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蔡元培：古今独步唯一人——由《教育在民国》说开去

《教育在民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是智效民先生的一部学术随笔集，被收录在“百家小集”丛书中。

智效民先生以“教育在民国”为书名，窃以为或许至少向读者传递了两层意思：一是对民国教育场景的事实陈述，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学术随笔要做到“言必有据”。作者依据史料为读者提供民国时期的教育现象，使读者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图景有所了解。阅读教育史料，洞察、品味那个时代教育人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与所作所为。二是对民国教育活动做价值判断，对民国教育中所蕴含的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之元素，特别是能反映教育本真、彰显教育智慧、恪守教育信念、追求教育理想等诸多特质——包括民国时期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予以褒扬和赞美。智效民坦言：“那个时代虽然历经战乱，却涌现出无数大师级人物。这说明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我想，智效民所说的民国所具有的特征——“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军队是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党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与“涌现出无数大师级人物”“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具有因果关系。同时，也是对曾经的历史风貌的一种表达。在智效民看来，“民国年间的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只是大同小异”。为何有如此结论？他认为，“这显然与当年的教育独立有关”。于是，他说，“因此我会得出‘教育在民国’的结论”。

对此，我们可以有所发现，“教育独立”“独立思考”在作者的思想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智效民“始终坚持无一字无出处的学术传统”，能以其言说有据的严谨，为我们还原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

《教育在民国》一书内有五辑：第一辑“教育理念”，13篇；第二辑“教育制度”，8篇；第三辑“教育改革”，9篇；第四辑“大学校长”，9篇；第五辑“师生之间”，8篇。如果再加上“自序”与“后记”，全书总计49篇。细读这几十篇文章，可以发现本书作者为我们展示的民国时期的教育现象或讨论的民国时期的教育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民国时期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民国时期的教育流弊与教育改革，民国时期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培养，民国时期的师生关系与师者风范。这里广泛涉及对教育本质和大学本质的理解，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学校教育的理念与课程模式的设计，对教育者即教师品格的要求，尤其是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如何使教育拥有独立性，并能在制度层面予以保证。这样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的教育生活中，依然为我们所瞩目，需要我们予以回答。

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的问题。而在学校的场域里，它集中表现在师生关系中。民国时期的教育之所以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我以为，值得我们注意并应当为我们所珍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一代学人、师者，尤其是老牌名校校长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他们在执掌大学时，为中国大学教育的转型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精神与理想，规制与模式。

1924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中明确表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校长作为一个学校的灵魂，应当集中表现在校长的人格气象和他的教育思想。当然，人格与思想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从思想层面看，陶行知先生希望校长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勇气和胆略，有创造开辟的精神，有目光深远的见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校长作为学校的灵魂，就应成为学校发展的探索者和引领者；就应在审视历史与把握当下的嬗变中，洞悉未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走向。校长的探索与引领是指向未来的，需要将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相结合。民国时期的校长，如马相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晏阳初……这些教育大师可谓典范。他们书写的民国教育史堪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或许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吧。

谈及民国教育，蔡元培先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而且，可以肯定地讲，蔡元培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用不着我们标榜”。1912年，蔡元培先生执掌教育部，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确定民国教育之方针，为民国教育定下了基调和走向。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在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内，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作者注）。是时，《民立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对此文都有刊载。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围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教育方针，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将“五育”分别配置于不同的教科，并以它们所具有的特性，进一步规定其所占的比例和相应的权重：“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征求全国教育家的意见，以谋教育事业之发展。在开幕式上，蔡元培作《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在《开会词》中，蔡元培揭露“利己主义”的教育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已不合用。而“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重申教育家应遵循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由此不难看出，蔡元培所要求的民国的受教育者，应随时代的变化，形成新道德，并且应当在德智体美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蔡元培深刻分析了国人因无道德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甚至是恶果：“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为贫国者，因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我国从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面对如此事实，作为教育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角色与使命，既要有指向将来的远见，又要有矢志不渝之韧性。蔡元培认为，“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自由、平等、博爱。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实质上是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契合。遗憾的是，蔡元培做教育总长的时间很短，他所倡导的教育方针并未得到有效的实践，他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也并未实现。但是，他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以及人的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关系的认识，却是影响深远的。

人们对蔡元培的评价，多以他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为重要。尽管事实如此，但这也只是外在的“表”而已，它不过是先生所恪守、崇尚、追求的内在核心价值观的表征与彰显，它应由更为深层的“里”予以导引和践行，这也恰是蔡元培先生人格高尚与思想深邃，道德、学问和事业彪炳史册的根本原因。这个“里”就是蔡元培对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认识。蔡元培曾撰文《世界观与人生观》，以进化史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表明自己的立场：“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把这样的思想、理解投放到教育世界里，则表现为对“教育独立”“思想自由”的价值审视和判断，以及由此进行的选择与追求。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即对教育做“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乎政治者”之区别，并指出“共和时代，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是为教育独立之先声。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从教育要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能力、完成人格而言，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从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而言，认为“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从教育的进步而言，认为“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为实现教育独立，实行超然的教育，蔡元培在文中也拟定了相应的办法，其中关于大学的事务，提出“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可以说，这是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在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集中反映，即倡导教授治校的原则。如果说，倡导教育独立是对民国时期教育价值取向的一种选择的话，而蔡元培先生的个人行为——人格独立，则是对教育独立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

蔡元培先生从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有半”，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但实际上他在校时间“不过五年有半”。而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从1917年7月3日始，直至1926年7月8日，他曾先后七辞北大校长而未获准。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从这“宣言”里，我们可以听到蔡元培掷地有声的立场和铁骨铮铮的气概；从这“宣言”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教育独立的捍卫，对思想自由的呐喊；从这“宣言”里，我们可以见出蔡元培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对独立人格的守护。

周恩来曾评价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站在历史的角度，蔡元培无疑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民主平等、自由开放的先驱。思想自由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在《大学教育》中，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而且，他认为思想自由唯有在大学方能得以实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他进一步指出，大学教员拥有学术自由的权利是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他说，“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北大，当时就有为鼓励高深研究工作有效进行，并保证研究者学术自由权利的措施，“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念，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

由于蔡元培游历欧洲，更有在德国学习与做研究的经验，因此他受威廉·洪堡倡导“学术自由”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让人敬佩的是，在“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的中国，蔡元培将学术自由的思想扎根于北大，使其成为教育的理想与信条，成为追求真理的基石和动力，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任凭我们最大限度地去想象，去思考。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明“所谓大学者，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试看世界“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然而，“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由此可见，若无学术自由，大学之价值何在？这就需要大学广揽人才，接纳不同的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于是，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刘半农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等政治上保守而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学者，同处北大。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郑天挺曾撰文《网罗人才，领风气之先》，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做过介绍、分析。他认为，“大家常举辜汤生、刘师培为例”，“但容易被人们误解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动落后人物”，“其实，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而且是极小的小角”。事实上，由于“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所以，“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而这些正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较多的一面”。还有如“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很少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郑天挺还特别提到，“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郑天挺认为，“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而且，有数据可以支持郑天挺先生的说法，“据1918年初统计，全校（指北大）有教授90人，从可统计到的其中76个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43人，占56.6%，50岁以上者仅有6人，占7.9%。全校教授平均年龄30多岁，最年轻的文科新闻学教授徐宝璜，年仅25岁，刘半农、胡适，也仅二十七八岁。而这时北大本科生的平均年龄在24岁左右”。在郑天挺看来，“北京大学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韧于此”。

对延揽人才，蔡元培的确是不拘一格，梁漱溟先生显然是亲历者——当然，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了。在《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一文中，梁漱溟说：“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至于“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并且，“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梁漱溟以为，“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梁漱溟认为，“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在梁漱溟看来，如果蔡元培“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无疑，“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梁漱溟进一步指出，“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这或许就又有了另一层深意，也更耐人琢磨了吧。

正由于此，“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梁漱溟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与气度，使北大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同时并存，使北大形成了具有民主、开放、多元、自由、平等、包容等元素的现代大学教育范式，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地标，并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风貌与样态，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可谓中肯：“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蔡元培先生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开民国教育之先河，树民国教育之风气，令人赞叹。而蔡元培先生之人格与气象，则令人景仰。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见一斑。冯友兰先生在《<蔡元培自写年谱>跋——蔡先生的人格与气象》中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他认为，“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这里所谓的“五个字”，即孔子的君子气象——温良恭俭让。冯友兰最后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底表现”。此后，冯友兰又在《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中再次肯定蔡先生的儒家人格以及内在的精神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蒋梦麟先生说：“蔡先生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中有记载，蒋梦麟在对北大学生演说时，讲到了蔡先生的精神，谓：“（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即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哪里来的？是从学问来的。”由于蒋梦麟与蔡元培之间的关系——先是师生（绍兴中西学堂），后是同事（北京大学），我们选取蒋梦麟在《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中的部分语段——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不受老子的影响的，先生亦不能例外，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常说“慢慢来”。

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这些语段，进一步佐证了冯友兰对蔡孑民先生的认识，也使我们看到人格气象更为丰满、完美的蔡元培先生。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是谓“三不朽”。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唐人孔颖达有对此三者的界定与诠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蔡元培先生之“不朽”，亦是实至名归！

在《蔡先生不朽》中，蒋梦麟说：“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学术自由之精神，“凡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宽宏大度之精神，“先生心目中无恶人，喜与人以做好人的机会，先生相信人人可以成好人。先生非不知人之有好恶之别，但视恶人为不过未达到好人之境地而已”；三是安贫乐道之精神，“蔡先生安贫乐道，自奉俭而遇人厚，律己严而待人宽”；四是科学求真之精神，“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

在蒋梦麟看来，科学求真的精神是蔡元培在“中西文化交接之际”“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

重温蔡元培先生的人生追求、教育理想，品读蔡元培先生的人生境界、人格魅力，不能不感慨：世上当真已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