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浏览的艺术

好书店虽然销售图书，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它的主要产品是“浏览的体验”。直到1870年，诗人和散文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提及约翰·德莱顿的阅读时，使用了“浏览”（browse）一词，而这一单词主要有反刍和沉思之意。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释义，“浏览”一词是在这一语境中最早出现的书面文字之一。“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德莱顿的阅读习惯。他总是一个随意的读者——他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从清教徒神学的残根和荆棘中，艰辛地四处汲取适合自己的零星养分。”后来，洛威尔在提及德国博学大师G. E. 莱辛时写道：“大多数知识渊博的人都与单纯的学者截然不同，莱辛也不例外。他似乎一直是一位相当不加选择的读者，而且他和德莱顿一样，喜欢在图书馆里‘浏览’。”

浏览的一大好处是能唤起思想反刍。无论是书店、图书馆还是私家藏书，营造一个有意收集资料以激发智识和文学的空间，一个全心全意致力于书籍的空间，是为了理解反刍和反思活动所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我们都是反刍动物，”约翰·洛克在谈到思考与阅读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仅仅把一大堆藏书塞进自己的肚子里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我们反复咀嚼，否则无法从书籍中汲取能量和养分。”

更直白地说，浏览就是一种思想反刍的形式。书籍就像树叶和灌木一样，为身为反刍动物的读者提供着营养。怀着好奇和兼收并蓄的心情，一边在书店浏览，一边反复琢磨着自己的思想，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活动啊！即使是为了促进良好的消化，书店也需要提供有益于悠闲式沉思的空间。

身为书商的我们希望看到一种变化：读者一进入书店，就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抛在门外，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充盈的空间。我们知道创造和封闭这个空间是自身的责任，我们欢迎每一个人的光临，但也拒绝一些事物的进入。这是一个只有书籍的天地。所有藏书的存在都有一个共性：为饥渴心灵（过去的书商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传奇书店取的名字）创造一片牧场。

浏览有很多种形式，浏览者同样有很多种类型。据书商们的不完全统计，浏览者名单上有在书架间徘徊、观摩、逗留、踱步的漫游者；有从一粒细砂中看到一整个世界的矶鹬；有宣布摆放在前桌（front table）上的书页间最新消息的城镇公告员；有来回咀嚼的沉思者；有追求智慧的朝圣者，他们并不知道何为智慧，也不知道上哪寻觅，但一心想要找到；有不分季节、每日祈祷的信徒；有现在正在寻求救赎或至少是宽恕的忏悔者（他们为自己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生活而后悔）；有反复阅读的重写者，他们深知每一次复读都会留下不可思议的印记；有信赖自己的感官去识别美味食材的厨师；有新人，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书店习俗，但渴望能很快融入其中；有密切观察夜空的占星师；有誓要征服书架的将军；还有只想在书本中消磨时光的闲散之人。

莫利是图书销售业最伟大的拥护者之一，他哀叹大多数养成逛书店习惯的人还没有理解书店的用途。他知道，由书籍构成的空间是为闲逛的读者在书架间浏览、思考各种问题而设计的。他将书店视为一件伟大的乐器，并对“人们主要是为了寻找某个明确的标题”而走进书店表示惋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就像由业余爱好者弹奏乐器一般。莫利继续说道：

难道我们永远不会相信天意、好运或者一位睿智书商的幸福建议吗？我们与书店有太多的过往，这些经历都让我想起了儿童初学钢琴时对效率的懵懂无知。每当我心情舒缓的时候，脑海中总能浮现孩子们在琴键上愉快弹奏的画面，他们的小曲和练习曲也会在耳边回荡，提醒着我生活中所有美妙而未完成的旋律。然而，在鉴赏家看来，儿童的弹奏绝不是所谓音乐。

书店的鉴赏家培养出了自身独特的风格。他们学会了离题思考，懂得为灵感和抱负留出一些空间。

对于那些沉浸于书店这一乐器的人来说，巨大的乐趣正在等待着他们探索。13世纪，迈蒙尼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伊本·蒂本在描述浏览时写道：“当你的灵魂既满足又疲倦，就从一座花园走到另一座花园，从一条犁沟走到另一条犁沟，从一片景象走到另一片景象。这样，你的欲望将得以更新，你的灵魂也将因愉悦而满足。”此外，伊本·蒂本还恰如其分地阐明了书商的立场：“让你的书柜和书架成为你的花园和乐园，在里面采摘成熟的果实，收集玫瑰、香料和没药。”在他的眼里，书堆是一片绿意犹存的乐土。

漫步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反刍的途径之一。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名副其实的弟子”，他离开了柏拉图学园，甚至以漫步为灵感，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根据第狄奥根尼·拉尔修斯（Diogenes Laertius）的记载，亚里士多德“选择在学园里与学生一边来回散步，一边公开讨论哲学”。我想象着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子后裔——逍遥学派的当代子弟们——在合作社的弯曲过道中漫步，讨论伦理人生，倾听大师的智慧，领悟价值之源：“没人愿意过百善俱全而独缺朋友的生活。”

伊壁鸠鲁认为，最高尚的人“最关心智慧和友谊”。他创办的学校以花园为名，入口上方的告示牌上写着一句话：“陌生人，你将在此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2014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将这句题词定为我们的指导原则。没有什么是比智慧和友谊——那些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更伟大的追求了。

虽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对空间的使用才能创造文化和意义。老芝加哥神学院大楼的地下室本身并不引人注目，却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神奇的书籍迷宫，也许同样可以被称作一种文学形式。但现在已时过境迁，这个地下室成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的教室。过去为创建神学院合作社的学生提供餐食的自助餐厅，在现在的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分散的书架间已不复存在；旧的、地下的神学院合作社在当初的空间里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一些怀旧的知情人士兴许还能辨认出当初的入口，他们过去经常从那里踏入最不可思议之地——既狭窄又广阔的书洞（过道狭窄；书架广阔）。然而，除非经济系开放教学楼的大门，否则他们将无法进入地下室。但他们即使获准进去了，也只能发现一条宽敞明亮的过道。这与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拥挤迷宫毫无相似之处，甚至显得平淡无奇——这倒与1961年建成书店之前的场景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家好书店，就像一所好大学一样，并不一定需要属于特定的地点。如果书店能吸引文人、鉴赏家、好奇和博学之人纷至沓来，那么它将会成为一个发现和思考的空间，一个思想反刍者的庇护所。我们可以借用加斯东·巴什拉的话来说，“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受测量和估算思维的支配，也不再是冷漠无情的空间”。不过，想象力也是随身携带的，书店不可估量的价值并非受限于地理位置。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是一位模范读者和极爱读书的作家。他在个人的阅读史中，讲述了10世纪波斯帝国的大宰相阿卜杜勒·卡西姆·伊斯梅尔的故事：伊斯梅尔不仅带着400头满载着117 000本书的骆驼远行，而且还巧妙地训练了骆驼按照字母顺序分群行进，以防藏书落入暴君之手。

十万本书被专业地从大学路搬运到了伍德朗路，填满了新神学院合作社书店里精心设计的书架。搬迁仪式可能看起来有些“愚蠢”（尤其是明显构思过的环节），但考虑到这家书店的声誉以及对社区的意义，进行某种形式的仪式似乎是恰如其分的。一些作者带着责任感和自豪感，手捧特意挑选的作品，象征性地率先入驻新书店（其他大量书籍则由专业搬运工按照字母顺序依次搬进书店）。比如，哲学家乔纳森·李尔带来了他的《一个反讽个案》（A Case for Irony）；学者肯尼思·沃伦带来了《什么是非裔美国文学？》（What Was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作者扮演了祭司的角色，引领着会众奔赴新寺庙，用他们的法器和书籍为新空间祝圣。现在，社区获得了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崇拜带到新神学院合作社的许可。

小说家、正直的文学公民亚历山大·黑蒙在神学院合作社盛大的开幕仪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既颂扬了过去的空间，也指出了当天的目标：为书籍空间祝圣。他的颂词让我们回想起：

那低矮的天花板上装有暖气的管道，没有窗户，空间狭小，那些能够深度阅读之人甘愿忍受任何不堪的条件，一心只求获得书籍所能带来的那种崇高感。旧书店就像一个隐蔽的鸦片窟，难以被找到，你不可能碰巧路过它，除非你的“读瘾”敦促着你不断去寻觅这一目的地。虽然旧书店的灯光还没有昏暗到人们可以吸食鸦片的地步，但其布局既不利于空气的流通，也不利于顾客的走动。

正如黑蒙知晓的那样，这种瘾不仅仅是对阅读或购买图书的瘾，更是对在书架间浏览的瘾。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陶醉感，而这种特殊的陶醉感源自伊壁鸠鲁花园式的愉悦之地。因此，在2013年，这家书店不仅具有保存的价值，还值得人们的祝圣和重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