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诞生纯粹是巧合使然，就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两部有关安然公司破产的剧本时，银行开始倒闭，受此启发，我产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讲到这两场灾难时，舆论似乎出奇地一致：没有人能预见灾难的来临。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专家、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都发现了危险，并想方设法敲响警钟。问题不是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真正的失败在于拒不关注。我称之为“有意视而不见”。
本书刚一出版，美国国会就用有意视而不见来解释新闻集团的电话窃听行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电话被黑，而管理层却毫不知情呢？有意视而不见解释了福岛核泄漏事故，解释了中斯塔福德郡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信托基金会事件中有关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的调查，解释了在温特本风景医院、罗瑟勒姆镇、国际足联、乐购、通用汽车、大众汽车、BHS百货集团、希尔斯伯勒、两姐妹、富国银行、格伦费尔塔公寓楼、卡瑞林建筑外包公司、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巴里·本内尔（Barry Bennell）、乐施会、脸书、“疾风一代”等丑闻中令人惊恐的发现。很多甚至是绝大多数最严重的罪行不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不是隐藏在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而是在成百上千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他们只是选择不看。当对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的结果感到震惊时，我们开始直面一直设法不去看的东西。与此同时，过去30年来，人们一直忽视已知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以至于即使是姗姗来迟的《巴黎协议》中最温和的目标，我们也无法实现。
在阅读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和前董事长肯尼思·莱（Kenneth Lay）的庭审记录时，我第一次想到了“有意视而不见”这个概念。在对陪审团发表指导意见时，法官西米恩·莱克（Simeon Lake）解释说：
莱克运用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如果你可以知道，也应该知道，却设法不去看，那你就有责任。斯基林和莱被判有罪，因为他们本可以知道，也有机会知道，这说明他们公司的管理烂到了什么程度。不知道并不能成为他们免责的借口。
读到这里，我的脊背一阵阵发凉。我经营过企业，知道有时我并不了解所有的事情，而它们中有些事我能够知道，也应该知道。几个月过去了，我陆续看到周围很多的有意视而不见。在银行接受救助之后，谈论银行业危机比承认它会迅速演变为经济危机容易得多，后来证明，讨论银行业危机比讨论我们正走向一场全面民主危机容易得多。
不只是企业和机构中存在这种现象。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视而不见也很明显。在失败的婚姻中：为什么她从来不过问所有这些商务旅行？在医院里：他为什么不做检查？她为什么开始吸烟？在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深陷债务？为什么虐待儿童的案件大多发生在家中，施恶者不是陌生人，而是每天都能见到的家人？
当我跟朋友和同事提及有意视而不见这一现象时，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对于我所谈论的，他们也深有同感。医生称他们会应患者的要求进行治疗，然而，患者得到的这些治疗却是不必要的。律师会详细讲述他们如何费劲地忘记委托人不应与他们分享的信息。监狱管理者谈论自杀事件，会计师都知道要在企业倒闭前进行一次确认财务报表没有问题的审计。情报官员告诉我他们没有把导致9·11事件或阿拉伯之春的线索关联起来，企业高管们则透露其工作中最困难的事是了解发生了什么，即使在一家小公司，他们也难以了解它的经营状况。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变暖，而造成它们的原因或者说使其恶化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面对令人不安的现实，这使其对公众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有创造力的人还发现，不仅糟糕的选择缘于有意视而不见，富有创造力的机会被忽视也是因为有意视而不见。微软没有看到互联网的到来，谷歌被社交网站打了个措手不及，技术专家们对此惊讶不已。为什么那些在家里很有创造力的人到了工作上思维却受到了束缚？经验丰富的招待行业专业人士怎么会看不清楚爱彼迎的承诺意味着什么呢？有意视而不见并不必然涉及犯罪，只是错在浪费了机会。
有意视而不见始于19世纪，当时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出来的。在雷吉娜诉斯利普（Regina vs Sleep）一案中，一位法官做出了如下裁决：除非陪审团发现，被告要么知道财物来自政府库存，要么“对事实装作看不见”，否则，他就不能被宣判犯下了侵占政府财物罪。从此之后，英国的司法机关就将“故意闭眼”的人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称为“默许”或“推定知情”。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多个其他说法，如“蓄意”“装作不知”“有意逃避”和“故意漠视”等。这些称谓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有机会获知，也有责任知情，但这两种责任都被逃避了。现在，这一法则最常用于洗钱和贩毒的案例：如果有人给你一大笔钱，托你捎带一个手提箱，那么，如果不查验箱子里是什么，你就属于有意视而不见。
法律不关心你为什么无知，只关心你的无知。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公开的秘密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仍然否认它的存在？不承认知情只会让无知威力更大，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那么是什么阻止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在严重故障或灾难之后，总有声音说他们看到了危险，并就风险提出了警告，但他们的警告无人理会呢？不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为什么我们总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大叫：我们怎么会如此盲目？
我对有意视而不见产生的原因及其模式进行了调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直观察到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随着调查的进行，我本可以将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企业，因为企业方面的资料比较多见。但让我震惊的是，我们在工作中视而不见的一个原因竟然是生活和工作的人为分隔。企业常常运行在真空之中，但事实上，真空是不存在的。企业员工是个体的集合体，在被雇用之前，这些人的行为和习惯都显得良好。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还是处于团队之中，个人都有可能染上视而不见的毛病。让一个企业与众不同的纯粹就是员工的视而不见造成损害程度的大小。把家庭生活和工作分开的规则和固定程序只会让人更容易视而不见。
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意视而不见并非受单一因素的驱使，而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注意和获知所有的事情，因为大脑的认知能力有限，根本不允许我们这么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接收的内容进行过滤或编辑。因此，是让其通过，还是忽略它的存在，我们的选择就成了关键。我们多半接受的是那些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信息，而动摇我们脆弱的自尊心和最重要信仰的信息，便会很随便地被过滤掉。众所周知，爱情是盲目的，至于人们忽视了多少让人看清爱情的证据，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意识形态和正统观念非常强势地掩藏了那些对未被迷惑者来说明显的、危险的或荒谬的东西，以及大量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甚至我们在哪里生活的信息，从而让我们受到蒙蔽。对冲突和变革的恐惧让我们闭目塞听：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认为他们的老板不想听到真相。对服从和顺应的无意识（且被否定）的冲动使我们免于正面冲突，而从众心理又给我们的懒惰提供了一个令人舒适的借口。金钱有能力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或尤其是）看不见更好的自己。
从2016年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看，有意视而不见的所有特征暴露无遗：很多志同道合者将偏见放大，形成舆论，公民便被裹挟其中；崇尚唯唯诺诺而非好奇心和复杂的思想意识；缺乏建设性的冲突；来自同伴保持沉默的压力；奖励盲目服从和从众的权力等级制度；支持绝对偏好简而化之而非注重真实情况的衡量指标。当世界醒来时，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几乎认不出自己了：自始至终我们错过了什么吗？从那以后，在娱乐界、体育界、教育界和政界，性骚扰的公开秘密揭示了我们宁愿忽视的事实：性是权势者使用的武器，战争中如此，工作中亦是如此。
当然，有意视而不见并非总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对人类社会的进化没有什么好处，此种行为不太可能持续下去。当我们看不到真丝领带上的污渍、女友脸上的痤疮或邻居的肮脏时，这种视而不见会对我们的社会交往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忽视政治分歧有助于营造平静的工作氛围。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视而不见反倒给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伦敦大轰炸期间，相比承认有可能被敌人打败，参加舞会和宴会更能鼓舞人们的士气。正因为我们忽视了自己必死的命运，所以才比较容易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生活下去的劲头。
或许正是纯粹的实用性让我们首先养成视而不见这种习惯。它似乎无伤大雅，而且感觉还很有效率。但是，让我们对世界的真实面目视而不见的机制也会置我们于险地。忍受父母的虐待长大的孩子在成人之后会感到疯狂、困惑和焦虑，因为他们的现实世界一直在被人否定。由于拒绝观察那些对他们的理论构成挑战的数据和事件，理论家们注定要被边缘化。如果公司到处是唯唯诺诺的员工，这等于提升了公司的风险级别，以至于发展到非人力所能挽救的地步。如果这些危险始终不被人承认，它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危险。
假新闻很容易被人当成替罪羊。它使人们更难区分事实与虚构，并为人们的冷漠提供了借口。有意视而不见虽然十分普遍，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很多组织认真对待我的观点，举办有关有意视而不见的研讨会，并努力思考如何减轻它带来的最大风险，这让我深受鼓舞。目前，大多数公司都在尝试变革，以削弱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不平等；它们让有意视而不见的现象泛滥成灾。本书中最鼓舞人心的人都有勇气去关注问题，有强烈的决心去观察事物，这正是他们能够做出非凡成绩的原因所在。他们并不是特别知识渊博，也并非位高权重，更没有天赋异禀；他们不是英雄豪杰，而是普通人。但是，他们有勇气直面现实的行为揭示了有意视而不见的一个核心事实：当视而不见实际上让我们变得行动不便、易受伤害和软弱无力时，我们却在想当然地认为这会让我们平安无事。但是，只要敢于面对现实和恐惧，我们就会获得真正的力量，释放出寻求变革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