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墨绖从戎
曾国藩在纠结犹豫什么呢？太平天国运动在他心中就是一场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对待此等“乱民”“反贼”，以理学家自居的曾国藩不应该立即报效朝廷，投入战斗吗？
像海瑞这样“至刚至纯”，做事动机略显直接的官员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抉择时都会基于现实情形和自身处境，顾虑各种因素。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顾虑，甚至是私心。
首先，他面临“忠孝难以两全”的道德困境。
曾国藩一直在京城做高官，到咸丰二年（1852年），他已官居二品，担任礼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等。每天辗转在六部之间，工作、生活既忙碌又无聊。当年六月，曾国藩被皇帝外派去江西做主考官，在出差途中，收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
自从离乡到北京做官后，曾国藩再也没有回乡见过母亲，时隔十几年，此次江西出差，他正打算顺道回乡省亲，却不料母亲突然去世。这犹如晴天霹雳，让曾国藩悲痛欲绝。他立即辞官，踏上归乡之途。
曾国藩沿着长江西行，过武昌，走岳州，一路上并不太平，正好遇到了太平天国的战事。几经周折，才终于回到老家湘乡县荷叶塘。
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办理母亲丧事，丁忧守孝三年。
这对于当时以理学闻名的曾国藩至关重要。曾国藩崇信程朱理学，以义理之学为一切学问的根本，而他在实践中则以“礼”代“理”，理是内在道德修养，礼是外在秩序规范。曾国藩是公认的“礼学经世”的代表人物。这个“礼”是指一切法则制度，包括了古代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教育、家族等各种典章制度和行为方式。
曾国藩自己明确提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因此，孝行中的丁忧自然是“礼”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丁忧”，即在父母任意一方去世后都必须辞官归乡，结庐守孝。这在汉代就已开始，经历代发展逐渐形成固定制度，名义上以三年为期，实则二十七个月。在这期间，不得婚娶，不得寻欢作乐，也不能外出做官莅事。有些人怕耽误做官前程，便隐瞒父母去世，逃避丁忧，不过一经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仕途全无，名声也就此败坏。况且，古代的丁忧不仅是制度的规定，更是道德的要求，自幼深受儒家忠孝礼教思想熏陶的读书人，都很自觉地遵守丁忧守制，认为这是天然应为父母尽到的义务和孝心，也是自己品德的体现，视其为人生的“大节”。此节若亏，则终身不为完人。
曾国藩自然重视丁忧大节。一方面是弥补自己多年未在母亲身旁尽孝而留下的亏欠，另一方面也是践行必要的道德理念，守礼以成“完人”。于是，他一回到家就安排丧事，把母亲下葬到了宅子的后山上。
不过，看似必需的“丁忧”也会有例外出现，那就是“夺情”，即夺取孝亲之情。当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急需用人时，尤其是在战乱时期，皇帝可以破例不让官员回乡守孝，令其继续担任官职或者带兵打仗。
此时清廷正处多难之秋，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南方各地纷纷告急。去年（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一路北上，从广西入湖南，克道州、下郴州，攻长沙，几乎遇无敌手。此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攻陷汉阳，围攻华中重镇武昌，举国大震。同时，各地土匪、会匪等势力也趁机起事，在地方攻城略地。整个大清被折腾得千疮百孔，军队也被调来调去，左支右绌，国家出现了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咸丰皇帝想到了团练之法，即发动各地乡民组建地方武装，防御贼匪。曾国藩正好在湘乡老家丁忧守制，像他这样的大臣既知晓朝廷法度，又熟悉地方情形，自然是办理团练的最佳人选之一，因而咸丰皇帝将他列入了征召名单。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申刻，皇帝的谕旨通过湖南巡抚张亮基寄送到了曾国藩手中：“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咸丰皇帝这是在夺情，命曾国藩停止丁忧，立即出山，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不过，夺情并不是完全强制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曾国藩自己手中。他开始纠结了。
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起义完全是暴民反叛，祸乱国家。在返乡归家的途中，他正好遇到了太平军的急行部队，看到了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感受到了文化礼教正在被破坏，曾国藩内心痛恨太平军的种种行径。“除暴杀贼”本是自己的职责，也是为国尽“忠”的要求。但为母守孝、丁忧终制，更是大节，也是自己的道德坚守。当忠孝相冲突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时间把“孝”放在了首位。
不久前，当好友江忠源也面临这种抉择时，曾国藩坚决反对他戴孝从军，给出的建议是“托疾以辞”，并称“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曾国藩强调居丧期间，丁忧守孝关乎大节，面对他人招募从军的要求，不可轻易答应，一定得考虑周全。而当听说江忠源最终还是戴孝参军，曾国藩甚至还写信责怪，“谓其大节已亏”。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岂能不把安葬母亲、结庐守孝当作紧要之事呢？当然，从对母亲的情感上来说，曾国藩更应做好守孝。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国藩二十九岁离乡至京后，再也没有回家探亲，没有见过母亲。母亲对他的思念一直充溢于家书之中。曾国藩称自己对母亲生前“未伸一日之养”，一点也不夸张。因此，在母亲死后尽心守孝才能稍安他的亏欠之心。从回家到现在才过去四个月，母亲灵骸在后山草草一葬，家中丧事的诸多事宜还没有料理完毕，曾国藩还想为母亲重新选地改葬。若此时出山办理官事，真是“不孝之罪滋大”。
除顾全丁忧大节之外，曾国藩还有一个顾虑，就是“畏难”。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千头万绪，综其要者为练兵和筹饷两项，而他认为这都非自己所长。他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也解释过自己迟迟不赴团练局的理由。对于练兵，自己“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对于筹饷，自己“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况且，此时湖南巡抚周围聚集了一批讲求实际的人，曾国藩不认为自己比他们更有优势。
从后来的发展看，曾国藩此时对出山办理团练不积极，更可能是因为他对皇帝以“团练”来御贼的方法不认可。太平军声势浩大，根本不是装备简陋、分散于各地的乡团民兵所能应付的。如果曾国藩被动答应，也只能空坐衙署中，无济于事，反而让朝廷多出一项开支，让各官多一份应酬；如果认真督办，另立新军，那就需要全身投入，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但是以自己一个人之力，赤地立新，打破常规，他也没有必成的把握，恐怕也只能起到十分之二的效用。与其如此，不如先料理好家中事宜。
因此，曾国藩经过两天仔细权衡后，决定还是在家中守孝，料理后事。腊月十五日，他写成《恳请在家终制折》，想请湖南巡抚张亮基替自己代呈皇上。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先收到了张亮基的两封来信，信上说“武汉失守，人心惶恐，恳公一出”。
曾国藩心中一惊，武汉三镇失守，两湖危急，国家危难之时，自己岂能安心守孝，因小孝而耽误大忠？他心中又犹豫了起来。
正巧，晚上好友郭嵩焘来访。曾国藩一把拉住他的手，就往书房拖，给他看刚写好的折子，请他帮忙润色。郭嵩焘看完以后，笑了笑，两个人促膝长谈起来。
他们具体聊了什么，史料里没有太多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话题不外是天下时局、各自的抱负和对方的心境，最后，郭嵩焘说出了一句戳中曾国藩的话：“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就是这样一句话，正好挠在了曾国藩的心痒之处，像一支箭，正中曾国藩的心思。
郭嵩焘是在提醒曾国藩不要忘记，改变天下、治理天下一直都是他的抱负；此时正是他发挥才能、实现抱负的好时机，而且这也是对皇帝、对国家的责任。更何况“墨绖从戎，古制也”，自古以来有的是穿着黑色孝服从军的案例，这句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顾虑。
郭嵩焘说出了曾国藩想说而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话。句句在理。国家如此混乱，曾国藩自己怎么能坐得住呢？战乱之时，正是他大展抱负之刻。儒家教导的治国之术、平天下之法，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于是，曾国藩撕掉了折子，决定出山应命，墨绖从军。
曾国藩这一次的夺情出山，是有所牺牲的，他牺牲了为母丁忧守制的孝心，也牺牲了严格律己的孝之大节。因此，他倍加珍惜这一机会，想不遗余力地把事情做好。他默默下定决心，凡事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即使遇到再大阻力和困难，他都将竭力推进。对于犯上作乱的“贼匪”，曾国藩要大张挞伐；而对于挡在途中的障碍，他也要大张挞伐。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确实千头万绪。曾国藩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训练一支能打能拼的军队。自此，文官出身的他踏上了军旅之途。
曾国藩要练一支怎样的队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