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的影子

1961年，也就是希尔斯出版《美国书店》的两年前，芝加哥神学院的五名学生成立了一家消费合作社，其初衷是：

主要向神学院和其他位于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及其附近的学术机构的学生、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提供……神学研究所需的书籍、刊物和用品，并为这些人员、神学院和机构建立其专业和学术图书馆。

合作社章程的第二条全文如下：“本社团的全称是神学院合作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

希尔斯于1961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员，同时也在社会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也许，神学院合作社的早期书商读过希尔斯的文章。1969年，合作社的总经理约翰·莫德席德勒聘请了杰克·塞拉（Jack Cella）；塞拉于1973年担任了合作社的领导人，任期达四十年之久。希尔斯一定向海德公园的七家书店老板（包括塞拉在内）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在诸多事情上享有声望，而怯于表述智识问题上的见解绝不符合他的个性。即便书店老板没有读过希尔斯的文章，他们也可能亲耳听过他在书店里表达他的憎恶。1978年，希尔斯成了合作社的第8704号成员。

一般来说，图书销售是一门不太可行，甚至不太明智的生意，因此经营一家严肃的书店无疑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商业尝试。“如果一个人能够赚取一两万美元，”希尔斯问道，“那他何必要把这笔钱投资在销售严肃图书的书店上呢？如果他有理性的经济头脑，那他最好去开一家美容院、汉堡店、烧烤店，或者直接把钱投到股市中。”希尔斯在这句话中采用了反问的修辞——他本人自然知道问题的答案。塞拉和莫德席德勒也知晓答案。如果一个理智之人的目标是过上有目的和有意义的生活，那么严肃的书籍便是人类经过审视后的生活精华。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塞拉和他身边的一大批书商共同建立了堪称美国最好的严肃书店。他们忽视了当初建立书店时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目标，即将其扩建为一个庞大的机构。优秀的书店能反映社区的形象；优异的书店更能塑造社区的环境。在最初的几年里，神学院合作社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可圈可点。

2013年，塞拉宣布退休。作为合作社长期成员的哲学家乔纳森·李尔对继任者有所担忧，他不禁想知道：“到底上哪儿发布招聘广告，才能寻找一个（或多个）愿意献身于一家书店的灵魂？”

有时候，一个现象的存在——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抑或是一件艺术品——本身就值得敬畏，其价值更是毋庸置疑。1994年，当我第一次踏上那段通往旧合作社的危险楼梯时，这家书店正处于鼎盛时期（顺便提一句，亚马逊在那一年刚刚成立）。我就像在我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被神学院合作社的存在所深深折服。这家书店实现了一种谦逊但宏大的愿景：可供选择的海量书籍摆放在书架上，营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浏览体验；没有小摆设、拭笔具和留声机唱片，只有偶尔一两本翻开的或泛白的书卷。所有的藏书构建了一个整体的环境；读者们沉浸在由书脊构成的景观中，改变了自身的空间感、时间感、丰富感、价值感和社区感。一个迷茫不安的年轻人想在这个茫茫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一条路，他只知道书的存在对自己至关重要，而合作社书店似乎是他梦寐以求的最接近精神家园之地。

事实上，这是一门建立在书籍之上的宗教，而那时的我正试图离开它。但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无论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书籍仍然会继续存在。

我在布鲁克林及其周边的一个东正教犹太社区长大。我童年时在弗拉特布什、博罗公园（Boro Park）、新泽西州和伊丽莎白市的房间里都堆满了书；大部头的书籍遍布我儿时的家、犹太学校、会堂和亲戚朋友的房屋。

从1957年到2012年，我的祖父母租住在博罗公园16大道和53街拐角处的一套二层公寓里。我祖父的“图书馆”——或者更确切地说，摆满了书的客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书柜里的书排得满满当当，华丽整齐的书脊彰显出一股清晰的庄重之感。这些书装饰了整个客厅，但并不只是装饰品。书架里总会有几处每周都在移动位置的空缺，不断轮换的精选书籍时常会摆放在祖父的书桌和书架上。

这些书都被翻阅过——毕竟，书是供人阅读的——而且深受推崇和喜爱。虔诚的犹太人习惯在合上书后亲吻封面，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一习惯。英国文学家利·亨特（Leigh Hunt）在谈到对书的热情时写道，他喜欢把头抵在书上。尊重传统的犹太人则可能会这样说：“当我说到与书接触时，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接触。”

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是“读书小组”（chevrusas），指的是一种在小组中读书的方式，其词根有“好友”之意。我的祖父也有自己的读书小组；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会加入其中，只是为了在一旁观察。那时，我常常去街对面的犹太教会堂地下室，坐在那张朴素的长凳上。我抬起头，勉强才能望到桌面，观察着身边魁梧的读者们：他们捧着大部头的阿拉米语书，时而质疑，时而思考，时而争论，时而为自己在书中的新发现而欣喜若狂。

我的祖父并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店主。他在新乌得勒支大道开了一家“查塔姆服装店”，向三州地区的哈雷迪犹太人出售犹太服装。他每天在店里工作很长时间，之后，会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过马路去和读书小组的成员一同学习。

这项被称为“学习”的活动在社区中很是平常，因为人们只有一个学习目标——《塔纳赫》及其诸多注解，尤其是《塔木德》，因此无须指定学习的目的。无论年龄的大小，学习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之所以特殊，恰恰是因为它是一项日常的脑力活动。此外，人们认识到，学习虽然的确能带来智慧和快乐，但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在那个社区中，对一个人的最高赞美就是说他很有学识，或者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学者、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在十几岁后，进入世俗世界。但我很快就发现，一些关于书籍和教育的习俗与我的观念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努力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谋生而学习，而不是为了不断学习而学习？难道学习不是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吗？说到底，倘若不营造学习的社区，不加深对学习的理解，不在晚饭后去读书小组学习，谋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芝加哥诗人内特·马歇尔（Nate Marshall）曾在合作社的一次活动中说道：“一位诗人或一首诗歌能赠予你最大的礼物，就是许可。”事实证明，一家书店亦能如此。这正是人们第一次进入合作社所确立的：跳脱出学习机构（无论是大学还是犹太学校）和目的论范式，并自由挑选书籍的许可。

我还记得第一次下楼走进合作社时的惊叹。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对第一次踏入牛津的图书馆的回忆：

老图书馆真是个值得一待的好地方！所有作家仿佛都将自己的作品赠予了伯德雷恩图书馆的职员，他们的灵魂也在此休憩。我有一种置身集体宿舍的感觉。我不想触碰，不愿亵渎那些书页，它们就像是作家们的寿衣。我走在书架之间，仿佛正在吸入学问的气息；那些旧书皮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带有被蛀虫侵蚀过的记忆，如同幸福果园中智慧树初开花朵时的芬芳。

在祖父的熏陶下，我知道书不是装饰品，也知道书中蕴藏着等待我去发掘的宝藏，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勇敢地面对无法摆脱的影子。我在犹太学校和私立学校间穿梭，构筑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此像神学院合作社这样的书店存在的理由，对我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人们不仅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增长学识，还可以养成学习的日常习惯，从而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知识和学习所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思考，在《塔木德》中并不鲜见。他以一位拉比教父的敏锐笔触写道：

在其他各式各样的快乐之中，我们都能获得满足；但这些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由此可见，它们只是虚假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令人愉悦的是新奇性，而非品质。因此，我们看到骄奢淫逸的人变成了修道士，雄心勃勃的贵族郁郁寡欢。但是就知识而言，人们永远不会饱足，因为对于知识的满足和渴望可以一直相互交替。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始终教导着我，不仅要重视持久的事物，也不能忽略富有意义的瞬息。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曾在书中指出：“星星和开花的果树：绝对的持久与极端的脆弱，带给人一种永恒之感。”我的传统提醒着自己去寻求真正的快乐，而非虚假的快乐；去寻求一种经久不衰的快乐，一种欲望满足后的持久乐趣，以及对深入追问意义、知识和爱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