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西医发展对护理的影响

中国早期护理事业的发展进程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西方人文思想的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变革因素紧密相关。19世纪以后，西方医院及医学的发展为护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深入研究及诠释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历史，更能使我们明确西方医学对中国护理学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西医的传入和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拥有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和教会的权利，于是各国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通过办医院、建学校作为他们的主要传教手段。在这些教会兴办的诊所、医院和学校里，西方医学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一）西医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觉醒的中国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封闭的国门打开后，国人也从被动接受，到为了救亡图存而主动学习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中国近代西方医学与护理事业也随之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

（二）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概况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医学随着宗教活动开始大规模传入。西医教会医院、学校开始在中国建立，介绍西医的书籍、专著在中国流传渐广，西医药房、医药企业在中国出现，西方医疗管理、医学教育的制度和方法缓慢传入，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医学专业团体逐渐成立，近代西方医学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

1.兴办西医医院

1569年，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开办圣拉斐尔医院（亦称贫民医院），成为中国境内最早建立的西式医疗机构^①。但当时该医院尚不具备一所近代医院所必备的要素，只能算是诊所或是收留病人之所，或是发放药品之处。1820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与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李文斯顿（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间诊所。随后，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站的传教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于1827年在澳门设立诊所^②。1835年，美国传教士彼得·帕克（也译为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成立“眼科医局”，为“博济医院”的前身，是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确定五口通商，除广州已有教会医院外，厦门、宁波、上海、福州几个通商口岸也设立了教会医院，并由沿海向内地蔓延。1844年，英国传教医师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在上海南市建立“中国医院”，即后来的“仁济医院”，也是上海最早的西式医院。1861年，洛克哈特在北京开设西医门诊“施医院”，也称为“双旗杆医院”，成为北京最早的西医医院^②。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联合成立了“协和医学堂”，之后发展为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成为现代最著名的医院之一^④。教会医院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主要基地，也为中国公立及私立医院的建立提供了示范。

2.开办西医学校

中国早期西医人才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开始时，传教医师为了满足医疗工作的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中国助手和学徒，向其传授浅显的医学知识，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协助医生工作。如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亚历山大·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医生就开始招收华人学徒学习接种牛痘，为中国培养了最早接种牛痘的医学人才^①。1837年，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招收中国学徒3人，其中关韬后来成为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这种以医院为基础的学徒式的培训方式，达不到正规西医教育的要求，培养的人才也难以满足医疗的需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华的传教医师和专职医师日渐增多，设立学校，开展系统的西医教学在客观上具备了条件。1866年，中华博医会首任主席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在广州博济医院内开设“博济医校”，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西医学校。继博济医院开办西医校后，1884年成立盛京医学校、杭州广济医学校，1890年济南成立济南医学校，1899年成立广东女子医学校（后改为夏葛医学院），这些医学校后来都成为教会大学高等医学教育的前身^②。

20世纪开始，教会医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教会大学都陆续设立医学院。如1896年，上海圣约翰逊大学设立医科，1906年起入学要求与美国医学院相同，并规定学制为五年；1903年，英美教会在济南成立共合医道学堂，1917年改组为齐鲁大学医科；1906年，英美等教会在北京联合创办协和医学堂，成为第一个得到当时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校，其于191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并于1917年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②。据统计，1900—1915年，全国先后建立23所教会医学院校^③，西医教育呈现正规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态势。

3.编译西医书籍及刊物

随着西医医院和学校的不断建立，西方医学译著也大量出现，成为西医在中国快速传播的重要媒介。1805年，东印度公司翻译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汉译了皮尔逊所著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被认为是西医著作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英国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于1851年编译了《全体新论》（原名《解剖和生理学大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之后，他又陆续编译了《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和《妇婴新说》，通称《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①。这些著作的出版，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医知识的需求，促进了早期中国西医教育和西医人才的培养。嘉约翰于1859—1886年间编译了30多种西医著作，涉及医学多个方面，包括医学基础类如《化学初阶》、临床治疗类如《内科全书》等。这些著作作为医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对于促进西医教育的传播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西医教育的开展，国人中的西医学人才不断成长，中国人主译和编写的西医著作不断出现，如博济医院医师尹端模的《医理略述》（1892年）、《病理撮要》（1892年）等；江南制造总局赵元益参与翻译的《儒门医学》《保全生命论》《法律医学》《内科理法》等^②。著名翻译家丁福保出版医学著述共83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有重大贡献^③。

传教医生除了编译西医著作外，还创办和编译中英文医学刊物。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创办《西医新报》月刊，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刊物。1886年尹端模主编《医学报》在广州出版，是国人最早创办的西医刊物。1887年，博医会在上海出版英文杂志《博医会报》，并于1932年并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是我国最悠久的医学刊物，对中国早期的医学及护理发展影响极大^④。总体来看，中国早期西医学著作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一些常识性的科普读物，但它们的出版为国人学习西医知识提供了途径，加速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留学活动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活动最早见于教会学校。1847年，时年20岁的黄宽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学预科学校学习，1849年毕业后在香港教会资助下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7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外科医生，是中国留欧学医的先驱^①。金韵梅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1881年她到美国纽约大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学习，1885年毕业后在美国多所医院工作，1888年回国，曾在厦门、成都、天津行医，并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因赴日留学路途近、花费少、文字困难小，留日人数快速翻倍增长。至1906年，公费、自费赴日留学生已激增到8 000余人^③，远超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生出洋活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向中国退还一半庚子赔款的法案，并规定款项只能作为资助赴美留学生之用，一时间形成了一股留美热潮。民国成立后，赴欧留学的学生也日益增加。这些留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学习医科，归国后成为传播西方医学的主要力量。

二、中国近代西医体系的建立

随着西医医院的大量建立，西医教育实现了由师徒式到正规化的快速发展，西医逐渐取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20世纪开始，通过医疗卫生行政机构的创建、医学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医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等活动，西方医学体系在中国得以逐步形成和正式建立。

（一）医疗卫生行政机构的创建

封建社会时期，整个医政管理体制是以皇家利益为核心的封建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其“公共性”无从体现。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缓慢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机构及相应管理制度，虽不完备，但也初步形成了近代的卫生行政体制。

1.中央卫生机构

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在部内警保司下设卫生科，是中国政府机关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出现专门的卫生管理机构；1906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改为卫生司^①。1927年国民政府设置内政部卫生司，管理卫生行政事宜。1928年，国民政府五院制的政治体制确立，在行政院下设卫生部，成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最高行政组织。1930年，又将卫生部并入内政部，改设卫生署，内设总务、医政、保健三科。由于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卫生部还设立了中央防疫处、全国海港检疫处、中央医院等中央卫生管理机构。中央医疗卫生行政体系初步形成^②。

2.地方卫生行政建制

1902年，清政府组建天津卫生总局，开启了地方卫生行政的序幕。北洋政府时期，虽然部分省、市、县有设立卫生行政机构，但由于军阀混战，卫生机构工作开展不多。1928年，《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颁布，规定：“各省设立卫生处，隶属于民政厅兼受卫生部的直接指挥和监督；各特别市设卫生局，隶属于特别市政府，兼受卫生处的直接指挥和监督；各市县设卫生局，隶属于市县政府，兼受卫生处的直接指挥和监督。”1937年，全国已有过半数省份设立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到1947年，全国各省已设立卫生处26个，行政院直辖市的卫生局6个^①。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医疗卫生行政体系的初步构建，是推进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前提和保证。

3.医药卫生管理制度

1907年清政府陆续制定大清新刑律、民法等法典，其中就有医药卫生的法规。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法规，如1912年颁布《红十字条约解释》、1914年颁布《解剖规则施行细则》、1916年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1922年颁布《管理医师暂行规则》等^②。这些法规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保护作用，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卫生法治建设很难占据重要位置，整个医药卫生管理处于松散状态。

国民政府期间进行了一些立法活动，如1928年颁布《卫生行政系统大纲》，1929年颁布《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助产士条例》《管理医院规则》，1936年颁布《护士暂行规则》《卫生署组织法》，1940年颁布《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1943年颁布《医师法》《药剂师法》《助产士法》等。据1947年出版的《现行重要法规丛刊——卫生法规》记载，此期间先后颁布的重要卫生法规分医政、保健、防疫和官制官规4大类共50个，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工作和体系建设有一定作用^③。

（二）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

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和人们对于西医的不断认同，师徒式的零散教育方式已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西医人才的需求，在华传教士纷纷设立医学校以扩大影响。与此同时，国人自主创办西医学教育的意识开始觉醒。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1865年同文馆设立医学科，是我国自办西式医学堂的开端。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主要接收归国留美学生，为军队培养医官；1894年，在此基础上建立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西医学校。部分省市也相继开办医学堂，如1908年成立湖北医学堂，1909年广东成立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但这一时期的医学校在学制和课程设置上都缺乏统一规划^①。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壬子学制），1913年修改后规定医科分为医学、药学二科。此后，随着一些教育法规的颁布，医学教育被逐步纳入国家正式教育体系，一批国立或公立医学校也相继设立，如1909年成立的广东公医学堂，1924年改为广东公医医科大学，1932年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1912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1916年保定省立直隶医学专门学校成立，1927年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创办等。与此同时，一批私立医学院校也相继开办，如1912年张謇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9年辽阳成立辽阳医学校，1926年上海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等^②。这一时期，西医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组织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作为医学教育的行政指导机构，负责医学教育的具体事务。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医学教育相关的法规、条例和章程。医学教育委员会1930年初步决议医学院学制6年、医学专科学校学制4年。据1949年统计，中华民国时期共有公立、私立高等医科院校38所，药科校系12处，牙科校系6处，在校学生15 837人，中国近代较为完备的西医教育体系得以建立^②。

（三）学术团体的建立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西医药学术团体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西医事业的发展。1887年，博医会宣告成立，并在华北、上海、武昌、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会。博医会设有出版及翻译、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医学研究等专业委员会，主要活动有编译医书、推广医学教育、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医学杂志等。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医学会是国人最早自主创办的西医学术团体。1915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分设编辑部、会员部、医学名词部、公共卫生部分别开展工作；1932年与博医会合并，同时合并的还有“中国微生物学会”“教会医事委员会”等；1935年后陆续成立病理、精神病、眼科、内外科等专业委员会^①。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国近代西医的发展对护理专业的促进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医学中并无专门的护理职业和独立的护理学科。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的西医护理学开始随着教会医疗机构的开办及护士培训学校的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

（一）西医传入对中国医学的影响

西方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它的传入和发展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医学科学知识，促进了中国西医学的建立和进步，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学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医学的传入，使中国出现了一支新的西医医学队伍，成为中国西医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带动了中国护理的发展。

据史料统计，截至1887年年底，来到中国的医学传教士共74位，其中33位是英国传教士，41位为美国传教士^②。正是这些西方医学传教士对西方医学的传播，将处于发展雏形阶段的西方护理及教育传到了中国，使我国早期护理的发展与西方的护理发展进程基本保持同步。

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医生越发感到培养中国本土的医生和护士的必要性。嘉约翰曾认为，训练中国本土医生和护士，比传教士直接在医院、诊所或是病人的床边照顾病人更有意义^①。美国圣公会传教医师亨利·威廉·布恩（也译为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所在的医院经常开展外科手术，医生迫切需要护士的协助，但当时医院只有一名传教士护士。因此，他强烈呼吁尽快开展中国护士培训：“护士工作是高尚且受人尊重的，医院、诊所和病房的许多工作需要护士来完成，应该在中国建立培养西医护士的体系。”^②据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派遣的医学传教士统计，当时大约有140名外籍护士在中国的100所西医医院工作，但护士异常缺乏，平均一个医院仅有不足2名接受了正规训练的护士^③。

（二）西医发展对护理的促进

西方现代护理模式作为西方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医疗活动开展的必备条件。因此，西医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护理专业诞生和发展的前提。中国近代西医及护理均起始于教会医院。西方医学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也逐渐被中国民众接受和认可，前来求医者日渐增多，但数量有限的传教士已无法亲自处理换药、包扎之类的事务，他们意识到需要在中国训练助手的迫切性。因此，需要以短期训练的方式培训护士，以解决当时医院人手不足、护士短缺的问题，也就此开启了中国护士教育的先河。

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将创办西医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以后，政府将国家卫生体系建立在西医的医疗体制上，并且在中西医的争鸣中偏向西医。此时期，中国近代的西医教育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伴随着大量的公立及私立西医医院的建立，对西医护理人才的需求无疑成为中国护理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此外，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与战争频发，各地为应付战争建立的伤兵医院，也需要大量的医护人才，正是这一系列因素，推动了中国早期护理专业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