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稿举例

出版研究室同志要我写点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主要是谈谈怎样审稿。我虽然看过不少的稿子，也提过不少意见，但都没有留稿。不结合具体的稿子，只谈一些印象，太空，不好谈，只好就我最近看的稿子来谈谈。这些稿子的内容，可能与年轻的编辑同志看的稿子不一样，但其中谈到的应注意的地方，可能对别的稿子也适用。我的审稿意见，仅供著者参考，也不一定正确，倘有不妥当处，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我正在读的是一部新编的《乐府诗选》，它的特点是重在赏析。我接到这部稿子时，首先感到我对乐府诗的知识不够，要找有关的乐府诗注本来看。我想年轻的编辑同志也会这样做的。第一，我们看稿子时，总觉得对书稿的内容所知有限，不像著者在著作时作过专门研究。正由于我们对审读书稿的知识不够，所以在审读时需找有关的书来做参考。第二，正由于我们的知识不够，要对书稿作出评价，也要找同类的书稿来作比较，看看这部书稿同已出版的同类书稿比，有什么特色。或者对象不同，讲法也不一样；或者侧重点不同，讲了已出的书没有讲的部分。只有通过比较，才好做出评价。我手头看的一部《乐府诗选》，它重在赏析，有它的特点，更适合于爱好古典文学的青年阅读。我找的参考书，一部是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一部是黄节先生的《汉魏乐府风笺》。

我在读稿时，碰到一些问题，现就怎样提意见来谈谈。

一是考查书稿中所采用的新说。书稿中采用了新说，跟传统的说法不同，怎么办？这些新说，有的还是出于著名的学者的手，是不是就不管了。比方稿子里选了一首《有所思》，诗里写了一个女子在想念她的恋人，说：“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她要用“双珠玳瑁”的发簪，再系上一颗玉送给他。但听说他变了心，就把礼物摧毁烧了，要跟他决绝。但又想到以前两人相爱时“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有些恋恋不舍，“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皓，天高）知之”。对“晨风”有新旧两说，余先生注用旧说：“晨风，鸟名，就是鹯，和鹞子是一类，飞起来很快。飔，疾速。”本书著者不取旧说，注：“晨风，鸟名。闻一多说是雉，即野鸡。古人认为雉晨鸣有求偶的意思。飔，当作思，怀恋同类。”即解作那女的听见野鸡叫在怀恋同类，比喻那女的对男的还有怀恋的心情，也讲得通。闻一多先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对闻先生提出的这个解释是否就放过了呢？我想还是查一下好。因为闻先生的新说，余先生是看到的，余先生不取，一定有道理。

闻先生把“晨风”说成是野鸡，有没有根据呢？查闻先生《乐府诗笺》：“《说文》：翰，天鸡赤羽。《逸周书》曰：‘文翰若翚雉，一名晨风，周成王时蜀人献之。’考《诗》每以雉鸣喻求偶，《晨风》亦怀人之诗，故以此鸟起兴。‘飔当为思’，‘谓恋慕也’。”闻先生的根据是《说文》，《说文》里讲的是“天鸡赤羽”，野鸡不称为“天鸡”，也不是赤羽。野鸡又解作为进贡之物，因此，从《说文》里不能得出天鸡赤羽即是野鸡的结论。再引《逸周书》，是说文翰像野鸡，像野鸡不等于野鸡，也不能得出文翰是野鸡的结论。因此，说晨风是野鸡，缺乏证据。闻先生又认为晨风本于《诗经》，看《诗经·秦风·晨风》：“𫛣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朱熹注：“𫛣，疾飞貌。妇人以夫不在，而言𫛣彼晨风，则归于郁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见君子，而忧心钦钦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诗经》中的晨风，正指猛禽鹯，不指野鸡。因“𫛣”是疾飞貌，鹯才能疾飞，野鸡不能疾飞。联系《有所思》来看，她所爱的人“在大海南”，只有像鹯那样的猛禽，才好从大海南飞来，倘是野鸡，就飞不来了。《晨风》诗里女的怨男的不归来，怨男的忘记自己，这跟《有所思》的内容也相合。因为鹯飞得快，所以称“飔”，“飔”正是疾速的意思。闻先生改“飔”为“思”，解作“恋慕”，解“晨风飔”为野鸡恋慕求偶。野鸡在恋慕求偶，诗中的女子怎么知道呢？闻先生说成雉鸣求偶，那应该称“雊”，“雊”是雉鸣，不能称“思”，改作“思”也不行。这样一考察，认为闻先生的新说不可靠，建议著者不要采用，还是改用可靠的旧说。

又《泰山梁甫行》，是曹植作。写“剧（艰苦）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著者采用一种新说。说曹植跟着曹操“东临沧海”。曹操亲征至海边只有一次，即建安十二年征辽东乌桓三郡，途经今冀东渤海之滨，有《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可证。曹植的《泰山梁甫行》与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作于同时。对这个新说是否可靠，也得查一下。看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写经过的海边是怎样的。他先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到了海边。下面写到“孟冬十月”，“钱镈停置”，钱镈是耕种的农具，即农具已经停放不用了。“农收积场”，农民的收获堆积在场地上。“逆旅整设，以通商贾。”那里还有整齐的客店来招待客商。跟曹植写的“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完全不同。再说那次曹操五月出兵，七月大水，沿海一带道路不通。他用田畴计，在山间筑路进军，八月登白狼山破乌桓。回来沿海走，十月经碣石。他在诗里又写有贫困的地方，称“士隐（痛苦）者贫，勇侠轻非”。那里的士人以贫为忧，把做不义的事看得平常。那同曹植写的也不同，曹植写的“妻子像禽兽”，是妻和子没有衣服穿像禽兽了。这跟曹操写的那里场上堆着谷物，有整齐的旅客，或有想为非作歹的士人，就完全不同了。又曹操写那时“河朔隆寒”，“冰坚可蹈”。曹植写男的“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那不都要冻坏了。可见曹操写的跟曹植写的不在同一个季节。说明这个新说可备一说，不一定可靠。对新说要作考查，怕提出新说的人只看到一方面，看得不全面。这样考查，正是看重新说。我们对待新说是要看重的，对好的新说要加以宣扬。

二是结合史实来看。一篇作品的注释，对有些词可能有几种不同说法，是不是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考虑怎样讲。像《木兰诗》里面提到，“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本稿注：“黑山，一说是今北京市昌平县境的天寿山，一说是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的杀虎山。前说近是。”又：“燕山，一说是指河北省北部的燕山山脉，一说是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前说近是。”余冠英先生注：“黑山即杀虎山，燕山指燕然山。”余先生这样注，认为“后魏与蠕蠕（柔然）的战争和诗中的地名相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黑山为天寿山，燕山为燕山山脉。这样注，认为“当是与东北库莫塞、契丹的战争”。查《北史·奚传》，道武帝讨奚，“至弱水南，大破之”。显然不在天寿山或燕山山脉。又《契丹传》：“契丹犯塞，（北魏）文宣帝亲戎北讨，至平州。”平州在辽宁朝阳一带，也不在天寿山。这两次是较大的战争，皆与《资料》中注的地名不合。此外小的接触，又与诗中“可汗大征兵”不合。至于余先生的注，结合北魏与蠕蠕作战，王达津先生《古诗札记》，称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年始称“天子”，他在十五年建立“明堂”于平城，所以有“明驼千里足”，这同诗中“天子坐明堂”，“愿借明驼千里足”相合。孝文帝在九年因“蠕蠕犯塞，诏任城王澄讨之”。北魏与蠕蠕作战，当在杀虎山至燕然山。这样看来，似余注较合。即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注释，结合历史和地理来考察，还是以余注为好。

有时注中引用史实，也该注意是否符合事实。如王粲《七哀》诗，赏析里说：“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李（催）、郭（汜）作战，蔡邕被害。”按《后汉书·蔡邕传》说王允用吕布杀董卓后，蔡邕叹气，王允把他下狱，“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是蔡邕死在王允前，李、郭作乱杀王允，那么蔡邕的死与李、郭作乱无关。又称：“据《通鉴》载：‘京洛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徐州），遇（曹）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王粲是否有鉴于此才不能去投靠徐州的陶谦，只好去依附荆州的刘表，史无明载。”但赏析称“汉献帝初平三年”，“李、郭作乱，蔡邕被害，粲遂避难，依附荆州刘表”。这是说王粲在初平三年去荆州。曹操攻陶谦在兴平元年，即粲去后的下一年，那就不必联系曹操攻徐州的事。倘要联系曹操攻徐州的事，那就不必说王粲在初平三年去荆州。王粲在哪年去荆州，《三国志·王粲传》里无明文，但本稿的赏析里讲的有矛盾，应避免。

三是结合诗中所写的形象或内容来看。本书稿是赏析，对诗作了分析。分析中提出的见解是否恰当，应结合诗的本文来考虑。如《焦仲卿妻》中，写刘兰芝被焦母赶走时，她去向焦母告辞，说：“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这几句有的是自谦，有的是顺着焦母的心意说，不必信以为真。既然要走了，就不必再跟婆婆顶撞，让她怒骂了。试就“本自无教训”说，兰芝的母亲说：“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可见她是很受教训的，不是无教训。再就“兼愧贵家子”说，“贵家”指焦家，焦仲卿做庐江府小吏，并非贵家。说贵家，是焦母自以为贵家，焦母对仲卿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其实这是焦母的胡吹。焦母认为兰芝配不上仲卿，所以兰芝顺着她的心意说“兼愧贵家子”了。这话也可作另一种理解，焦家不是贵家，焦母自以为贵家，这样说正是含有讽刺意。下文的“不堪母驱使”也是自谦。事实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因此对于兰芝上面的话，不能认为讲的是事实，用来作分析。对“受母钱帛多”这话，也不可信以为真。兰芝回家后，县令和太守派人来议婚，刘家根本不谈财礼。焦母指责兰芝时，也根本不提刘家多要财礼的事。可是本篇的赏析，却在“受母钱帛多”一句上做文章，说：“主要的意思倒是在中间的两句，即‘受母财帛多，不堪母驱使’。短短两句，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买卖婚姻的实质，接受的财礼多，新媳付出的劳役也应该多，婆婆的役使和虐待就成了天经地义了；如果新媳不能胜任，成了蚀本的生意，便理所当然地可以休弃。买卖婚姻的残酷性由此可见。在我国，这也是祖宗的老传统。《礼记》有言：‘无媒不娶，无币不相见。’《颜氏家训》更言：‘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前书成于西汉，后书成于南北朝，都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况。此诗成于汉末，当与此情况相差无几。刘兰芝直言此事，不啻在婆母前控诉了买卖婚姻的罪恶，外柔内刚，是颇有点勇气的。”上面所以指出兰芝的话不可当真，就是指出“受母钱帛多”两句是气话。本书稿的著者信以为真，提出买卖婚姻来，这从诗的形象和内容里都是看不出来的。说因买卖婚姻，婆婆认为媳妇的劳役不够偿本便可休弃，在诗里也没有一点影响。再说要讲买卖婚姻，那么兰芝“三日断五匹”，焦母不是做了赚钱生意，兰芝要走也会不放她走的。再说这样一讲，把兰芝的被赶走说成是买卖婚姻的罪恶，说成是刘家要财礼造成的，这不减轻了焦母的罪恶，把诗的反封建礼教变成反对买卖婚姻了吗？这是不符合诗中所写的形象和内容的。

又对《上山采蘼芜》的赏析说：“他们的离异是外力造成的，并不是主动的行为，而这种外力又是他们无法抗拒的。这外力到底是什么，诗中没有交代，读者尽可以去联想，而最终的结果总会增加对这幕悲剧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情。这也正是这首叙事短诗所显示的丰富内涵。”这里说，这首短诗显示的丰富内涵，主要是他们的离异是外力造成的。又说：“把故人喻为色彩洁白、质地柔细的素，极力称颂故人品格的纯洁。”即其次是称颂故人品格纯洁。这两点是不是属于诗的内涵呢？还是看原诗：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美好）。颜色类相似，手爪（手工技巧）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带黄色的绢），故人工织素（白绢）。织缣日一匹（四丈），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里讲新人织缣，故人织素，只赞美故人织得比新人多。余先生说：“那比较的标准就是生产能力第一。”这是诗里所显示的。至于“称颂了故人品格的纯洁”，从诗里看不出来。诗里没有谈品格。“未若故人姝”，也就是“新人不如故”，即“生产能力不如”。品格的说法诗里没有接触到。他们两人为什么离婚，是不是有一种外力强迫他们离婚，诗里也没有写，这点在诗里也看不出来。结合诗的形象和内容来讲，以上两点都可以不谈，照余先生的讲法就行了。倘认为这样说还不够，还要推求，那也该从诗句里去推求。从织素里推求品格，所以不行，因为同“新人不如故”的比较生产能力的提法不合。推求他们离异的来于外力压迫，因为诗里没有透露。那还有什么可推求呢？勉强说来，是不是可推求“上山采蘼芜”。余先生注：“古人相信蘼芜可使妇人多子。”那个妇人已经被丈夫离异，还采蘼芜来干什么？是不是她已再嫁，鉴于上次嫁后未生子女，所以这次再嫁后忙着去采蘼芜呢？要是这样猜测，那跟“故夫”是否也可联系，故夫即别于新夫之称。是否因为她无子，所以故夫与她离异。她已再婚，所以对“故夫”和“新人”也没有什么怒恨了。倘他们受外力压迫而被迫离异，他的故夫又称颂她的品德好，那就像陆游写的《钗头凤》，不胜怒恨了，可诗里没有。所以这个外力压迫之说恐也不合。不过以上的说法也是猜测，还不如余先生着眼于生产能力第一的说法正确。

四是两种解释都像可通问题。有的诗句好像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那还得结合全诗或上下文来考虑，哪种解释比较确切。像《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赏析提出两个解释：一是，“两人的居住地相隔太远，郎如果不能像鹞子那样劲健，休想获得云中高飞的雀儿（她）。应属决绝之词，是悲伤的、哀怨的。”二是，“女子希望远方的郎能像鹞子那样飞来，她自己愿像云中的雀儿被鹞捕获投入郎的怀抱。这里的‘云中雀’给人以自由、欢快的感觉。全歌又应是交好之词。”又引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说的“比喻之二柄”，认为同一件事物，可以喻褒或贬，示喜或忧。即认为这首诗两个解释都通，符合钱先生说的“比喻之二柄”。是不是这样，是值得考虑的。

先看原诗，本书稿解作男女“两人居处地相隔太远”。看诗：“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不是讲距离远近，是讲居处的高低，郎比女高一层，那么郎去求女正合适。倘女比男高一层，那男求女就不免有些困难了。既然合适，为什么不易求得呢？本稿把“云中雀”说成云中的雀儿，恐不确。“云中雀”是云雀，一称叫天子，不是麻雀，麻雀是飞不到云中的。所以郎非黄鹞子，就得不到叫天子。这该是女的对男的提出的要求，指示男的如达到了这个要求，就可得到她。这里不是什么决绝之词，第一个解释与诗中的语气和情味都不合。那不是两个解释都可成立，只有第二个解释可以成立。又“比喻之二柄”，是指同一个比喻，在这里可作褒用，在那里可作贬用。如：“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如同一个水月，用来比道理，是赞美道理的玄妙；用来比浮生在世，是指斥浮生的虚妄。用在不同场合，才分出褒贬来，不是用在同一首诗同一句话里，又可以褒又可以贬的。所以把上引的诗认为可作两解，说成比喻之两柄也不合。

又《小垂手》，写舞蹈。“舞女生西秦，蹑影舞阳春。”末联：“娥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赏析称：“即是以‘美人’喻梁武帝，抒发了自己不被梁武帝信用的哀愁。”这里把“愁人”解作哀怨，是一种解释。像李绅宴请刘禹锡，让歌女劝酒。刘即席赋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就把歌女归属于刘。这个断肠不是愁死，是激动，是极度高兴，好比落泪有喜极而泪的。这首诗写看舞“愁人”，这个愁也是激动，也是喜极的意思。这样看来，“愁人”有两种解释：一是哀愁，一是欢喜。这里看了舞蹈发愁，同刘禹锡听歌断肠相似，也当是喜极的意思。赏析说成哀怨，似有问题。赏析把舞女指美人，把美人比梁武帝。按把美人比君，见于《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美人比君，这个美人是指品格和地位都高的人，才可以比君，不能指舞女。因舞女在当时地位低，不能比君。这诗写舞女，不称舞女为美人，就不能比君，因此比君之说不确。还有著者称，《玉台新咏》称这首诗为简文帝作，又《艺文类聚》也作简文帝作。这首诗的作者还未定，更不应说以舞女为美人来比梁武帝了。

五是按照情理来推测。有的解释比较合情合理，就可取；有的不合情理，就可不取。像曹操《秋胡行》里说：“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掩被裘，似非恒人。”这三老公，指三个老的神仙。本书稿注：“掩，疑为‘畚’字之讹。‘畚’先误为‘奄’，又误作‘掩’。‘畚’是用蒲草编织的盛物工具。”这样注，认为这里用了“被裘负薪”的典故，有个隐士，披着裘背木柴回去。按这位披裘的人是个隐士，隐士劳动才有饭吃，所以他要打柴负薪来换生活费。这三老公是神仙，神仙不靠劳动来换饭吃，不用背劳动工具，所以这样解释不合理。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把“掩”说成罩衣，罩衣罩在裘上，正是掩，不烦改字。裘上罩上罩衣，古人称为褐裘，正合古代风俗。这三位神仙，穿上褐裘，跟他们的身分相合，比较合乎情理。再说把“掩”改成“畚”，没有根据，随便改字，也是不好的。

又《蜨蝶行》：“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欂栌间，雀来燕。”本书稿说：“燕雀衔了蝴蝶飞到阴深深的屋子，捆绑在屋梁上的短柱间。”把诗中的“雀来燕”，解释成“燕雀”。这诗写燕子衔蝴蝶飞到窠里去喂小燕子，怎么来个“燕雀”。这个“雀”字加在这里不合理，因为燕子不能称“燕雀”，倘说燕和雀，上文只说燕子衔蝴蝶飞入宫中，没有雀，怎么忽然来个雀，这样来解释“雀来燕”也不行。燕子已经衔蝴蝶飞进屋子，飞到梁上，靠近巢里，怎么再把蝴蝶捆绑起来，燕子怎么捆绑？把“缠傅”解释成捆绑，也不合理。余先生注“持我入紫深宫中”，作“持我深入紫宫（皇宫）中”，这就合理了。“行缠傅欂栌间”，《汉魏乐府风笺》解作“行，且也。缠，《说文》绕也”。傅，附着。即燕子衔蝴蝶飞进皇宫，在梁间栱斗间绕着靠近着飞，那里已接近窠了。“雀来燕”，注作像雀跃般来。因为靠近窠不好飞，就像雀跃入窠。这样讲就合理了。下面就写小燕子昂头鼓翼来迎接喂哺，这也说明没有雀，雀来燕，只指燕子像雀跃般来。

又《焦仲卿妻》：“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结发，本书稿注：“古代婚礼，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共髻束发，故结发即结婚意。”按《仪礼·士昏礼》记结婚的各种礼节，有迎新妇，有赞礼，有拜，有祭祀，有酒和饭食，记得很细致，就是没有男女共髻束发的事。《文选》苏武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李善注：“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笄冠为义也。《汉书》：李广曰：结发而与匈奴战也。”即结发是二十岁结发加冠，始为成人。“结发为夫妻”，即二十岁成人后始结婚。《汉书·李广传》里讲的结发，即指成人。说明汉代的结发指成人束发加冠，没有男女共髻结发的事。李善是唐人，他这样注，说明唐代也没有男女共髻束发的事。再说男女共髻束发，两人都不能分开行动，也不合情理。

以上在审读一部书稿中看到有五方面的问题，各举例来做说明。这五方面的问题，虽就一部书稿说，但有的不限于一部书稿。比方介绍一种不同于公认的新说，对新说应当欢迎，但也要加以考察，倘有不合理处，也要加以指出，更不应迷信学者之说就不敢考察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审稿工作中去。再像接触到历史问题，更不限于这部书稿。有关历史问题，是应该核对一下，这也是实事求是。再像关于形象和内容问题，对文学作品都适用。评价文学作品，是要从作品中的形象和内容来考虑的。再说两说似都可通，要考虑是否观察得不够细致，更需要作细致的辨析。合乎情理，不论讲道理，评论作品，也都要求合乎情理，这样，这里谈的虽只限于一部书稿，是不是又不限于一部书稿，有可以触类旁通的地方呢？

（《天津出版工作》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