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章

生活是不公平的，适应它！

——比尔·盖茨

1980年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坐在黑尔菲尔德医院手术室里，正准备大显身手，取出卡在一位婴儿的支气管中的花生米。我熟练地操纵着手中的硬质铜支气管镜，将细长、发着弱光的镜头经过咽喉置入患儿的胸腔深处，这和吞剑并无不同。就在我定位到那颗花生米时，护士长从麻醉室门外探头进来。察觉到她的存在，我尽全力保持专注，通过漆黑的通道缓缓置入异物钳。然而，护士长身上的香水味比麻醉气体更为浓烈。

见我无动于衷，她有意咳嗽了一声，敲了敲门便径直走了进来。“很抱歉打扰你，斯蒂芬，总机刚来电说威科姆医院手术室现在需要你，越快越好。显然情况紧急，那边的医生说不用回电话，直接去。你现在抓紧过去吧。”此言一出，我的注意力烟消云散。一下用力过猛，手中的异物钳将花生米夹得四分五裂。顷刻间，油腻的花生碎屑在无法触及的细支气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大脑皮质中回荡的是“该死”，我还是克制住了，嘀咕道：“我抽吸不出来的碎屑只能由这个孩子自己咳出来了。看起来我必须走了。”

那时我32岁，是一个不知疲倦、野心勃勃的肾上腺素瘾君子，一心只想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的第一段婚姻也因为我自己的过错而破裂。就这样，我拉着装满衣服和书本的行李箱——我的全部家当，来到了黑尔菲尔德医院。我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车，把医院宿舍当作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事实上，我也别无选择。作为久负盛名的心脏外科专科医院，黑尔菲尔德医院承担着北伦敦及周边地区胸外科急诊病人的接诊和救治任务。从市郊的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与诺斯威克公园医院，到北部的海威科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与圣奥尔本斯，再从西部的斯劳和温莎到东部的沃特福德和巴尼特，黑尔菲尔德医院为周边许多设有急诊的医院提供诊疗服务。其中一些医院每月会开展一两次胸外科门诊，所以作为一名自由执业医生的我，至少知道这些医院都在哪里。即便如此，我从未在高级教学医院手术室以外的地方做过手术，所以在这些地区医院做急诊手术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文化冲击。

那个年代，要成为一名外科专科医生，首先得完成普通外科培训，而我很愉快地在剑桥完成了这段学习之旅。虽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接下来，有志成为心脏外科医生的医学生要接受肺外科和食管外科培训，主要是癌症手术。对我来说，这些结构远没有跳动的心脏迷人。心脏是个奇妙的器官，观察、修补它都令人着迷。相比之下，海绵似的肺只是简单地充气、收缩，有点像我的私处，只不过可能频率更高一些而已。但只要手里有把手术刀或持针器，我就是快乐的。手术室是我的避风港，沉浸在手术之中，我得以从生活的一地鸡毛中解脱出来，收获安宁。这点无须多言。然而，外科培训似乎看不到尽头，周末用支气管镜取花生米算是偶尔的调剂，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直属上司是两位杰出而有些古怪的胸外科医生，他们即将迈入退休生活。一位是资深胸外科医生约翰·杰克逊，一位亲切的爱尔兰人，他的父亲是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士。当我这个任性的学生带着大包小包从公交车上下来，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当即认为我需要一辆车，便载着我去找他在北伦敦开车行的一位老病人，多年前罹患癌症的他视我的老师为救命恩人。就这样，我以出乎预料的低价买了辆二手蓝色名爵汽车，我想这大概是对我将要肩负的人道主义使命的慈善捐助吧。

我的另一位老师是玛丽·谢泼德，是那个年代极度稀缺的女性心胸外科医生。她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奇特的人物：未婚，开白色捷豹汽车，烟不离手，整日吞云吐雾似烟囱。当我在肺癌门诊直言不讳地要病人戒掉吸烟的恶习时，她在旁边一边咳嗽，一边像猫一样冲我咧嘴傻笑。在沃姆伍德·斯克拉布斯监狱理事会任职期间，玛丽欣然让我全权负责医院的工作。她经常暗示我，说我其实更适合待在那里，而不是我正在轮转的著名的哈默史密斯医院。

我与他们俩相处得都很好，因此，他们很愿意把整个区域所有的创伤急救全权交给我——他们唯一的高级住院医师。这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在当时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重大创伤与其说是优先救治的急症，不如说是一块烫手山芋。那时还没有规范、协调的救治体系。骨科医生负责修复骨折，普外科医生负责探查腹部损伤。有时，脑部创伤患者会被送到神经外科专科医院，但大多数患者都没这么幸运。胸部创伤的救治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当时黑尔菲尔德医院刚启动了一个心脏移植项目，重症监护室都用于收治移植术后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患者了，不具备接收外院胸部创伤患者的条件。所以只能由我到患者所在的医院，在那里为他们治疗。

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对一个渴望成为全球最大心脏移植中心的地区心胸外科来说尤为如此。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北部一条狭窄曲折的乡间小道上，藏着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和曾经宏伟壮丽的黑尔菲尔德庄园，俯瞰科恩谷和大联合运河。20世纪初，这片土地属于富有的澳大利亚牧场主查尔斯·比尔亚德—利克，他住在一座恢宏的17世纪庄园里，周围有湖泊、马厩和马车房。几十年后，我有幸住在这个庄园三楼的豪华卧室里，可以俯瞰建设中的M25高速公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乐善好施的利克将他的大庄园捐给了澳大利亚政府，用作从法国和比利时撤离的受伤士兵的庇护所。偌大的庄园很快人满为患，四周又建起了临时木屋和帆布帐篷，澳大利亚第一辅助医院就这样诞生了。最终，它容纳了两千名背井离乡的伤员。战争结束后，米德尔塞克斯郡议会接管了这些建筑，并改建为肺结核医院。医院建在海拔290英尺[1]的高处，据称能够为结核病人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和煦的阳光，帮助他们更好康复。随后，几幢三层平顶砖房拔地而起，玻璃走廊和阳台的设计让患者在休息时可以充分沐浴阳光。整片建筑的平面布局酷似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鸥，主入口位于嘴喙处，对面还有一座音乐厅，今天依旧如此。再后来，外科手术开始被应用于治疗棘手的肺结核并发症，建筑后方又新建了手术室。

二战期间，黑尔菲尔德医院与位于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一样，专用于收治空袭中受伤的人。为此，这里成为一家综合医院，并于1948年由刚成立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接管。也是在那个时候，科茨沃尔德美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成功在手术中取出了伤者心脏里的子弹和弹片，心脏外科正式成为一门专业学科。而黑尔菲尔德医院在肺部手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则为托马斯·霍姆斯·塞勒斯爵士开创心脏手术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我在剑桥帕普沃思医院开启了我的外科规培之路，来到黑尔菲尔德医院之后，我发现这两家医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帕普沃思医院在二战期间也是一家乡村疗养院，用于收治患有肺结核的士兵。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这家与市中心的阿登布鲁克医院相距15英里的疗养院不断发展，先是成为胸科中心，之后是心脏病中心、心胸外科中心，最终成为心脏移植中心。离开帕普沃思医院之后，我有幸成为剑桥大学罗伊·卡恩爵士的住院医师。那时，他刚在阿登布鲁克医院开展了一个开创性的肝肾移植项目，这得益于剑桥大学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研究上取得的突破。

我还记得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禁止唐纳德·罗斯等心脏外科医生在伦敦开展心脏移植后，剑桥内部就重启英国心脏移植展开了激烈讨论。尽管帕普沃思医院是英国的心脏外科中心，卡恩教授还是希望所有的移植手术都能够在一个成熟的医疗机构进行。他质问道，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血管吻合重要，还是攻克夺走无数生命、让所有努力功亏一篑的移植排斥反应难题重要？但事与愿违。

英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伦敦市中心的英国国家心脏医院完成，中断多年之后，两家毫无关联的乡村肺结核疗养院重启了心脏移植。这并不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战略规划，完全是医生的个人选择。外科医生们只是宣布“我们要在这里做心脏移植”，然后他们就做了。当我来到牛津开发可以替代心脏的机械心脏时，我也是这么做的。所谓机械心脏就是现成的可替代心脏泵血功能的装置，能够为苦苦等待供体心脏的患者带来生机。

你问我是否喜欢在乡下做肺癌和食管癌手术？老实说，不喜欢。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计算机体层扫描（CT）或磁共振成像（MRI），只有普通胸部X光检查。因此，如果X光片上看不到明显扩散，我们就会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然而，病人的实际情况往往更糟，体内还有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转移灶，复发是迟早的事。此外，切口长、创伤大的传统开胸手术只会给病人带去痛苦。好在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曾经的绝望与沮丧一去不复返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容易感到无聊。所以在做了几个月的癌症手术后，我以代理普外科主任医师的身份去了香港，检验我在剑桥学到的知识。抵达香港后，九龙的一家公立医院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做一些胸外科慈善手术。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很高兴，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在西方从未遇到过的病例。

再度回到黑尔菲尔德医院的时候，除了满满的自信，我还带回了另一样东西，随即引发了争议。那是香港大学王源美教授教给我的一种看似疯狂但相对安全的食管癌术式，即用手指钝性分离出颈段食管，无须开胸，只需在颈部做一个小切口，同时在上腹部开一个小切口用于游离胃。之后，再将胃做成类似食管的管状，上提至颈部与食管残端相吻合。太神奇了。我的上司之一，杰克逊先生让我在伦敦向一群胸外科医生展示这种侵入性较小的术式，但想必没有人会采用这种令人生畏的手术方式。大多数人心存顾虑，我自然成了他们眼中鲁莽的年轻人。而我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至于原因，直到后来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杰克逊先生是真心关心我前途的好上司，事后，他邀请我到他家谈心。“韦斯塔比，”他说，“你有些与众不同，而我正试图弄清你究竟不同在哪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你必须克服重重阻碍，而那些成功的人都必须适应环境。你是个天生的外科医生。在这方面，你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你的地位，但你激怒了同行。他们不会希望你成为他们的同事，这样你就无法得到本属于你的工作了。”

于是，我把在医学院读书时头部受伤的经历告诉了他。正是橄榄球场上的那宿命的一击彻底改变了我的个性。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放纵不羁、无所畏惧。虽说这两点似乎是成功外科医生的必备特质，但奈何他是我上司，我最终还是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只是微笑着说：“我也不是故意要与众不同的。都怪那个踢我头的康沃尔乡巴佬！”杰克逊笑了，我想他终于要说到重点了。“当然了，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玛丽和我几年后就要退休了，那正好是你完成培训的时候。”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我说道，但我并不打算留在胸外科。心脏外科才是我的心之所向。尽管如此，在远东的冒险后，这份热情的支持还是让我稍微安下心来。

虽然我更想在哈默史密斯医院或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工作，黑尔菲尔德医院也有它独有的魅力。我住在有酒吧的豪华庄园里，还有两位支持我的老板，他们在这一行摸爬滚打数十年，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病人交给我。这里的员工大多是本地人，友善可亲，就像在小一些的医院那样。附近还有舒适的乡村酒吧，我可以坐在温暖的壁炉边，和当地人侃侃而谈手术台上的血雨腥风。晚上被叫到医院时，我经常偶遇闲庭信步的狐狸、獾或鹿，还能听到猫头鹰的尖叫。在那个阶段，创伤外科完全由我支配，其他人都不愿做这个工作。

注释

[1]1英尺约为0.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