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正义（Gerechtigkeit）”的观念常常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刻画为“正义女神”的形象：她蒙着眼睛，一手持着天平，一手握有利剑。[1]蒙着的双眼象征着不偏不倚，这是她的核心特征；天平表现出均衡的理念与确保“各得其所”的平等裁量的思想；利剑则强调了她的裁决的确定性与权威性。正义是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的美德，通过它可以衡量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其法律、政治和社会状况。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考察，人们就会对这种正义理念的阐释产生怀疑。如果神的法与自然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正义的规范性权威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正义”不就是某种因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而异的东西吗？让我们设想“正义女神”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与政治的社会中——她还能诉诸共同的、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吗？

“正义女神”的眼罩也会引起质疑：什么样的公正观会假定，对于单个人来说，“不管其是谁”才是“公正的”？一种理性，如果隔绝于具体的人类经验，难道不存在无视人类各种需求的危险吗？对于天平的象征，我们要问，它如何能为充满矛盾诉求的复杂情况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利剑的使用难道不是以人类无法企及的、确定而且无误的裁决（这种裁决建基于绝对有效的规范）为前提的吗？

这些问题都属于接下来的研究所要讨论的内容。本书的研究致力于一种可能性，即提出一种在道德上成立的政治与社会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既不会被说成是无视语境，也不会被指责为认不清“正义”要求之普遍主义内核的语境主义（Kontextualismus）。“正义的语境”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揭示那些使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能被认作正义的规范性条件。

在此我想感谢一些个人与机构，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完成了这项研究。这项研究是对我的博士论文加以完善的版本，我的博士论文是在1992至1993年冬季学期于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in Frankfurt am Main）完成的。我要特别感谢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大力和热心的支持，也要感谢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在他所领导的、受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莱布尼茨计划（Leibniz-Programm）资助的“法的理论”跨学科研究团队中，我有机会认识到法、民主与道德之间联系的各种维度。与研究团队成员及来宾的讨论，特别是与肯尼特·贝恩斯（Kenneth Baynes）、詹姆斯·波曼（James Bohman）、克劳斯·君特（Klaus Gunther）、英格博·茅斯（Ingeborg Maus）、贝恩哈德·彼得斯（Bernhard Peters）以及卢茨·温格特（Lutz Wingert）的讨论，令我受益颇多。

我要感谢新教助学机构维利科斯特（Evangelisches Studienwerk Villigst）资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特别是给了我于1991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访学的机会。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常充实的美国时光中，我想特别感谢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友好协助，以及他与我进行的宝贵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

我在1991至1993年间围绕研究中的不同部分做过报告，我要感谢在讨论中所获得的大量有帮助的建议与阐释。我已尝试在书中的一些位置标明，在那里我特别获益于某种不同意见。不过我还是想单独提到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我同他就许多接下来会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梅西特希尔德（Mechthild）的所有鼓励与支持。她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本书是献给她的。

关于2004年新版

在本书首次出版十年后，我的研究在这一新版本中没有改变，有各种原因。一个原因是，本书产生于自由主义理论与社群主义理论间的争论达到顶峰之时，以致本书和之前一样，已经实现了全面重构这一冲突的目标。另一个原因是，进一步的讨论已经包括了对四种“正义的语境”的最重要分歧点的系统分析。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理论进展都已经（符合我的意图）超越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离——我的关于证明一种政治与社会正义的替代理论的提议，必须认真研究这些理论进展，正如必须认真研究这里阐述的话语理论方法所引起的令人愉悦的广泛反响一样。然而，由于所累积的问题的复杂性，在此处进行上述工作的尝试，可能要么是粗略的，要么意味着重新开始研究；与此方式相反，我将这一工作纳入了一本最近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书中，该书试图对一种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的要素加以重新整合，书名将表明其理念，而“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已围绕这一理念展开：证成（Rechtfertigung）的权利。

注释

[1]　关于这种阐述的历史包括其欧洲传统，参见柯提斯和雷斯尼克的详尽研究（Curtis/Resnik, 1987）。