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营筑宁远
当时形势：广宁兵败后，明朝内部对辽西布局出现重大分歧，王在晋主张在八里铺筑城，孙承宗、袁崇焕主张营筑宁远城。
大事件：营筑宁远城。
主要人物：孙承宗、袁崇焕、王在晋。
结局：宁远城历时两年修筑完成。
影响：宁远城成为直至明亡八旗军长期难以逾越的屏障，和明军进图恢复的基地。
袁崇焕：
主要事迹：营筑宁远城；闻父丧离任奔丧，至丰润奉旨回任。
主要活动区域：宁远。
遗迹、文物：宁远城。
广宁失守，明军大败，辽西之局，如何部署？明朝辽东经略王在晋等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御山海，保京师。佥事袁崇焕等则主张在山海关外200里的地方即宁远卫，修筑坚城，捍山海，卫京师。
王在晋，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署兵部事。当年三月，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后，以王在晋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后著《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主张消极防御的策略，即在山海关外，筑重城，捍关门，卫京师。王在晋的消极防御策略，受到袁崇焕的挑战。
袁崇焕进士出身，他性格特点是“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袁崇焕对上司辽东经略王在晋，虽薄其无远略，却人微言轻，争辩不得，便将自己的意见奏告首辅叶向高。袁崇焕越级呈报犯了官场大忌，这既表现了他的勇敢，又反映了他的蛮劲。叶向高未明情况，不能决断；由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边，了解边情，决策方略。王在晋主张尽弃山海关外城池、台堡、土地、军民，退守山海关的消极防御兵略，遭到了巡边大学士孙承宗的批评。王在晋虽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的规劝，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孙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免王在晋辽东经略的职务，奏经旨准，自任督师。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奏报关外防守方略——修宁远卫城，建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孙承宗、袁崇焕等在辽西建立山海关至锦州的关宁锦军事防线，阻遏后金军渡河西进，卫守关门，以固京师。
袁崇焕到山海关外，同兵部尚书、经略王在晋发生了军事防御方略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情，不仅显示袁崇焕超人的胆略，而且影响袁崇焕人生的荣辱。事情由袁崇焕向首辅叶向高奏告经略王在晋开始。
一、奏告首辅
明朝在辽河以东连失沈阳、辽阳后，在辽河以西又连失广宁、义州。广宁、义州兵溃报至明廷，风鹤一惊，举朝魂震，京师戒严，官民惶惧。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的官宦们：借差出京，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在这里，“春明”是指京城。就是说，只要迈出京城一步，即是逃生活命之地。不顾国难，只求苟生。会试的举子们：“上公车者，但得马首回南，胜似春风得意；点闱中者，一闻燕台选骥，不觉泣对牛衣。”在这里，“公车”是指赴京科试者，“点闱”是指金榜题名者，“牛衣”是“编草使暖，以被牛体”，即穷困的意思。就是说，赴京应试举子，但愿调转马头南回乡里，比金榜题名更春风得意；侥幸考中进士，一听被选在京师里做官，还不如披草衣过穷日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局势，极为严重。
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镇山海关。王在晋还未离京，就上奏章，声称：“奴之煽惑，攻无坚城，战无劲敌”，山海之防，亦艰难矣！他还认为山海关之兵、民、地都不可恃：“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王在晋错误地估计山海关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就必然产生抚赏蒙古与再筑重城的主张。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天启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剑，勉励他建树功勋。
后金军又进犯河西，占领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对自失陷抚顺三年以来的辽东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呢？他说：
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二十）
就是说明军失陷广宁，丢掉全辽，退缩山海，无局可守。那么，王在晋到山海关莅任后如何部署辽西的防守呢？
王在晋到达山海关后不久，便提出“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防守兵略。这个防守兵略，要在两点：
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漠南蒙古诸部。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著数”。他说：待抚赏事完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王化贞用此策，“抚虏”蒙古，守卫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吸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设关”，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守御山海关城。蓟辽总督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辽东经略王在晋就以“抚虏、设关”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又提出“兴筑重城”之议。
其二，兴修重城。王在晋疏请在山海关城外八里，就是在地名为八里铺的地方，新修筑一座重城，也就是在山海关外距城八里之处再修建一座城，用以护卫山海关城。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写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篪（chí）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其时，山海关完全暴露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所以，山海关之门，系天下安危。明朝抵御后金，保卫京师，其当务之最急，在于守山海关。王在晋上任之后，对于辽东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认为：第一，已经失去的土地，不能够再恢复；第二，关城以外土地，不必加以防卫；第三，要保卫京师，必先保山海关。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在明朝官员中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筑城，增设重关，驻军4万，紧缩保守，以关守关；另一种是积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200里处的宁远，重筑坚城，驻兵固守，向外开拓，以进守关。
王在晋的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他筑重城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qǐ）、赞画孙元化等人的反对，王在晋不听。袁崇焕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深受王在晋倚重，被题为宁前兵备佥事，但他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而不被采纳。袁崇焕想方设法，先后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相当于宰相）叶向高。叶向高看到袁崇焕的报告后，不能肯定哪种意见正确。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叶向高很赞成，天启帝也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受命后，前往山海关巡视。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相貌奇伟，声音洪亮，喜欢谈兵，晓畅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殿试，孙承宗得中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天启皇帝即位后，充任日讲官（皇帝老师）。明失陷广宁后，孙承宗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时孙承宗受命往山海关巡视。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孙承宗巡察边关形势，并就关城防御问题，同辽东经略王在晋进行了辩论。《明史·孙承宗传》记载这场辩论如下：
孙承宗问：新城建成后，是调旧城4万军队驻守吗？
王在晋答：不，要另设新兵。
孙承宗问：旧城外为新城，旧城外的品坑地雷为敌人设，还是为自己设？新城如守不住，4万新兵怎么办？
王在晋答：将在山上建三个寨，以待溃卒！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不是教他们溃败吗？
孙承宗说：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hòng）堂奥，畿（jī）东其有宁宇乎！
王在晋虽然无言以对，却坚持修筑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王在晋“始丧失色”。孙承宗对他“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王在晋仍坚持己见，终不悔悟。
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防守山海关的策略。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花岛乡），佥事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省兴城市），王在晋都反对。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因兵败而逃遁在山海关，都随声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以事关重大，意见分歧，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便带着袁崇焕等人，策骑出关，察看形势。王在晋哭求孙承宗不要冒险出关，怕出意外。孙承宗重任在身，还是坚持前往关外巡视。时山海关至宁远之间的五座重要城堡——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和宁远卫，满目凄凉，腥膻扑人。
孙承宗在《又启叶首揆》书中言：“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后孙承宗巡视关外形势，略谓：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其疏陈守关大略言：
盖前屯备而关城安，宁远备而前屯益安。倘不以此计，而以一步不出关为守关，遂以安插辽人为强迎，遂以经营宁远为冒险。夫无辽土何以护辽城，舍辽人谁与守辽土，无宁前何所置辽人，不修筑何以有宁前？而修筑之事不一劳，何以贻永逸而维万世之安！
孙承宗等到中前所，满目所见，一片凄凉，城内仅存两间破屋，井臼依然，潸然泪下。他登上城楼，向东北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又见宁远东南，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阨敌之用”。他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认为宁远与觉华“必不可不守”。他支持袁崇焕筑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袁崇焕的建议，但王在晋“终不应”，就是不同意。孙承宗知王在晋意不可夺，只能回京，别图良策。
孙承宗回京后，上奏疏。他主张重筑宁远城与守卫觉华岛，使宁远城与觉华岛，互为犄角，彼此应援。即便没有战事，也可以收复200里疆土。孙承宗认为：不破庸人之论，辽事终不可为！几天后，他趁给天启帝侍讲的机会，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他并奏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天启帝命免去王在晋辽东经略，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八里铺修筑重城之议，随王在晋去职而作罢。同年八月，王在晋既去职，孙承宗自请督师，获允。天启帝赐孙承宗尚方剑；孙启行时，阁臣送出崇文门外。孙承宗抵关，重用袁崇焕，整饬（chì）辽西边务。
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兵未合营，将未束伍，议墙议城，化为泡影。王在晋一走，山海关外防务，落在孙承宗与袁崇焕的肩上。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山海关外的兵略，建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孙承宗的奏疏，“得旨：览卿奏关外情形及区画防守，甚为明晰，依议”。这说明：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开始营筑宁远城。这是袁崇焕领军守城的开始。
二、营筑宁远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九月初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并负责粮饷与器械。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时辽东巡抚阎鸣泰主张守关内，与承宗意见相左。明以张凤翼代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坚持守关外，于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初八日，出山海关东巡，达于宁远以东。他奏报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200里之间，镇堡收为内镇，建成关宁防线。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孙承宗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山海关至宁远联结成一体的关宁防线。
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部。先是，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72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200里；又拊（fǔ）循军民，整饬边备，成绩卓著。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排除巡抚张凤翼、佥事万有孚等力阻，决计戍守宁远。
宁远，位于山海关外200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三面环山，南临大海。它“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宁远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冲，扼边关锁钥。城外山海之间有一条通道，北达沈阳，南通榆关。宁远城以东有首山，以其形似“人首”而得名。首山与螺峰山（窟窿山）相对，两山之间仅有百米宽的通道。海中有觉华岛，可设舟师，囤贮粮秣。
明初，宁远属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五年（1430年），始修卫城。内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呈方形，有四门——东为春和、南为延辉、西为永宁、北为威远。外城周长经测遗址为4319米。其城门四——东为安远、南为永清、西为迎恩、北为大定。景泰中指挥韩斌重修。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副使陈绛再修。时额定城内驻军1250余名。在明朝前期，辽西军政重点为广宁；明朝后期失陷沈阳、辽阳、广宁、义州，宁远处于关宁防线的前锋。后金攻破广宁后，山海关成为明朝阻挡后金进军的关门，宁远的战略地位才尤为凸显。但此时明朝战略家们没有认识到宁远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变化，其重要地位才开始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们所认识。袁崇焕首先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谋略。
孙承宗采纳袁崇焕议守御宁远，命游击祖大寿兴工营筑，袁崇焕与满桂驻守。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颇为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定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宁远城于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座重镇。明朝关宁防线的后劲为山海关，前锋则为宁远城。孙承宗支持袁崇焕营筑宁远城，并部署防御兵力，标志着关宁防线的初建。后在构建关宁防线过程中，袁崇焕雷厉风行，纪律严明，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脾气发作，越权将其杀了。孙承宗大怒，袁崇焕叩头谢罪。
孙承宗、袁崇焕等为构筑关宁防线，采取诸多措施：一是修筑城堡，二是驻扎军队，三是召回辽人，四是垦荒屯田，五是贸易货物，六是抚绥蒙古。中前所兵民已近5000人，前屯军民有6万余人，中后所兵民不下万余人。宁远兵民则达5万余。总计已恢复五城十三堡，垦田5000余顷，兵民已达10余万。宁远经过袁崇焕亲率军民经营，由原先“城中郭外，一望丘墟”，极度荒凉凋敝，变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宁远成为明朝抵御后金南犯的关外重镇。明朝调集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等军兵驻扎山海关，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已达官兵117086人，马59500匹。关外形势，顿为改观。关宁防线，初步建成。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与崇德帝皇太极，始终没能打破关宁防线。就是这道关宁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20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局势。后来，李自成进京，明朝灭亡，多尔衮率军入山海关，还是绕过宁远而至关的。袁崇焕在孙承宗支持下，为建立关宁防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下，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孙承宗派总兵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水陆马步军12000人，历十三山，经右屯，又由水路抵三岔河，以都司杨朝文探盖州。袁崇焕等东巡三州、两河，相度形势，察访虚实，训练士卒，增长胆气，实为熊廷弼雪夜巡边后的又一壮举。袁崇焕《偕诸将游海岛》诗曰：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金庸先生认为：《偕诸将游海岛》一诗，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抒发袁崇焕的见识：边事的纷争总能平定，但朝廷中的斗争不知几时能休。
孙承宗督师以来，为建关宁防线，定军制，建营垒，治火器，备军储，缮甲仗，筑炮台，买马匹，采木石，练骑卒，汰逃将，“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由是，辽东形势，为之一变。不久，袁崇焕晋升为兵备副使，又被吏部列为预储（后备）巡抚。
《孙文正公年谱》记载关宁前后变化云：“往还绝塞，道旁多敌骑足迹。士卒皆恐，宿寨儿山，藉草而卧。风雨饥饿，与从行士共之。凡战守之具，自关门渐移前屯，自前屯渐移宁远。袁崇焕领三参将，经营宁远。而公令马世龙等三大将，更番练兵于二百里内外。简阅宁前以西，可屯之田五千余顷，官屯其米。身督将吏分买牛、种，治耕具。诸部将轮防边堡，以护屯。辽人出关者又十余万。车牛属途，轮蹄相续，城堡辐辏，如承平时。行采青之法，不复仰给于关东，省度支巨万。因煤以铸钱，因海以煮盐，因舟以贸易货物，而军需广矣。”
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派军驻守。自宁远向前，推进200里，宁远则成为“内地”。宁远至山海关200里，宁远至锦州又200里，共为400里，形成了以山海关为后劲、宁远为中心、锦州为前矛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三朝野纪》记载：“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组建宁锦防线、进图恢复大计之际，朝中政局，发生变化，阉党势力，甚为猖獗。
明朝高层内部的党争，直接牵系着辽东的军事形势。魏忠贤自窃夺权柄之后，贬斥东林，控制阁部，提督东厂，广布特务，恣意拷掠，刀锯忠良，祸及封疆，败坏辽事。客、魏擅权，内结宫闱以图自固，外纳朝臣而施淫威。天启帝则成了他们的傀儡。他们恐妃嫔申白其罪孽，矫旨赐泰昌帝选侍赵氏自尽，幽禁并谮（zèn）杀怀有身孕的天启帝裕妃张氏，设计堕皇后张氏胎，又杀冯嫔、禁成妃，以及谋害宫嫔冯贵人等，将天启帝妃嫔女侍尽为控制，以擅权柄，残害东林。他们为使“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安插率先附己的顾秉谦和魏广微等入阁，又将东林党的阁臣、六部尚书、卿贰及科道次第罢黜。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六月，正当孙承宗、袁崇焕营筑宁远、日复辽土的时候，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罪疏奏上。阉党凶焰更嚣，中官聚围首辅叶向高府第。东林党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kuàng或huǎng）等先后罢去，阉党顾秉谦、魏广微柄政。魏忠贤夺取了朝廷内外大权。
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明史·黄尊素传》载：“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魏忠贤专权后，因孙承宗功高权重，德劭资深，声誉满朝野，欲使其附己，令太监刘应坤等申明意图，嘱送金银。孙承宗刚直不阿，拒之不纳。魏忠贤见孙承宗不附己，对他衔恨。孙承宗疾恶如仇，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孙承宗诗赞其“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御史李应昇奏疏弹劾阉竖，魏忠贤恚（huì）其与孙承宗同党。十一月，魏忠贤尽逐左副都御史杨涟、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孙承宗正西巡蓟、昌，欲抗疏阉党，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疏论魏忠贤罪端。魏广微得报，奔告魏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jī）粉矣！”魏忠贤惶惧，到天启帝前，绕御床哭。天启帝为之心动，命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书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yòu）！”午夜，开大明门，召兵部尚书入，命以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入觐。又矫旨命守九门宦官：“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孙承宗抵通州后，闻命而返。孙承宗在《高阳集》中记载请入觐不果时写道：“要人欲并杀予，曰杨、左辈将以谋清君侧。”
孙承宗返回之后，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五月，高第为兵部尚书，阉党控制枢部。七月，魏忠贤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于狱。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正值魏忠贤要借机削夺孙承宗兵权时，八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
马世龙，宁夏人，由世职举武会试，历游击、副总兵。世龙貌伟，承宗奇其人，荐充总兵官。承宗出镇，又荐世龙为山海总兵。世龙感恩承宗知遇，颇为效力，与承宗定计出守关外诸城。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又与袁崇焕、王世钦航海抵盖州海滨，相度形势，扬帆而还。其时，孙承宗统兵马十余万，拥将校数百人。马世龙自信势强，遣师轻袭，兵败柳河：总兵马世龙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率小股军队，从娘娘宫渡口过河，夜袭后金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市岳州村），败于柳河，鲁、李战殁，死士400人，丢马670匹，弃甲600余副。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圣旨严厉切责，令其戴罪立功。承宗气急，连上二疏，进行自辩，并请罢官。魏忠贤拟由阉党高第代孙承宗。高第性情懦弱，不敢接受，“叩头乞免”，忠贤不听。十月，孙承宗不安其位而去。孙离职前，袁崇焕深感“边事不可为”，见承宗时，痛哭流涕。明以兵部尚书高第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罢去，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形势，急剧逆转。
明廷不信任贤臣、廉臣、名臣、能臣孙承宗，而信任阉臣、懦臣、庸臣、昏臣高第，这就给天命汗努尔哈赤进攻宁远提供了机会。天命汗努尔哈赤探知明朝辽东经略易人，便准备亲率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