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方主义及其叙事特征

东方主义由美籍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在其1987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或译作《东方主义》）中提出。在阐述东方主义概念之前，萨义德首先解释了何为“东方”，简而言之就是“欧洲人的发明”，一种非真实存在的东西，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他者形象或自身的对立面，以界定和确证自我身份。“东方”是西方视角下的地理方位界定，是萨义德定义下的“想象地理学”79，因而东方主义也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话语体系。

萨义德在书中概括了东方学（Orientalismus）的三个层面：在学术研究层面，作为一门学科；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层面，作为一种将东西方二元划分的思维方式与想象方式；在国际关系与区域政治层面，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80 东方主义研究并非针对东方本身的学术性研究，也不是历史性地考证东方主义话语的正确性，而是“基于对‘东方’与‘西方’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81。萨义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将东西方二元划分的结构化思维范式，揭示西方文化话语力量，阐明西方如何通过东方主义话语来诠释、建构和统治东方，以及西方文化的话语力量如何伪装成“装饰性的”或“上层建筑的”模样对非西方民族产生危险和诱惑。82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与安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福柯对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提出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致力于考察潜隐于“话语”背后的西方霸权本质，他“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83。萨义德指出，福柯的“话语”概念指向在文化基础层面实施生产、区隔、阻断或排斥等文化政治行为 84，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由符号构成，却不单单用这些符号确指事物，东方主义中的“东方”并非话语符号所指涉的、与现实东方等值的“东方”。葛兰西将“霸权”这一政治概念术语从原初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统治与垄断关系”的意涵中抽身出来，措置于文化理论框架之下，指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文化等“软性”优势强行将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设定为他国普遍接受的准则和标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研究即是借用“文化霸权”的权力话语理论来揭露西方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对东方国家的多面向宰制，不断宣说欧洲比东方优越和先进的言论，“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85。葛兰西指出，“统治”和“认同”是实现“霸权”的两种方式，萨义德承袭葛兰西的观点，强调积极“认同”是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秘而不宣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86，东方是“被东方化、被制作、被控制、被表述、被驯化”87 的失去自我表达权的东方，是有利于西方表述自我的弱势他者。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实践的结果，文化霸权反过来给东方主义注入力量。西方人因处于文化强势地位，可以俯视和窥探中国，并对其进行任意塑造和解释，“扩大了熟悉的东西与陌生的东西之间的差异”88。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研究具有科学整合倾向，跨越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突破文学自身范畴，将批评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和文化的大空间。东方主义者撰写的文字已经不仅仅是被用以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在被分析中上升为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话语和表征是构成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研究的两大主要概念。89 萨义德从东方的注视者、话语言说者的角度审视表征的危机，将话语言说者，即西方文化的内部危机现象延伸到对异域文化外在性观照与再现问题的考察中。真实的东方激发了东方主义者的想象力，却不能控制其想象力。表述的外在性受“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90 控制，更多依赖西方的“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91。通过营构一个人为建构的实体，东方的模糊性因此被消除。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注视和“处置”东方的话语建构和阐释体系，不仅为其所表征的客体服务，更为话语所依赖的社会主体服务。92 在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话语中，处于强势文化与权力地位的西方反客为主，成为真实的主体，被表述的东方作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处于被宰制的客体位置，被西方视为一种无主体意识的可任意处置支配的利用对象，被强行改写民族文化个性与历史，成为西方主观的产物，这一过程即是“东方化东方”。

英国文化理论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表示：“东方主义者的东方是一个构建的赝品。”93 现实的“东方”是真实存在的，也是西方想象出的地域，东方主义话语在建构和表达东方的过程中将之标本化、类型化、经典化。东方在东方主义者虚构、想象与真实杂然并呈的叙事话语下被反复确证，话语接受者无意识地将所勾勒的东方视作全部的、真实的东方，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负面叙事套话，正如萨义德所言：“客观的结构（东方之实际所指）和直观的再结构（东方主义者对东方的表述）被混为一谈。东方主义者的理性被强加于东方之上，其原则也摇身变为东方自身的原则。”94 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改造”和“驯化”异域，并以此认同自身文化的话语策略和权力工具，扎根于认知中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使得东方在东方书写中成为被丑化和藐视的对象。此外，西方亦不时地以猎奇心理注目东方，东方的奇特性、怪异性和神秘性是西方读者习惯性的阅读期待，也为东方主义叙事奠定了叙事基调。萨义德所追求的便是要拆解这种东方主义话语，“清理它的旧观念和一成不变的形象‘档案’”95，揭示他者言说背后潜伏的内在动机，采用充满“含混”甚至“诡语”式的张力话语构建出既符合东方神秘、浪漫、奇异的传统想象，又能凸显西方“救世主”和英雄形象的东方他者，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确证。96

萨义德总结了两种东方主义的表现形态：显在的东方学和隐伏的东方学。前者是一种有关东方的“明确陈述”97，后者则被表述了一种“无意识的确信”98。“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式作用的东西。”99 显在的东方学与隐伏的东方学之间的另一差异在于，前者倾向于营构变动不居的东方，后者偏向于形塑静止、僵化、一成不变的东方。东方主义话语“否认东方和东方人有发展、转化、运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或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于是，即使当人们在肯定的意义上说到东方学时，也使用的是诸如‘东方的智慧’这类静态描述性词语”100。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101，东方成为被西方女性化的东方他者。一方面，对东方女性失语病态的描摹即是东方主义话语对东方的女性化书写。书写者用富于女性化想象特征的词汇勾画东方，将安静、神秘、压抑和无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与东方建立关联，从帝国主义的男性意识出发化解和透视东方的神秘或新异，以此树立西方的强者形象。另一方面，对东方的女性化书写还表现在对东方男性的女性化描述，试图从性格、行为举止、责任感、尊严、道德约束力等角度塑造东方男性“男性气质”的缺失；东方主义者在“女性化东方”之余，也表现出用女性代指东方，即“女性东方化”的倾向。“在西方文化中，叙述性别‘他者’采用的是与叙述种族‘他者’的同一套话语，因此，在将东方女性化的同时，也在将女性东方化。”102 在这种叙事倾向下，被塑造的东方女性被赋予了东方主义话语下典型的东方特征，她们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失语者，正如东方被认为需要被西方表述和拯救。东方主义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性虚构来投射和实现自身欲望，对东方施加压迫和话语霸权，其“女性化东方”和“女性东方化”的话语策略背后隐藏的是对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隐喻。

萨义德将隐藏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修辞策略与真实东方之间的关系比作“戏剧人物所穿的程式化服装与人物的关系”103，“没有必要寻找描述东方的语言与东方本身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因为语言不准确，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想做到准确”104。西方用其想象视域为东方圈定范围，其对东方的再现并不包含对照和确证真实的东方，而是“一种愈加保守的回缩行为”105，其终点是西方文化自身。即便是身处东方、拥有真实东方经验的西方人，他们审视和归化东方的前提和结果亦服从于背后的想象视域。

萨义德将归化、概括化的叙述性描述以及二元对立的比较叙事，列为东方主义话语的惯常叙事策略。106 归化策略是最首要的言说策略，指东方主义者在处理东方时，有意识地将东方知识向其熟悉的领域进行保守的转化或异化，以此迎合西方。萨义德表示，异国的、遥远的事物总是被希望“降低而不是增加其新异性”107。西方对于东方新异的事物既兴奋又恐惧，故倾向于将第一次看见的新事物视作“以前认识的事物的变体”108，对新事物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安然接受，而是避免新事物对既有观念形成质疑和挑战，“因为人的大脑在突然遇到某种被认为是全新的生活形式时，其反应总体上说是保守的、防御性的”109。当东方的新异性被西方以归化的话语策略“处理”后，“威胁被减弱，熟悉的价值又回到自身……减轻了其所承受的压力”110。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主义者、被书写的东方和西方的东方话语受众之间形成了以东方为中心的铰链关系，东方被拉扯、被定型、被消费，简而言之，归化是以“西优东劣”为基础原则的叙事策略，类比与重复是归化策略的基本手段。从这一策略出发，东方主义者以西方价值观为准则与导向，对东方进行遮蔽与篡改，以便迎合西方对东方政治、文化、民众等方面的典型想象。

概括性叙述策略是指“将单个事物的每一个具体研究都以总括或概约的方式赋予或确认这一事物所具有的总体东方性”111，即通过移置与归并等形式将“单个的声音变成整体的历史”，成为东方可以被认知的唯一形式。112 萨义德将这一策略解释为将一个文明具体鲜活的现实转变为体现抽象的价值、观念和立场的理想类型 113，并转而在东方他者身上刻意寻找相关特性，将之标记为东方的通用符号。在这一叙事策略与话语逻辑下，东方主义者极易陷入“倒果为因”的循环论证中，即用预设的价值判断与思维定式框范东方，并以此为底色审视东方，为假定的预设寻找确证，如萨义德所言：“事先存在的一般范畴为特定事件限定了活动空间：不管特定的例外事件有多么例外，不管单个的东方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脱四周密置的藩篱，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114 东方单一国家、民族、个体的特征被泛化为整体的普遍典型特征，从对个体的零星观察上升为整体特性。东方的特异性被“转译”和祛魅，意义被“解码”，敌意被“驯化”，东方主义者在实际接触东方时产生的真实经验在对东方的言说与书写中被“重新配置”115，将对东方的普遍理解与具体经验区分开来，被“蓄意贬损的化约概括”116 牢牢控制。因此，东方主义者对东方的阐释与塑造呈现出模糊的、截面式的、静态的、单质性化的特征，而东方人及其生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创造性被简化和削弱。

构建二元对立的比较叙事是东方主义惯用的另一话语策略。东方主义者用以比较的标准和尺度是西方，在西方设置的东西方结构化对立中，东方处于二元对立的劣势位置，东方成为西方的陪衬，西方的主体地位和优越性在此过程中被凸显。东方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而是东方主义话语建构下的虚构的他者，作为一种对照物，实现西方不同时期的欲望，获得自我文化身份认同，或解决相应的危机。萨义德在书中列举西方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施加的话语霸权，揭示西方基督教对宗教他者的压制与贬抑，对信仰他者进行充满陈词滥调的、宣言性的、不容置喙的否定陈述，传递着东方主义的权力和有效性，对东方施以认识的或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揭露东方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言：“殖民主义的表述语言常常将任何征服事件说成是入侵者之强大和被征服者之劣等的表征。”117

文本间互文、引述其他东方主义者的言论及著作也是一种常见的东方主义叙事特征。萨义德确信“单个作家对文本集合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18，“文本集合体”构成了东方主义话语形式，并在分析中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关注集合体内部文本之间的联系，以“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119。他认为文本之间互相指涉、征引，具有一种话语的传承机制，共同构筑起的潜在大文本环境能够持续对其他东方主义者产生影响：“东方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绝非仅仅是个逐渐增加或积累的过程，而是选择性集聚、移植、滤除、重排和固持的过程……其结果是，东方学家相互之间都以同样的相互征引的方式对待同行们的著作。”120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者对东方的构建方式总结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认为任何书写东方的人都以东方为参照定位自己，并影响着作品的叙述角度、结构类型、意象和母题种类，前人的文字记录成为东方书写的参照与基础。即便是对新材料进行处理和判断，东方主义者也倾向于借用前人的视角、观念和权威论说。可以说，每一次东方主义书写都是一种过渡，在接受前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将自身构建的新的东方沉淀到东方主义话语的大框架中，反过来对东方先入为主的预设和对前人东方话语的无修正继承使得东方主义者难以避免地陷入封闭的书写与认知闭环中。

萨义德从“文本性态度”的角度分析东方主义话语的生成，将之视作话语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将“文本性态度”的诱发因素总结成两点：与未知的、危险的新异事物“狭路相逢”和“成功的诱惑”。121 萨氏首先指出，人类普遍对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表现出比“与现实直接接触”更强的行为意愿。当被不确定因素扰乱内心的平静时，人们不仅倾向于以归化的阐释方式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和类似的事物，亦偏向于相信书本上读过的内容。“成功的诱惑”则指涉现实经历、书本上读过的东西和创作内容之间的彼此强化关系，东方书写在不断循环确证中成为以文本为中介的想象：读者在现实中的经历为其所阅读的东西决定，但这反过来又影响作家去描写那些为读者的经历所事先确定的东西。122

概而观之，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对他者东方的否定的、意识形态的书写，通过形塑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他者来确证自身价值与权力秩序，形成自我认同与优越感。萨义德质疑并颠覆了这种由西方单方面人为构建的二元对立话语范式，揭示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生产归根结底只是权力的产物：一道知识与权力的连续弧线将西方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相联结，构成了东方主义话语的外缘，其范围与帝国主义的特权范围相吻合。123 可以说，东方主义是西方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处于权力弱势位置的东方被东方主义者“用其弱代替其异”124，并进行半神话式的建构，最终以一种有利于言说者的知识形态发挥着作用，充当不同时期的西方用来投射自身欲望和价值、确证自我文化身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