止異學，出版界發生了很大變化，幕府的昌平坂學問所開始出版教科用漢籍，稱爲“官版”，據川瀨先生統計到幕末出版了數百種。14幕府對出版事業的獎勵政策，促進了諸藩藩版的勃興；也促進了漢學書籍、蘭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書籍以及醫學、兵法等書籍的出版；簡便的木活字印刷也迎來興隆的局面。

從出版内容來看，江户時期雖然多種多樣，但佛教相關書籍仍占很大比例。據日本學者以寬永、享保、文化、嘉永四個年代私家出版15書籍所作的抽樣調查，大致可分爲“佛教、漢學、漢詩文集、醫學本草系、俳諧、神道國學、國史地志、其他”這幾大類。寬永九年(1632，明崇禎五年)出版的五十三部書中，佛教關係的書籍占二十部，是壓倒性的多數；其次漢籍、漢學關係的書籍有九部；然後是醫學、國史(日本史)等書籍。享保十五年(1730，清雍正八年)出版的四十七部中，俳諧關係的書籍占二十五部，其次佛教書籍占九部，然後是漢學、神道、醫學等。文化九年(1812，清嘉慶十七年)仍然是俳諧書最多，有三十六部，其次漢學、漢詩十五部，佛教書籍九部，然後是神道、國史、醫學本草等書籍。而嘉永七年(1854)俳諧書有三十九部，漢詩十七部，國學、地志二十二部，荷蘭語、英語的翻譯書、科學、外國風俗、語言學等書籍占三十六部。16可以看出這時書籍内容發生了很大變化，佛教書籍已經退出主要地位，但在前三個年代統計中，一直處於前三的位置。

宋僧詩文集既屬於漢籍，也是佛教相關書籍；江户時代也是宋僧詩文集大量刊刻流傳的重要時期。宋僧詩文集主要由京都書肆出版，當時比較活躍的書肆都有刊刻，如敦賀屋久兵衛、織田重兵衛、古川三郎兵衛、河南四郎右衛門、洛陽(京都)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京都田原仁左衛門、京都荒川三郎兵衛等。他們刊刻宋僧詩文集主要在寬永、慶安、寬文、貞享、元禄等年代，如寬永十七年(1640)敦賀屋久兵衛刊《中興禪林風月》；慶安三年(1650)洛陽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刊雪竇重顯《祖英集》；寬文四年(1664)京都田原仁左衛門刊惠洪《石門文字禪》；寬文五年藤田六兵衛刊《雪岑和尚續集》，寬文十二年，又刊《藏叟摘稿》；貞享二年(1685)寺西甚次郎刊《無文印》；元禄二年(1689)京都荒川三郎兵衛單刻真淨克文的《雲庵集》，又合刻釋淨端、釋克文、釋契嵩的詩集爲《三高奇一集》；元禄十一年織田重兵衛刊寶曇《橘洲文集》；元禄十三年古川三郎兵衛刊延壽《慧日永明壽禪師山居詩》等。其刊刻活動也有一直延續到江户時代後期的，如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在天保三年(1832)還刊行了雪竇重顯的《頌古集》。這些刊本大都是附訓刻本。爲更好地理解、閲讀禪籍和其他漢籍，在漢字旁標明句讀點、假名、讀音順序、聲調等的訓讀方法在南北朝、室町時代就出現了，由五山僧侣廣泛使用，衹是他們大都是直接用朱、墨筆標在字旁，而江户時代則出現了很多附訓刻本，上述宋僧詩文集大都是附訓刊本。一些宋僧詩文集還被多次重印、覆刊、重刊，有些有刊記，有些則無刊記。如《祖英集》《雪岑和尚續集》皆有重印本；智圓《閑居編》也有元禄刊本的多種覆刊本；釋惟白《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亦有多種宋刊本的覆刻本；《雪峰空和尚外集》江户時代多次重刊。還有些宋僧詩文集在日本不但被傳抄、刊刻，還被注釋，如雪竇重顯《祖英集》、契嵩《輔教篇》及惠洪《石門文字禪》等就皆有日人注釋本，《物初賸語》的抄配本也帶有注釋。這些附訓本及注釋本的出現，是適應民間、檀林、學林的需要。當時很多書肆都與各佛教宗派有着密切聯繫，刊印了大量佛教相關典籍，有的書肆甚至專爲某個佛教宗派刊印佛書，成爲其專屬刊印書肆。如江户中期以後京都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書肆第三代方教皈依曹洞宗門，成爲曹洞宗的專屬佛書刊印商。17

日本明治時期排印的漢文大藏經《卍續藏經》，彙集了中國和日本歷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及部分疑僞經典，由前田慧雲、中野達慧發起，在京都藏經書院編輯印刷，開印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完成於大正元年(1912)，其中就收録了一些宋僧詩文集，如遵式《金園集》《天竺别集》、智圓《閑居編》、惟白《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等。日本大正、昭和年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主持編輯排印了另一部漢文大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開印於大正十三年(1924)，完成於昭和九年(1934)，以《高麗藏》爲底本，彙集了印度、中國、日本的其他佛教著作，還用宋、元、明藏等進行了精良的校勘，其中也收録了一些宋僧詩文集，如重顯《明覺禪師語録》、契嵩《鐔津文集》、惟白《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等。

由上述可以看出，宋僧詩文集有很多國内佚失不存而存於日本，即使國内有存，日本也保存有更多版本，種類更豐富，這不僅與宋代以後直至近代的中日經貿、佛教文化、書籍文化等的交通、交流有密切關係，也與日本印刷文化史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無論是宋僧詩文集的五山版、日本活字本、江户刊本，都是日本印刷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深入細緻研究。

1 其中《江湖風月集》《重刊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中有元代僧人。

2 楊增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緒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頁。

3 “摺”爲日語詞，指印刷物。

4 參[日]木宫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16年版，第34-43、61-62,89-97,109-111、113頁。

5 同上書，第366頁。

6 [日]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東京：日本古書商協會1970年版，第3-4頁。

7 [日]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東京：日本古書商協會1970年版，第21頁。

8 其中包括《祖英集》《頌古集》，詳見後述。

9 其中包括元代禪僧詩歌。

10 參[日]木宫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第418、443-446頁。

11 參[日]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下卷，第292-295頁。

12 [日]橋口侯之介《和本入門千年生きるの書物の世界》，東京：平凡社2007年版，第178頁。

13 以上内容參考川瀨一馬著，岡崎久司編《書志學入門》“四．江户時代の版本”，東京雄松堂2005年版，第145-146頁。對於江户時期和刻本的分期，日本學者有不同分法，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高橋智教授《海を渡ってきた漢籍——江户の書志學入門》(可譯爲《渡海而來的漢籍——江户書志學入門》)一書中把江户時期的和刻本分爲五個時期，即初期(寬永至慶安時代，1624—1651)、前期(慶安至元禄時代，1648—1703)、中期(元禄至安永時代，1688—1780)、後期(天明至天保時代，1781—1843)、末期(弘化至慶應時代，1844—1867)，與川瀨分期有所不同，更加細緻具體。(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16年，第110頁)而另一日本學者橋口侯之介則分爲三個時期，即前期(1596—1716，慶長至正德)、中期(1716—1801，享保至寬正末年)、後期(1801—1868，享和以下至明治元年)，見氏著《和本入門千年生きるの書物の世界》，第71頁。

14 日本學者堀川貴司謂總計一百九十七種，見氏著《書志學入門——古典籍を見る·知る·読る》“20．近世中期の出版”，東京：勉誠出版2019年版，第167頁。

15 一般指幕府和各藩出版的官版、藩版以外的書籍。

16 [日]橋口侯之介《続和本入門江户の本屋と本づくり》，東京平凡社2007年版，第65-66頁。

17 參[日]中野何必《江戸中期柳枝軒における曹洞宗門との御用関係——面山瑞方との親交に着目して——》,《駒澤大学佛教學部論集》第五十一號，令和二年(2020) 12月，第173-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